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交通方式和工具 一徒步外行 《墨子·辞过》说，“古之民，未知为舟车”。在史前悠久漫长的岁月，人们的远行外出，是靠徒步行走。进入夏商时代，绝大多数人仍旧如此，谈不上能有什么交通工具可免除出行劳累之苦。甲骨文有一“遴”字①，像一人蹭踱行走在四通衢道之间，特别突出了人的足部，正是徒步行走之状。金文走字或作■②，以足替代人形，也形象地构勒了徒步行于道中之状。甲骨文从足止的字多达260个以上；从行之字132个，其中与足止相系者有47个③，约占35.61％；可以窥见当时社会的交通方式主要是靠徒步外行。古代的道路，远非后世畅通易行。《孟子·尽心下》说，“山径之蹊，间介然用之而成路，为间不用，则茅塞之矣。”草棘蕃茂，群兽蛇虫出没其间，是道路交通中的一大障碍，因此人们往往手持木棒出行。金文中有■字①，是持棒行走状。甲骨文出发的发写作■②，或作■③，也是持棒而行之意。持棒探路，可以辟草，可以投击蛇兽，起了手杖的作用，是人们最简单最倚重的古老交通工具，因此唐代颜师古说：“杖谓倚任也。”④传说有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弃其杖⑤。《淮南子·诠言》谓夏代“羿死于桃棓”，高诱注：“棓，大杖，以桃木为之。”自人们能利用木棒手杖这种最原始的交通工具后，受惠不浅，即使遇到浅水河道，也可倚之而涉，甲骨文有地名作■⑥、■⑦，像人持杖涉水，大概其地水道人可倚杖得涉，因以为名。但纵然有木棒手杖的简单交通工具，远行外出毕竟相当艰险，当时能够外行者，大概被视为有本事的人，甲骨文中不少族长名，写法都为人持手杖，如：■⑧、■⑨、■⑩、■、■，等等，因此持木棒手杖成为有身份地位者的表征，《礼记·曲礼上》说，“谋于长者，必操几杖以从之”，包涵有这层意思。木棒手仗也可用戈类的长兵器替代，甲骨文荷字就像一人荷戈之状；另有■，即寓持戈步行于道中之意。《诗·大雅·公刘》云：“干戈戚扬，爱方启行，”也是讲持带长兵武备远行。这比简单的木棒手杖当然进步多了。古代人的外行，除了凭藉木棒手仗或长兵的早期交通工具外。随身往往还携带一些简单的旅途用品。《公刘》云：“迺裹■粮，于橐于囊。”甲骨文云：甲子卜，出，贞■有致■于师归。（《合集》23705）贞惟■令途启于并。（《合集》6055）……迄自■七。（《零拾》133）……小臣……■……。（《合集》32978）辞中的几个异字即橐囊之属，或两头捆束状，或一头缚紧状，或大囊中又盛放小橐状。《说文》以橐、囊互训。《左传·宣公二年》云：“为之箪食与肉置诸橐以与之。”旧说有“无底曰囊，有底曰橐”或“有底曰囊，无底曰橐”，以及大囊小橐或小囊大橐之辩①，但殷商人似无此严格区分，所谓无底当指两头捆束的口袋，有底当指一头缚起的口袋。末一辞正可考见当时人携带橐囊出行之事象。徒步远行携带橐囊的方式，最早有以额部负物者。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一成年女性，头骨额部有一道延及两耳际的浅槽，据说即是生前经常以额负物所致②。商代人似也有这种负物方式，甲骨文系字作■③，殆其形写照。又有头顶负物行者，竞字金文作■，甲骨文作■④，为头顶负器形。甲骨文又有■⑤，是手提行囊形。金文还有一字作■，甲骨文写作■、■⑥，则为背驮囊橐出行形。总之，徒步是最原始最流行的交通方式，古人每以棒类手杖或长兵器为徒步中的交通工具，远行时携带的行囊，有额负、头顶、手提、背驮等，不拘一式，要以随时取其便当省力而已。 二过河和用舟 （一）过河方式与渡津之设 远行外出，大大开拓了人们交通地理的视野，久之，人们相继发明了许多不同的交通工具。《列子·汤问》云“水舟陆车，默而得之，性而成之。”人们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上的有所作为，乃创造出利于不同地貌的交通工具。《夏本纪》：“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檋”，是对古代几种主要交通工具性能的总结。舟楫的发明可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传说舟揖的发明者是黄帝①、黄帝臣共鼓或货狄②、尧工官巧垂③、帝俊时人番禺④等等，未必属实，但《淮南子·汜论训》说的“古者大川名谷，冲绝道路，不通往来也，乃为箭木方版以为舟航”，《说山训》说的“古人见心领神会窾木浮而知舟”，是有深刻道理的。《易·系辞下》说，“刳木为舟，剡木为楫”，独木舟的出现，是造船技术改进的初级形态。楫是船桨，浙江河姆渡遗址出上的7000年前的木楫，是目前所知最早的楫，残长63厘米，用一根整木剡出柄和桨叶，翼宽12.2厘米，做工细致，还刻有线型图案⑤。此外钱山漾遗址也发现过一支5000年前的楫，用青冈木制成，柄长86厘米，翼长96.5、宽19厘米⑥。目前所见最早的舟，是胶东荣成县毛子沟出土的商周之际的独木舟，舟长3.9米，舟身平面近长方形，底纵剖面呈弧形，是用一段原木刳成，有三舱。舟前翘后重，舱壁外鼓，设计结构合理，已脱离了独木舟的最原始形态①。这是沿海地区古代居民从事近海或江湖交通的考古实物资料。在中原地区，夏代有舟当无问题。《今本竹书纪年》载帝相二十七年，“浇伐斟，大战于潍，覆其舟，灭之”；《论语·宪问》云：“■荡舟”；《皋陶谟》云：“无若丹朱傲，……罔水行舟”。闻一多先生指出，浇、■、丹朱傲系同一人，其事即《天问》所云：“释舟陵行，何以迁之；……覆舟斟寻，何道取之。”②当时能动用舟船交战，恐怕已不是容积和载重量过小的独木舟了。《帝王世纪》载夏粱“与妹喜及诸劈妾同舟浮海，奔于南巢之山而死”③。夏代贵族统治阶级乘坐的舟，有可能已是较大较精细的木板船。相反，在民间，直至商周时代，笨重而结构简单的独木舟犹是主要的水行交通工具。商代水陆交通并举，陆道与水道相交处，或设梁桥得过，或水浅而人可持杖得涉，此已见前述。另有在浅河道中置石块，人可履石渡之。甲骨文有“贞■人于■奠”（《英》547正），于省吾先生释■为砅的初文，是履石渡水之形④。甲骨文有“贞涉■”（《天理》219）、“王其涉东■，田三录”（《屯南》2116）、“令子商先涉羌于河”（《合集》536）等事，大概均与徒步涉水相关。但倘若水虽浅而没顶，又无梁桥，就得另缘它法。甲骨文云：惟母■用祖丁必。惟■万用祖丁必。（《美》488）这是讲用两种祭祀活动祭祖丁，后一种是让■其人行万舞。前一种的一个■字像一人手足舒浮于水流中，或即后世汓的初字，《说 文》：“汓，浮行水上也，从水从子”，子亦人形，与此字意同。《淮南子·说林训》云：“舟覆乃见善汓”，旧注谓汓为浮水而游。《列子·黄帝篇》载仲尼答颜回问，有云：“能游者可教也。”古代礼俗有浮水活动，《诗·小雅·菁菁者莪》云：“泛泛杨舟，载沉载浮”，颇类后世的弄舟玩水，场面当然可观，恐怕与早期的浮水泳游之礼是有渊源关系的。汓水与万舞对举，性质相属，是问是否浮水或举行万舞纪念祖丁。它辞又有：惟■用祖丁必。（《合集》30353）疑■与汓乃同类字，■或即■的初形。《说文》云：“■，没也，从水从人。”■字从水从手，意义相合。■没是潜泳，《庄子·达生》云：“若乃夫没人则未尝见舟而便操之也”，注云：“没人，谓能鹜没干水底。”■字像手在水中划动，似为潜泳之意。此辞与前辞对应，一为浮游，一为潜泳，皆为纪念祖丁的祭祀活动。然则从甲骨文汓、■两字的推定，当时人应有游水过河之举。在殷商时代，若干要道与河道交凑处，似已专设渡津，供贵族阶级成员过往之便。《尚书·说命》记武丁之言云：“若津水，用女作舟。”《泰誓》：“大会于孟津”，也属这类渡津口。《说文》谓：“津，水渡也。”旧说：“都道所凑为津。”①甲骨文有地名字■②，像水陆道交凑形，疑即津字之初形，大概其地是渡津口岸，因以为名。渡津口岸是设舟摆渡口。据甲骨文云：丁未卜，贞亚勿往茧，在兹祭。贞勿呼涉河。贞勿呼伐，舟惟橐用。（《安明》695）三辞同卜一事。舟惟橐用，是讲用舟载渡橐囊包裹过河。祭，地名，当为设舟摆渡口岸。辞谓亚这个人要在祭的渡口过河往茧地，从事某项军事使命，用舟载渡行李包裹。在殷商时代似乎还有皮橐的渡河交通工具。甲骨文有云：乙亥卜，贞立二使，有□囊舟。（《合集》5507）洀鬯惟橐用。（《合集》31137）橐舟并举，橐或亦为浮水之具。我国西南地区纳西族和普米族土人，有拴皮囊渡河之法，取整畜掏其骨肉，扎紧缺口，里面鼓气，过河时系在人腹，藉其浮力①。由橐字形结构，商代的浮具似亦用兽皮为之，两端扎紧，靠里面的空气增大浮力。橐可渡人，也能渡物，如鬯酒之类，由上二辞或以知之。《诗·邶·谷风》有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矣，泳之游之。”看来，古人涉水渡河，方式方法不拘，或借助方桴、舟船、皮橐，或游泳过去，或徒步趟涉，大抵取决于水道深浅和水势缓急诸具体因素。但备舟而设摆渡津口，则恐怕是专为统治阶级成员服务的。 （二）用舟制度 舟不啻为短距离的渡河工具，用于长程的水道航行当早已有之。前述夏代史传中的“释舟陵行”、“罔水行舟”或“同舟浮海”等，显然属之后一类水上航行。商代远距离的河道交通也已开启。甲骨文有，“方其■于东”（《合集》20619），“■河亡若”（《合集》20611），河上操舟楫，舟行东向，方位有之，又虑及水上安全，航行水程不会很短。别辞有言：惟■用洀■于之若，■■方。（《合集》27996）■方为殷东南敌国。■，日本贝塚茂树谓可能是流的初字②。《诗·邶·柏舟》：“泛彼柏舟，亦泛其流。”此言■盘舟顺流而下，直趋■方领地。甲骨文有一字作■③，像群舟泛于中流。用于军事行动的舟群，恐怕数量不在少数。江河东注，长途水道行舟正可惜力。甲骨文中言“王率舟”之辞，自武丁到文丁各代均见，如二期有两辞云：□丑卜，行，贞王其率舟于滴，亡灾。在八月。（《合集》24608）乙亥卜，行，贞王其率舟于河，亡灾。（《合集》24609）率舟，于省吾先生谓舟顺水而行①。这是记商王在滴、河的交通水道上乘舟航行。但倘若是逆流溯行，水流反成阻力，行舟就很困难，甲骨文有字作■②，像一人推舟状；又有“弜■舟”③，中间一字也像以双手在河流中推舟。此等推舟，当在水缓或逆流而水又不深的情况下为之。水上航行，非比一般，造舟不易，常人难以有之，航途又难测，每受自然界各种因素制约，故商王朝已确立了一些用舟制度。商王有专用之舟，如：己巳卜，争，贞乍王舟。（《合集》13758）这是专为商王建造王舟的占卜。他辞有“王其省舟”（《怀》1456），记商王省察其用舟。此专称“王舟”，归属明确，非王莫乘，则朝内当还造有其他等级的用舟，唯规格质量上似不会超过王舟。甲骨文有残辞“于多君……舟”（《怀》348），大概朝内贵显多君也各有其用舟。另外，从上述甲骨文记动用舟远证下游东南敌国看，晚商王朝似已设有一批数量可观的军事船队。晚商王朝的舟群，一般由商王直接掌握，并委派官员负责管理。如：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一（《合集》32852）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二（《合集》32850）丁卯贞，王令禽奠■舟。三（《合集》32851）三骨同卜一事。禽奠，人名。记商王命令禽奠设舟待用。舟在不用时，则系于商都附近的河边，如：癸丑卜，宾，贞今春商縠舟，由。（《合集》6073）縠舟是指用缆绳系舟。凡解缆用舟，有时也得先行占卜，如：癸巳卜，复析舟。（《合集》33690）弜比析舟。（《合集》32555）析舟即解缆放舟①。然析舟乃属朝廷大事，下臣不得私自行之，必须得到商王的命令方可。如：惟大事析舟。惟小事析舟。惟吴令析舟。惟介令。惟戈令。（《合集》32834）吴、介、戈均为商王臣僚。“惟某令”是“惟令某”的宾语前置。可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方能解缆动用舟，以及选令哪位臣僚去责成此事，都得经过商王事先的斟酌考虑。在通常情况下，用舟要先期占卜准备。如：甲戌卜，争，贞来辛巳其旬洀。（《合集》11477）旬读若徇，旬洀指乘舟巡行盘游②。甲戌日占卜，问来日辛巳王用舟巡游。足足提前了8天时间进行预卜。有时还反复卜问哪一天可以登舟出航，如：惟壬出舟。惟癸出舟。■■出舟。（《屯南》4547）水上航行，气象变化十分要紧，故又有占卜，如：庚寅卜，王■，辛卯旸日。（《合集》20272）辛未卜，今日王洀，不风。（《合集》20273）甘雨。其出舟，惟今日癸亡■。吉翌乙亡■。吉（《英》2322）旸日是晴天出太阳。可见晴、有风无风、有雨无雨的气候条件，均是决定哪天出舟行成的重要考虑参数，这是殷人出于水上航行安全的实际顾虑。当时重要场合的用舟出航，似乎还要举行一番仪式，如：癸卯卜，■，贞■祀，惟左■■。癸卯卜，■，贞■祀祝。癸卯卜，狄，贞其祝。惟乙舟。惟丁舟。（《合集》30757）■，疑今之邕字。《说文》：“邕，四方有水自邕成池者”，籀文作■，与此形近意合。邕一作壅。《左传·宣公十二年》云：“川壅为泽。”壅又有曲隈之意①。左邕，可能是殷墟王邑一带洹水曲隈之泊舟处。一事多卜，反复贞问动用左邕之舟的祀祝仪式，以及决定在乙日还是丁日出舟。唯当时启用舟时举行祀祝仪式的隆重场面，今已难知周详了。综上所述，商代除有在于道与河道交凑处立渡津设舟以供贵族成员过往摆渡外，王朝内亦备有相当数量的舟，有商王专用的王舟，有权贵要臣使用的舟，还有用于军事的舟群，由此产生了相关的用舟管理制度。凡直属王朝的舟，由商王委派臣僚负责管理，舟有“左邕”之类的专泊地，大抵在殷墟王都一带的洹曲之滨，解缆用舟需经占卜和商王命可，出舟日期也得事先卜选择定，一般以气候是否利于航行为准，启用时又有相关的仪式。不言而喻，舟是商代贵族统治阶级专享的贵重水上交通工具。 三车之用 （一）王邑内权贵的马车 陆行乘车，最早也不是人人都能享用到的。《考工记》云：“一器而工聚焉者，车为多。”据统计，《考工记》载有古代六类三十个工种，其中攻木之工占去七个，叙述文字比重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七个攻木工种是轮、舆（内附辀）、弓、庐、匠、车、梓，按其性质可概为建筑、作车器、兵工和作用器四大类，而作车器者即占了轮、舆（附辀）、车等三个以上的工种①。造车不易，能用车作外出远行交通工具的人，其社会地位必居一般人之上。《国语·晋语四》云：“车上水下必伯”，韦昭注：“车动而上，威也；水动而下，顺也；有威而众从，故必伯。”由于车的贵重，因此它成了古代统治阶级显赫权势的象征。《墨子·辞过》说的“圣王作为舟车以便民之事”，《淮南子·汜论训》说的“作为之楺轮建舆，驾马服牛，民以致远而不劳”，就上古社会而言，恐怕不尽符合事实，一般人的外行远出，是靠徒步，谈不上有车可乘，只有相当地位的统治者，才有条件得到乘车之便，“致远而不劳”。吕思勉说：“车之兴，必有较平坦之道，故其时之文明程度必更高”②。车的产生，当是进入阶级社会以后的事。传说谓“黄帝有熊氏始见转逢而制车”③，“禹作舟车”④，大抵出自后人附会托古。在先秦文献中，基本上都是把车的发明权归之奚仲①，看来有一定的史影依据。奚仲的生活年代是在夏代，《左传·定公元年》说，“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为夏车正”；《古史考异》说：“禹时奚仲驾车，仲又造车”②；《新语·道基》说：“（禹时）奚仲乃桡曲为轮，因直为辕，驾马服牛。”由此看来，车的产生与古代国家的出现略约同步，是文明时代的产物，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夏代。文献中有夏代贵族统治者用车外出的说法。《说苑·君道》云：“禹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帝王世纪》谓夏桀“以人架车”③；《后汉书·井丹传》亦谓“桀乘人车”；人车当是人力挽引之车。夏末商初，车已用于战争行动。《墨子·明鬼下》说：“汤以车九两，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遂下（夏）众，人（入）之■（郊）遂。”《吕氏春秋·简选》说：“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帝王世纪》谓汤“革车三万，伐桀于鸣条”④。商汤灭夏桀动用的车辆，说法愈晚出，数量愈大，难以置信，但如果溯其始末，大概最先《墨子》说的“车九两”更质实些，近乎夏商之际的社会实况。殷商时代用诸冲锋陷阵的战车群，尚未达到每队超过数十上百辆以上的，如1935年殷墟第十一次发掘，在西北冈王陵区东区发现一个车坑，有战车25辆，按战斗编制排列，也只是“每五个车为一小组”⑤。商王武丁时甲骨文所见车群的最高数是“六车”（《合集》1452），在十以内。帝乙时征伐危方，虽然获其首须美，俘虏24人，馘首1570多个，但缴获对方的车犹不过是“二两（辆）”（《合集》36481）。殷商晚期尚且如此，更无庸言夏末商初了。尽管最初时期的战车群只有几辆，但它毕竟作为先进攻战武备，能起到威以示敌的效果。因此与其把古代的车直接视为交通的工具，不如说车的实际作用在于加强贵族统治阶级的社会地位，是直接为政权利益服务的，至少夏商之际的情况是这样。目前所知车的最早实证，是郑州商城出土的两块用以浇铸青铜车轴头的陶范①。所见最早的整车，乃出土于安阳殷墟，属于晚商王朝的遗物，前后发现54辆以上，如下表：这些车普遍以马为引■动力，大都是一车二马，均属之殷墟王邑高级权贵的殉祭品。其中出自王陵区者有32辆，占总数59.3％；出自王室宗庙区者有6辆，占11.1％；其余16辆出自一些贵族墓地，如后岗的1辆出于一两墓道大墓，孝民屯的几辆属之近处的几座甲字型中等墓，郭家庄的4辆，两两东西为对，属之附近两座贵族大墓陪葬品。甲骨文有云：“小臣叶车马破■王车”（《合集》10405），知商代王和其他高级贵显人物均拥有马车，车马葬正再现了当时等级制的贵族物质礼遇生活。有学者认为，王陵区的车群，其祭祀对象非殷先公先王莫属，其他类的车主，应是王室成员如王的配偶或嫡亲执政者，至少也是殷代官吏中的臣正、武官和史官中的首领人物①。这一说法是可信的。应指出者，车马坑中有半数以上的，陪葬1～3人不等。据《周礼·夏官》记述，有大仆之职，“王出入，则自左驭而前驱”；又有戎右之职，“掌戎车之兵革”；还有称作“趣马”的养马官。则这些陪葬人，生前身分可能是仆驭御夫、卫士或养马者。王邑所见权贵的马车，其结构主要包括了轮毂、轴、辕、衡、轭、箱舆等几大构件，（图15）其制造工艺和装配结构，确实代表了当时工业技术的最高水平50000023_230_2②。杨宝成先生曾对殷墟出土14辆车的构造尺寸作了分析统计，其平均轨距约为2.3米左右，轴长在3米上下，轮径约在1.2～1.5米之间，轮辐18～26根。作为荷载部分的箱舆，有大小之分，大型者广1.2～1.7米，进深最大的达1.5米；小型箱舆一般广1米左右，进深0.7米上下③。有学者认为，大型箱舆能容乘员3人，小型箱舆只能容2人，因箱舆周围有栏杆，车后留缺口，故乘员是从车后上下，贵族乘车时要踏石几以登④。从考古发现看，马车的箱舆栏杆仅高0.45米以下，立乘不足以凭栏，推想当时采用的是跪坐姿势，曲膝跪式，对于进深为0.7×1米的横长方形箱舆容积是足足有余的，乘员可手倚栏杆，以获得舒适效果。驾车时，大概也如文献所说，仆御居左，乘者坐右。乘3人者，大概主人居右，仆御在中，陪乘者在左，概以右为为了显示权贵乘车出行的威风，当时连马鞭都做得十分考究。小屯宗庙宫室区的车马坑内，曾发现3根用长条形玉管制成的马鞭柄，石璋如先生以为即《礼记·曲礼上》说的“君车将驾，则仆执策立于马前”之策，孔疏：“策，马杖也。”①殷墟西区还出过2根青铜策，管状，两端略粗，近上端三分之一处有半环，可系绳，内1根铜策长24厘米②。（图16）殷商王朝高级贵显，乘车出行，“追琢其章，金王其相”③，权势赫赫，可谓荣极一时。殷商王朝的马车，主要用于贵族统治者的出行游乐、狩猎或对外战争，为政权利益服务，作为交通工具，仅限于少数人范围，但车行所抵地域，可相当遥远，与当时王邑通向四方的交通干道的开启，是相呼应的。武丁时有一片甲骨文记出动战车征伐■国，从癸丑日起，至11天后的癸亥和甲子日之交的夜里战车攻抵该国④。此国位于晋南河曲一带⑤，距殷都直线距离约有700多里之遥，则估计当时马车一天的行程，平均约为60多里。可见已超出徒步行走的数倍，《墨子·节用》谓“利以速至，此车之利也，”道出了车在远行交通上的优点。 （二）商代各地马车的考古发现 商代的马车，除见诸王邑内高级权贵的礼仪生活范围外，各地的族落方国贵显人物，一般也拥有马车，作为出行的交通工具。《商颂·那》云：“约軧错衡，八鸾鸧鸧，以假以享”，记四方诸侯乘坐豪华的马车，到商王邑来献享。《礼》书中有称诸侯乘墨车、建龙旅，入天子之门助祭。《商颂·玄鸟》亦云：“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郑注：“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子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入者，”孔疏：“举其有十乘耳，未必同时至也。”说明商王邑是当时政治和交通中枢所在，时有各地的贵显人物，乘坐各式各样的马车出入往来。商代各地族落方国贵显阶级的马车，在考古发掘中每有发现。1979～1980年河南罗山蟒张后李发现商代息国墓地，在一座高级权贵墓内，出土一件铜车饰，形似伞盖，首部饰云雷纹、小圆涡和四足蝉纹，可能是车顶盖帽，十分少见①。看来，这种车属于出行交通工具，不像是战车。1971—1972年安徽颍上赵集王拐村征集到一批这一带出土的晚商车辖、铜铃、弓形器等②。1978年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发现一座商代“亚■”的贵族墓葬，在出土的24件随葬品中，有车辖、铜铃、铜泡等车马器③。1991年河北定州北庄子发现的商代贵族墓，出有驾车用的铜策两秉④。1971年山西保德县林遮峪发现一座商墓，在随葬的30件铜器中，有车辖、舆栏饰、车铃、马铃等午马器19件⑤。山西灵石施介村发现一处商代“■”族贵族墓地，在1985年发掘的一座一椁三棺一夫两妻合葬墓内，有殉人一具，仅随葬铜器就达40余件，内有车马器。还出土一根铜策，长28.1厘米，细管状，上有半圆形纽管，上端饰牛首，下端饰兽首，管表有细线纹①。造型工艺与上节述殷墟出土铜马策相比，更胜一筹。（见前图16：1）1988年又在附近10米处发现车马坑一个，惜被盗，车制结构情况不清②。50年代陕西武功游凤镇曾出土商代铜器一批，及车马器21件③。1975年陕西渭南县南堡村农民在平整村东坡地时，发现一座出有商代“莘邑”铜器的贵族墓葬，随葬铜器52件，玉器3件，骨蚌器40多件。其北10米处也有车马坑一个，惜被平掉④。1983年陕西清涧县李家崖一座商代土石结构城址，出有车马器⑤。1986年陕西西安东郊老牛坡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墓地，清理大小墓葬45座，有车马坑和马坑各一个，车为一车两马，马坑中人马犬同穴，唯所属主墓尚未找到⑥。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古城，1986年在城内中轴线上发现2个祭祀坑，其中二号坑内除出有大批精美的铜、金、玉、象牙、骨、石器外，还出有车形器⑦。山东寿光县益都苏埠屯商代晚期贵族墓地，屡有“亚醜”族氏标识的铜器出土，还曾发现过铜軎、辖、轭首、踵等车马器构件①。1965～1966年又发现两座二墓道大墓和两座中型墓，另发现车马坑一个，出土了一套比较完整的车马器②。1983年寿光县城北“益都侯城”亦出有商末车马器③。1957午山东长清具兴复河发现一座商代墓葬，出土青铜礼器16件，又有车马器同出④。山东膝州市前掌大村一处商代方国贵族墓地，自1981年以来经前后三次发掘，发现其平面布局以3座两墓道大墓呈南北中轴线排开，东西两侧各横排两座甲字型大墓，这些大墓周围又错落着一些中小型墓葬。在1987年第三次发掘中，发现车马坑一个，另又在M214的两墓道大墓棺椁上发现两套车轭及零星马骨，M215的甲字型大墓内也出有车器⑤。山东胶县西庵一处商周贵族墓地，曾出土过大型石磐和铜车马器等。1976年又发现车马坑一个，一车四马，年代似已属西周早期⑥。以上16处商代车马坑或车马器构件发现地，计河南1处，安徽1处，河北2处，山西2处，陕西4处，四川1处，山东5处，以商代的东方和西北方为多见，分布地域基本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半湿润地区和部分半干旱地区，为华北旱作农地区，自然地理条件应是促成“陆地乘车”这种古代交通工具得以在本地区高层权贵中广泛使用的重要外因。除此之外，1979年河南荥阳西史村晚商遗址曾出土一个残陶豆，柄部刻有一个陶文“■”字①，同于甲骨文车字写法。帝乙时卜辞中又有记征伐苏皖交界处淮水流域的危方，缴获其“车二两”（《合集》36481）。陕西周原出土甲骨文中有“车乘”（H11：124，H11：35）、“卜曰：其衣车马，惟又习”（齐家112）。凡此，也均说明马车在当时各地族落方国上层贵族集团间流行程度，以及这种交通工具在上层社会生活和政治军事方面的价值。应注意者，上述山东膝州前掌大商代方国贵族墓地，马车构件既见于有两墓道的中字型大墓，又见干线挨其左右的有一墓道的甲字型大墓，可见在方国内部，拥有马车者不只限于方国君主，还容或有君主配偶和重要臣属一类人物，大体与殷墟王邑内的情况相类似。商代各地所见的马车，就其性质用途言，可分为乘车交通工具和战车两类，但大部均是一车二马的独斩车，而不是单马驾驶的双辕车。河南罗山息国墓地出上的车顶铜盖帽，制作考究，知当时为了遮阳避雨，有的马车上已设有车盖，盖帽形似花朵向下张开，大概是为了便于把盖帷的缯帛固定住。文献中称车盖为笠，亦称签。段注《说文》云：“大而有把，手执以行，谓之签；小而无把，首戴以行，谓之笠。是簦为笠，析言之固有别也，浑言之，则簦亦可谓笠。”商代的车盖可能源出实际生活中的雨具，并不固定在车上。《周礼》即有言王之车仪，陪乘的“道右”当“王下则以盖从”。另据《左传·宣公四年》：“以贯笠■”，杜注：“兵车无盖”，车上张盖，增加阻力，影响车速，又妨碍交战。由此推言，商代有车盖的马车，似用为乘车。陕西老牛坡出土的双马輓引独辀车，无兵器同出，也为乘车。轨距2.25米，轴长3.15米，轮径1.4米，轮辐16根，与殷墟出土车制无大异。其箱舆外形作横长方形，宽1.6、进深0.72米，是为中型车，大概只能容乘员2人。舆内周壁曾髹漆，留有成片漆皮，底部铺有皮韦编织物，印痕犹存。相比之下，殷墟郭家庄发现的一辆乘车，箱舆的栏杆、木板不仅髹漆，还画有红黑相间的彩绘图纹，前栏的木板又贴有红布装饰，车内缀有牙片饰物，铺有坐席①，似乎显得更为豪华，标志着商代王邑与地方国族在车制上的某种等级或文化发展差异。商代各地的族落方国，其少数统治集团成员服用车马已较为常见。《吕氏春秋·简选》称武王伐商，“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于牧野而纣为禽。”《诗·大雅·大明》描述其事云：“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考古发现的周初马车有以四马輓引，异于殷制。看来，某方掌握的制车工艺和驾车技术的高明程度，以及拥有车辆的数量，一方面直接为某方贵显统治阶层的权势所利用，另一方面也成为衡量其一时力量强弱的重要标尺。 （三）牛车和平民阶层的人推拉小车 古代又有用牛车服重致远的。史传夏代商人的先公“胲作服牛”（《世本·作篇》）。《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说：“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服牛即仆牛，《考工记》又称之为“牝服”。清人陈奂说：“牝即牛，服者，负之假借字，大车重载，故谓之牝服”②。《尚书·酒诰》称妹土殷人，“肇牵车牛远服贾。”可见商人在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中，已懂得利用牛车作为运送物资进行交往交流的交通工具。牛车在甲骨文中称为“牵”，字像缚牛引縻意①。商代的畜力车均属独辀车，非两畜以轭靷式系驾方可。别辞云：“牵……二牛”（《怀特》156），“登左牛”（《合集》8944），似当时的牛车也采用双牛系驾。牛车的车速运行自然及不上轻灵的马车，因此在战争中，马车通常用作冲锋陷阵、兵戈交搏的戎车，《司马法·天子之义》云：“戎车，殷曰寅车，先急也。”但牛车的荷载能力却在马车之上，故牛车又称作大车，《考工记·辀人》云：“大车之辕挚”，郑玄注：“大车，牛车也。”《诗·小雅·黍苗》云：“我任我辇，我车我牛”，朱熹注：“牛，所以驾大车也。”戴震《考古记图》也说：“大车任载而已。”牛车的实用价值是引力大，适当加大车身，可使载重量大增，在平时能服重致远，在战时则不失为运送军事装备的较好运输交通工具。《周礼·地官·牛人》云：“凡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与其牵傍，以载公任器”，孙诒让疏云：“牵傍者，即輓车之牛，而实据人御之而为名。”任器者即军旅行役所用的军需物资。殷商时期牛车数量甚众，武乙时甲骨文云：丁亥卜，品其五十牵。（《合集》34677）■丑卜，品其五十牵。戊子卜，品其九十牵。（《合集》34675）□□□，□其百又五十牵。（《合集》34674）牵指牛车，品有率义②。“品牵”犹文献所云“牵傍”、“牵车牛”，即輓车之牛，而实据人率之以为名。动用牛车动辄就是五十、九十乃至百五十之数，可见商王朝握有相当庞大的运输车队，相反，马车却没有如此高数量的记载。古代用于战争中运输军用物资的牛车数量，也总是远远超过用于冲锋交搏的马车。如西周中期偏晚的《师同鼎》铭文，记述周人与戎敌交战，“折首执讯，革车马五乘，大车廿”，马车与牛车之比为1：4。前述殷墟王陵区出土的25辆战车编制，是以每5辆车为一组列，共为五列，如按甲骨文所言“王乍三师，右、中、左”①的三列军队编制，则为15车。甲骨文中牵的最高两数是90和150，最低数是50.则每师用马车和牛车之比略约力1：6，在军情变化情况下，可能会有所变宜；其50的低数，可能是“会同军旅行役，共其兵车之牛”的一个战车组列的配备牛车数量，也可能是专门提供中师军需物资的牛车运输车队。由于牛车偏重于实用，比较笨重，车速也不快，数量多于马车，物多则不贵，因此在贵族阶级心目中的地位，是没法与轻灵而贵重的马车相匹美的，上层权贵墓葬未见用牛车作殉祭品，即是商代这种高层次社会心态的反馈。除了马车和牛车外，商代当还有人力推拉小车。周代称人挽之车为栈车，《诗·小雅·何草》云：“有栈之车，行彼周道”，毛传：“栈车，役车也”，孔疏：“有栈之辇车，人挽以行。”又《周礼·春官·巾车》有云：“服车五乘：孤乘夏篆，卿乘夏缦，大夫乘墨车，士乘栈车，庶人乘役车”，郑氏注：“栈车不革鞔而漆之，役车方箱可载任器以共役”，贾疏：“庶人以力役为事，故名车为役车。役车亦名栈车，以其同无革鞔故也。”《考工记·舆人》云：“栈车欲弇”，郑氏注：“为其无革鞔不坚易坼坏也。”由此考见，古代人力推拉的栈车，大体为木轮带方箱以供力役载物的简易小车，故一称役车，主要见之于平民阶层。甲骨文中尚未见到专赖人力推拉之车的史料。商代金文中有辇字②，通谓象人挽车形，唯孙机先生以为，此字“其实是象二人立于车上之形”③，甚确。辇在殷商甲骨文中仍用指马车，下辞可知：其呼筃辇又正。其肇马右又正。（《合集》29693）二辞同卜一事。筃，人名。辇是辇车。“肇马右”犹它辞言“肇马左右中，人三百”（《前》3·31·2），知“肇马右”实指三个战车队中的右队，筃应是右队之长，筃乘坐的辇车自是同队中的马车，而不是人挽之车。辇的意义当如《周礼·地官·乡师》所云：“大军旅会同，正治其徒役，与其辇”，郑注：“驾马，辇人挽行。”马车在行进中，或因道途难行，故又需人前挽后推。《司马法》有云：“夏后氏二十人而辇，殷十八人而辇，周十五人而辇”，说的就是给战车配备人徒。若以上举甲骨文左、右、中三个战车队列配备人徒300言，则每队人100，而当时一队有5辆战车，是平均每车20人，与文献所说大致接近。甲骨文辇字有在车前横部再加二手，正寓这层意义。《夏本纪》中“山行乘檋”，大概不是指别的交通工具，而是指畜力车走山道时，另需人前拉后搡，即所谓“■驾马，辇人挽行”。人力推拉的小车，虽未载见甲骨文，但在殷墟考古发掘中有发现。1986～1987年在安阳花园庄南地发现一个大废骨坑，坑口兽骨层表面有十四条宽0.1～0.15、深0.05米的车辙，有的经车轮多次滚轧，被挤压得十分紧密、滑硬。其中有两条车辙相平行，长19.3米，间距1.5米。今知商代马车的轮距均在2.3米上下，与此显然不符，故这种车辙似应为另一种人力推拉双轮小车辗出。有的车辙较杂乱，可能还有一种独轮车的车辙。①（图17）当时人们用双轮小车或独轮车运送废骨料倒此坑中，可见是为平民阶层所用，毫无疑问，在外出场合，自然也可成为平民使用的交通工具。饶有兴味的是1989年安阳郭家庄西南商代墓地发掘中，发现2座车马抗、1座马坑和1座羊坑，呈南北一线排列。车马坑居中，均为一车二马；马坑在北，埋2马3人；羊坑在南，埋2羊1人，两羊的头部有小铜泡组成的笼饰，嘴旁有小铜镳，颈上方有铜轭首①。这现象似表明，当时还有过以两羊拉小车的尝试。至于马坑的2马3人，很可能属于下节讲的骑乘之马，3人中除有两位骑马者外，或许另一位是饲养人。 四骑乘 （一）骑马外出和骑兵 骑乘是古代出行交通手段之一，所利用畜力大体为家畜或驯化动物。史传夏代商先公“相土作乘马”②，就是指骑单马出行。《诗·大雅·绵》有述商代周人祖先“古公直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歧下。”明清间顾炎武认为，“马以驾车，不可言走，曰走者，单马之称。”③是走马即骑马。《易·系辞传下》云：“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屯卦六二》有云：“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高亨先生指出，这是描述古代掠婚，“谓乘马而来者，屯然而拥至，邅然而转行，又般然而回旋，非劫财之寇贼，乃娶女之婚媾也。”④说明至周代，骑马出行已广泛见诸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按常识言，骑单马当早在马车发明之前。吕思勉即说过：“世无知以马驾车而不知骑乘之理，亦无久以马驾车而仍不知骑乘之理。”⑤马车的考古实物，已可追溯到商代前期，而商代各地马车的发现，也层出不穷。骑马远行，自应是夏商以来颇流行的交通事象。前述所见，商代马车普遍以两马挽引，与之相应，甲骨文有不少双马并卜之辞，如：庚戌卜，王曰贞，其■左马。庚戌卜，王曰贞，其■右马。（《合集》24506）惟利马暨大■亡灾。（《合集》36985）惟■暨■子亡灾。惟■暨■亡灾。惟■暨■亡灾。惟并■亡灾。（《合集》37514）惟并驳。（《合集》36987）两马为对，旨在选择何两马合用，可使驾车相安而齐同。《仪礼·士丧礼》云：“賵以两马，是惟得驾。”①辞中的“并马”，类于言“左马”和“右马”，相当《说文》说的“骈，驾二马也。”《韩诗外传》云：“古者命于其君，然后得乘饰车骈马。”总之，上辞之马，是为驾车的马。但甲骨文中另有一类称作“两”的单马，如：宁延马二两，辛巳雨以雹。（《合集》21777）■以马自薛。允以三两。（《合集》8984）……马十两有□……（《合集》1097）……马廿两有□……（《合集》1098）癸巳卜，往马卅两。（《京人》2987）马五十两。（《合集》11459）“两”为单位量词。称“两”的马，数量组成多少不一，无公约数可计，数目无规律性，一般均出现在正被使用的动态场合。与用作祭牲或畜养在厩的马也不相涉，如“岁于祖乙五马”（《佚》883）、“王畜马在兹厩”（《合集》9415），后者均不称“两”。另外，在战争场合，称“两”的马又每与战车同列，如五期一片征危方卜辞，提到俘获马若干两、车二两②。这与周初《小盂鼎》铭说的伐■方，“俘马百四匹，俘车百□两”，意义相类。显然，称“两”的马自成单元体，义与匹同，盖指带有羁饰的单骑，见于战争场合则指骑兵之马。此类单骑或骑兵之马在殷墟考古有发现。1935年殷墟第11次发掘，在王陵区曾发现几座马坑，坑中埋马多者37匹，少者1匹，都带宠头，有铜饰①。特别是1936年第12次发掘，小屯C区M164墓内发现埋一人一马一犬；其人装备有兽头铜刀、弓形器、链、砺石、玉策等；其马头部有当卢、颔饰等羁饰。石璋如先生曾指出，这种现象“供骑射的成分多，而供驾车用的成分少”，是为“战马猎犬”②。1950、1976年武官大墓前后二次发掘，南、北墓道内共发现马28匹，也大多有辔饰③。1959～1961年苗圃北地发现马坑3个，内1个埋一人一马，另2个各埋一马④。1969～1977年孝民屯东南地一座编号为698的墓内殉有一马。另在白家庄西北地发现的150号墓内，出有带羁饰的马二匹⑤。1971年后岗一座二墓道大墓的南端，发现祭坑一个，内埋二人二马⑥。1976年王陵区发掘的110号墓内，埋有二马，头部有辔饰、铜泡，嘴边有铜镳⑦。1978年王陵区发现马坑40个，有马117匹，多者埋马8匹，少者1匹，不少马带有马镳⑧。1989年郭家庄西南地发现马坑1个，内埋三人二马，已见上节引述。另外，在陕西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也曾发现“战马猎犬”现象，在一祭坑内人马大同埋①。以上考古资料，很难相信如此众多的马都会与马车有什么必然联系，至少那些带有羁饰的马，当初曾经作为单骑或战马役使过。与马同埋的人，有的可能为骑兵，有的可能为一般骑马者，有的可能力贵族僚属或下人，有的可能力养马奴隶。不如说由于当时社会比较普遍崇尚骑马，因此才出现以单骑或战马殉祭的礼俗。在商代，高级权贵外行有马车代步，而一般贵族成员则往往是骑马代步。甲骨文中有“多马”、“多马卫”、“多马亚”、“马亚”、“马小臣”、“戍马”、“族马”等武职，恐怕属于骑兵中的大小头目，这也多少反映了在一般贵族阶层骑单马以代徒步的习尚。昔董作宾先生曾据6片甲骨残辞，互补得一则完整史事，全辞云：癸亥卜，■，贞旬亡祸。王占曰：有祟。五日丁卯，王狩敝，■车马□，■坠在车，禽马亦有坠。②记商王武丁在敝地狩猎中发生的事故。■似为王乘马车的陪乘或驾车者，禽为一起狩猎的武臣，骑的是马，不料两者相■，■摔下马车，禽连人带马翻倒。在此场合，王乘马车，臣正武士骑马随同前后，可见统治者的出行场面，拥拥簇簇，等次序然。甲骨文中还有一些反映贵族成员骑马外出的史料，如：丙辰卜，即，贞惟必出于夕，御马。（《合集23602》）壬辰卜，王，贞令■取马，宁涉。（《合集》20630）必，祖庚祖甲时臣正，武丁卜辞有“小臣必”（《怀特》961），或为同一人而臣于两朝。御字用其本义，即《说文》：“御，使马也。”御马犹言骑马，谓必在夜间骑马外出。后一辞记宁有外涉之行，王命令■为其取马。商王朝的一般臣正通常以骑马代徒步，各地的普通贵族成员也大致如此。但作为高级权贵却不尽乘马车，兴之所致，亦有骑马之举。如：“王其步，惟鎷”（《合集》36984），鎷字从金，可能形容王所骑的铜色之马，也可能指马的精美羁饰，要之，商王的骑乘，品种色调和马饰无疑显得更高级。由此辞又可得知，甲骨文说的“步”，不一定指徒步，也指骑马，如“令小尹步”（《屯南》601）、“令我史步”（《天理》140）等等，恐怕理解为骑马外出，似更适切些。有些场合言“涉”者，容或指骑单马涉水过河。 （二）商人服象 上古时期中原地区当还有过“服象”之举。晚至西周中叶以前，中原地区尚保存着大片茂密的森林，又有广大的草原沼泽，气候温暖湿润，年平均温度约比今高2℃，如亚热带的竹类植物，曾在黄河流域广泛生长，而现在竹类分布的北限大约向南后退纬度1°—3°。大约在一、二万年以前，中原地区的年平均温度更比现在高出7°—8℃①。这样的自然气候条件，十分适合象的生存栖息。山西、陕西、河南等省一些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不少象化石。殷墟商王邑也曾出有象的亚化石。五期甲骨文中有商王狩猎“获象七”的记录②。西周中叶以后，气候变寒，加上人们的开发活动，造成中原地区生态植被的严重恶化，才迫使象逐渐向南方迁徙。驯象以供人役使，可能很早就在中原地区出现了。传说“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论衡·书虚》），透露了远古人们对驯化野象进行尝试的讯息。徐中舒先生曾推测河南古称豫州，乃因产象而得名，并指出甲骨文中的获象记录是土产象，不是从南方引进，象在殷商时代已成为日常服用动物①。甲骨文有一“为”字，从手牵象，罗振玉即据以推测：“意古者役象以助劳，其事或尚在服牛乘马以前。”②《吕氏春秋·古乐》有云：“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是记商人把驯化的家象用于对东夷的战争。《韩非子·说林上》谓商末纣王使用“玉杯象著”，有象牙筷之制作。甲骨文有“以象侑祖乙”（《合集》8983），象被用为祭牲。诚如学者所指出的，商代贵族统治者用象祭祀祖先，间或也服用战争，还将象牙象骨制成各种用品，表明当时不但有不少野生象存在，而且还有经过驯化并进行自行繁殖的象存在③。甲骨文中有一类象是为野生象，如：丁未卜，象来涉，其呼■射。（《屯南》2539）记野象来水滨觅食徘徊，命令武士射猎。另又有一类是驯养中的象，如：于癸亥省象，肠日。（《合集》32954）贞生□月象至。（《合集》4611）省象，犹它辞言“省牛”、“省黍”、“省舟”、“省右工”④，省为察看、省视之意，所省者，大抵为人能所及而在握中之品类。确定癸亥日天气晴况便于察看象，则该象应是驯养中的象，而非出没无定的野象。言来月象送至，似亦指已驯服的象。殷墟考古发掘中，屡有象牙象骨制品出土。妇好墓出有夔鋬杯一对，带流虎鋬杯一件，皆用象牙根段制成，极其精致⑤。整象也有出土，1935年第12次殷墟发掘，在王陵区东区M1400号大墓附近，发现象坑一个，长5.2米、宽3.5米、深4.2米，内埋一象一人①，乃祭祀祖王的牺牲。1978年在王陵区西区东南方约80米处，又发现象坑一个，长2.4米、宽1.7米、深1.8米，内埋一象一猪，象体高约1.6米，身长约2米，门牙尚未长出，系一幼象个体，身上还佩带一个铜铃②。前一象的大小不详，但据两坑长度和后一象已知身长的比例推算，前一象的身长似应在4米开外，属于一头处于成熟期的大象。这大小两头象，当均非野象，幼象身系铜铃，决为家象自不待言，而大象的同坑内埋有驯养象的人，显然也表明是经驯化的象。此外，妇好墓中出有圆雕玉象一对，一大一小，作站立状，长鼻上伸，鼻尖卷起，口微张，小眼细眉，大耳下垂，体硕腿粗，尾下垂③。观其形态，憨然可掬，毫无凶猛骇人之感，似属以家象为模特的雕琢品。殷商时期既有不少被人们驯化或殖养的象，役象或乘象出行自非难事，文献所谓“商人服象”，应该说是可信的。在利用兽力以再服务于人类生活方面，商代人似还有其他一些尝试。如甲骨文有。一■字（《明》570），像鹿行道中之意。《穆天子传》有谓“驾鹿以游于山下”。民族学材料中有鹿车、鹿拉橇之事。商代如何，现提出以存厥疑。 ① 《粹》1543。 ② 《三代》14·22·1。 ③ 此据岛邦男：《殷墟卜辞综类》“检字索引”统计。 ① 《三代》11·18·8。 ② 《铁》226·1。 ③ 《合集》34095。 ④ 《汉书·李寻传》注。 ⑤ 见《山海经·海外北经》、《淮南子·地形训》、《列子·汤问》等。 ⑥ 《前》2·4·4。 ⑦ 《续》3·30·5。 ⑧ 《佚》443。 ⑨ 《铁》146·2。 ⑩ 《乙》8896。《前》2·2·6。《前》7·19·2。《合集》6948。 ① 见桂馥：《说文解字义证》。 ② 参见贾兰坡：《山顶洞人》，龙门联合书店，1951年。 ③ 《前》2·19·1。 ④ 分见《三代》12·46·8、《甲》916。 ⑤ 《甲》2903。 ⑥ 分见《续殷》下31、《合集》39456、35225。 ① 《易·系辞下》。 ② 《世本·作篇》。 ③ 《墨子·非儒下》。 ④ 《山海经·海内经》。 ⑤ 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5期。劳伯敏：《一支七千年前的船桨》，《光明日报》1981年1月12日。 ⑥ 浙江省文管会：《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0年 2期。 ① 王永波：《胶东半岛上发现的古代独木舟》，《考古与文物》1987年5期。 ② 闻一多：《天问疏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67、71页。 ③ 《太平御览》卷八十二引。 ④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中华书局，1979年，150～152页。 ① 《古文苑·汉律赋》注。 ② 《合集》21635。 ①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383—385页。 ②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本文篇》，1960年，536页。 ③ 《合集》11477。 ① 见《甲骨文字释林》，283页。 ② 《合集》32778。 ③ 《合集》33691。 ①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284～285页。 ② 参见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93～94页。 ①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索隐注。 ① 郭宝钧：《中国青铜器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8年，88页。 ② 吕思勉：《先秦史》，363页。 ③ 《古今图书集成·考工典》卷一○六，《车舆部汇考一》。 ④ 《孙膑兵法·势备》。 ① 见《墨子·非儒下》、《管子·形势篇》、《荀子·解蔽》、《吕氏春秋·君守》、 《世本·作篇》等。 ② 《太平御览》卷七七三引。 ③ 《太平御览》卷八二引。 ④ 《北堂书钞》卷十三引。 ⑤ 石璋如：《小屯C区的墓葬群》，《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3本 下册，1952年，477页。 ① 赵全■：《郑州商代遗址的发掘》，《考古学报》1957年1期。杨育彬：《郑州商城初探》，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44页。河南省文物研究所：《郑州商代二里岗期铸铜基址》，《考古学集刊》第6集，1989年。 ① 郑若葵：《试论商代的午马莽》、《考古》1987年5期。 ② 参见张长寿、张孝光：《殷周车制略说》，《中国考古学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年纪念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③ 杨宝成：《殷代车子的发现与复原》，《考古》1984年6期。 ④ 孙机：《中国古独■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8期。 ① 石璋如：《小屯殷代的成套兵器》附《殷代的策》，《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报告中称之为“管状器”。 ③ 《诗·大雅·棫朴》。 ④ 《合集》6834。 ⑤ 岛邦男：《殷墟卜辞研究》（中译本），374～376页。 ①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河南罗山县蟒张商代墓地第一次发掘简报》，《考古》1981年2期。 ② 阜阳地区博物馆：《安徽颍上、赵集发现商代文物》，《文物》1985年10期。 ③ 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河北灵寿县西木佛村出土一批商代文物》，《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④ 《定州北庄于商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92年增刊。 ⑤ 吴振录：《保德县新发现的殷代青铜器》，《文物》1972年4期。 ① 陶正刚：《灵石县旌介村商代墓葬》，《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年，95～96页。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灵石县文化局：《山西灵石旌介村商墓》，《文物》1986年11期。 ② 陶正刚：《石楼式商代青铜器概述》，殷墟甲骨文发现9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1989年。 ③ 段绍嘉：《介绍陕西省博物馆的几件青铜器》，《文物》1963年3期。 ④ 左忠诚：《渭南县南堡村发现三件商代铜器》，《考古与文物》1980年2期。 ⑤ 吕智荣：《试论李家崖文化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89年4期。 ⑥ 西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⑦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广汉市文化局、文管处：《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5期。 ①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山东肯博物馆：《山东文物选集——普查部分》，文物出版社，1959年，图版七九～八四。 ② 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972年5期。 ③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1年，169页。 ④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长清出土的育铜器》，《文物》1964年4期。 ⑤ 考古所山东队：《腺县前掌大新石器时代及商代遗址》，《中同考古学年鉴（1988）》，文物出版社，1989年，175～177页。胡秉华：《腾州市前掌大商代遗址》，《中国 文物报》1989年3月10日。 ⑥ 山东省昌潍地区文物管理处：《胶县西庵遗址调查试掘简报》，《文物》1977年4 期。 ① 郑州市博物馆：《河南荥阳西史村遗址试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5），1981年。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郭家庄西南的殷代车马坑》，《考古》1988年10期。 ② 《周礼正义》卷八六，车人条引。 ① 别详拙作：《甲骨文牵字说》，《甲骨文与殷商史》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② 《汉书·酷吏列传》，颜师古注：“品，率也。” ① 《粹》597。又1989年小屯村中出土一骨，与此同文[见刘一曼：《安阳小屯殷代刻辞甲骨》，《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248页] 。 ② 《录遗》266。 ③ 孙机：《中国古独辀马车的结构》，《文物》1985年8期。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6—1987年安阳花园庄南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2年1期。 ① 杨锡璋：《安阳殷墟一般保护区墓葬与车马坑》，《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年，245～246页。 ② 《世本·作篇》。 ③ 《日知录》卷二九。 ④ 高亨：《周易古经今注》（重订本），中华书局，1984年，170页。 ⑤ 吕思勉：《先秦史》，364页。 ① 《公羊传·隐公元年》云：“车马曰赗。” ② 《合集》36481。 ① 胡厚宣：《殷墟发掘》，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82页。 ② 石璋如：《殷墟最近之重要发现·附论小屯地层》，《中国考古学报》2册，1947年，24页。 ③ 郭宝钧：《一九五○年春殷墟发掘报告》，《中国考古学报》5册，1951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武官大墓南墓道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④ 《殷墟发掘报告（1959 1961）》，文物出版社，1987年，26～27、288页。 ⑤ 《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9年1期。 ⑥ 《1971年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3期。 ⑦ 《安阳殷墟奴隶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77年1期。 ⑧ 《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12期。 ① 《西安老牛坡商代墓地的发掘》，《文物》1988年6期。 ② 参见前引石璋如文。此据《合集》11446～11449等片稍有补正。 ① 参见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竺可桢文集》，科学出版社，1979年。 ② 《合集》37365。 ① 徐中舒：《殷人服象及象之南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1分，1930年。 ② 罗振玉：《增订殷虚书契考释》，卷中，东方学会石印本.1927年，60页下。 ③ 王字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甲骨探史录》，生活·读 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 ④ 分见《英国》459、《合集》9612、《怀特》1456、《合集》28971。 ⑤ 《殷虚妇好墓》，215～218页。 ① 见胡厚宣：《殷墟发掘》，89页。 ②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安阳武官村北地商代祭祀坑的发掘》，《考古》1987年12期。 ③ 《殷虚妇好墓》，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