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作息起居习俗 中原地区筑室而居的定居生活的确立，作息习俗即大致同时形成。史传尧时有壤父五十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⑥。舜时有善卷，“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养，日出而作，日入而息”⑦。农耕生产方式与定居息息相关的关系，使人们在按照大自然安排的“作息时间表”进行生存斗争的同时，自觉将“日作、夜息”作为约定俗成的社会行为准则。人们“明而动，晦而休，无日以息”①，作息时间的社会化，和人们最初对日常生活事象的先后次序所作的分段记时，无不反映着当时作息起居习俗的基本内涵。人们最先的记时，大概只是把白天和黑夜作为一天中计量时间的基本单位，后来出于对日夜交替现象的观察，又有更小时间单位的测定，《管子·庙合》云：“日有旦暮，夜有昏晨”，旦暮昏晨恰恰代表了日夜交替界限的小时间段。这种原始时间概念的产生是相当早的，旦字很早就见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陶文，字象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②，似寓记时和序方位的意义。到殷商时代记时已十分系统化和制度化，甲骨文所见的记时制是一种尚在完善之中的不均匀分段记时制，其记时情况如下页表③。武丁时大致是把一天分为十二个时间段，祖庚祖甲时材料缺如，不很清楚，虞辛以后记时趋于细密，一天分为16个时间段，白天自旦至■分10段，夜间自昏至夙分6段。各段时间称名，除一批出自日月运行观察知识者外，像辳、郭兮、寤、■、住、大食、小食、大采、小采、夙、■等，均来之日常生活用语，涉及到当时的生产实践、居住生活习俗和宗教活动等方面。辳即农的初形，本意指用蜃器披除杂草，《淮南子·汜论训》云：“摩蜃而耨”，它反映了当时的农耕生产状况。用农字作时称来记某一固定时间，一方面说明“民之大事在农”④，同时又揭示了“日出而作”的作息习俗。郭兮又单称郭，它辞云：“昃至郭不雨”（《掇》1·394）。《说文》云：“郭，度也，民所度居也，”它本是反映筑室而居生活状况的用语。从建筑学看，郭是多室组合的形体概念。早在仰韶文化晚期，住宅已出现了明暗套间，甘肃东乡林家聚落遗址发现一座半地穴或吕字形住宅（F16），双室相连，各设一灶，主室又隔出小套间，用来贮藏物品50000023_84_1①。龙山文化时期，连间和套间的组合式建筑普遍出现，郑州大河村遗址发现四室并连的地面式建筑（F6—9），其中一间又隔成内外套间，四室最小的一间面积仅1.04平方米，是个储藏室②。婚姻家庭和家族人口的增添，使人们不断为改善居住条件而作出努力，仓房、壁龛，窖穴、畜闲等辅助性生活设施，构成了居室格局的有机组成部分。偃师二里头夏末都邑遗址发现的多室排屋和大型廊庞式宫室建筑群，商代组合复杂的宫室和一般贵族的宅落，以及甲骨文名目繁多的室名、公馆和西仓之类，反映着一时代不同阶级和等级的“度居”情况。用表示房屋组合形体概念的郭字来表示日落前某一特定时间，正是对“日入而息”作息习俗的广泛社会事象一次有意识的再确认。寤字是表示下半夜至天明前的时间专词，本意指室内一人在床上呵呼虚吸的睡眠状。原始时期无所谓床第家具设备，只在住屋中央设一灶炕，人们夜间则围炉而卧。为避免潮湿或寒气，人们很早就相当注意地坪的铺筑，所谓白灰面、烧土面等等，相继发明。安徽肥西古埂遗址一座5000多年前的地面式房址，屋内有长4米，宽1.5米，高0.42米的红烧土台睡坑③。陕西临潼姜寨一期房屋遗迹，每每有高出居住面的土台，具有土床的实效。河南安阳后冈龙山时期房屋，有的地坪用排列紧密的木条铺成④。河南郾城郝家台龙山期古城还发现用木板铺地的房址⑤。辽宁旅顺于家村遗址发现的4000年前后的房址，地坪铺有排列整齐的木棍①。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遗址房屋，有用当地产页岩石板铺设地坪和屋顶②。这些房屋装修设施的发明，不仅起了一定的防潮作用，也提高了居住空间实体的卫生整洁和生活舒适程度。与此同时，美的追求已使原始先民对居室的装饰发生了兴趣。姜寨仰韶遗址的地面或房址，每每有用手指或其它尖细工具按压及剔刺的各种几何装饰图案，如以圆窝、方窝、线条等为母题组成三角、平行线或长方形图案③。华县泉护村龙山时期房址，白灰面地坪，又配以涂朱红色的墙壁，十分显目④。绥德小官道以及山西石楼岔沟龙山时期房址⑤，有的白灰面墙体壁根绘有一圈红色线条。陶寺遗址出有几何形图案的白灰墙皮⑥。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建筑遗迹，出有彩绘壁饰，有绘赭红间黄白色交错三角纹几何图案，有绘赭红色勾连纹图案⑦。到了商代，贵族阶层的居室，内部装饰更趋华美，文献称商代宫室“宫墙文画，琱琢刻镂，锦绣被堂，金玉珍玮”⑧。甲骨文有“文室”、“丽室”之称。《竹书纪年》谓“纣作琼室，立玉门”。殷墟甲十一基址用铜础立柱架梁；西北冈王陵区1001号大墓出有白色大理石立体雕像的柱旁装饰建筑构件⑨，可见设想当时宫室内部的装潢艺术也一定很富丽堂皇的。甚至连殷墟的王室手工业作坊，白灰面墙壁也绘有红色花纹和黑色圆点组成的图案⑩。盘龙城商代方国贵族墓葬，棺椁雕花，阴线涂朱，阳面涂黑，色彩斑烂；洛阳东郊商代地方贵族的墓内，曾发现红、黄、黑、白四色布质画幔①；可能即是居室装饰艺术的再现。居室的美观与舒适，已成为商代贵族阶级消费生活奢侈的缩影。床第茵席的坐卧之具，大概是在进入阶级社会之后才有。《天问》叙夏代商族王亥事迹云：有扈（易）牧竖，云何而逢？击床先出，其何所从？闻一多云：“盖谓方亥与有易女行淫，有易之人入而击其床，亥被杀，女则先自逸出也。”②《初学记》卷25云：“夏禹为茵蒋席。”《荀子·礼论》云：“越席床第几筵，所以养体也。”《说文》谓：“第，床箦也”，亦即所谓床板；又谓“筵，竹席也。”《史记·礼书》“越席”，《集解》云：“越席，结括草以为席也。”《释名》训席“可卷可释。”从史传记载看，似夏代已发明了床榻之类的木制家具，以及可以卷起放开的草席竹席之类的坐卧用品。甲骨文有宿字作■（粹1199），■为编席之形，意为一人卧于室内席上。又有■字（《乙》3472），像一人跪坐席上之形，大概为宿字异体。可见商代已确实以席为坐卧用品。而从记时专词寤字的构形可知，当时床榻的睡卧家具也已逐渐推广开来。居室的防潮、室内装饰到床席的发明，人们的居息条件之改善由此可见一斑。时称机是黄昏后的上灯时分，其本义即是人持燃木照明。最初时期居室的照明可能受启于火的使用，史前房址中的地灶、壁灶和灶台，既为熟食或取暖，又起有照明的作用，故备受重视，为保存火种，人们或于大灶之旁另设小灶，或置陶罐，以专存火种。人们还相应发明了排烟设施，用来洁净室内空气。一般是将灶设在近门道处，以利于空气对流，但如陕西绥德小官道龙山时期的先民，已在灶坑边用草泥加石垒成烟道，直通室外，故房屋内见不到任何烟熏痕迹①。灶在古代生活中意义重大，也就受到人们的敬重，如汤阴白营②、安阳后冈③等地龙山时期的先民，每于灶台的外围绘蓝色圈。陕西武功浒西庄庙底沟二期的先民，有在灶址周围涂红彩圈，外侧涂黑彩圈④。绥德小官道遗址一座亚铃形半地穴式住宅（AF4），后室中央绘了一个椭圆形图饰，底涂枣红色，再涂黑色，黑中泛红，边沿有手抹凸棱一周，做成一个象征性而非实用的地灶，显然出于人们对灶神的崇拜。居室白天的光照尚容易解决。陕西武功游风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屋，屋盖开有天窗⑤；半坡遗址亦出有窗缘残块⑥。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房址，已发现有三角形风窗和木棂窗牖之设，有的窗槛宽达1.9米，高1米⑦。如此则采光通风均利，但夜间照明还得有赖于火。大概在4000年前人们想出了专门的火光照明设备，宁夏海原菜园遗址的窑洞式房址，有的窑壁密布许多壁灯遗迹，据测试是当时先民用含树脂高且耐燃的木条插入壁孔，以火照明的残存，这与《庄子·逍遥游》所云：“尧让天下于许由，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不亦难乎，”可相对照⑧。爝火即小火烛光。人们在生活实践中，先后想出了各种适用于不同场所的照明法，有固定式的，有可移式的，有光度亮而大的，也有照明度偏小的。《周礼·天官·宫人》云：“凡寝中之事埽除执烛；”《仪礼·燕礼》云：“宵则庶子执烛于阼阶上，司宫执烛于东阶上；”《礼记·檀弓》云：“童子隅坐而执烛；”凡此大抵是指居室内外照明的可移式小烛。《燕礼》又云：“甸人执大烛于庭，阍人为大烛于门外；”《周礼秋官·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烛庭燎，”郑注：“墳，大也，树干门外曰大烛，于门内曰庭燎，皆所以照众为明。”这是指公共场所或庭院照明的大烛，火大光亮，不比小烛可人执移动，故往往固定一处。甲骨文■象人跪坐持烛，当系小烛爝火，用此照明意义的用语记时，反映了当时的记时制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关系。时称住是指夜间人定息止之时，写作■（《合集》27522），象一人侧身而立，另一人跪而伺之，中间一点即《说文》“■而识之”的■，意在定上下等级之分，与主为古今字。这是个象意兼声字，从■亦声，为住字初形，后世住从一人，此从二人形，乃繁简之省。《吕氏春秋·审分》云：“凡人主必审分，”《韩非子·扬权》云：“审名以定位，”■字人形一立一跪，主人与侍者的身，分俨然可见。殷墟大墓墓底人牲和建筑仪式瘗埋武士，每呈跪姿，最常见的是竖跪姿，上身直挺，双腿跪曲，股部下坐，双脚置股两侧或一侧，足面着地，手臂下垂足旁，或一手搭在另一臂上，或按膝部。石璋如先生称此为跪坐，是日常生活事象的再现①。此外，殷墟出土玉石人物雕像不下几十余个，大都出自贵族墓葬。这些人像，除个别的衣饰华丽、穿戴讲究，可能为贵族形象者外，大部分赤条条无所衣饰，或仅仅在赤体上刻些模拟文身的线条，显得呆滞沉闷，缺乏生气，似全神贯注等候主人差遣状②，很可能是一般侍者下人的形象。人像基本都作坐式，双手或抚膝、抱膝和按地，或曲臂手支颔下，腿部跪曲，坐姿各异。李济先生曾将殷墟玉石人坐像归为跪坐、蹲居和箕踞三类。关于跪坐，他引朱子语为释：“跪有危义，故两膝著地，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两膝著地，以尻著蹠而稍安者为坐。”《释名》亦云：“跪，危也，两膝隐地，体危倪也。”跪而不坐，即《史记索隐·范睢传》所谓“长跪”。蹲居是虚坐，股不著地，屈膝下蹲。箕踞是屈膝坐，《礼记·曲礼》云：“坐毋箕”，孔颖达疏云：“箕谓舒展两足，状如箕舌也”；《汉书·陆贾传》“尉佗魋结箕踞见贾”，颜师古注：“箕踞谓伸其两脚而坐，亦曰箕踞其形似箕。”李济先生认为，蹲居和箕踞出于东方夷人的习惯，可能也是夏人的习惯，而跪坐则是殷人固有的起居法，并演成一种供奉祖先、祭祀神祗，以及待人接客的礼节①。殷代的跪葬和玉石人坐像雕刻表明，跪坐确是当时最常见的起居仪节，特别是下人伺候主子时，尤得保持这种毕恭毕敬姿态。记时专称住字的约定俗成，说明这种跪坐式不仅流行于殷代上层社会阶层，而且当下层阶级服伺主子时也必须遵循的。时称大食和小食，一在上午，一在下午，反映了殷人一日两餐的生活方式，上午一餐称大食，似人们较注重上午的进食，可能是为适应食后的力作，而下午一餐后时近日暮，“日入而息”，小食即可。在生产所获物质生活资料不太丰富的古代，人们已能相应合理调节饮食方式。云梦秦简《日书》和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记时有“蚤（早）食”、“莫食”、“下铺”之称，则流行至今的三餐制当是秦汉以来事。上古时期人们的进食每每是围炉而食，但史前中原地区人们就食时未必就是采用蹲居、箕踞或跪坐式。西安半坡仰韶遗址一号房址的灶炕周围发现八块圆形扁平体卵石，表面有光滑的使用痕迹，背面却无，当系座石②。铜川李家沟遗址一座住宅，灶坑边也有三块鹅卵石座①。绥德小官道龙山遗址一座住宅，灶坑边发现座石一块②。甘肃永靖马家湾遗址发现的五座住宅，都是灶居室中央，旁边有座石，长宽在20～30厘米左右，作长方形③。这表明当时可能有围炉坐于石块而就食，这类石块久用不弃，具有小凳的性质，置之居宅，大概可视为最原始的一种家具吧。当然人们也会同时采用其他坐式，顺乎姿势自然而不致吃力体累而已。辽宁东山嘴遗址出土的4000年前陶塑人像，皆作盘膝正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脚心方向均顺其自然，有的下身底部满饰席纹④，可能人们就食时也是采用这种流行的坐式，盘坐席上而食。前引文献“夏禹为茵蒋席”，似夏人坐食以踞、盘、蹲为常。殷人就餐时大都是跪坐，甲骨文飨字作■，象两人围食器跪坐对食。陕西绥德■头村出土商代铜钺，有铭飨字作■⑤，两人跪坐对食，其中一人伸手取皿中食物，形象十分生动。大、小食的时间专词实乃出自习以为常的生活用语，至于商未王纣“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保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⑥，这已越出两餐制的常规，自当别论。大采、小采、夙几个时称，来之敬祈日月的礼俗。《国语·鲁语下》有“大采朝日”、“少（小）采夕月”。夙字则象一人跪而祈月之形，《说文》“夙，早敬也。”不过敬祈日月未必天天进行，可能恒行于一岁或某月某个比较固定的日子，有人们所认识的天象标准为之依据，久之而成为常礼俗信。时称■字象埋骨于坎，殷人事鬼，■可能属于一种“二次葬”的宗教葬仪。这个时称只见于武丁时，后来即废除，乃一代习俗损益所使然。甲骨文提供的殷商记时制，向我们展示了当时的作息习俗，如果结合其他资料进行历吏的综合考察，那么这份遗产在社会生活史上的价值也就益显可贵，一幅3000多年前作息起居的生活画卷，形象而生动地再现人们眼前。 ⑥ 《逸士传》。 ⑦ 《庄子·让王》。吕81＠ ① 《国语·鲁语下》。 ② 于省吾：《关于古文字研究的若干问题》，《文物》1973年2期。 ③ 别详拙作：《试论殷代的记时制度》，《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④ 《国语·周语上》。 ① 《考古学集刊》1984年第4集。 ② 《考古学报》1979年3期。 ③ 《考古》1985年7期。 ④ 《考古学报》1985年1期。 ⑤ 《河南新发掘一处龙山文化遗址》，《人民日报》1986年12月18日。 ① 《考古学集刊》1981年第1集。 ② 《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 ③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册，文物出版社，1988年，40页。 ④ 《新中国的考古收获》，1961年。 ⑤ 《考古学报》1985年2期。 ⑥ 《考古》1986年9期。 ⑦ 《文物》1986年8期。 ⑧ 《说苑·反质》。 ⑨ 《商周考古》，文物出版社，1979年，70、121页。 ⑩ 《考古》1976年4期。《文物》1976年2期。 ① 《考古学报》1955年第9册。 ② 《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6页。 ① 《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 ② 《考古学集刊》1983年第3集。 ③ 《考古学报》1985年第1期。 ④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武功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18页。 ⑤ 《考古》1975年2期。 ⑥ 杨鸿勋：《仰韶文化居住建筑发展问题的探讨》，《考古学报》1975年1期。 ⑦ 《藁城台西商代遗址》，21、24、26页。 ⑧ 陈斌：《灯具的鼻祖——四千年前窑洞的壁灯》，《文物天地》1989年2期。 ①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跪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36本上册，1965年。 ② 陈志达：《殷代王室玉器与玉石人物雕像》，《文物》1982年12期；杨泓：《中国古文物中所见人体造型艺术》，《文物》1987年1期。 ① 李济：《跪坐、蹲居和箕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4本，1953年。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147页。 ① 《考古》1962年6期。 ② 《考古与文物》1983年5期。 ③ 《考古》1975年2期。 ④ 《文物》1984年11期。 ⑤ 《文物》1975年2期，85页图九。 ⑥ 《史记·殷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