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道路交通 一道路交通网络 人类有意识修筑道路，盖起自进入定居生活阶段以后。最早出现的由人力铺设起的道路，一般见之于聚落和居室的周围，在广阔的野外未必有能力顾及。江苏吴江龙南村一处5000年前的聚落遗址，即发现一条用碎陶片铺成的小路，长15米，通向一座住宅居址①。而中原地区，早在6000年前后，修筑道路已颇为普遍。陕西宝鸡北首岭仰韶聚落遗址，三片住宅群围绕中间一块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广场而布列，广场一带发现有四层路土的道路遗存，路面较平坦，其中第二层路土是用兽骨渣、碎小鹅卵石、碎陶片屡杂后铺垫起的，厚达8～12厘米，其下层路面还用火烧过，红烧土层厚达2厘米②。这当然不会是人们久踩自然形成的走道，而是出自居民共同体集体力量，有意修筑的聚落内道路设施。陕西临潼姜寨一期聚落遗址，道路建设更显出一定规模，五片住宅群组成的一个较大氏族共同体，环一中心大广场分居。居住区内东南西北四面均有零星路土遗迹，有的路面是用料礓石铺垫起的，有的是用红烧土铺垫起的，还有一些则是人们自然踩踏而形成的。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广场西侧有两条几乎平行的人工修筑长道，一条残长53.3米，道宽0.7米，路面平整坚硬，是用黄土夹大量料礓石筑起，有10厘米厚；另一条残长12.5米，道宽0.75～0.8米，筑法相同①。仰韶聚落居民共同体出于生活的便利和交往，已经重视公共道路的建设，道路有主次之别的初步规度，但限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筑路大概还没有逾越聚落生活居住区而扩大到外界广阔地域去。到龙山文化晚期，道路的构筑又有新的进展。河南淮阳平粮台一座面积约3.4万多平方米的古城遗址内，专门筑有贯通城内外的大道和小道，大道宽达1.7米，路面用土和料僵石铺垫。为排除雨水和生活污水的潢积，出城门的路段还埋敷下陶排水管道②。可见当时的道路构筑已有了一些配套设施。完成这样的道路工程，必须动员起很大的社会力量，还得有体现多数人意志的统一规度，如果单单依赖个别人的努力是绝难办成的，不妨说这标志着少数人对多数人的统治已经出现了。夏代国家形成之始起，原始时期氏族部落成员在各自的聚落或城邑内合力筑路的传统之举，有可能上升为国家的具体实政之一，变为整个社会的带有强制性的政治劳役。修筑道路已不再局限在住地周围，逐渐扩大到整个统治领域。《左传·襄公四年》引《虞人之箴》说，“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追叙了夏禹将国土划为九大行政区，以及组织全社会巨大人力物力开辟它们之间交通道路的旧事。《史记·夏本纪》和《尚书·禹贡》中甚至还详载出所谓夏禹开通的九条陆道和九条水道。夏朝正是凭藉其建起的道路交通网络③，实施其对领土的统治运作。《荀子·大略》谓禹乘车外出，“过十室之邑必下。”《说苑·君道》说，“禹出，见罪人，下车间而泣之。”国家的有关政令，也每每在交通要道口宣告，《夏书·胤征》云，“每岁孟春，遒人以木锋徇于路”，朝廷的宣令官手执木锋当道号令众下。交通道路网络的建起，对当时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持确应起有很大的作用。夏代道路的铺筑颇为可观。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发掘出一条属于夏史纪年范围内的道路，路面宽1.2～2米，厚5厘米，系用陶片和碎石子铺垫①。其道宽超过了前代。偃师二里头夏末都城遗址，南北1500米，东西2500米，面积约有3.75平方公里。除了有用鹅卵石铺成的石子路及红烧土路外，还发现了一条铺设讲究的石甬路，路面宽0.35～0.60米，甬路西部由石板铺砌，东部用鹅卵石砌成，路面平整，两侧保存有较硬的路土②。这条道路的铺筑规格在当时是相当高的，据说其附近还发现了宫殿建筑遗迹，因此它很可能属于都邑内专为贵族统治者服务的生活设施，与一般平民通行的土石路面相比，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由于夏代交通网络拓展到广阔领域，如何穿越河流水道也就显得甚为要紧，公共桥梁的架设当亦已出现。最早的桥称为梁，《说文》云：“梁，水桥也”，段注：“用木跨水，则今之桥也。……见于经传者，言梁不言桥也。”《初学记》卷七云：“凡桥有木梁、石梁；舟梁——谓浮桥，即诗所谓造舟为梁者也。”今人唐寰澄指出，在桥梁发展中，早期多半是梁桥，首先是木梁，因为木梁的架设总比石梁轻便，从自然倒下的树木而形成的梁桥，到有意识地推倒，砍伐树木架作桥梁，不需要多少过程，也许在旧、新石器时代早就有了③。架设桥梁与筑路一样，也属于夏代国家的实政之一。《国语·周语中》引《夏令》说，“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此举为后世诸国所继承，在周代称为“先王之教”，同书云，“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韦注：“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礼记·明堂》谓“季秋除道致梁”。《左传·庄公四年》载楚令尹斗祁和莫敖屈重“除道梁溠”。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墓出土木牍有文云：“九月，大除道及阪险；十月，为桥，修波限，利津梁，鲜草离。非除道之时，而有陷败不可行，辄为之。”①可见开道与架桥并重，由来已久，是古代带有强制性的社会公共义务，从中也透露了统治者对于发展国家交通网络的重视。商代的道路交通网络比夏代更为发达，其范围所达相当广大。《诗·商颂·玄鸟》云：“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武丁孙子，……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商王武丁以后，商人恒称的四方或四土，不是虚拟，早已是平面的发展②。所谓“邦畿千里”，从各地发现的商代遗址分布看，比较近乎实际。其东方直抵海边，南土越过长江，伸入江西、湖南境内，西边抵达甘肃、内蒙，北土包括河北北部和辽宁部分地区③。商代的道路设施有几大特色。一是王邑内的道路建制堪称全国楷模。商人曾一再自赞“商邑翼翼，四方之极”④，整饬的王朝国都，是四方的表率。新发现的河南偃师尸乡沟早商都城遗址，面积有190多万平方米，城内道路纵横交错，已发现大路11条，东西向5条，南北向6条，路面一般宽约6米，最宽的达10米，道路与城门方位大体对应，构成棋盘式的交通网络①。城内道路主次相配，主干大道宽敞平直，路土坚硬细密，土质纯净，厚达半米左右；路面中间微鼓，两边稍低，便于雨水外淌。主干大道一般直贯城门。城门的门道路土之下，还铺有木板盖顶的石壁排水沟，沟底用石板铺砌，内高外低，相互叠砌呈鱼鳞状，叠压顺序与水流方向一致。出城之后，沿城墙还有宽4.5米的顺城路。城内另有与主干大道相连的斜坡状“马道”，可以直登城墙之上②。这样一座经过严格规划而兴建的商王都，其道路设施的完善确可称为当时国家之最。二是地方土著方国也重视道路的修筑。江西清江吴城商代遗址发现一段长近百米，宽3～6米的道路，与一“长廊路”相连，后者残长39米，宽1～2米，路面结构类似三合土，而且有排列有序的柱洞③。可能有遮盖一类建筑物，似乎专为地方土著贵族的生活便利而筑。可见商代地方国族的道路修筑水平也是不容低估的。三是商代晚期已形成了以殷墟王邑为中心的东西横向、南北纵向朝四外辐射的国家道路交通大网络。据彭邦炯同志研究，根据商代遗址的分布和甲骨文提供的材料，殷商王邑通往四面八方的交通道路主要有六条：一、东南行。是通往徐淮地区的大道，即甲骨文中关于征人方的往返路径，有的地段可能与今陇海路郑州至徐州、津浦路徐州至淮河北相合。二、东北行。是通往今卢龙及其以远辽宁朝阳等地的交通 干道。三、东行。与山东益都古蒲姑有要道相通；另有水路估计可沿古黄河或济水而下。四、南行。与今湖北、湖南、江西等当时的国族之间有干道相连。五、西行。通往陕西，沿渭水可直至周邑丰镐或别的方国部落。此道能通车辆，决非小径。武王伐商即走此道。六、西北行。为逾太行的要衢。商与西北■方、土方等交战，常有战报捷送王都①。值得注意的是，殷商发达的陆上交通道路，对后来西周王朝的建立和巩固曾起了有力的作用。《汲冢周书·大聚解》载，“武王胜殷，抚国绥民，乃观于殷政”，周公曾告之以“相土地之宜，水上之便，营邑制命之曰大聚，……辟开修道”。交通大网络的开通实是殷商王朝一大政迹，不会因政权迭改而完全荒废掉。史籍和西周铜器铭文恒见“周行”“周道”之语，据杨升南同志研究，是指王国中心地区成周通向各地的平直宽阔道路，主要有向西及西南方、向东、向南、向东南、向北、向东北等几条干道②。不难看出，其中一些主要干道的大段走向和路段，是与殷商通往各地的道路相一致的。殷商筑成的“王道”，素来称得上宽广、平坦、正直③，周人完全没有必要舍前功而另辟新道，且国力也不允许。所谓“观于殷政”，应该包括了效法殷商的路政，只不过周代的交通中心已由殷墟转移到了成周，其“辟开修道”主要是指成周地区交通道路的规度和修治，以与前朝业已建起的交通大网络合成一体。 二殷商道路交通制度 （一）路守据点“枼陮”的规立 古代王朝筑治的交通于道，专为贵族统治阶级政权利益服务，历来受到重视和保护。《诗·周颂·天作》云：“彼徂矣歧，有夷之行，子孙保之。”夷有平坦之意，行为古代道路的专称。这是周统治者申诫子孙要世代保护好平坦的歧道。然早在商代，贵族统治阶级对于其道路交通网络，已相当重视。《逸周书·大聚》记武王灭商后观“殷政”，其中一项就是“辟开修道”，效法殷商的路政。殷商王朝不仅注重道路交通的开辟，还建立了一套相关的制度，从而成为后继者的楷模。殷商王朝的道路利用率相当频繁，甲骨文中言往来行止之事多不胜举。如：（1）己丑王不行自雀。（《合集》21901）（2）■行东至河。（《合集》20610）（3）惟行南麓，擒有狐。（《甲》703）（1）记商王是否取雀道出行。（2）贞间取■道东去黄河。（3）言于道之南麓狩猎获狐。又如：丁已卜，小雨，不行。（《佚》415）庚寅卜，翌辛卯雨，王辰行，雨。（《京人》2982）两辞均是卜问出行日的气象变化。当时道路的利用大都涉及征伐大事、方国来宾、出入王命、贡纳、田猎、农耕或外祭，事关王国统治的具体实施。有时路途至遥，力量不达，安全甚成问题。武丁时一片甲骨文云：丙午卜，■，贞呼师往见右师。王占曰：惟老惟夷途。遣若兹卜，惟其遘。二旬有八日匄，王申师夕殊死。（《北美》1）讲的是商王武丁命令师前往右师视察，王判断占卜出现两种兆象。一是谓师年龄高迈，在旅途中会遇顺利平安的；但另一种却谓此卜凶险。结果在26天后的王甲日师遇险，当晚就死了①。26日的旅程，以每日行二、三十里计，则已远距殷都600里左右之遥了。可见当时远途旅行既劳累又危险，生命无保障。《周易·需卦》有云：“需于泥，致寇至”，“需于血，出自穴”，言旅途中身陷泥泞而遭遇盗寇，或投宿遇着坏人而遭劫挨打②。讲的也是旅途上的不安全。为了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武丁王朝之后，统治者设立据点以慎路守。那些常设性的军事据点，称为“枼陮”。甲骨文云：（1）辛已贞，王惟癸未步自枼陮。（《粹》1034）（2）癸亥贞，王惟今日伐，王夕步自枼三陮。（《安明》2675）（3）癸亥贞，王其伐卢羊，告自大乙。甲子自上甲告十示又一牛。兹用。在枼四陮。（《屯南》994）枼陮的设置，以数目为序，编至四站，首站单称“枼陮”，第二站未见，第三、四站分别称为“枼三陮”和“枼四陮”。各站间保持有一定的距离，从上举（2）（3）辞看，枼三陮与枼四陮的间隔距离有一日之程。如按《韩非子·难势》所云：“良马固车，五十里而一置”，则自首站至四站，可控路段约有200至250里左右，从而形成交通道上有机防范网络。《说文》云：“枼，楄也。”桂馥《说文解字义证》云：“楄当为牑类。”但甲骨文某应指防御木栅墙或土堞一类人工构筑设施。“枼陮”一般设在于道附近的高丘或山上，《说文》云：“陮，隗高也。”以其设立高处，故又称作“枼京”，甲骨文云：贞王勿往于枼京。（《乙》1215）“京”即指高敞之地，《尔雅·释丘》云：“绝高为之京，非人为之丘。”“枼陮”当设在自然高地。据甲骨文有云：丁亥卜，又于五山，在□陮，二月卜。（《合集》34168）□□□，又于五山，在枼□，□月卜。（《粹》72）两辞同卜一事，残辞互补，枼陮与五山相属，决知枼陮是在山丘或自然高地立木栅或筑土堞，用以慎守险恶路段。晚商武丁以后各王一般都嗜好田猎，往往利用道路交通的方便从事此项活动。道路两侧草莱未辟，时有群兽出没，也就成了田猎的好场所，有一片甲骨文云：“有兕在行，其左射”①，即是记路上遇猛兕。据它辞云：“丁丑，王卜，贞其振旅，延过于盂，往来亡灾”②，知商王的田猎还有另一层意义，是振旅以慑远方，向周围方国族落炫耀武力，体现王威。《史记·殷本纪》记武乙竟远猎“河渭之间”，为雷击霹死。田猎道途上有不少与“枼陮”性质不同的过往守所，甲骨文称作“■”，即次的初字，旧说“师所止也”③。《左传·庄公三年》云：“凡师，一宿为舍，再宿为信，过信为次”，孔疏：“次亦止舍之名。”知“次”是超出三天里程以上的驻守之所。甲骨文“次”都与各地族落与国的具体地名相系，如霍次、寒次、韦次、永次、宁次、洛次、屯次、召次、齐次、淮次等等，深及远方，并非局促于王都附近，既非商王临时设立，也不太可能由王朝直接委兵常驻其地。它们出现率频繁，决非宿后即废，地方色彩十分明显，平时当归属于各自的族落与国。由此推测，殷商王朝除了在中心统治区内干道上规立“枼陮”的路守据点外，地方族落与国有义务设立驻守之所，以供商王过往寄止的不时之需，或保障王朝远方道路交通的安全畅通。 （二）最早的旅舍“羁” 殷商时代，在中心统治区内的干道上，王朝直接建有食宿交通设施，专供贵族阶级人员过行寄舍，甲骨文称之为“羁”。其字构形作■，像系马于栅栏意；繁形作■①，从手持鞭，勒马驻止之意更显。羁有过行寄止义。《广雅·释诂》云：“羁，寄也。”《周礼·地官·遗人》云：“以待羁旅，”郑注：“羁旅，过行寄止者。”甲骨文“羁”用为专名，是殷商王朝设立于干道边的旅舍。许进雄先生释羁“可能是驿站一类之特别设置”②，意亦近似。羁与枼陮一样，也是按数目顺序编次：贞至羁。（《甲》1790）至二羁。（《京人》2138）弜至三羁。吉。（《安明》2092）贞四羁，祐。（《甲》199）在五羁。（《合集》28153）羁舍共编至五站，首站也省却一字，与前述路守兵站“枼陮”同，乃当时固有习惯。如它辞云：“惟犬，此雨。二犬，此雨。三犬，此雨。”（《合集》31191），一犬即省称犬。一羁至五羁，次序井然，应是顺道路依次编置的，据甲骨文云：贞羁……五羁……牢，王受又。（《合集》28156）辞有残缺，大意可知。一羁至五羁，自此及彼，由近而远，相互关系明确，各羁舍间应保持有一定的距离。《逸周书·大聚解》谓周观殷政，“辟开修道，五里有郊，十里有井，二十里有舍，远旅来至。”《周礼·地官·遗人》云：“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诗·小雅·六月》“我服既成，于三十里”，毛传：“师日行三十里。”《管子·大匡》云：“三十里置遽委马。”后一说是指节级递送的驿传之制，在殷商尚未形成这种倒换车马和传者的驿传法，消息一般是由专人传送到底。以当时条件论，“二十里有舍”、“三十里有宿”，比较近乎实际。羁与羁间大体保持在二、三十里距离，则第五羁已距王都百五十里左右。商代道路交通呈中心玉都向四外平面辐射状，如果王都通往四方的各条干道都没有此等羁舍，可以想见殷商王朝的直接控制区，方圆直径约为二、三百里。在此范围内的过行食宿寄止，可由工朝专设的羁舍提供便利，过此范围，力量不抵，大概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承担。甲骨文有云：（1）戍兴伐，邲方食……。……千方既食，戍乃伐，■……。（《安明》2106）（2）……食众人于泞。（《合集》31990）（3）丁卯，王其寻牢■，其宿。（《粹》1199）（4）庚申卜，翌日辛，王其■囚■，亡尤。（《屯南》2636）以上（1）辞之邲字，有及、至、临近之义；谓临近某方就食后再行战斗，（2）辞谓众人就食于泞地。（3）辞牢为族氏地名，西周初有“■”尊①，可以为证；谓商王出行巡视，宿于■族之障塞。（4）辞■字，像一人在室中食肉状，有寄止食宿之义；大抵是言商王在路途中食宿于族邦邻地。概言之，殷商王朝的心中统治区约略有二、三百里方圆，在王都周围半径百里开外的干道，王朝专设有过行食宿的“羁”舍，其他各地或出此范围的远地，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提供过往食宿之便。 （三）驿传之制 殷商王朝与外地的消息往来传报，已逐渐建立起驿传之制。当时的驿传，不似后世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一送抵的。吕思勉先生曾云：“通信之最早者为驿传，其初盖亦以便人行，后因其节级运送，人畜不劳，而其至可速，乃因之以传命”①。甲骨文所见外地消息传报朝中，都直接得之某地来者，不必靠二传三传乃至多传，如：郑夹告。（《天理》159）三日乙酉有来自东画。（《合集》6665）缶其来见王。（《殷缀》301）先伯来告。（《乙》192）贞其有来艰自沚。（《合集》5532）犬来告有鹿，王往逐。（《屯南》997）各方消息和来人均是直诣朝中，毋须周折。同样，王朝的使命也是委派重臣使者直送各地，如：往西，多尹致王伐。（《丙》76）呼雀往于帛。（《丙》56反）使人于吴。（《天理》196）看不出有什么多级传递的痕象。由于消息传报和使者往来，体现了王朝对下属各地统治或对周边地区羁縻的具体实施，因此逐渐形成了最初形式的驿传之制，甲骨文中称之为“■”，也写作“■”，互作无别②。其辞云：贞弜共右示飨葬，■来归。（《合集》296）己未贞，王令■……于西土，亡■。（《屯南》1049）可见，当时专门负责出入驿传者也称为“■”，以职相称。■传地域所及范围广大，有一片祖庚祖甲时甲骨卜辞云：己亥卜，中，贞惟■令。丁亥■……。（《合集》23674）■是黄昏掌灯时分①。己亥日黄昏下达使命，直到丁亥日传到，前后隔了48天。以一天二、三十里计，单程约有1200里左右，离王都遥远之极；若算往返里程，也在600里开外了。另一片帝乙帝辛时甲骨卜辞云：醜其遥至于攸，若。王占曰：大吉。（《合集》36824）醜是殷东方盟国，在今山东益都河流域一带②。攸在今河南永城和安徽宿县、蒙城之间③。殷墟商王都、醜、攸三地，平面直线距离都在700里左右，犹如一等边三角形。此辞谓■者自醜国传抵攸地，商王为其占卜，得平安大吉之兆。以上足以看出殷商时期驿传地域范围之广大。有时商王外出，要将■者带在身边，如：王其田，■往。（《甲》3919）盂田，其■散，萌有雨。（《佚》292）两辞记载了商王在田猎中有■者随行，以便及时往前方传报消息。殷商的地方族落与国，也每每设有■者，如：大使其■。（《佚》940）戍辟■，之■。（《京人》2149）亚旋其陟，■入。（《甲》3913）己卯贞，■来羌，其用于父丁。（《英》2411，《屯南》725同卜）大、戍辟、亚旋是地方族落小国或臣属领地之名。上引末一辞“■来羌”可能指某方还者送致羌奴。凡此可见当时王朝抑或地方臣属与国，均有■者之设，专职驿传之事。通者在商统治中心区的百里之内传命。可能是利用王朝在于道上专为贵族人员过行寄止而设的“羁”舍食宿，但到了远方，食宿就成问题了。有的地方棒莽未辟，人烟绝少，有的地方，虽有土著族邦，■者却因身负重命，怕消息走漏，或安全上的原因，也不得不绕道而行。因此殷商王朝或在一些必要路段设立■站，供■者食宿，如甲骨文云：丁未卜，食有在■。（《殷缀》57）己亥贞，王在兹■■。（《屯南》2845）上两辞的■均作■站讲。一辞谓在■站就食。另一辞记商王在设于欠地的■站。它辞有云：癸卯贞，旬亡祸，在■旬。（《粹》1426）■旬的旬似通徇，有巡视之义。商王外出巡视，曾多次来■地，可见这个■站的重要性。■站的性质不同于路守兵站“枼陮”，也不同于一般的过行寄止的“羁”舍，与地方族落与国所设守所“次”亦有异，是王朝专为驿传而设，它加强了殷商统治者与各方间消息使命的往来之迅速传送，又多少解决了■者过往途中的食宿和安全等具体问题。■站所在，大概不一定位处于道，也不一定限于中心统治区，远距王都的要路似亦设之。要而述之，商代的交通地理观念主要表现为“四方观”，是基于王朝自中心王都向四外平面辐射扩张势力的现实背景，与夏代致力于自西向东横向发展而产生的所谓“四海观”不同。至殷商时期已形成了王都通向周围地区的交通网络，其道路交通制度的确立，正完全适应了这一时代特征，有三大方面的重要内容：一、在交通干道的必要路冲，择山丘或自然高地，规立路守据点“枼陮”，以保障王朝道路的安全畅通。“枼陮”按数目顺序编次，自近而远共立四站，其间保持一定距离，控制路段大致在王都周围半径二、三百里开外的范围。出此范围，各地族落与国有设立守所，以保障王朝远方交通的畅通。二、在王朝二、三百里方圆的中心统治区内，专设供贵族阶级人员过行食宿的“羁”舍。以王都为交通中枢，“羁”舍设在通往四方的干道上，也是按数目顺序编次，由近而远共立五站。五站之外，沿途臣属方国族落有义务提供过往食宿之便。三、建立消息传报的“■”传之制，但尚未形成节级传递，而是由专人送抵。“■”传地域所涉范围广大，远逾“枼陮”和“羁”舍可控路段。为安全和■者食宿之便，另有“■”站之设。■者身分，既有直属殷商王朝者，又有属之地方族落与国者。 ① 《吴江发现五千年前的村落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5月26日。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文物出版社，1983年。又：《一九六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2期。 ① 半坡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博物馆，《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上），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② 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周口地区文化局文物科：《河南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试掘简报》，《文物》1983年3期。 ③ 《诗·大雅·韩奕》有述韩侯自河东晋地乖四驾马车入周之道，称之云：“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悼其道。”似此道在夏代已开通。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1期。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三、八区发掘简报》，《考古》1975年5期。又：《1980年秋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3年3期。 ③ 唐寰澄编著：《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87年，19页。 ① 四川省博物馆、青川县文化馆：《青川县出土秦更修田律木牍》，《文物》1982年1期。释文参见同刊于豪亮文。 ② 严一萍：《甲骨学》上册，第一章第三节“殷商的疆域”，台北艺文印书馆，1978年，126页。 ③ 彭邦炯：《商史探微》，第六章“商王国的疆域四至”，重庆出版社，1988年， 179页。 ④ 《诗·商颂·殷武》。 ① 史怀秦：《尸乡沟商城遗址》，《中原文物》1988年4期。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1983年秋季河南偃师商城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10期。赵芝荃、徐殿魁：《偃师尸乡沟商城的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都研究》第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袭学峰：《我国商代就有陶瓷窑——清江县吴城遗址考古新发现》，《人民日报》1987年7月23日。 ① 彭邦炯：《商史探微》，269页。 ② 杨升南：《说“周行”“周道”——西周时期的交通初探》，《西周史研究》，载《人文杂志丛刊》第二辑，1984年。 ③ 顾颉刚：《“周道”与”周行”》，《史林杂识》初编，中华书局，1963年，121页。 ① 史景成先生指出，此片卜辞的“二旬有八日”，是“二旬有六日”的误刻，《甲》1165与此同卜，正作“六”；卜日从丙午次日算起，若28日则与王申日不符（见《加拿大安省皇家博物馆所藏一片大胛骨的刻辞考释），《中国文字》第46册，1972年）。近李学勤先生谓师指中师，老指师久为老（见《文物天地》1992年6期）。另备一说。 ② 参见李镜治：《周易通义》，中华书局，1981年，14页。 ① 《合集》24391。 ② 《合集》36426。 ③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13页上，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 ① 《合集》28162。 ② 许进雄，《明义士收藏甲骨释文篇》，加拿大多伦多皇家安大略博物馆，1977年，163页。 ① 《三代》11·18·7。 ①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372页。 ② 于省吾，《殷代的交通工具和驿传制度》，《东北人民大学人文科学学报》1955年2期。又：《甲骨文字释林·释■》，中华书局，1979年，277—280页。 ① 别详拙作：《试论殷代的记时制度》，《全国商史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5年， 307页。 ② 参见殷之彝：《山东益都苏埠屯墓地和“亚醜”铜器》，《考古学报》1977年2 期。 ③ 参见陈梦家，《殷虚卜辞综述》，科学出版社，1956年，306页。岛邦男：《殷 墟卜辞研究》（中译本），台北鼎文书局，1975年，3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