春秋时代的霸业是西周封建制的继续。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制是很完整的，当时王权强大，诸侯从王那里得到土地和人民，因而必需服从王命。诸侯虽然是世袭的，但是必须取得王朝的承认，而且还要遵守王朝规定的典章制度，不然王朝是要进行干涉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的情况。因为西周诸侯土地小、人口少，力量较软弱，一切只能听命于周王。所以铜器铭文中有关王伐南淮夷、东夷的记载，常见王命诸侯从征，可见西周时期的封建等级秩序是巩固的。《诗·小雅·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是反映了这个统一王朝的实际情况。
到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中的边区大国逐渐兴起来了。这些国家的周围多是一些小国或落后民族，他们不是被这些大国武力所吞并，就是由于“贵货而易土”（《国语·晋语七》）被大国所收买。于是小国灭亡“而秦晋齐楚代兴”（《国语·郑语》），出现了春秋时代大国争夺霸业的局面。霸业是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还是在讲“尊王攘夷”、“存亡继绝”，要维持西周以来的封建等级制旧秩序。这对古代中国从分裂割据发展到集权统一，对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推进以达到共同的基础有重要作用。
一 齐桓创霸
《孟子·告子下》称：“五霸，桓公为盛。”春秋霸业创始于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对齐桓霸业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北方戎狄势力非常强大，灭邢、灭卫，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天息、灭邓，服蔡，侵郑，其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是无力加以抵御的。正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起创霸，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国是从大汉口文化发展下来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殷周之际，蒲姑氏迁往东北，从大汉口文化与东北古文化的关系可以印证。这种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中先进的一支，其农业种植五谷，有稻子，与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有关，属父系社会，席地而坐。中国古代的礼节是围绕这一习俗形成的，陶器多高圈足如豆、簋，也是适应席地而坐的需要。
周公东征平定东方，始分封齐太公于此建国，太公统率姜性民族从西方迁来，《礼记·檀弓上》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很重视遗体，安排极为慎重周到，考虑到在东方新立国有风险，所以要把遗体安葬在西方老家。周是一个新兴小国，灭商时兵力约五万人，首先要保卫王室，丰镐、成周、殷是重点驻地。诸侯国中，齐国可能是兵力最强大的，《左传·信公四年》载管仲对楚使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可见西周初年齐国负责镇抚的地区很广大。履是足迹所至，意为征抚的范围。齐国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旧邦，又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军事大国，基础是比较好的。
齐桓公任用管仲图谋富强，管仲提出：“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国语·齐语》）国和鄙相对而言，国指都城及郊区，鄙指其外的广大国土即野。周人分封建国，首先要筑城，齐旧都在今山东临淄，现已发现城址。周族居于国中，称国人；鄙为东方原住民族所居，称野人。《周礼》屡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就是指的这一基本区划。《周礼》成书于战国中期，顾颉刚说为齐威、宣时稷下贤人编撰，近是。但是一个社会的变迁不会是迅速整齐的，旧制度总会有些长期遗留的部分，西周春秋没有变完的东西，在《周礼》中就有反映，国野的区划即是一例。“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国语·齐语》）乡是周人所居。工商是官府的工商，经营贵族所需的物品，也为国人提供货物，他们也分种部分土地，但不服兵役。他们不一定全是周族，可以有被收容的异族，如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等均属国人。士乡十五又分为二部分，士即武士，为军队主力，每乡出武士二千人，五乡组成一军，十五乡共三军，计三万人。国氏、高氏是齐国同姓贵族，受命于周王的执政大臣，故与国君共同帅领三军。三万人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可能比西周初王室的六师还多些，所以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国语·齐语》）
鄙是被征服的野人所居，他们是东方的原住民族，文化颇高。孔子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野人即鄙中所居的商族，文化先进，君子即国中所居的周人，是统治者但文化上落后。伍其鄙可能与职官五正近似，是统治民众的五种等级组织。《国语·齐语》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夫，各使治一属焉。”从邑到属是五级。五属属于国君，其中未谈到采邑，大约直属于国君，有利于加强君权，这也是齐国强大的基础。孔子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骈为地名，可能在鄙中，被纳入五属归国君直辖。管仲此举是为谋利国，故伯氏虽受损失而不怨恨。但其后齐国仍有采邑，铜器齐子中姜镈铭文称，鲍叔的孙子受封邑二百九十九邑，万世子孙都不得改变。所以贵族卿大夫强横，可能改革也不很彻底。鄙中野人不服兵役，但要供给物资并服劳役。
《齐语》又称：“四民者勿使杂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各使其分业世袭，不见异物而迁，以促进生产和加强军士战斗力，这说明当时社会变动还不剧烈。又“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平时治民也按军制编组，轻罪以缴纳武器赎罪，使组织和军备都得以加强。同时齐国地处海滨，有鱼盐之利，工商较发达，《史记·齐世家》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齐国物产丰富，山海资源又为官府控制，“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政府财政富裕。齐国手工业尤其纺织业也很发达，“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传》）直到汉代，皇室还在齐地设三服官，供给皇室所需纺织品。齐国经济富裕也是它创立霸业的有利条件。
《齐语》记述农业方面的改革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大约是整顿井田制，村社分田而耕，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轻徭薄赋以稳定农民，发展生产。西周末年的“不藉千亩”是实物地租的开始，鲁国“初税亩”则在此后约百年间，可见春秋初年齐国的发展领先于鲁国，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改革对促进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不过当时“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说明农民属于野人，可能也包括郊区务农的国人，职业的区分逐步在改变国野的分界。
齐桓公时国力虽然逐渐强大，但还不能取代周天子，军事实力尤其政治威望都很不够。所以齐桓创霸的最好办法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了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并通过“存亡继绝”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威信。鲁庄公三十二年（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狄伐邢”，次年，“齐人救邢”。次年，“狄入卫”，卫国逃亡遗民拥立戴公于曹邑。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帮助卫国抗拒狄人。鲁僖公元年（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齐桓公率领诸侯帮助被狄人破灭的邢、卫重新建国，这便是春秋时艳称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使得齐桓公威信提高，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于是齐桓公进一步纠合中原诸侯，准备阻击楚人的北侵。鲁信公四年，齐桓公率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联军伐蔡，接着又伐楚。楚国派使臣前来谈判，双方于召陵结盟而退兵，并没有实际交战，楚国表面上认错，恢复对周王室的贡纳（《左传》说是“包茅”，《齐语》称“贡丝于周”），实际上会后仍不断北进。其后齐桓公又与诸侯会见周惠王的太子，表示支持太子而干预周王室的继承问题。数年后惠王死去，太子在齐桓公支持下继位，是为周襄王。襄王感谢齐桓公，就派宰周公出席齐桓公与诸侯的葵丘之会，宣布王命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这是周王室承认齐桓公为霸主的表示。葵丘之会是齐桓公霸业极盛的代表。《孟子·告子下》称：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元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元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以上最后一句总括的话见于《左传》，说明孟子所言当是依据齐国当时流传的资料，有重要价值。春秋盟会比较详细的材料仅这五条盟约，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状况，一方面子要孝于父，同时父也要慈于子，不得随意宠爱后妻更换太子。一方面要选任贤才，改变世袭制，同时也不得随便诛杀大臣。还要求注意社会救助事业，经济上互通有无，同恤灾患等，可以看出春秋时新旧交替的过渡性。
春秋时的霸主实际上是在夺取周天子的权位，不过齐桓公却是比较克制的。《左传·信公七年》载：“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就是说主要依靠奉行传统礼制以争取诸侯政治上服从。《齐语》称：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分。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看来齐桓公并不注重从经济上剥削仆从诸侯国，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实惠，甚至是回赠超过贡纳，对小国有利，而对齐国本身的富裕并无重要作用。这同后来晋楚争霸时期不同，后期霸主对仆从国的搜刮剥削极为苛重，成了晋楚富强的方便之门。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指出五霸之间也是大有不同之处的。
二 宋襄图霸
西周灭亡后，平王继位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但这并不是说东周继承了西周，或者说是从西周迁移过来的。因为西周已完全覆灭了，东周只是在成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开初，西周故地还有虢公翰拥立携王。平王与携王二王并立，到携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掉携王，才算结束这一尴尬局面。在晋、郑诸国的大力支持下，平王的东周终于稳定下来，《国语·周语中》称：“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可见东周并不是正常继承西周而是紧紧依靠着东方诸侯尤其是晋、郑的扶持。
但是晋、郑等国支持周王也有自己的打算，都想假借王命谋求私利。晋文侯攻杀携王，得到平王奖赏，见于《尚书·文侯之命》。不过晋文侯死后，其子昭侯继位，封文侯弟桓叔于曲沃，这就造成了曲沃同晋侯的长期斗争。经过六十七年，桓叔的孙子武公最后攻灭晋侯子孙，厚赂周厘王，被命为晋侯即晋武公，内部争夺才算告一段落。所以春秋之初晋国无暇外务，于是郑国乘机大肆活动，可以说是大国争霸的先兆。然而郑国也是西周末年新建的国家，郑桓公在周幽王时为司徒，他看到西周衰亡的迹象，于是向东方发展，寄孥贿子虢、郐之间，其后灭郐建立郑国。西周灭亡时，桓公与幽王同被杀死。其子武公辅佐平王建立东周，担任王室卿士，掌握大权。武公的儿子庄公继位，平定了其弟共叔段的叛乱，内部统一，加强了君权。对外则假借王命，征伐诸侯，如“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左传·隐公元年》），“郑人以王师……伐宋，入其郛”（《左传·隐公六年》），甚至以王命纠合诸侯出兵讨伐，如：“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土，以王命讨之，伐宋。……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庚辰，郑师入防。”（《左传·隐公九年、十年》）正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创了春秋时期霸主活动的先例。
然而郑庄公喧宾夺主把周王作为傀儡，自然引起王室的反感，矛盾逐渐加剧，终致双方摊牌。“（周桓）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蔡、陈、卫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这一战一方面使周天子威信扫地，桓王亲率诸侯联军伐郑，竟然兵败王伤，周室从此一蹶不振。另方面郑庄公也失掉了借用王命的政治资本，加以庄公死后诸子争立，内乱频繁，基础薄弱的郑国遂降为二流国家，但在春秋时代始终甚为活跃。
其后·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正式开创了霸业。齐桓死后，也是诸公子争位，太子昭奔宋，宋襄公纠合诸侯兵送太子昭返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既定齐国，也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业，从而展开了外交和军事活动，打算争取诸侯的拥戴。宋是殷商王室后裔，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时，微子启降周被封于宋，代替武庚统领殷商遗民。宋国“于周为客”，受到一定的礼遇；它周围是鲁、卫、蔡、陈等周室亲信诸侯，大约也带有防范意味。宋国在当时并不算小，作为王朝之后，基础还是好的，尤其在文化方面，“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襄公十年》），是领先的典范国家。春秋之初，周王室衰微，宋国也曾活跃。“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可能也是不甘寂寞。但结果引起内乱，事与愿违，数十年后宋襄公又寻旧梦了。
宋虽是大国之后，但地处中原，在周人包围之中，并无发展余地，到春秋时，比起齐、晋、秦、楚等国就显得弱小了。所以宋襄公图霸，便想求得楚国的支持。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十二年、前639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秋，诸侯会宋公于盂，……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想当霸主却成为囚俘，《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详载此事称：
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住。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我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然后逆襄公归。
这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引起了下一场军事上的争夺。
鲁僖公二十二年，“三月，郑伯如楚。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郑文公到楚国朝见，是表示服属于楚。宋襄公伐郑，则是与楚争夺霸权，惩罚朝楚的郑国，当然引起楚国的反击。这就爆发了古代史上有名的泓之战。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分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在泓之战强调道德，结果军破身伤，《左传》批评他不懂战争，《公羊传》却大加表扬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这反映了两种时代观念的不同。《礼记·檀弓下》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淮南子·汜论训》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大约这些是古代原始村社之间战争的公共规则，宋国保留古代礼制较多，江淮流域也是古代发展缓慢的地区。《淮南子·人间训》称：“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后汉书·东夷传》称：“徐幅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说明古代战争公法在这些地区尚有保留。但春秋时代国际形势已经剧烈变化，战争性质根本不同了，宋襄公还在坚持古代习俗，当然是自取败亡。在春秋时代宋只是一个二流国家，又不懂得随时代变化，争夺霸权遂以失败告终。不过宋国文化传统悠久，地理位置重要，在春秋时代始终很活跃，进入战国也还有其地位。《孟子·梁惠王上》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即指战国七雄和宋及中山，当时宋与中山也是称王的。
三 晋楚之兴
《史记·晋世家》称：“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叔子燮，是为晋侯。”周初封国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如盂鼎及俎侯夨簋所记受土受民数字即可考见。唐传为尧后，《左传》称为夏虚，历史还是久远的，但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可能属殷代田服，落后民族较多。《国语·晋语二》称：“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国周围有赤狄、白狄、草中之戎、骊土之狄等后进民族，赤狄隗姓，大约同晋国受封时周王赏赐的“怀姓九宗”有关系。怀即媿（隗），宗是父系家族，不是氏族。白狄是中原土著，也许还有先周遗民，他们穿麻布素衣，是耕织结合的民族。晋国早期文化不高，历史无征，最先五代只保留世系而“无其年数”。靖侯（周厉王时）以下始有年数，文侯（周幽王时）时才有些史事见于记载。西周灭亡时，晋文侯与东方诸侯拥立平王东迁建国，其后攻杀在西周故地称王的王子余臣，对巩固平王的东周立了大功，受到平王奖赏，载于《尚书·文侯之命》。晋文侯攻灭王子余臣，也是为了自己侵占西周故地以壮大晋国，与秦襄公驱逐戎狄而占有岐西一样，秦晋两国大约瓜分了原西周的王畿西部。
前746年，晋文侯去世，其子昭侯继位。封文候弟成师于曲沃，即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美，城邑大于晋都翼，桓叔贤明，甚得国人拥护，曲沃发展迅速，势力超过晋君，两家斗争激烈。周平王、桓王虽曾两次派兵支持晋君讨伐曲沃，终于无法改变局势。前679年，曲沃武公伐灭晋候，“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厘王，厘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史记·晋世家》）曲沃最后以旁支代替大宗成为晋侯，曲沃武公称晋武公。《左传·庄公十六年》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西周军队单位最大是师，军是春秋时出现的更大的单位，有万多人。旧说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礼·夏官》），则是周王以晋为小国待遇。曲沃图谋以支属取代宗主，需要励精图治，选拔人才，逐步从贵族政治转到任贤途径上来。《左传·隐公六年》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候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翼即晋都城，“九宗五正”是晋国始封时周王赏赐的大臣家族，经过西周到东周几百年，他们仍还完整的保持着政治权力，可见晋国公室奉行贵族政权传统而毫无变化，这可能是它在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因素。
武公代晋后二年死去，其子献公继位。献公吸取曲沃代晋的教训，对自己本家的贵族也采取消灭政策。“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土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晋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左传·庄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桓指曲沃桓叔，庄指曲沃庄伯，是献公的曾祖和祖父，其子孙即献公从堂兄弟，按西周以来旧制应为执政大臣，献公却把他们全部杀光，这是对旧贵族政治的破坏。因此就得从亲贵之外的疏属异姓中选拔大臣，这就有利于任用贤能并加强君主权威，为晋国的迅速强大提供了政治条件。武公代晋后十八年，晋献公将兵力扩大一倍，作二军，自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上军由国君亲自率领，是主力核心，其后在晋国政争中有重要作用。下军将领称“七舆大夫”、“舆帅”，舆是众的意思，可能是原有一军（即上军）之外属于晋国大宗的一些人，属另一系统的。
晋国的兴起，一方面是贵族政治破坏得早，君主集权制首先发展，人才辈出。一方面是地处边陲，周围多是后进民族，“狄之广漠，于晋为都”（《国语·晋语一》），都是人所聚居的地方，即下邑，边疆的自由城市。邑是贵族庄园城堡，传统的政治据点，都近似后世的马市、茶市，新兴的贸易中心。这是旧贵族统治不到的地方，晋国发展民族交往，大量吸收异族，人力物力增长迅速，很快变为大国，长期掌握霸权，成了春秋时代首要强国。
春秋时代长期同晋抗衡争霸的是南方的楚国。楚国大约在周以前就存在了，周原甲骨有“楚子来告”的记载。《史记·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国先世传说杂有神话，不易弄清楚，从有些迹象看，可能出自羌人。楚国芈姓，从文字看即羊；《楚世家》说其先祖“坼剖而产”即剖胁生子，亦羌人传说，而与周人传说“不拆不副，无菑无害”（《诗·大雅·生民》）是不同的。南方在西周初年当有很多部落，他们不是筑城居住而是以树木为篱落，故称荆楚，也叫做棘围。棘围就是灌木围绕的城寨，《左传》称楚灵王在干豁之难时逃在棘闱，闱即寨门。北方多版筑土城，庸即是以城作为国名。南方潮湿雨水多，土性松脆，不宜筑城（砖石砌城是明清时期的事），草木却容易培植，楚荆就是以灌木为藩篱，以无城为国名。春秋中期吴国兴起后，楚才在东方城州来等邑，囊瓦城郢则在鲁昭公二十三年，时人还指责他将使楚国破灭。
楚国开始也是小部落，熊绎可能是他们这一系最早的首领，初起于丹阳，可能在丹江口，近来听说哪里已经发现了楚墓。《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周皆有分，我独无有。”还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可见楚当时还是边远落后小国，对王室并无重要贡献，因而不受重视。西周时东南的徐淮夷最强，南方有噩侯，楚尚僻处荆山，受扼于申，北进不了，对中原影响不大，所以不被看重。《史记·楚世家》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杨粤即分散的百越，住在林荫深菁之中的，西周晚期楚国势力有所扩展。
周室东迁之后，楚王若敖、蚡冒继续发展国力。敖与豪通，是西羌酋长的名号。若敖、霄敖等都是楚人自称。蚡冒弟熊通称楚武王，以下文王、成王等则是模仿周人的称号。楚武王几次伐随，“始开濮地而有之”，楚国周围也有许多发展缓慢文化较低的民族，大约是些分散的小村社如百越、百濮等，容易被征服统治，使楚国迅速膨胀。楚武王后来在伐随的军中病故，其子文王继位，“始都郢”。文王开始伐申、息、邓、蔡，侵凌江汉间姬姓诸国，逐步发展成为中原华夏族的劲敌。文王死后其子熊艰继立号庄敖，数年后被其弟熊恽攻杀，熊恽代立，是为成王。成王为巩固地位，对邻国表示友好并向周天子贡献，“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等于承认楚国为南方的霸主，“于是楚地千里”，是春秋时国土最广的。
四 秦霸西戎
秦的历史主要见于《史记·秦本纪》，对秦人先世叙述杂乱，需要作一些分析。秦与赵俱出于东方，嬴姓，嬴象龙形。秦人以养马著称，善驭车。东方的夫余族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等，即以畜牧、驾驭知名。商代从事畜牧的民族亦在东边，《禹贡》称：“莱夷作牧”，莱即在山东半岛北部海边。兴起于东方的商族亦善御，乘两轮大车作战。东方流行以鸟类为祖先的传说，以鸟为图腾，秦人亦保存这种传说，《史记·秦本纪》称：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这同商人祖先简狄吞玄鸟卵生契的传说一致。大业之子大费佐禹治水有功，舜赐姓嬴氏。其子大廉称鸟俗氏。其后裔有费昌当夏桀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亦为帝太戊御。其后裔又有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穆王以赵城封造父，为赵国祖先。
其另一系后裔有大骆，大骆生非子，由于造父地位显赫，他们也称赵氏。《秦本纪》说：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谲，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非子是秦人最早受封为附庸的。这以后秦人世系事迹比较可考，此前恐怕多出于传说。犬丘有二，一在今咸阳西，《汉书·地理志》所谓扶风槐里县，周懿王曾都此。一在今天水西南，《史记集解》徐广所谓天水陇西县秦亭，又称西垂犬丘。大约这两地秦人都曾住过，民族迁徙，地名也随之而迁。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看中，让他为王室养马于汧渭之间，即今宝鸡一带汧水入渭处，大约也是秦人原来分布之处。马为古代车战所必需，历来很受统治者重视，非子的受宠也并不偶然。
秦人为周王室服役，金文中也有材料。师酉簋铭文称：“册命师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询簋铭文称：“今余命女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夷”。询即师酉的儿子。秦称为夷，说明是东的，周称殷人即称夷。秦可能是仆姑之一部，周灭殷后把他们迁到西方为王室服役的。大约就居于犬丘，以养马为主要职役，秦字从禾，可能也有点粗耕农业。周孝王以秦邑封非子为附庸，号称秦嬴，这是秦人发展的始基。同时孝王还封大骆娶申侯女所生的儿子成为大骆嫡嗣，保西垂即西部边区，可能即天水那边的犬丘，当为秦人中的另一支。
《史记·秦本纪》载：“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这样两支结合起来，秦人力量更有发展。《秦本纪》又称：“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七年）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大约西周灭亡时，秦襄公是支持王室的，既然西周被灭，秦人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功了。而且周平王是由东方诸侯拥立，从申去洛邑的，秦襄公也无由护送。说是平王赐襄公岐丰之地，也靠不住，终襄公之世并未发展到岐山以东。当时西周故地还有携王的政权，二十多年后晋文侯攻灭携王，大约占据了部分西周故地，由于国力有限也未能占据多少。秦襄公在西周故土也有发展并以拥戴王室为号召，逐步向东面开拓，到了岐山。可能在混乱之际国力增强了，又拥护周王，得以正式建立诸侯国，在秦国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至于与周室关系如何亲密有功，恐怕是后世子孙溢美之词，未必可靠。
襄公十二年去世，文公继立。《秦本纪》称：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以东献之周。……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文公初立在西垂宫，当即今天水南的西垂犬丘。四年营邑于汧渭之会，这才扩张到今咸阳西。所谓畤是独立的土丘或大石，用以祭天。秦有许多畤，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泰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还有雍旁的吴阳武畤，雍东的好畤，“皆废无祠”，即先代废弃的畤。《史记·封禅书》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可能是这一带羌民多，是受羌民崇拜白石的习俗影响，是原始宗教迷信的表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当即司马迁所见到的《秦记》，虽然简陋，却是秦国历史的原始记录，《史记》讲秦事的重要依据。秦文公向东发展，收周余民，逐步取得西周故地。所谓岐以东献之周恐非事实，当时周王室根本无力占有这一带。西周之灭，王畿破坏很大，经济文化退步严重。周宣王不藉千亩，料民太原，已开始推行彻法，征收实物地租；而泰国直到简公七年（前408）才“初租禾”，即推行实物地租，历史停顿了四百年，可见这场战乱对社会生产阻碍之严重。“三族之罪”是灭族的酷刑，这在中国法律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事。三族指父、母、妻三族，是父系母系区分不严的时代的规定，后来诛九族算上下多少代则是只算父系以后推衍的。这种连坐法在东方恐怕没有，这在村社制下是行不通的。
《秦本纪》称，文公在位五十年，其太子先卒，赐谥为竫公，以竫公长子继位，称宁公。一九七八年宝鸡出土秦公钟、秦公镈，铭文称：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商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事蛮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铭文所称昭文公即《秦本纪》的文公，静公当即竫公，宪公当即宁公，可能是《史记》转抄文字因形近致误。《秦本纪》称宁公少子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雍在今凤翔，邻近宝鸡，此器可能为德公时作。铭文称此秦公夫人为王姬，当是与周王室通婚了。“●事蛮方”说明秦当时统治着许多文化低的后进民族。另有宋代出土的▲和钟（秦公钟）和天水出土的秦公簋，铭文大同，都说到秦之祖先“十又二公”。十二公如何计算？有多种说法。如从非子算起，到德公十二位，器应作于宣公时。一说应从襄公立为诸侯起，到桓公十二位，作器者应为景公。此铭文称“●事蛮夏”，可见统治对象包括夏人应指周余民，其时代当在前述钟、镈之后了。
到德公少子穆公继其两兄宣公、成公之后即位时（前659年），秦国有一次重大的扩展。穆公娶晋献公女为夫人，吸取中原文化，任用东方贤才。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虏百里奚，把他作为媵臣给了秦国，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和他推荐的蹇叔等人。晋献公死后，诸子争立内乱，秦穆公插手晋国，先后扶立惠、怀、文三公。穆公十五年与晋战于韩，虏晋惠公，盟而归之，得晋河西地，秦境东至河，其后又灭掉梁国、芮国。但晋文公在秦穆公支持下返国即位，晋国强盛起来，堵住了秦国向东方发展的道路。此后秦穆公对晋国三次战争，两败一胜，《尚书·秦誓》就记录了秦穆公伐晋誓师之词，始终未能打开东进之门。于是穆公回过头来向西部后进民族地区发展，《秦本纪》称：“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实际上就是承认秦为西方的霸主。秦国的兴起是由于吸收中原先进经济文化并大量征服同化戎狄，后来秦孝公在求贤诏中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候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史记·秦本纪》）就是对这段历史的概括追述，是最重要的材料。秦穆公也曾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不过在中原争霸中并未成为主角。《左传·文公六年》记，秦穆公去世，“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这是说终春秋之世以至战国前期，秦国不能在中原大国中起主导作用，要到商鞅变法以后，局面才有所改变。
五 晋楚争霸
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欲传位其子奚齐，于是废掉太子申生，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出奔。献公死后，大臣里克等杀死奚齐及骊姬党羽，在秦穆公支持下迎立公子夷吾，是为惠公。惠公既立，背外内之赂，杀死迎立他的大臣里克、丕郑及七舆大夫，大约是原属太子申生的下军将领，内部有些离心。又不交付原宣称割让给秦国的土地，引起了秦穆公的怨恨。惠公六年（鲁僖公十五年），秦军伐晋，战于韩，晋军败，惠公被俘，国势危急。当时秦不可能灭掉晋国，穆公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也强烈要求和平解决，所以在索取河东之地并以太子作人质的条件下，又将惠公放回。惠公死后国内不稳，秦穆公资助公子重耳返国，立为文公。文公立后，晋国内部才稳定下来，国力迅速发展，成为对抗楚人的主力。
楚国从武王、文王以来处在兴旺发达的时代，齐桓公创霸时也未遭到打击，不过稍受遏制。宋襄公争霸失败，楚国更加强大，中原重要国家郑、宋等均将折服于楚。晋文公在国内粗安时就发动了城濮之战。为准备这一战，晋国建立三军，有车七百乘，结果大胜楚军。楚国统帅子玉自杀，北上争霸的势焰第一次受到打击，晋文公也被周襄王赐命为霸主。
城濮之战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其后三十五年（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楚庄王伐郑，包围郑国都。“郑人卜行成，不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趁机修缮守备，楚军再度围攻，三月后攻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即无条件投降，楚庄王退兵三十里，允许媾和。晋国发兵救郑，双方大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庄王威震中原，也被视为五霸之一。其后二十二年（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楚共王被射伤，楚军战败。此外在鲁襄公十六年（前557年）又有湛阪之战，楚军失败。晋、楚争夺霸权的四次大战，晋国三胜一负，长期保持着霸主地位。
晋、楚争霸近百年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尤其是处在两霸中间地带的郑国和宋国，战祸最为严重。这期间郑国参与大小战争七十多余次，宋国也有四十多次，有时几乎亡国。比如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楚国有意挑衅，派使臣赴齐，经过宋国却不假道于宋，把宋国看作属国。宋执政华元杀其使臣，楚庄王立即发兵攻宋，包围宋都。宋使人求救于晋，晋国无意出兵，却派使臣宣称“晋师悉起，将至矣”，诱骗宋人死守。楚军从九月围攻到次年五月，还准备长期坚持。宋人派华元夜入楚师，登楚帅子反之床，劫持他起来说：“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报告庄王，楚军退兵三十里，双方讲和。
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弭兵运动，要求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放弃战争手段。第一次倡导者就是宋国执政华元。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华元约集晋、楚大臣盟于宋西门之外，其誓词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同盟友好互助的内容都有了，可惜只保持了四年。楚诱郑叛晋服楚，晋军伐郑，楚军救郑，于是发生鄢陵之战，和平运动遂成泡影。其后三十多年，宋国大臣向戍再次发起弭兵运动，于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又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有晋、楚、齐、秦、鲁、郑、蔡、卫、陈、许等十余国参加。会上楚国提出“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要求晋和楚各自的附属国也要承认对方的霸主地位并去朝见，就是使小国同时向两霸纳贡，晋、楚不战而扩大霸权范围。会上商定除齐、秦两大国和邾、滕两附庸小邦外，从楚的陈、蔡、许，从晋的鲁、卫、曹等国都接受了这加倍的负担。此盟约也未能保护小国，其后十二年（鲁昭公八年，前534年）楚灵王灭陈，晋国也不过问。因为此时晋国君权虚设，六卿强大，内部斗争剧烈，无暇过问外事，正如子产所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国则由于吴国兴起攻其后路，也无力大举北进。两霸都在衰落中，晋、楚之间的大战双方都有意避免，大的战祸倒是长期没有发生。其后是吴、越继起争霸，中原地区相对说来还平静些了。
晋、楚争霸是代替天子行政，与齐桓时代不同，他们向诸仆从国征收贡赋而且逐年加重，剥削不少。鲁襄公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郑国子产历数郑君朝晋的事实并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甚至晋国的官员女叔齐都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搜刮所得，便在晋都大兴土木，铜鞮之宫数里，奢侈享乐，腐化堕落，大权转入六卿之手，晋君也步周王之后走向没落。周王更是只存虚名，实利均被霸主占有，从不向王室贡献。
六 晋军制与三家分晋
春秋以至战国前期，晋（后来的魏）是突出的强国，维持霸业的时间最长，国力超过楚及齐、秦，这不是偶然的。
晋初封时力量不大，《左传·定公四年》记，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其组织与东方鲁、卫等不同，大约是唐叔带去一部分周人，同当地九宗五正等结合起来进行统治。西周时代史事不详，可能也无甚可述。春秋初年又发生了大宗翼和旁支曲沃的斗争，绵延几年直到鲁庄公十六年（前679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吞灭了晋国公室的曲沃，才得到周王承认而立为诸侯。这时它只有一军，相当于小国的武力。西周无军这一级，其实际人数不可详考。
十八年后，鲁闵公元年（前661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上军大约是原有的，由晋献公亲自统帅。太子申生统帅的下军当系新建，其中有七舆大夫，部众又称舆师，金文称“师旟之政”（《叔夷镈》），即乘车的土卒。舆即众，舆人即众人，《左传》、《国语》常见，下军可能由从民众中选拔的武士组成。这就破坏了传统的国野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等级界限，有利于军队的迅速扩充。
此后十六年，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惠公在韩之战被秦国打败，当了俘虏，军队主力丧失殆尽，其大臣吕甥建议“作爰田”、“作州兵”。爰亦作辕，爰田即换田，就是恩格斯讲的马尔克分配耕地的制度，古代农业村社对耕地每人分给一份，每年或三年、九年、十二年一换。所谓“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何休注）。后来私有制发展，逐渐改变为不换了。晋作爰田就是最后一次换田，即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实行授田制，“赏众以田”（《国语·晋语》韦注引贾逵说）。相应地农民也承担义务即服兵役，作州兵就是扩充兵源，组建新军，“征缮以辅孺子，……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古代军队武器由战土自备，所以必得给以土地，他们才能装备自己而组成军队。这在政治上又是一次很大的变革。
其后十二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晋文公准备伐楚，“蒐子被庐，作三军”，三军即中军、上军、下军，中军将为主帅，也就是平时的执政，后来的宰相。次年又“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行是步兵，车战本有步兵配合行动，这次却是组建专门的步兵队伍，在军制史上是一大发展。可能狄人主要是步兵，不知骑乘，所以晋人成立新的步兵来抗击他们。三年之后，“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据《国语·晋语四》是增建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又十二年后，鲁文公六年（前621年），“晋蒐于夷，舍二军。”仍恢复到三军规模。
三十三年之后，鲁成公三年（前588年），“晋作六军”。在原有的中、上、下三军外，扩建新中、新上、新下三军。六军将、佐共有十二卿，即为晋国主要大臣，后来演变成三家分晋的局势。其后四十七年，鲁昭公元年（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这次晋军同以步兵见长的狄人作战，又在地形险隘之处，“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即放弃兵车，五辆兵车的甲士十五人改编为步卒三伍（五人为伍，步兵最小单位）。结果取得大胜，可能此时步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大了。
春秋时的晋国是以旁支取代大宗而夺得政权的，《国语·晋语一》称：“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这就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君主等级制，对宗室贵族猜忌特甚。晋献公时，原来晋君翼那一支大宗被消灭后，对曲沃这一支的“桓、庄之族”也全部翦除。接着是骊姬之乱，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和夷吾出奔，“诅无畜群公子”（《左传·宣公二年》），即为了保证骊姬的儿子不受威胁，规定太子以外的公子都不得留在国内。晋献公死后，骊姬的儿子又被大臣杀掉，“自是晋无公族”。西周春秋的公族指君主的宗室贵族青年，他们是君主近卫亲军，平时担任警戒保护君主，战时组成军队核心主力，重要大臣均从其中选拔。晋国没有这批宗室亲贵，就得由君主选用异姓疏属，有利于君主集权。但另方面，国君比较孤立，后来被权臣架空，终至三家分晋。当时楚国土地广阔远过晋国，但在同晋争霸中常处于劣势，至战国初年更弱，可能就同楚国保持贵族政治有关。
贵族政治破坏，国家就需要法治。在贵族政治下，刑法由贵族自由确定，贵族各自统治他属下的臣民。国君虽有权威却不能直接下到基层，中间有不少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昭公七年》），一级只管一级。晋国法治的建立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晋文公曾在国外流亡十九年，政治经验丰富，回国即位后扩建三军，“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当时官制与军制是结合在一起的，文武合一。礼与法也是互相为用的，礼是国家传统典制，习惯法。秩即爵位，正其官是正官位的等级高下，选拔官员的次第办法。《国语·晋语四》称：“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性之能，掌其远官。”胥、籍等十一族是先代贵臣，其中有些姬姓旧贵族，近官是亲近的朝廷重臣、三军将佐等。诸姬是其他周族子弟，中官为君主的侍卫、宫廷官员、三军的下级军官。异姓者非国君亲故，远官是地方官长，不在朝中。这些可能就是执秩的主要内容，选任官员的一套法制，又称为“被庐之法”。
其后晋襄公七年，蒐于董，赵盾为执政，“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事典是国家政事典章经常制度。法罪是犯法判罪。辟即法，刑狱也有法。董是正，逋逃为逃亡者，逃亡者正其罪。质要即契约凭据，由是使用。旧洿是原有不好的治罪条例，加以整治。秩礼、常职是原有经常性爵禄官职，予以保留。淹滞是久未提升的，选拔出来。这些就是晋国法治的诸方面，向太师、太傅（国君顾问性质）提出而推行于晋国。
赵宣子之后，范武子（士会）对晋国法制建设有重要作用，《国语·晋语八》称：
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于国，国无败绩。世及武子，佐文、襄为诸侯，诸侯无二心；及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
范武子的祖先是从周王朝避难迁来晋国，子舆即士蒍，晋献公时管刑法，后为司空。传到士会辅佐文、襄、成、景四公，政绩很好。《左传·宣公十六年》记：“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博，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国语·周语中》记此事称：“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三代指夏商西周，执秩为晋文公蒐于被庐时所作，可见范武子之法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在晋国有很大影响。晋悼公继位时，“使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还记载晋悼公称：“（范）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
到了晋顷公十三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贵族时代不必有法令，尤其没有形诸文字的成文法。贵族没落，才出现人民与贵族共同遵守的国家法令。孔子生长在东方，贵族政治传统保留甚多，三桓执政，以序守之，不用什么法典，所以他看不惯晋国铸刑鼎，指责为亡国之乱制。范宣子是范武子的孙子士匄，其刑书当是范武子传下来的法，源起则为赵盾执政时所制订的“常法”，即“夷之蒐”后“改蒐于董”时创制。
在此之前二十多年，郑国子产就已经“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地处晋、楚之间，兵祸最惨重。子产执政时改革田制、推行法治以挽救危机。当时晋国大臣叔向曾致书反对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也很看不惯。他还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这恐怕靠不住。成文法的出现，当在贵族政治没落之后，不会早到夏商之初。当时子产回答他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也就是说成文法是当时需要的。
贵族政治时代以人治为主，法是次要的辅助。《左传·文公六年》评论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说：“《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无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这是说明贤人最为重要，他可以使人效法，可以留下教训，可以陈列最好的典制度数，告诫民众，大家都仰赖而听命于他，这便是古代圣王的传统。可见贵族政治也还是有它的一套办法。但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发展，贵族政治必然没落，法治逐步伐替人治，郑铸刑书、晋铸刑鼎就代表了这种趋势。战国初年魏国继承晋制，李悝集诸国刑典作《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成为战国时代变法改制的主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
《史记·商君传》说商鞅“筑冀阙”，冀即晋国大宗原来建都时翼，阙是阙门，两观之上有台阁，又叫观台、象魏，很是壮观。国家发布政令即在此公布，人民聚集观望。《周礼·大宰》称：“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左传·哀公三年》记，鲁国都发生火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也。’”筑冀阙大约就是把晋魏旧制搬到了秦国。《夏小正》是晋国的教令，晋为夏虚，小令即不是大政方针。《月令》载每月应作之事，也当是逐月公布的小令，可能同商鞅筑冀阙有关。《夏小正》时代较早些，大致属春秋时，《月令》则是战国时的。秦在孝公以前内乱不断，商鞅变法后君主集权加强，为后来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晋国的法治促成国家的统一、君权的提高，但君主下面仍然是贵族大臣掌权，国君没有公族，深感孤立，卫队都不好组织。《左传·宣公二年》记，晋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诗·魏风·汾沮洳》亦称公族、公路、公行，大约余子即是公路。这样晋国公族就由贵族大臣子弟组成，国君渐被架空。《国语·晋语八》称：
栾怀子之出，执政使栾氏之臣勿从，从栾氏者大戮施。栾氏之臣辛俞行，吏执之，献诸公。公曰：“国有大令，何故犯之？”对曰：“臣顺之也，岂敢犯之。执政曰无从栾氏而从君，是明令必从君也。臣闻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戳。’臣敢志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公说。
这说明君臣和主仆关系不同，贵族大臣同他们的下属最初是主仆关系，隶属时间长了就转变为君臣关系。晋国的法治本来是要消灭君主等级制，但贵族大臣长期拥有土地臣民，逐渐形成新的君臣关系，发展私家势力，所以最终取代了晋国国君。
晋国六军有十二卿，后来内部争权火并，如成公十三年杀掉三郤。《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晋悼公任命“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其后数年栾氏败亡，荀偃亦称中行氏，士匄亦称范氏，与赵氏、韩氏、魏氏，加上荀氏另一支知氏，即为晋国后期掌握实权的六卿。其后鲁定公十三年范氏、中行氏同知氏、韩氏、魏氏、赵氏斗争，因知、韩、魏挟持晋君，“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左传·定公十三年》）。中行氏、范氏也败亡了，剩下知、韩、魏、赵四家。这件事说明春秋晚期晋君仍还有一定号召力。知氏之亡已在《春秋》之后，《左传》最后记：“悼之四年（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晋荀瑶率师围郑，……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所述知伯胁迫韩、魏围攻赵氏，反被韩、魏、赵合谋歼灭，已在鲁悼公十五年即前453年。三家瓜分知氏地盘，势力大致平衡，晋君已无足轻重，只余空名，三家分晋的局势就定下来了，历史便进入战国时代。
到西周末年，王室衰微，诸侯中的边区大国逐渐兴起来了。这些国家的周围多是一些小国或落后民族，他们不是被这些大国武力所吞并，就是由于“贵货而易土”（《国语·晋语七》）被大国所收买。于是小国灭亡“而秦晋齐楚代兴”（《国语·郑语》），出现了春秋时代大国争夺霸业的局面。霸业是春秋时代特殊的历史，虽然“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可还是在讲“尊王攘夷”、“存亡继绝”，要维持西周以来的封建等级制旧秩序。这对古代中国从分裂割据发展到集权统一，对各地区的文化交流推进以达到共同的基础有重要作用。
一 齐桓创霸
《孟子·告子下》称：“五霸，桓公为盛。”春秋霸业创始于齐桓公（前685年—前643年在位），孔子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对齐桓霸业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北方戎狄势力非常强大，灭邢、灭卫，横行于黄河以北；南方楚国兴起，灭申、天息、灭邓，服蔡，侵郑，其锋芒也直指中原。在这种“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的情况下，已经衰弱了的东周王室是无力加以抵御的。正是齐桓公在管仲辅佐下奋起创霸，承担了保卫华夏传统文化的重任。
齐国是从大汉口文化发展下来的。《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子对齐景公说：“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殷周之际，蒲姑氏迁往东北，从大汉口文化与东北古文化的关系可以印证。这种文化是中国古文化中先进的一支，其农业种植五谷，有稻子，与河姆渡文化的影响有关，属父系社会，席地而坐。中国古代的礼节是围绕这一习俗形成的，陶器多高圈足如豆、簋，也是适应席地而坐的需要。
周公东征平定东方，始分封齐太公于此建国，太公统率姜性民族从西方迁来，《礼记·檀弓上》称：“太公封于营丘，比及五世，皆反葬于周。”古人很重视遗体，安排极为慎重周到，考虑到在东方新立国有风险，所以要把遗体安葬在西方老家。周是一个新兴小国，灭商时兵力约五万人，首先要保卫王室，丰镐、成周、殷是重点驻地。诸侯国中，齐国可能是兵力最强大的，《左传·信公四年》载管仲对楚使说：“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可见西周初年齐国负责镇抚的地区很广大。履是足迹所至，意为征抚的范围。齐国既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旧邦，又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军事大国，基础是比较好的。
齐桓公任用管仲图谋富强，管仲提出：“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国语·齐语》）国和鄙相对而言，国指都城及郊区，鄙指其外的广大国土即野。周人分封建国，首先要筑城，齐旧都在今山东临淄，现已发现城址。周族居于国中，称国人；鄙为东方原住民族所居，称野人。《周礼》屡言“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就是指的这一基本区划。《周礼》成书于战国中期，顾颉刚说为齐威、宣时稷下贤人编撰，近是。但是一个社会的变迁不会是迅速整齐的，旧制度总会有些长期遗留的部分，西周春秋没有变完的东西，在《周礼》中就有反映，国野的区划即是一例。“管子于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公帅五乡焉，国子帅五乡焉，高子帅五乡焉，参国起案。”（《国语·齐语》）乡是周人所居。工商是官府的工商，经营贵族所需的物品，也为国人提供货物，他们也分种部分土地，但不服兵役。他们不一定全是周族，可以有被收容的异族，如殷民六族、怀姓九宗等均属国人。士乡十五又分为二部分，士即武士，为军队主力，每乡出武士二千人，五乡组成一军，十五乡共三军，计三万人。国氏、高氏是齐国同姓贵族，受命于周王的执政大臣，故与国君共同帅领三军。三万人在当时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可能比西周初王室的六师还多些，所以说“君有此士也三万人以方行于天下，以诛无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国之君莫之能御。”（《国语·齐语》）
鄙是被征服的野人所居，他们是东方的原住民族，文化颇高。孔子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野人即鄙中所居的商族，文化先进，君子即国中所居的周人，是统治者但文化上落后。伍其鄙可能与职官五正近似，是统治民众的五种等级组织。《国语·齐语》称：“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五属故立五夫，各使治一属焉。”从邑到属是五级。五属属于国君，其中未谈到采邑，大约直属于国君，有利于加强君权，这也是齐国强大的基础。孔子称管仲“夺伯氏骈邑三百，饭疏食，没齿无怨言。”（《论语·宪问》）骈为地名，可能在鄙中，被纳入五属归国君直辖。管仲此举是为谋利国，故伯氏虽受损失而不怨恨。但其后齐国仍有采邑，铜器齐子中姜镈铭文称，鲍叔的孙子受封邑二百九十九邑，万世子孙都不得改变。所以贵族卿大夫强横，可能改革也不很彻底。鄙中野人不服兵役，但要供给物资并服劳役。
《齐语》又称：“四民者勿使杂处。……处士也使就闲燕，处工就官府，处商就市井，处农就田野。”各使其分业世袭，不见异物而迁，以促进生产和加强军士战斗力，这说明当时社会变动还不剧烈。又“作内政而寄军令焉”，平时治民也按军制编组，轻罪以缴纳武器赎罪，使组织和军备都得以加强。同时齐国地处海滨，有鱼盐之利，工商较发达，《史记·齐世家》称：“太公至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桓公既得管仲，……设轻重鱼盐之利，以赡贫穷，禄贤能，齐人皆悦。”齐国物产丰富，山海资源又为官府控制，“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左传·昭公二十年》）所以政府财政富裕。齐国手工业尤其纺织业也很发达，“故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泻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繦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子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史记·货殖传》）直到汉代，皇室还在齐地设三服官，供给皇室所需纺织品。齐国经济富裕也是它创立霸业的有利条件。
《齐语》记述农业方面的改革称：“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政不旅旧则民不偷，山泽各致其时则民不苟，陵阜陆墐井田畴均则民不憾，无夺民时则百姓富，牺牲不略则牛羊遂。”大约是整顿井田制，村社分田而耕，改劳役地租为实物地租，轻徭薄赋以稳定农民，发展生产。西周末年的“不藉千亩”是实物地租的开始，鲁国“初税亩”则在此后约百年间，可见春秋初年齐国的发展领先于鲁国，在当时处于先进地位，改革对促进农业生产是有利的。不过当时“农之子恒为农，野处而不暱”，说明农民属于野人，可能也包括郊区务农的国人，职业的区分逐步在改变国野的分界。
齐桓公时国力虽然逐渐强大，但还不能取代周天子，军事实力尤其政治威望都很不够。所以齐桓创霸的最好办法是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借用周王室的传统领导地位，组织诸侯团结起来抵御外族侵犯。齐桓公领导了这一事业，既能照顾传统秩序减少阻力，又可利用诸侯的力量打击外族，并通过“存亡继绝”援助某些受害诸侯而提高齐国威信。鲁庄公三十二年（齐桓公二十四年，前662年）“狄伐邢”，次年，“齐人救邢”。次年，“狄入卫”，卫国逃亡遗民拥立戴公于曹邑。齐桓公“使公子无亏帅车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帮助卫国抗拒狄人。鲁僖公元年（齐桓公二十七年，前659年）“齐桓公迁邢于夷仪。二年，封卫于楚丘。邢迁如归，卫国忘亡。”（《左传·闵公二年》）齐桓公率领诸侯帮助被狄人破灭的邢、卫重新建国，这便是春秋时艳称的“存亡国、继绝世”的大功业，使得齐桓公威信提高，成为中原诸侯的霸主。
于是齐桓公进一步纠合中原诸侯，准备阻击楚人的北侵。鲁信公四年，齐桓公率宋、鲁、陈、卫、郑、许、曹等国联军伐蔡，接着又伐楚。楚国派使臣前来谈判，双方于召陵结盟而退兵，并没有实际交战，楚国表面上认错，恢复对周王室的贡纳（《左传》说是“包茅”，《齐语》称“贡丝于周”），实际上会后仍不断北进。其后齐桓公又与诸侯会见周惠王的太子，表示支持太子而干预周王室的继承问题。数年后惠王死去，太子在齐桓公支持下继位，是为周襄王。襄王感谢齐桓公，就派宰周公出席齐桓公与诸侯的葵丘之会，宣布王命说：“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这是周王室承认齐桓公为霸主的表示。葵丘之会是齐桓公霸业极盛的代表。《孟子·告子下》称：
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初命曰：“诛不孝，无易树子（太子），无以妾为妻。”再命曰：“尊贤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无忘宾旅。”四命曰：“士元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五命曰：“无曲防，元遏籴，无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
以上最后一句总括的话见于《左传》，说明孟子所言当是依据齐国当时流传的资料，有重要价值。春秋盟会比较详细的材料仅这五条盟约，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状况，一方面子要孝于父，同时父也要慈于子，不得随意宠爱后妻更换太子。一方面要选任贤才，改变世袭制，同时也不得随便诛杀大臣。还要求注意社会救助事业，经济上互通有无，同恤灾患等，可以看出春秋时新旧交替的过渡性。
春秋时的霸主实际上是在夺取周天子的权位，不过齐桓公却是比较克制的。《左传·信公七年》载：“管仲言于齐侯曰：臣闻之，招携以礼，怀远以德，德礼不易，无人不怀。齐侯修礼于诸侯，诸侯官受方物。”就是说主要依靠奉行传统礼制以争取诸侯政治上服从。《齐语》称：
桓公知诸侯之归己也，故使轻其币而重其礼。故天下诸侯罢马以为币，缕綦以为奉，鹿皮四分。诸侯之使，垂櫜而入，稛载而归。故拘之以利，结之以信，示之以武。故天下小国既许桓公，莫之敢背，就其利而信其仁，畏其武。
看来齐桓公并不注重从经济上剥削仆从诸侯国，也就是说并没有多少实惠，甚至是回赠超过贡纳，对小国有利，而对齐国本身的富裕并无重要作用。这同后来晋楚争霸时期不同，后期霸主对仆从国的搜刮剥削极为苛重，成了晋楚富强的方便之门。孔子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指出五霸之间也是大有不同之处的。
二 宋襄图霸
西周灭亡后，平王继位东迁洛邑，是为东周。但这并不是说东周继承了西周，或者说是从西周迁移过来的。因为西周已完全覆灭了，东周只是在成周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开初，西周故地还有虢公翰拥立携王。平王与携王二王并立，到携王二十一年晋文侯杀掉携王，才算结束这一尴尬局面。在晋、郑诸国的大力支持下，平王的东周终于稳定下来，《国语·周语中》称：“郑武、庄有大勋力于平、桓，我周之东迁，晋、郑是依。”可见东周并不是正常继承西周而是紧紧依靠着东方诸侯尤其是晋、郑的扶持。
但是晋、郑等国支持周王也有自己的打算，都想假借王命谋求私利。晋文侯攻杀携王，得到平王奖赏，见于《尚书·文侯之命》。不过晋文侯死后，其子昭侯继位，封文侯弟桓叔于曲沃，这就造成了曲沃同晋侯的长期斗争。经过六十七年，桓叔的孙子武公最后攻灭晋侯子孙，厚赂周厘王，被命为晋侯即晋武公，内部争夺才算告一段落。所以春秋之初晋国无暇外务，于是郑国乘机大肆活动，可以说是大国争霸的先兆。然而郑国也是西周末年新建的国家，郑桓公在周幽王时为司徒，他看到西周衰亡的迹象，于是向东方发展，寄孥贿子虢、郐之间，其后灭郐建立郑国。西周灭亡时，桓公与幽王同被杀死。其子武公辅佐平王建立东周，担任王室卿士，掌握大权。武公的儿子庄公继位，平定了其弟共叔段的叛乱，内部统一，加强了君权。对外则假借王命，征伐诸侯，如“郑人以王师、虢师伐卫南鄙”（《左传·隐公元年》），“郑人以王师……伐宋，入其郛”（《左传·隐公六年》），甚至以王命纠合诸侯出兵讨伐，如：“宋公不王，郑伯为王左卿土，以王命讨之，伐宋。……秋，郑人以王命来告伐宋。冬，公会齐侯于防，谋伐宋也。……六月戊申，公会齐侯、郑伯于老桃。壬戌，公败宋师于菅。庚午，郑师入郜，……庚辰，郑师入防。”（《左传·隐公九年、十年》）正是所谓“挟天子以令诸侯”，开创了春秋时期霸主活动的先例。
然而郑庄公喧宾夺主把周王作为傀儡，自然引起王室的反感，矛盾逐渐加剧，终致双方摊牌。“（周桓）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秋，王以诸侯伐郑，郑伯御之。……战于繻葛，蔡、陈、卫皆奔，王卒乱，郑师合以攻之，王卒大败，祝聃射王中肩。”（《左传·桓公五年》）这一战一方面使周天子威信扫地，桓王亲率诸侯联军伐郑，竟然兵败王伤，周室从此一蹶不振。另方面郑庄公也失掉了借用王命的政治资本，加以庄公死后诸子争立，内乱频繁，基础薄弱的郑国遂降为二流国家，但在春秋时代始终甚为活跃。
其后·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旗号，正式开创了霸业。齐桓死后，也是诸公子争位，太子昭奔宋，宋襄公纠合诸侯兵送太子昭返国继位，是为齐孝公。宋襄公既定齐国，也想接替齐桓公的霸业，从而展开了外交和军事活动，打算争取诸侯的拥戴。宋是殷商王室后裔，周公东征平定武庚叛乱时，微子启降周被封于宋，代替武庚统领殷商遗民。宋国“于周为客”，受到一定的礼遇；它周围是鲁、卫、蔡、陈等周室亲信诸侯，大约也带有防范意味。宋国在当时并不算小，作为王朝之后，基础还是好的，尤其在文化方面，“诸侯宋、鲁于是观礼”（《左传·襄公十年》），是领先的典范国家。春秋之初，周王室衰微，宋国也曾活跃。“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左传·桓公二年》）可能也是不甘寂寞。但结果引起内乱，事与愿违，数十年后宋襄公又寻旧梦了。
宋虽是大国之后，但地处中原，在周人包围之中，并无发展余地，到春秋时，比起齐、晋、秦、楚等国就显得弱小了。所以宋襄公图霸，便想求得楚国的支持。鲁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十二年、前639年），“宋人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曰：小国争盟，祸也。宋其亡乎，幸而后败。……秋，诸侯会宋公于盂，……于是楚执宋公以伐宋。（《左传·僖公二十一年》）宋襄公想当霸主却成为囚俘，《公羊传·僖公二十一年》详载此事称：
宋公与楚子期以乘车之会。公子目夷谏曰：“楚，夷国也，强而无义，请君以兵车之会往。”宋公曰：“不可，吾与之约以乘车之会，自我为之，自我堕之，曰不可。”终以乘车之会住。楚人果伏兵车，执宋公以伐宋。宋公谓公子目夷曰：“子归守国矣，国，子之国也。”……于是归，设守械而守国。楚人谓宋人曰：“子不与我国，我将杀子君矣。”宋人应之曰：“吾赖社稷之神灵，吾国已有君矣。”楚人知虽杀宋公，犹不得宋国，于是释宋公。宋公释乎执，走之卫。公子目夷复曰：“国为君守之，君曷为不入？”然后逆襄公归。
这一次外交上的失败，引起了下一场军事上的争夺。
鲁僖公二十二年，“三月，郑伯如楚。夏，宋公伐郑，子鱼曰：所谓祸在此矣。”郑文公到楚国朝见，是表示服属于楚。宋襄公伐郑，则是与楚争夺霸权，惩罚朝楚的郑国，当然引起楚国的反击。这就爆发了古代史上有名的泓之战。
楚人伐宋以救郑。宋公将战，大司马固谏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将兴之，弗可赦也已。”弗听。冬十一月已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分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
宋襄公在泓之战强调道德，结果军破身伤，《左传》批评他不懂战争，《公羊传》却大加表扬说：“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临大事而不忘大礼，有君而无臣，以为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公羊传·僖公二十二年》这反映了两种时代观念的不同。《礼记·檀弓下》称：“古之侵伐者，不斩祀，不杀厉，不获二毛。”《淮南子·汜论训》称：“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大约这些是古代原始村社之间战争的公共规则，宋国保留古代礼制较多，江淮流域也是古代发展缓慢的地区。《淮南子·人间训》称：“昔徐偃王好行仁义，陆地之朝者三十二国。王孙厉谓楚庄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楚王曰：善。乃举兵而伐徐，遂灭之。知仁义而不知世变者也。”《后汉书·东夷传》称：“徐幅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说明古代战争公法在这些地区尚有保留。但春秋时代国际形势已经剧烈变化，战争性质根本不同了，宋襄公还在坚持古代习俗，当然是自取败亡。在春秋时代宋只是一个二流国家，又不懂得随时代变化，争夺霸权遂以失败告终。不过宋国文化传统悠久，地理位置重要，在春秋时代始终很活跃，进入战国也还有其地位。《孟子·梁惠王上》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即指战国七雄和宋及中山，当时宋与中山也是称王的。
三 晋楚之兴
《史记·晋世家》称：“晋唐叔虞者，周武王子而成王弟。……武王崩，成王立，唐有乱，周公诛灭唐。……于是遂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唐叔子燮，是为晋侯。”周初封国都不大，人口也不多，如盂鼎及俎侯夨簋所记受土受民数字即可考见。唐传为尧后，《左传》称为夏虚，历史还是久远的，但农业生产水平不高，可能属殷代田服，落后民族较多。《国语·晋语二》称：“景霍以为城，而汾、河、涑、浍以为渠，戎狄之民实环之。”晋国周围有赤狄、白狄、草中之戎、骊土之狄等后进民族，赤狄隗姓，大约同晋国受封时周王赏赐的“怀姓九宗”有关系。怀即媿（隗），宗是父系家族，不是氏族。白狄是中原土著，也许还有先周遗民，他们穿麻布素衣，是耕织结合的民族。晋国早期文化不高，历史无征，最先五代只保留世系而“无其年数”。靖侯（周厉王时）以下始有年数，文侯（周幽王时）时才有些史事见于记载。西周灭亡时，晋文侯与东方诸侯拥立平王东迁建国，其后攻杀在西周故地称王的王子余臣，对巩固平王的东周立了大功，受到平王奖赏，载于《尚书·文侯之命》。晋文侯攻灭王子余臣，也是为了自己侵占西周故地以壮大晋国，与秦襄公驱逐戎狄而占有岐西一样，秦晋两国大约瓜分了原西周的王畿西部。
前746年，晋文侯去世，其子昭侯继位。封文候弟成师于曲沃，即曲沃桓叔。曲沃土地肥美，城邑大于晋都翼，桓叔贤明，甚得国人拥护，曲沃发展迅速，势力超过晋君，两家斗争激烈。周平王、桓王虽曾两次派兵支持晋君讨伐曲沃，终于无法改变局势。前679年，曲沃武公伐灭晋候，“尽以其宝器赂献于周厘王，厘王命曲沃武公为晋君，列为诸侯，于是尽并晋地而有之。”（《史记·晋世家》）曲沃最后以旁支代替大宗成为晋侯，曲沃武公称晋武公。《左传·庄公十六年》记：“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西周军队单位最大是师，军是春秋时出现的更大的单位，有万多人。旧说诸侯“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周礼·夏官》），则是周王以晋为小国待遇。曲沃图谋以支属取代宗主，需要励精图治，选拔人才，逐步从贵族政治转到任贤途径上来。《左传·隐公六年》记：“翼九宗五正、顷父之子嘉父逆晋候于随，纳诸鄂，晋人谓之鄂侯。”翼即晋都城，“九宗五正”是晋国始封时周王赏赐的大臣家族，经过西周到东周几百年，他们仍还完整的保持着政治权力，可见晋国公室奉行贵族政权传统而毫无变化，这可能是它在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因素。
武公代晋后二年死去，其子献公继位。献公吸取曲沃代晋的教训，对自己本家的贵族也采取消灭政策。“晋桓、庄之族偪，献公患之。士蒍曰：去富子，则群公子可谋也已。公曰：尔试其事。土蒍与群公子谋，谮富子而去之。……晋士蒍又与群公子谋，使杀游氏之二子。……晋士蒍使群公子尽杀游氏之族，乃城聚而处之。冬，晋侯围聚，尽杀群公子。”（《左传·庄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年》）桓指曲沃桓叔，庄指曲沃庄伯，是献公的曾祖和祖父，其子孙即献公从堂兄弟，按西周以来旧制应为执政大臣，献公却把他们全部杀光，这是对旧贵族政治的破坏。因此就得从亲贵之外的疏属异姓中选拔大臣，这就有利于任用贤能并加强君主权威，为晋国的迅速强大提供了政治条件。武公代晋后十八年，晋献公将兵力扩大一倍，作二军，自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上军由国君亲自率领，是主力核心，其后在晋国政争中有重要作用。下军将领称“七舆大夫”、“舆帅”，舆是众的意思，可能是原有一军（即上军）之外属于晋国大宗的一些人，属另一系统的。
晋国的兴起，一方面是贵族政治破坏得早，君主集权制首先发展，人才辈出。一方面是地处边陲，周围多是后进民族，“狄之广漠，于晋为都”（《国语·晋语一》），都是人所聚居的地方，即下邑，边疆的自由城市。邑是贵族庄园城堡，传统的政治据点，都近似后世的马市、茶市，新兴的贸易中心。这是旧贵族统治不到的地方，晋国发展民族交往，大量吸收异族，人力物力增长迅速，很快变为大国，长期掌握霸权，成了春秋时代首要强国。
春秋时代长期同晋抗衡争霸的是南方的楚国。楚国大约在周以前就存在了，周原甲骨有“楚子来告”的记载。《史记·楚世家》称：“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楚国先世传说杂有神话，不易弄清楚，从有些迹象看，可能出自羌人。楚国芈姓，从文字看即羊；《楚世家》说其先祖“坼剖而产”即剖胁生子，亦羌人传说，而与周人传说“不拆不副，无菑无害”（《诗·大雅·生民》）是不同的。南方在西周初年当有很多部落，他们不是筑城居住而是以树木为篱落，故称荆楚，也叫做棘围。棘围就是灌木围绕的城寨，《左传》称楚灵王在干豁之难时逃在棘闱，闱即寨门。北方多版筑土城，庸即是以城作为国名。南方潮湿雨水多，土性松脆，不宜筑城（砖石砌城是明清时期的事），草木却容易培植，楚荆就是以灌木为藩篱，以无城为国名。春秋中期吴国兴起后，楚才在东方城州来等邑，囊瓦城郢则在鲁昭公二十三年，时人还指责他将使楚国破灭。
楚国开始也是小部落，熊绎可能是他们这一系最早的首领，初起于丹阳，可能在丹江口，近来听说哪里已经发现了楚墓。《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周皆有分，我独无有。”还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可见楚当时还是边远落后小国，对王室并无重要贡献，因而不受重视。西周时东南的徐淮夷最强，南方有噩侯，楚尚僻处荆山，受扼于申，北进不了，对中原影响不大，所以不被看重。《史记·楚世家》称：“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杨粤即分散的百越，住在林荫深菁之中的，西周晚期楚国势力有所扩展。
周室东迁之后，楚王若敖、蚡冒继续发展国力。敖与豪通，是西羌酋长的名号。若敖、霄敖等都是楚人自称。蚡冒弟熊通称楚武王，以下文王、成王等则是模仿周人的称号。楚武王几次伐随，“始开濮地而有之”，楚国周围也有许多发展缓慢文化较低的民族，大约是些分散的小村社如百越、百濮等，容易被征服统治，使楚国迅速膨胀。楚武王后来在伐随的军中病故，其子文王继位，“始都郢”。文王开始伐申、息、邓、蔡，侵凌江汉间姬姓诸国，逐步发展成为中原华夏族的劲敌。文王死后其子熊艰继立号庄敖，数年后被其弟熊恽攻杀，熊恽代立，是为成王。成王为巩固地位，对邻国表示友好并向周天子贡献，“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这等于承认楚国为南方的霸主，“于是楚地千里”，是春秋时国土最广的。
四 秦霸西戎
秦的历史主要见于《史记·秦本纪》，对秦人先世叙述杂乱，需要作一些分析。秦与赵俱出于东方，嬴姓，嬴象龙形。秦人以养马著称，善驭车。东方的夫余族以六畜名官，有马加、牛加等，即以畜牧、驾驭知名。商代从事畜牧的民族亦在东边，《禹贡》称：“莱夷作牧”，莱即在山东半岛北部海边。兴起于东方的商族亦善御，乘两轮大车作战。东方流行以鸟类为祖先的传说，以鸟为图腾，秦人亦保存这种传说，《史记·秦本纪》称：
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这同商人祖先简狄吞玄鸟卵生契的传说一致。大业之子大费佐禹治水有功，舜赐姓嬴氏。其子大廉称鸟俗氏。其后裔有费昌当夏桀时，去夏归商，为汤御。大廉玄孙曰孟戏、中衍，鸟身人言，亦为帝太戊御。其后裔又有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穆王”，穆王以赵城封造父，为赵国祖先。
其另一系后裔有大骆，大骆生非子，由于造父地位显赫，他们也称赵氏。《秦本纪》说：
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欲以为大骆适嗣，申侯之女为大骆妻，生子成为适。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郦山之女，为戎胥轩妻，生中谲，以亲故归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复与大骆妻，生适子成。申骆重婚，西戎皆服，所以为王，王其图之”。于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亦不废申侯之女子为骆适者，以和西戎。”
非子是秦人最早受封为附庸的。这以后秦人世系事迹比较可考，此前恐怕多出于传说。犬丘有二，一在今咸阳西，《汉书·地理志》所谓扶风槐里县，周懿王曾都此。一在今天水西南，《史记集解》徐广所谓天水陇西县秦亭，又称西垂犬丘。大约这两地秦人都曾住过，民族迁徙，地名也随之而迁。非子因善于养马而被周孝王看中，让他为王室养马于汧渭之间，即今宝鸡一带汧水入渭处，大约也是秦人原来分布之处。马为古代车战所必需，历来很受统治者重视，非子的受宠也并不偶然。
秦人为周王室服役，金文中也有材料。师酉簋铭文称：“册命师酉司乃祖啻官邑人虎臣、西门夷、●夷、秦夷、京夷……”。询簋铭文称：“今余命女啻官司邑人先虎臣后庸、西门夷、秦夷、京夷、●夷”。询即师酉的儿子。秦称为夷，说明是东的，周称殷人即称夷。秦可能是仆姑之一部，周灭殷后把他们迁到西方为王室服役的。大约就居于犬丘，以养马为主要职役，秦字从禾，可能也有点粗耕农业。周孝王以秦邑封非子为附庸，号称秦嬴，这是秦人发展的始基。同时孝王还封大骆娶申侯女所生的儿子成为大骆嫡嗣，保西垂即西部边区，可能即天水那边的犬丘，当为秦人中的另一支。
《史记·秦本纪》载：“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秦仲立二十三年，死于戎，有子五人，其长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于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这样两支结合起来，秦人力量更有发展。《秦本纪》又称：“庄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七年）西戎犬戎与申侯伐周，杀幽王郦山下。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于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大约西周灭亡时，秦襄公是支持王室的，既然西周被灭，秦人也就说不上有什么功了。而且周平王是由东方诸侯拥立，从申去洛邑的，秦襄公也无由护送。说是平王赐襄公岐丰之地，也靠不住，终襄公之世并未发展到岐山以东。当时西周故地还有携王的政权，二十多年后晋文侯攻灭携王，大约占据了部分西周故地，由于国力有限也未能占据多少。秦襄公在西周故土也有发展并以拥戴王室为号召，逐步向东面开拓，到了岐山。可能在混乱之际国力增强了，又拥护周王，得以正式建立诸侯国，在秦国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至于与周室关系如何亲密有功，恐怕是后世子孙溢美之词，未必可靠。
襄公十二年去世，文公继立。《秦本纪》称：
文公元年，居西垂宫。三年，文公以兵七百人东猎，四年，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嬴于此，后卒获为诸侯。”乃卜居之，占曰吉，即营邑之。十年，初为鄜畤，用三牢。十三年，初有史以纪事，民多化者。十六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余民有之，地至岐，以东献之周。……二十年，法初有三族之罪。
文公初立在西垂宫，当即今天水南的西垂犬丘。四年营邑于汧渭之会，这才扩张到今咸阳西。所谓畤是独立的土丘或大石，用以祭天。秦有许多畤，秦襄公作西畤，祠白帝。秦文公作鄜畤，用三牲郊祭白帝。泰德公用三百牢于鄜畤。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还有雍旁的吴阳武畤，雍东的好畤，“皆废无祠”，即先代废弃的畤。《史记·封禅书》称：“自古以雍州积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诸神祠皆聚云。“可能是这一带羌民多，是受羌民崇拜白石的习俗影响，是原始宗教迷信的表现。文公十三年“初有史以记事”，当即司马迁所见到的《秦记》，虽然简陋，却是秦国历史的原始记录，《史记》讲秦事的重要依据。秦文公向东发展，收周余民，逐步取得西周故地。所谓岐以东献之周恐非事实，当时周王室根本无力占有这一带。西周之灭，王畿破坏很大，经济文化退步严重。周宣王不藉千亩，料民太原，已开始推行彻法，征收实物地租；而泰国直到简公七年（前408）才“初租禾”，即推行实物地租，历史停顿了四百年，可见这场战乱对社会生产阻碍之严重。“三族之罪”是灭族的酷刑，这在中国法律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事。三族指父、母、妻三族，是父系母系区分不严的时代的规定，后来诛九族算上下多少代则是只算父系以后推衍的。这种连坐法在东方恐怕没有，这在村社制下是行不通的。
《秦本纪》称，文公在位五十年，其太子先卒，赐谥为竫公，以竫公长子继位，称宁公。一九七八年宝鸡出土秦公钟、秦公镈，铭文称：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商宅受国，烈烈昭文公、静公、宪公不坠于上，昭合皇天，以●事蛮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
铭文所称昭文公即《秦本纪》的文公，静公当即竫公，宪公当即宁公，可能是《史记》转抄文字因形近致误。《秦本纪》称宁公少子德公“初居雍城大郑宫”，雍在今凤翔，邻近宝鸡，此器可能为德公时作。铭文称此秦公夫人为王姬，当是与周王室通婚了。“●事蛮方”说明秦当时统治着许多文化低的后进民族。另有宋代出土的▲和钟（秦公钟）和天水出土的秦公簋，铭文大同，都说到秦之祖先“十又二公”。十二公如何计算？有多种说法。如从非子算起，到德公十二位，器应作于宣公时。一说应从襄公立为诸侯起，到桓公十二位，作器者应为景公。此铭文称“●事蛮夏”，可见统治对象包括夏人应指周余民，其时代当在前述钟、镈之后了。
到德公少子穆公继其两兄宣公、成公之后即位时（前659年），秦国有一次重大的扩展。穆公娶晋献公女为夫人，吸取中原文化，任用东方贤才。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虏百里奚，把他作为媵臣给了秦国，秦穆公重用百里奚和他推荐的蹇叔等人。晋献公死后，诸子争立内乱，秦穆公插手晋国，先后扶立惠、怀、文三公。穆公十五年与晋战于韩，虏晋惠公，盟而归之，得晋河西地，秦境东至河，其后又灭掉梁国、芮国。但晋文公在秦穆公支持下返国即位，晋国强盛起来，堵住了秦国向东方发展的道路。此后秦穆公对晋国三次战争，两败一胜，《尚书·秦誓》就记录了秦穆公伐晋誓师之词，始终未能打开东进之门。于是穆公回过头来向西部后进民族地区发展，《秦本纪》称：“穆公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过贺穆公以金鼓。”实际上就是承认秦为西方的霸主。秦国的兴起是由于吸收中原先进经济文化并大量征服同化戎狄，后来秦孝公在求贤诏中说：“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候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史记·秦本纪》）就是对这段历史的概括追述，是最重要的材料。秦穆公也曾被称为春秋五霸之一，不过在中原争霸中并未成为主角。《左传·文公六年》记，秦穆公去世，“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君子曰：‘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这是说终春秋之世以至战国前期，秦国不能在中原大国中起主导作用，要到商鞅变法以后，局面才有所改变。
五 晋楚争霸
晋献公晚年宠爱骊姬，欲传位其子奚齐，于是废掉太子申生，申生自杀，公子重耳和夷吾出奔。献公死后，大臣里克等杀死奚齐及骊姬党羽，在秦穆公支持下迎立公子夷吾，是为惠公。惠公既立，背外内之赂，杀死迎立他的大臣里克、丕郑及七舆大夫，大约是原属太子申生的下军将领，内部有些离心。又不交付原宣称割让给秦国的土地，引起了秦穆公的怨恨。惠公六年（鲁僖公十五年），秦军伐晋，战于韩，晋军败，惠公被俘，国势危急。当时秦不可能灭掉晋国，穆公夫人是晋献公的女儿，也强烈要求和平解决，所以在索取河东之地并以太子作人质的条件下，又将惠公放回。惠公死后国内不稳，秦穆公资助公子重耳返国，立为文公。文公立后，晋国内部才稳定下来，国力迅速发展，成为对抗楚人的主力。
楚国从武王、文王以来处在兴旺发达的时代，齐桓公创霸时也未遭到打击，不过稍受遏制。宋襄公争霸失败，楚国更加强大，中原重要国家郑、宋等均将折服于楚。晋文公在国内粗安时就发动了城濮之战。为准备这一战，晋国建立三军，有车七百乘，结果大胜楚军。楚国统帅子玉自杀，北上争霸的势焰第一次受到打击，晋文公也被周襄王赐命为霸主。
城濮之战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前632年），其后三十五年（鲁宣公十二年，前597年），楚庄王伐郑，包围郑国都。“郑人卜行成，不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趁机修缮守备，楚军再度围攻，三月后攻克，“郑伯肉袒牵羊以逆”，即无条件投降，楚庄王退兵三十里，允许媾和。晋国发兵救郑，双方大战于邲，晋军大败，楚庄王威震中原，也被视为五霸之一。其后二十二年（鲁成公十六年，前575年），晋、楚战于鄢陵，楚共王被射伤，楚军战败。此外在鲁襄公十六年（前557年）又有湛阪之战，楚军失败。晋、楚争夺霸权的四次大战，晋国三胜一负，长期保持着霸主地位。
晋、楚争霸近百年间，兵连祸结，民不聊生。尤其是处在两霸中间地带的郑国和宋国，战祸最为严重。这期间郑国参与大小战争七十多余次，宋国也有四十多次，有时几乎亡国。比如鲁宣公十四年（前595年），楚国有意挑衅，派使臣赴齐，经过宋国却不假道于宋，把宋国看作属国。宋执政华元杀其使臣，楚庄王立即发兵攻宋，包围宋都。宋使人求救于晋，晋国无意出兵，却派使臣宣称“晋师悉起，将至矣”，诱骗宋人死守。楚军从九月围攻到次年五月，还准备长期坚持。宋人派华元夜入楚师，登楚帅子反之床，劫持他起来说：“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虽然，城下之盟，有以国毙，不能从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听。”子反报告庄王，楚军退兵三十里，双方讲和。
在这种形势下，就出现了弭兵运动，要求和平解决国际纠纷，放弃战争手段。第一次倡导者就是宋国执政华元。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华元约集晋、楚大臣盟于宋西门之外，其誓词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灾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同盟友好互助的内容都有了，可惜只保持了四年。楚诱郑叛晋服楚，晋军伐郑，楚军救郑，于是发生鄢陵之战，和平运动遂成泡影。其后三十多年，宋国大臣向戍再次发起弭兵运动，于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又在宋国西门之外结盟，有晋、楚、齐、秦、鲁、郑、蔡、卫、陈、许等十余国参加。会上楚国提出“请晋、楚之从交相见也”，即要求晋和楚各自的附属国也要承认对方的霸主地位并去朝见，就是使小国同时向两霸纳贡，晋、楚不战而扩大霸权范围。会上商定除齐、秦两大国和邾、滕两附庸小邦外，从楚的陈、蔡、许，从晋的鲁、卫、曹等国都接受了这加倍的负担。此盟约也未能保护小国，其后十二年（鲁昭公八年，前534年）楚灵王灭陈，晋国也不过问。因为此时晋国君权虚设，六卿强大，内部斗争剧烈，无暇过问外事，正如子产所说：“晋政多门，贰偷之不暇，何暇讨？”（《左传·昭公十三年》）楚国则由于吴国兴起攻其后路，也无力大举北进。两霸都在衰落中，晋、楚之间的大战双方都有意避免，大的战祸倒是长期没有发生。其后是吴、越继起争霸，中原地区相对说来还平静些了。
晋、楚争霸是代替天子行政，与齐桓时代不同，他们向诸仆从国征收贡赋而且逐年加重，剥削不少。鲁襄公二十二年，晋人征朝于郑，郑国子产历数郑君朝晋的事实并说：“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左传·襄公二十二年》）甚至晋国的官员女叔齐都说：“鲁之于晋也，职贡不乏，玩好时至，公卿大夫相继于朝，史不绝书，府无虚月”（《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晋国搜刮所得，便在晋都大兴土木，铜鞮之宫数里，奢侈享乐，腐化堕落，大权转入六卿之手，晋君也步周王之后走向没落。周王更是只存虚名，实利均被霸主占有，从不向王室贡献。
六 晋军制与三家分晋
春秋以至战国前期，晋（后来的魏）是突出的强国，维持霸业的时间最长，国力超过楚及齐、秦，这不是偶然的。
晋初封时力量不大，《左传·定公四年》记，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其组织与东方鲁、卫等不同，大约是唐叔带去一部分周人，同当地九宗五正等结合起来进行统治。西周时代史事不详，可能也无甚可述。春秋初年又发生了大宗翼和旁支曲沃的斗争，绵延几年直到鲁庄公十六年（前679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军为晋侯”，吞灭了晋国公室的曲沃，才得到周王承认而立为诸侯。这时它只有一军，相当于小国的武力。西周无军这一级，其实际人数不可详考。
十八年后，鲁闵公元年（前661年），晋献公作二军，“公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上军大约是原有的，由晋献公亲自统帅。太子申生统帅的下军当系新建，其中有七舆大夫，部众又称舆师，金文称“师旟之政”（《叔夷镈》），即乘车的土卒。舆即众，舆人即众人，《左传》、《国语》常见，下军可能由从民众中选拔的武士组成。这就破坏了传统的国野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的等级界限，有利于军队的迅速扩充。
此后十六年，鲁僖公十五年（前645年），晋惠公在韩之战被秦国打败，当了俘虏，军队主力丧失殆尽，其大臣吕甥建议“作爰田”、“作州兵”。爰亦作辕，爰田即换田，就是恩格斯讲的马尔克分配耕地的制度，古代农业村社对耕地每人分给一份，每年或三年、九年、十二年一换。所谓“肥饶不得独乐，墝埆不得独苦，故三年一换土易居，财均力平”（《公羊传·僖公十五年》何休注）。后来私有制发展，逐渐改变为不换了。晋作爰田就是最后一次换田，即把土地分给了农民，实行授田制，“赏众以田”（《国语·晋语》韦注引贾逵说）。相应地农民也承担义务即服兵役，作州兵就是扩充兵源，组建新军，“征缮以辅孺子，……群臣辑睦，甲兵益多”（《左传·僖公十五年》）。古代军队武器由战土自备，所以必得给以土地，他们才能装备自己而组成军队。这在政治上又是一次很大的变革。
其后十二年，鲁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晋文公准备伐楚，“蒐子被庐，作三军”，三军即中军、上军、下军，中军将为主帅，也就是平时的执政，后来的宰相。次年又“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行是步兵，车战本有步兵配合行动，这次却是组建专门的步兵队伍，在军制史上是一大发展。可能狄人主要是步兵，不知骑乘，所以晋人成立新的步兵来抗击他们。三年之后，“晋蒐于清原，作五军以御狄”（《左传·僖公三十一年》），据《国语·晋语四》是增建了新上军和新下军。又十二年后，鲁文公六年（前621年），“晋蒐于夷，舍二军。”仍恢复到三军规模。
三十三年之后，鲁成公三年（前588年），“晋作六军”。在原有的中、上、下三军外，扩建新中、新上、新下三军。六军将、佐共有十二卿，即为晋国主要大臣，后来演变成三家分晋的局势。其后四十七年，鲁昭公元年（前541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这次晋军同以步兵见长的狄人作战，又在地形险隘之处，“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即放弃兵车，五辆兵车的甲士十五人改编为步卒三伍（五人为伍，步兵最小单位）。结果取得大胜，可能此时步兵在战争中的作用更大了。
春秋时的晋国是以旁支取代大宗而夺得政权的，《国语·晋语一》称：“自桓叔以来孰能爱亲？唯无亲故能兼翼。”这就破坏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君主等级制，对宗室贵族猜忌特甚。晋献公时，原来晋君翼那一支大宗被消灭后，对曲沃这一支的“桓、庄之族”也全部翦除。接着是骊姬之乱，申生被迫自杀，重耳和夷吾出奔，“诅无畜群公子”（《左传·宣公二年》），即为了保证骊姬的儿子不受威胁，规定太子以外的公子都不得留在国内。晋献公死后，骊姬的儿子又被大臣杀掉，“自是晋无公族”。西周春秋的公族指君主的宗室贵族青年，他们是君主近卫亲军，平时担任警戒保护君主，战时组成军队核心主力，重要大臣均从其中选拔。晋国没有这批宗室亲贵，就得由君主选用异姓疏属，有利于君主集权。但另方面，国君比较孤立，后来被权臣架空，终至三家分晋。当时楚国土地广阔远过晋国，但在同晋争霸中常处于劣势，至战国初年更弱，可能就同楚国保持贵族政治有关。
贵族政治破坏，国家就需要法治。在贵族政治下，刑法由贵族自由确定，贵族各自统治他属下的臣民。国君虽有权威却不能直接下到基层，中间有不少等级，“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左传·昭公七年》），一级只管一级。晋国法治的建立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晋文公曾在国外流亡十九年，政治经验丰富，回国即位后扩建三军，“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当时官制与军制是结合在一起的，文武合一。礼与法也是互相为用的，礼是国家传统典制，习惯法。秩即爵位，正其官是正官位的等级高下，选拔官员的次第办法。《国语·晋语四》称：“胥、籍、狐、箕、栾、郤、柏、先、羊舌、董、韩，实掌近官；诸姬之良，掌其中官；异性之能，掌其远官。”胥、籍等十一族是先代贵臣，其中有些姬姓旧贵族，近官是亲近的朝廷重臣、三军将佐等。诸姬是其他周族子弟，中官为君主的侍卫、宫廷官员、三军的下级军官。异姓者非国君亲故，远官是地方官长，不在朝中。这些可能就是执秩的主要内容，选任官员的一套法制，又称为“被庐之法”。
其后晋襄公七年，蒐于董，赵盾为执政，“宣子于是乎始为国政：制事典，正法罪，辟狱刑，董逋逃，由质要，治旧洿，本秩礼，续常职，出滞淹。既成，以授太傅阳子与大师贾佗，使行诸晋国，以为常法”（《左传·文公六年》）事典是国家政事典章经常制度。法罪是犯法判罪。辟即法，刑狱也有法。董是正，逋逃为逃亡者，逃亡者正其罪。质要即契约凭据，由是使用。旧洿是原有不好的治罪条例，加以整治。秩礼、常职是原有经常性爵禄官职，予以保留。淹滞是久未提升的，选拔出来。这些就是晋国法治的诸方面，向太师、太傅（国君顾问性质）提出而推行于晋国。
赵宣子之后，范武子（士会）对晋国法制建设有重要作用，《国语·晋语八》称：
昔隰叔子违周难于晋国，生子舆为理。以正于朝，朝无奸官；为司空于国，国无败绩。世及武子，佐文、襄为诸侯，诸侯无二心；及为卿以辅成、景，军无败政；及为成师居太傅，端刑法，缉训典，国无奸民。后之人可则，是以受随、范。
范武子的祖先是从周王朝避难迁来晋国，子舆即士蒍，晋献公时管刑法，后为司空。传到士会辅佐文、襄、成、景四公，政绩很好。《左传·宣公十六年》记：“晋侯请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会将中军，且为太博，于是晋国之盗逃奔于秦。”“冬，晋侯使士会平王室。……武子归而讲求典礼，以修晋国之法。”《国语·周语中》记此事称：“晋侯使随会聘于周。……归乃讲聚三代之典礼，于是乎修执秩以为晋法。”三代指夏商西周，执秩为晋文公蒐于被庐时所作，可见范武子之法是总结了历史经验的，在晋国有很大影响。晋悼公继位时，“使士渥浊为太傅，使修范武子之法；右行辛为司空，使修士蒍之法”（《左传·成公十八年》）。《国语·晋语七》还记载晋悼公称：“（范）武子宣法，以定晋国，至于今是用。”
到了晋顷公十三年，《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
贵族时代不必有法令，尤其没有形诸文字的成文法。贵族没落，才出现人民与贵族共同遵守的国家法令。孔子生长在东方，贵族政治传统保留甚多，三桓执政，以序守之，不用什么法典，所以他看不惯晋国铸刑鼎，指责为亡国之乱制。范宣子是范武子的孙子士匄，其刑书当是范武子传下来的法，源起则为赵盾执政时所制订的“常法”，即“夷之蒐”后“改蒐于董”时创制。
在此之前二十多年，郑国子产就已经“铸刑书”（《左传·昭公六年》）。郑国地处晋、楚之间，兵祸最惨重。子产执政时改革田制、推行法治以挽救危机。当时晋国大臣叔向曾致书反对说：“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侥幸以成之。……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也很看不惯。他还说：“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这恐怕靠不住。成文法的出现，当在贵族政治没落之后，不会早到夏商之初。当时子产回答他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也就是说成文法是当时需要的。
贵族政治时代以人治为主，法是次要的辅助。《左传·文公六年》评论秦穆公以三良殉葬说：“《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若之何夺之？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并建圣哲，树之风声，分之采物，著之话言，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予之法制，告之训典，教之防利，委之常秩，道之礼则，使无失其土宜，众隶赖之，而后即命。圣王同之。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这是说明贤人最为重要，他可以使人效法，可以留下教训，可以陈列最好的典制度数，告诫民众，大家都仰赖而听命于他，这便是古代圣王的传统。可见贵族政治也还是有它的一套办法。但随着君主集权制的发展，贵族政治必然没落，法治逐步伐替人治，郑铸刑书、晋铸刑鼎就代表了这种趋势。战国初年魏国继承晋制，李悝集诸国刑典作《法经》，商鞅受之以相秦，成为战国时代变法改制的主要内容，也是政治体制的重大变革。
《史记·商君传》说商鞅“筑冀阙”，冀即晋国大宗原来建都时翼，阙是阙门，两观之上有台阁，又叫观台、象魏，很是壮观。国家发布政令即在此公布，人民聚集观望。《周礼·大宰》称：“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左传·哀公三年》记，鲁国都发生火灾，“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忘也。’”筑冀阙大约就是把晋魏旧制搬到了秦国。《夏小正》是晋国的教令，晋为夏虚，小令即不是大政方针。《月令》载每月应作之事，也当是逐月公布的小令，可能同商鞅筑冀阙有关。《夏小正》时代较早些，大致属春秋时，《月令》则是战国时的。秦在孝公以前内乱不断，商鞅变法后君主集权加强，为后来的大一统奠定了基础。
晋国的法治促成国家的统一、君权的提高，但君主下面仍然是贵族大臣掌权，国君没有公族，深感孤立，卫队都不好组织。《左传·宣公二年》记，晋成公即位，“乃宦卿之适而为之田，以为公族；又宦其余子亦为余子；其庶子为公行。晋于是有公族、余子、公行。”《诗·魏风·汾沮洳》亦称公族、公路、公行，大约余子即是公路。这样晋国公族就由贵族大臣子弟组成，国君渐被架空。《国语·晋语八》称：
栾怀子之出，执政使栾氏之臣勿从，从栾氏者大戮施。栾氏之臣辛俞行，吏执之，献诸公。公曰：“国有大令，何故犯之？”对曰：“臣顺之也，岂敢犯之。执政曰无从栾氏而从君，是明令必从君也。臣闻之曰：‘三世事家，君之；再世以下，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君之明令也。自臣之祖以无大援于晋国，世隶于栾氏，于今三世矣，臣故不敢不君。今执政曰：‘不从君者为大戳。’臣敢志其死而叛其君，以烦司寇。”公说。
这说明君臣和主仆关系不同，贵族大臣同他们的下属最初是主仆关系，隶属时间长了就转变为君臣关系。晋国的法治本来是要消灭君主等级制，但贵族大臣长期拥有土地臣民，逐渐形成新的君臣关系，发展私家势力，所以最终取代了晋国国君。
晋国六军有十二卿，后来内部争权火并，如成公十三年杀掉三郤。《左传·襄公十三年》记晋悼公任命“荀偃将中军，士匄佐之；……使赵武将上军，韩起佐之；栾黡将下军，魏绛佐之。”其后数年栾氏败亡，荀偃亦称中行氏，士匄亦称范氏，与赵氏、韩氏、魏氏，加上荀氏另一支知氏，即为晋国后期掌握实权的六卿。其后鲁定公十三年范氏、中行氏同知氏、韩氏、魏氏、赵氏斗争，因知、韩、魏挟持晋君，“二子将伐公。齐高强曰：‘三折肱知为良医。唯伐君为不可，民弗与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尽克也。克之，君将谁与？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听，遂伐公。国人助公，二子败，从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左传·定公十三年》）。中行氏、范氏也败亡了，剩下知、韩、魏、赵四家。这件事说明春秋晚期晋君仍还有一定号召力。知氏之亡已在《春秋》之后，《左传》最后记：“悼之四年（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晋荀瑶率师围郑，……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所述知伯胁迫韩、魏围攻赵氏，反被韩、魏、赵合谋歼灭，已在鲁悼公十五年即前453年。三家瓜分知氏地盘，势力大致平衡，晋君已无足轻重，只余空名，三家分晋的局势就定下来了，历史便进入战国时代。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