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衣着装饰之原始 一先民的衣着和发式 （一）衣着装束 人类初始，受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制约，只能顺乎自然，男女老少尽皆赤身裸体。《庄子·盗跖》形容说：“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积薪，冬则炀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人类为谋生存，求发展，在与自然世界的长期艰苦斗争中，逐渐有粗简的原始衣饰之作。文献对此有不少追述。《礼记·礼运》云：昔者，……未有麻丝，衣其（鸟兽）羽皮，后圣有作，……治其麻丝，以为布帛。《墨子·辞过》云：古之民未知为衣服时，衣皮带茭（干刍草索），冬则不轻而温，夏则不轻而清。圣人以为不中人之情，故作海妇人，治丝麻，捆布绢，以为民衣。《韩非子·五蠢》云：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尧之王天下也，……冬日鹿裘，夏日葛衣。《易纬乾凿度》郑注：古者田渔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后知蔽后。①《白虎通义》亦云：太古之时，衣皮韦，能覆前而不能覆后。《淮南子·汜论训》云：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抒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这些追叙揭示的基本事实，是原始衣料大抵不外乎两大类，一类获自动物，有兽皮、毛、鸟羽等；另一类取之植物，有草叶、树皮或葛、麻之类的植物加工品。最初不过是衣皮带茭，极简单地披挂拴结而已，其后乃有緂麻索缕，手经指挂，编织衣料，或加工揉制皮革，略事割裁缝缀，制成种种衣装服饰。季节气候不同，其衣亦异。所谓先知蔽前，大概原始先民于服装款式，很早就注入了羞耻意识，而不单单为了掩形御寒。考古发现的事象表明，约在18000年前，山顶洞人已懂得缝制皮衣技术，出土的一枚骨针，长8.2厘米，针身略弯而圆滑，是经刮磨制成②，显然已非初始作品。利用骨针、骨锥缝纫兽皮制衣，旧石器时代晚期并不鲜见，东亚如此，欧洲亦然，文化发展大致是同步的。进入新石器时代，更得以广为流行，还出现了骨梭、纺轮的编织衣料工具。如河北武安磁山新石器早期遗址，第一层文化层出土骨锥、角锥、牙锥达110件之多，骨针33枚，又有骨、角梭9件，网梭8件，骨梭针4件③。河南临汝中山寨裴李岗文化遗址，时代相近，也有骨锥、骨针等出土④。浙江河姆渡遗址也出土了距今约7000年前的骨锥58件，骨针15枚，管状针12枚，还有木纺轮，以及据说是用于纺织的木纬刀和骨纬刀①。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出有距今7000年左右的骨锥25件，骨针36件，一些器物上还发现了一经一纬、三经三纬和多经多纬的人字形编织物遗痕②。各地新石器时代遗址，每有用植物加工成的各种布料出土，如吴县草鞋山遗址曾发现葛布三块，都是纬线起花，属于罗纹组织，花纹为山形或菱形斜纹，经纱密度约每厘米10根，纬纱地部密度每厘米13～14根，其罗纹部分则每厘米为26～28根，显示了相当进步的织造工艺技术③。浙江吴兴钱山漾遗址出土有麻布、丝线、丝带和绢片。麻布为苎麻织物，密度每时40～78根。绢片是用家蚕丝织成，密度每时120根④。种种迹象表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以来，我国原始先民的衣着，不仅有羽皮制品，又有韧皮类植物纤维麻、葛织物等制品，还育蚕缫丝，织而衣之，衣料来源可谓多种多样。随着人们逐渐脱离赤身裸体的蒙昧状态，衣以蔽形亦很早被引入丧葬领域，作为一种原始宗教观而流行于各地。《仪礼·士丧礼》说的“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也”，实由来甚久。陕西宝鸡北首岭遗址发现的距今约7000年左右的墓葬，人骨往往用编席裹卷⑤。山东泗水尹家城大汶口文化时期墓葬，男性墓主身上发现有一层白色纤维状灰痕，可能是麻布衣着或盖布⑥。曲阜西夏侯遗址大汶口文化墓葬，一些女性和儿童的尸骨上也盖有黑色或白色布纹痕织物⑦。黄河上游青海乐都柳湾遗址发现的距今约4100年前后的马厂类型墓葬，人骨周围均有布纹①。“衣尸”的事象，大致是现实生活中服饰俗尚的再构。不过，今天欲想具体考察原始先民的衣着装束，复原久已失落的先民形象，几乎已不太可能。所幸的是，各地时有史前时期刻绘与雕塑的人物造型艺术品出土，结合其他考古发现，或多或少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长江下游地区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不久前出土了3件距今约4500年前的玉雕写实人像，其中完整的一件，方脸，长眼粗眉，蒜头鼻，两大耳穿孔，阔嘴，唇上留短髭，为成年男性形象②。（图41）最难能可贵的是，玉人再现了当时本地区先民的衣冠装束款式。从头衣看，玉人头戴圆形无沿扁平冠，冠周饰两排方格纹，冠顶中间有一三角形小尖顶。玉人脑后刻四条横线，恰掩遮了后部发式，似与冠饰有关。玉人两耳垂穿孔，颇令人联想到今日女性穿耳带坠的爱美打扮，似当时成年男性自有戴珥饰的俗尚。从体衣看，已开后世上衣下裤的先河。玉人上装正面为直领无纽对襟无袖开衫，后背为半开口式，较适合东南地区湿热气候。裤为有前后裆的穷裤。束有腰带。玉人跌足直立，两臂弯曲，十指张开置于胸前，腕部饰弦纹，似表示戴有镯饰。戴冠束腰带，原始社会晚期在东南地区较为流行。如浙江余杭反山良渚文化墓地发掘的11座墓葬，除1座被扰不明外，有9座均出有一种冠状玉饰，出土位置都在头骨一侧，体扁平，形如倒梯形，上端中间有一三角形小顶尖，下端作榫头状，钻有等距离小孔，似作嵌插固定于某类冠帽之用。其中5墓还出有一种山字形玉饰，出土时也均位于头骨上方，中间一叉稍短，上有直孔，插有一根长玉管，也是冠帽上的饰件。此外有4墓的头骨上方均发现4件一套的半圆形玉冠饰，呈等间距围成一圈，原先当是缀在冠帽上的。另外又发现了许多束于腰部的玉管、玉珠。还出有3件精巧的玉带钩，一端有系孔，另一端挖琢成弯钩状，长6～7、宽3～4、厚2～3厘米①，类似的玉带钧，在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淆文化墓地也有出土，形制稍小，也见于人骨架的腰部②。束腰带的装束尚可上溯到5000多年前，苏北邳县刘林大汶口文化遗址，曾发现一种腰带上的骨环，用长方形的骨料雕空而成③。可见在东南地区是有传统的。浙江慈湖良渚文化遗址还出有木屐两只。黄河中上游地区原始先民的衣着装束，不同于其他地区，自具特色。1988年甘肃玉门出土一件人形彩陶罐，作立人形，上身露体，但在胸肩处饰有一周方格纹彩绘，似肩套之形，掩着胸前一部，唯两乳外露，知此肩套起有美饰作用。下着前后开裆穷裤，裤体肥大。脚穿翘头靴。头顶作器口④。由此可见新石器时代晚期本地区先民的衣装形象。青海大通上孙家寨一座马家窑文化类型墓葬，出有一件彩绘陶盆，内壁纹饰主题在表现集体舞蹈，以五人手拉手队列为组，共三组，舞人下腹一侧均有一道饰物⑤。或以为是一种独特的衣饰，后襟装饰着一条尾巴，其衣为长裙，垂及膝部⑥。但也有人认为是胯间的“生殖器官保护带”装束⑦。据同墓出有牛尾骨、纺轮、骨珠、穿孔蚌饰看，似前说较妥。大概这种衣装还有各类饰品，服于宗教活动的特殊场合，另有一番情趣。总而言之，中国原始社会晚期，先民的衣着装束，已呈现出地区性、群体性、多样性的多元发展形态。黄河中上游地区出现的肩套、穷裤、长裙带尾襟、无沿圆帽、翘头靴等，较之长江中下游地区出现的上衣下裤，衣有对襟无袖开衫，裤有腰带并以带钩相系，又有扁平冠、玉饰高冠和木屐，构成了各自的服饰特色。 （二）发式头饰 原始时期，先民发式或头部束发的饰件，每因地缘而形态各异。《淮南子·齐俗训》云：“三苗髽首，羌人括领，中国冠笄，越人。”鬋首者，谓枲麻束发，一称椎髻，古训说：“椎髻者，一撮之髻，其形如椎”①，大概曾广泛流行于长江中游地区。西北地区羌人的括领，顾名思义，似指披发于后而额前截成弧线形发式。冠笄者，乃指中原地区束发施笄的成俗。鬋者，是指东南地区越人断发的发式。可知发式构成了不同民族服饰之俗的重要区别标志之一。唯成俗并非由来有之，也并非面目归一或一成不变。举凡长江中游的髽首，未必尽皆束带。如湖北钟祥六合石家河文化遗址出土玉人头像，以戴一顶平顶角形压发冠，脑后露发作蝎尾形髻②，可视为髽首之一型。（图42）另外这一带新石器时代墓葬，还时有用作束发的骨锥、骨角笄出土。长江下游东南地区早先也未必流行断发，如浙江余姚何姆渡遗址，早期地层有出束发之骨笄，在晚期地层才几乎不见。常州圩墩遗址马家浜文化时期墓葬，发现一青年女子，束发而并施五笄③。上海青浦崧泽遗址也有少量骨笄、骨簪出土④。及至良渚文化时期遗址，笄饰始不多见。从中揭示了东南地区发式的演变。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史前先民的发式，在考古材料中也有所见。甘肃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彩陶瓶上的人头，发式是为披发，额部截留成弧线形短发。此类发式，又见诸寺沟石岭下类型红陶瓶上人头、天水柴家坪出土之陶塑人面，以及东乡东塬林家仰韶晚期彩陶人面纹和青海柳湾出土人头形彩陶壶①。一般认为，这种发式，后为殷周秦汉时期活动于该地区的羌族所沿习。但也有人认为，这种前额和两鬓作弧线形断发，后脑勺作平耳垂的整齐断披发，乃是生活在渭水上游一带庙底沟类型时期男子们的标准发式，而青壮年女子却比较流行编发或披发覆面。如大通上孙家寨出土彩绘陶盆上的舞人，脑后即挽成一辫。另外，一些属于半山马厂时期的陶塑或彩绘人面，大都绘作披发覆面形②。当然，本地区还有另一些束发形式，如甘肃礼县高寺头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人头陶塑，额前至脑后塑有半圈凸起的细泥带，带上刻节饰，似表现额上套串练以束披发的形象，其两耳垂又穿孔，可能还有戴珥饰的俗尚。在邻近的陕西临潼邓家庄一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遗址，出有一件人像陶塑③，裸体，头戴一顶无沿圆帽，帽形鼓满，似皮毛制品，（图43）从其两鬓作平耳垂的整齐断披发看，与本地区的流行发式也是一致的。黄河中下游华北中原地区，束发施笄沿习悠久。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即出有磨制精细的骨笄、骨簪④。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出土骨等达99件之多。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出土骨笄有55件。均是属于700O多年前的遗物。至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笄、簪的出土数更难胜计。陕西蓝田泄湖遗址出有大量T形陶笄、石笄⑤。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还出有龙山时期的象牙笄⑥。在河南荣阳点军台和郑州 大河村遗址的一些仰韶晚期居址内又发现有一种插笄的土器，少者可插3笄，多者可插10笄①。说明梳妆打扮、束发施笄，已成为当时人们起居生活的一项内容。不过，同为束发，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的居民又自具特色。如大汶口墓地10号墓的人头骨额上同施一象牙梳和绿玉笄，脑后又有二玉笄，额部还戴一串石质饰品，周身覆一层厚约2厘米黑灰，似衣着。另一座59号墓，墓主头戴一“束发器”。26号墓的墓主头部左侧有一精美的透雕象牙梳②，又如同一时期的山东在平尚庄遗址，在一座墓内的人骨头部，有一牙梳和一“束发器”③。男女用成对猪獠牙制成的新月形“束发器”束发，这在中原地区是不见的。后者主要以笄束发，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共发现骨笄306，陶笄96，石笄11件，只有6件兽牙头饰④，笄与牙饰之比为69：1。河南浙川下王岗遗址自仰韶至龙山时期只见骨笄一种头饰件⑤。说明黄河下游东部地区束发以笄、梳、“束发器”并施，而中原广大地区束发施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服饰系统。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曾出土一仰韶时期骨雕人头像⑥，额上有一道明显的起脊，顶部后收，似为束发之状。半坡和姜寨遗址彩陶盆上均见一种珥鱼人面纹，夸张中寓写实，也是额部发际界限分明，头发上收而挽结头顶，当本之实际束发形态。陕西华县元君庙仰韶文化墓地M420一具成年女性人骨，额上残留有一条宽约3厘米的灰黑色印痕，从前额发际缠过耳际，绕扎至枕骨下方，头顶又横插一骨笄①。三者发式似均有额带之饰，显示了本地区共同性的头饰特征。陕西神木石峁龙山文化遗址出土一玉雕人头像，头顶中央束一高髻②，也有助于对本地区束发形式的了解。应注意的是，山东栖霞杨家圈遗址出有一龙山时期陶塑人头像，头顶有一馒状低突，似在表现一种低髻③。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红山文化遗址出有一石雕跪坐人像，头顶有三层“相轮”形装饰，似属一种外套玉箍的高耸发髻。两者发式截然有别。同遗址还出一件石雕蹲踞人像，头顶正中有前后两个立起的乳突，似为收发束角之状④。（图44）当如《礼记·内则》所云：“男女未冠笄者，……总角”，郑注：“总角，收发结之。”传甘肃出土的一件马家窑文化半山类型陶塑彩绘器盖人头像，头顶亦为结发总角，唯两角结于头顶左右两旁⑤，与上者不一样。可见，不同地区，束发的形式有差异，相同地区也存在着发式的细微不同，然有关束发饰件的取材、制作形制，地区性的群体尚好却是十分鲜明的。概言之，作为服饰重要分支的发式头饰，中原地区先民盛行束发施笄，或在头顶挽一髻，或又缠以额带；黄河下游山东地区好束低髻，又每以骨梳、笄、“束发器”并施，或又佩额练；北方地区流行高髻，有以玉箍相束，或又有束前后两总角者；长江中游地区之“椎髻”，或以枲麻、平顶角形冠、锥、笄相固；东南地区早先束发施笄为多，晚后断发大盛；黄河中上游西北地区，发式颇为复杂，有前额两鬓截作弧形断发而脑后作齐耳际断披发者，有束左右两总角者，女子间有挽结一辫或披发覆面者，额练亦见，个别聚落共同体或亦流行束发，以笄、梳相固，其笄施之头顶，等尖朝前斜插，梳则别于后脑发际①。 二原始时期人体装饰品 人体装饰品和衣装，前者主要出于增美饰或某种信仰观念，后者则以掩体避寒暑为本，实际功能有别，起始年代不一，最初并无必然联系。早期人体装饰品主要取材于生产活动中所获石、骨、牙、蚌、贝、螺、蛋壳等等，经适当选择和加工制成，包括颈饰、胸饰、腰饰、头部额饰、发饰、耳饰，以及腕饰、臂饰、指饰、足饰之类。人体装饰最早之起，似可上追到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20万年前的北京新洞人遗址，曾发现两件经磨制的骨片②。距今约10万年前的阳高许家窑人，曾加工制成球核形骨片③。这些遗物表明，当时先民可能已有意识加工成一些粗简饰品，以植物纤维拴结于身作为装饰。至旧石器时代晚期，饰品的种类择取和加工技巧渐趋成熟。距今2.8万年前的山西朔县峙峪遗址，出有用石墨磨制的小装饰品，上有钻孔④。距今约1.8万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至少发现有六种装饰品：其一是白色石灰岩石研磨制成的石珠，有钻孔，共7枚，均染有红色（赤铁矿），且均发现于头骨附近，似为头饰品；其二是黄绿色有孔小砾石，扁圆形，两面钻制；其三是穿孔牙齿，有116枚，属之灌、狐、鹿、狸、■、虎的犬齿或门齿，有的还染成红色，孔周围光滑有亮光，是穿系戴用甚久之证，概皆穿之成串，作颈部及腰部之饰物；其四是骨坠4件，表面均磨光，上有长形凹入之痕；其五是穿孔海蚶之壳；其六是被染成红色的穿孔鱼骨①。在辽宁营口金牛山遗址，曾出有穿孔骨饰，孔从两面对刮而成②。海城小孤山遗址，出有穿孔兽牙和穿孔蚌壳，在蚌饰边缘沟槽尚留有红色染料，同出还有骨针③。可见这一时期的人体装饰品，已从单纯拴结向穿孔挂戴演进，注重饰品的整体加工以及饰物造型、本色乃至染色，所饰部位头、颈、腰均有，呈现出饰品组合化和装饰部位复合化的趋势。从饰物与骨针等同出现象看，人体装饰品和原始衣装似初相结合。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体装饰品日趋繁化，各地均有丰富实物资料出土。有学者曾综合考察了全国几大考古区域所见这一时期人体装饰品，指出它们有三方面的共同因素：（一）从质地言，都是从早先对兽骨、兽牙、蚌贝等自然物进行简单加工成饰品，而向完全由人工制造的陶、石、玉质饰品过渡发展；（二）在形制上，以有孔、易穿戴的环形饰品为主流，由此又出现各种形状的如玦、珠、管等小件饰品种类；（三）从装饰人体部位看，早期偏重头饰和颈饰，后发展到几乎遍及全身的肢饰、胸饰、腰饰、足饰等，而尤重于手、臂部的装饰④。考古发现表明，新石器时代各居民共同体的人体装饰尚好，已呈现出地区性或族系群体等方面不同差异，且时期不同，装饰俗习也并非一成不变。北京门头沟区东胡林村一处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遗址，一具少女尸骨残留有颈饰、腕饰和胸饰三种人体装饰品，颈部的项练是用50枚大小匀称的穿孔海螺串系而成，腕部的骨镯是用7节牛肋骨截段磨制的骨管，长、短相间串联而成，胸饰则为穿孔河蚌制品①。这是新石器时代早期阶段北方地区所见人体装饰较齐整的一例。距今约7000年以前，本地区先民还以当地所产煤精制成饰品。沈阳新乐遗址出有煤精制的圆泡形饰、耳珰、圆珠等，还出有石珠、玉珠、玛瑙和木雕饰品②。到5000年前后的红山文化阶段，玉饰品大量出现，多为形制较小的片状坠饰，有鱼、鴞、鸟、龟、猪龙等多种动物形象，另又有玉珠、玉环及较大型的璧、璜、箍形器等饰物。辽西牛河梁遗址一号积石家的M4墓主，一玉箍形器斜口朝下横置于脑后，据说是一种束发器，另外墓主的胸前有二件猪龙形玉饰，并排倒置，背靠背，吻部向外。Ml5墓主头顶下方也有箍形器，腰部左侧有玉壁、玉环各一，双腕各有一玉环。M14墓主的胸前有一勾云形玉饰，二玉环佩戴在腕部③。在东山嘴遗址还出土了陶塑人像的腰部装饰残块，似属一种皮索类腰带④。概言之，以玉箍束发，系腰带，胸前佩玉饰，双腕套玉环，是本地区先民人体装饰的典型形象。与北方地区不同，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时期居民，尽管自有其额戴串饰或头戴玉冠饰⑤，耳挂坠饰，颈戴串珠或佩一对象牙琮，足上套石环或串珠之类的人体装饰法，但手臂戴环、镯却更为普遍，男女老少不拘，环、镯有石制、骨角制、玉制、陶制者等，一般为单臂单环或单镯，戴于左臂还是右臂无定式，也有双臂皆戴的。如山东邹县野店遗址M88一男性墓主，右臂有6枚陶镯，左臂有3枚；M47一男性墓主，右臂有玉环多达9枚，左臂有6枚⑥；是较为突出者。另外成年男女戴指环也很常见，指环有玉石或骨角制者等，大汶口遗址M22墓主戴的一个骨指环，其上还镶嵌有绿松石①，是很精致之品。长江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居民，也有戴指环的，如常州圩墩遗址发现一男性人骨的左手上有一骨指环，但不太多见。而玉石饰品之多是为一大特色，早期佩玉耳玦者盛行。圩墩遗址所见成年女子或儿童，双耳或一耳每佩有玉玦②。吴县草鞋山遗址马家浜类型墓葬所见，以玉玦最多，也有少量玉环、镯；至崧泽类型墓葬，转以玉石制璜饰最多，大都为胸饰，耳坠次之，又有陶环、石环、玉玦等；晚后的良诸类型墓葬，还出有玉琮、玉璧、玉管、玉珠以及玉镯等饰品③。吴县张陵山遗址出土玉饰品57件，经鉴定，多数为阳起石和透闪石软玉，少数为蛇纹石和玛瑙，均产自苏、浙、皖一带。主要为颈饰、胸饰和腕饰，用于前两者的有琮、瑗、环、管、璜、珠、觿、坠、蛙和垂幛形佩饰等，腕饰则一般为玉镯，套在右腕上，一镯或数镯不等④。而位于苏北的海安青墩遗址，前期多见玉环、玉璜，后期出现玉坠、琮、璧、瑗等等，然腕饰的玉镯是套在人骨架左腕上⑤，与苏南所见稍有不同。安徽潜山薛家岗遗址所见人体装饰品也主要为玉制品，占总数98％以上，有玉管、玉璜、玉环、玉琮、玉饰等，玉色有白、淡黄、青绿三种，磨制精细，多数留有璇切痕迹⑥。潜山天宁寨遗址一些成人骨架的胸前，佩有玉璜数个，但未见带腕饰的⑦。可见本地区先民的人体装饰均较偏重于上体，既有共同性的一面，又有族系群体方面的若干差异。长江中游地区先民的人体装饰，也偏重于上体部位。四川巫山大溪遗址所见饰品，早期多耳饰，质料有石、玉、蚌、象牙等，形状有玦形、梯形、方形、圆形、双环形等；晚期盛行以镯为腕饰，石镯最多，蚌镯、骨镯次之，又有象牙镯和玉镯，一般套于左腕，男女皆然。另又有璜、璧、象牙饰、牙饰、蚌珠之类的颈胸饰品，其中蚌珠项练主要为儿童饰品，每串可有数百颗，磨制精细，多者戴至五串①。而江汉一带大溪—屈家岭—石家河文化时期居民，人体装饰颇为单纯，主要以陶、石制臂环或腕镯为饰，间有戴耳环者。如湖北公安县王家岗遗址墓葬所见饰品仅陶环一种，在总共74座墓中，出此饰品的不过5座，只占6.76％，其中一座的墓主，臂部套至11枚陶环，余4座均为1枚②。是知除集中于少数人有此简单美饰外，绝大多数人身无所饰。黄岗螺蛳山遗址10墓，出石、陶臂环者仅3墓，主要属女性饰物③。湖南华容车轱山遗址所见，也是女性带腕镯，有套至十一、二枚者④。湖北宜昌中堡岛遗址所出占大宗的人体饰物也是陶环，有一环颇为别致，内径5.2，高4厘米，外侧有六道突棱，当属腕饰，形制近于长江下游地区所见之琮形镯。另外少数人尚以玉玦、王璜作颈胸部装饰⑤，也近于长江下游地区人体装饰。种种迹象表明，本地区先民的人体装饰，既与长江下游地区有若干相似点，但大量的陶制环、镯饰品，却更与中原广大地区相接近。黄河中游中原地区的人体装饰品，数量最大的是环类，多数为腕或臂部装饰，少数为指环或其他部位饰品，自仰韶至龙山时期大体相袭，而且一直以陶制品为主流。西安半坡遗址所出环饰占全部装饰品60％以上，主要为陶环，石环和蚌环甚少⑥。临潼姜寨遗址出土陶环达558枚以上，石环仅6枚⑦。河南汤阴白营龙山文化遗址出陶环44，石环4，蚌环2枚，分别占总环数的88％、8％、4％①。位处中原和江汉平原交界地带的河南浙川下王岗仰韶一龙山文化遗址，出土陶环达390枚，石环3枚，玉环1枚，分别占98.98％、0.76％、0.25％②。环的形制颇具匠意，断面有圆形、半圆形、方形、条形、梯形、菱形、三角形、五角形或六角形等，有的素而无纹，有的饰弦纹、划纹、斜行方格纹、乳丁纹、辫形纹、齿形纹、螺旋纹或其它花纹，有的还施红黑彩绘。除盛行戴腕环、臂环外，还流行戴指环，与黄河下游东部地区相类似。如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一具人骨的左手无名指上戴有一个制作精美的蚌指环③。此种人体装饰品亦见诸黄河上游地区，如甘肃东乡林家之马家窑类型遗址，出有镯、环、指环达400枚左右，约占全部装饰品的91％以上，陶质最多，石质次之，少数为骨制品④。甘肃永靖秦魏家之齐家文化类型遗址，还发现两枚铜指环，均出自人骨手指旁⑤。看来黄河上中下游地区都有戴腕镯、臂环、指环的俗尚。中原地区先民对颈、胸、腰及头饰也颇为注重。新郑裴李岗遗址即已发现人骨颈部佩有绿松石珠⑥。至于各地仰韶或龙山文化遗址，各类陶、石、骨、蚌、牙、贝、玉质人体装饰品层出不穷，除环饰外，还有璜饰、珠饰、坠饰、节形饰、方形饰、片状饰、管状饰以及动物造型饰等等，极为丰富多彩。不过妇女和儿童用串珠作颈、胸、腰部装饰似更流行。姜寨遗址M7墓内一16～17岁少女，颈、胸、腰、肱骨部位遍置骨珠8577枚，有的尚沾连成串，头部左侧还有玉坠饰，可称得上是盛妆之最，另一M22墓内孩童，头部骨笄2，腰部有骨珠14枚。半坡遗址W152一孩童，头部有青白色玉耳坠1，腰部缠石珠69枚。华县元君庙仰韶墓地M420一女性，头顶插骨笄，颈部有1147颗骨珠串起的项练①。下王岗遗址M426一青年女性，颈胸部有382枚骨珠联成的项练，从上到下作两行均匀排列。凡此足以表明当时的人体装饰已有性别和年龄级别的若干区分。年龄性别的装饰区分，在黄河上游地区也存在，如兰州土谷台半山一马厂类型墓地，所出装饰品主要是骨珠，还有绿松石珠、石管、牙饰等，一般都出自儿童墓，成串的骨珠戴在儿童颈部、手腕处，牙饰在颈下②。甘肃景泰张家台遗址不少儿童墓均有骨珠和石耳坠出土，串珠置于颈部，有一孩童颈上骨珠三串有660多颗③。甘肃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成年女性的颈部大多有骨串珠，双腕有环饰，而男性却不多见④。应看到，原始社会晚期各地区相继出现了不少动物造型或模拟自然物象的人体装饰品。如河南禹县谷水河遗址出有玉龟形饰⑤。汤阴白营遗址出有陶鸟形饰。河北正定杨庞遗址出有陶蚕蛹饰⑥。陕西西乡何家湾遗址出有石龟、牙觿⑦。山东胶县三里河遗址出有玉鸟、玉鸟头形饰⑧。江苏江宁昝庙遗址出有兽面纹玉佩饰⑨。吴县张陵山遗址出有玉蛙、玉玦。浙江余杭反山、瑶山等遗址出有带兽面纹的各种玉璜、玉琮、玉管、玉带钩、玉冠饰、半圆形玉胸饰，以及玉鸟、玉蝉、玉龟、玉鱼、龙首玉牌佩饰等等⑩。辽宁凌源城子山遗址出有玉鸟、玉雕猪首、竹节状玉饰。建平牛河梁遗址出有双联玉璧①。阜新胡头沟遗址出有三联玉璧、勾云形玉佩饰、玉鸟、玉鸮、玉龟、绿松石鱼形饰。阜新福兴地出有弦纹兽面圭形玉饰②。喀左东山嘴遗址出有双龙首璜形玉饰、绿松石鸮形饰③。内蒙翁牛特旗三星他拉遗址出有玉龙环形佩饰。赤峰羊场等地出有玉雕兽形饰。敖汉旗大洼等地出有兽形玉玦④。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出有石雕人像、兽首石饰、玉蚕、玉鸟、玉鸮、玉鱼、龙形玉玦、勾云玉饰、三联玉璧等⑤。甘肃永昌鸳鸯池遗址出有白云石雕人头像臂饰⑥。这类装饰品，选料考究，工艺精致，造型奇特，多层面揭示了各地区先民各自的生活崇尚、思想观念和审美情趣。有迹象表明，并非所有人都能佩戴这类装饰品，恐怕主要集中在少数权贵或上层社会阶层中，有的显然已超出了一般的实际装饰功能。综观之，人体装饰品在原始社会晚期所呈现的地区性、群体性、多样性包括个性化和生理差别的多形多姿状态，与衣着装束的改善趋势亦已异稽而同步，组成服饰的有机相系部分。唯服饰的提高必以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能力为基点，人际间的分配不公现象也势必造成服饰的分化，原始社会晚期人体装饰品的华美化和贵重化，同时又向少数人集中，正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内涵。这种服饰的分化形态，后在夏商社会成为发展的主流，形成服饰的等级之制，然早先的服饰多元性毕竟也被相应继往开来。 ① 《春秋左传正义》桓公二年，孔疏引。 ② 裴文中：《中国石器时代的文化》，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26页。 ③ 《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考古学报》1981年3期。 ④ 《河南临汝中山寨遗址试掘》，《考古》1986年7期。 ①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1期。 ② 《山东滕县北辛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2期。 ③ 王裕中、裴晋昌：《中国古代的葛、麻纺织》，《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 ④ 汪济英、牟永抗：《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考古》1980年4期。 ⑤ 《一九七七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9年2期。 ⑥ 《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第四次发掘简报》，《考古》1987年4期。 ⑦ 《西夏侯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6年3期。 ① 《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墓地反映出的主要问题》，《考古》1976年6期。 ② 《安徽含山凌家滩新石器时代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4期。 ① 《浙江余杭反山良渚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期。又《良渚玉器》，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90～192。 ② 《上海青浦福泉山良渚文化墓地》，《文物》1986年10期。 ③ 参见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文物出版社，1983年，346页。 ④ 《中国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版12。 ⑤ 《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纹彩陶盆》，《文物》1978年3期。 ⑥ 宋兆麟等：《中国原始社会史》，349页。又金维诺：《舞蹈纹陶盆与原始舞乐》，《文物》1978年3期。 ⑦ 王克林：《彩陶盆舞蹈图案辨疑》，《考古与文物》1986年3期。·351· ① 《汉书·陆贾传》，颜师古注。 ② 《中国文物精华（1992）》，文物出版社，1992年，图版57，又图版说明236页。 ③ 《江苏常州圩墩村新石器时代遗址的调查和试掘》，《考古》1974年2期。 ④ 《崧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7年。 ① 张朋川：《甘肃出土的几件仰韶文化人像陶塑》，《文物》1979年11期。 ② 张广立、赵信、王仁湘：《黄河中上游地区出土的史前人形彩绘与陶塑初释》，《考古与文物》1983年3期。 ③ 《临潼原头、邓家庄遗址勘杏记》，《考古与文物》1982年1期。 ④ 《1979年裴李岗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4年1期。《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2期。 ⑤ 《陕西渭水流域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9期。 ⑥ 《山东泗水尹家城第一次试掘》，《考古》1980年1期。 ① 《荥阳点军台遗址1980年发掘报告》，《中原文物》1982年4期。《郑州大河村遗址发掘报告》，《考石学报》1979年3期。 ②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13、15、24页。 ③ 《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5年4期。 ④ 《姜寨——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⑤ 《浙川下王冈》，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⑥ 魏京武、杨亚长：《我国最早的骨雕人头像》，《考古与文物》1982年5期。 ① 《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42页，又图版二二·1。 ② 戴应新：《陕西神木县石峁龙山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77年3期。 ③ 何德亮：《山东史前雕塑浅谈》，《美术史论》1984年4期。 ④ 《内蒙古巴林右旗那斯台遗址调查》，《考古》1987年6期。 ⑤ 杨晓能：《中国原始社会雕塑艺术概述》，《文物》1989年3期。 ① 参见《永昌鸳鸯池新石器时代墓地的发掘》，《考古》1974年5期。 ② 《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文物出版社，1984年，17页。 ③ 贾兰坡、卫奇：《阳高许家窑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76年2期。 ④ 贾兰坡、盖培、尤玉柱：《山西峙峪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2年1期。 ① 裴文中：《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商务印书馆，1950年，130～133页。 ② 匡瑜：《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考古与文物》1982年2期。 ③ 张镇洪等：《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人类学学报》1985年4卷1期。 ④ 李永宪、霍巍：《我国史前时期的人体装饰品》，《考古》1990年3期。 ① 周国兴、尤玉柱：《北京东胡林村的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72年6期。 ② 《沈阳新乐遗址第二次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85年2期。 ③ 《辽宁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与积石冢群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8期。 ④ 《辽宁省喀左县东山嘴红山文化建筑群址发掘简报》，《文物》1984年11期。 ⑤ 见山东临朐朱封尤山墓葬出土品，《中国文物精华（1992）》，图版60，又图版说明237页。 ⑥ 《邹县野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101、105页。 ① 《大汶口——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21页。 ② 《圩墩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8年4期。 ③ 《江苏吴县草鞋山遗址》，《文物资料丛刊》（3），1980年。 ④ 《江苏吴县张陵山遗址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6），1982年。 ⑤ 《江苏海安青墩遗址》，《考古学报》1983年2期。 ⑥ 《潜山薛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2年3期。 ⑦ 《安徽潜山县天宁寨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87年11期。 ① 《巫山大溪遗址第三次发掘》，《考古学报》1981年4期。 ② 《湖北王家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4年2期。 ③ 《湖北黄岗螺蛳山遗址墓葬》，《考古学报》1987年3期。 ④ 《洞庭湖区新石器时代文化》，《考古学报》1986年4期。 ⑤ 《宜昌中堡岛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报》1987年1期。 ⑥ 《西安半坡》，文物出版社，1963年。 ⑦ 《姜寨》，文物出版社，1988年。 ① 《汤阴白营河南龙山文化村落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3集，1983年。 ② 《浙川下王岗》，文物出版社，1989年。 ③ 《庙底沟与三里桥》，科学出版社，1959年。 ④ 《甘肃东乡林家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1984年。 ⑤ 《甘肃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75年2期。 ⑥ 《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78年2期。 ① 《元君庙仰韶墓地》，文物出版社，1983年，41页。 ② 《兰州土谷台半山一马厂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83年2期。 ③ 《甘肃景泰张家台新石器时代的墓葬》，《考古》1976年3期。 ④ 《广河地巴坪“半山类型”墓地》，《考古学报》1978年2期。 ⑤ 《考古》1979年4期。 ⑥ 《史前研究》1985年3期。 ⑦ 《考古与文物》1981年4期。 ⑧ 《考古》1977年4期。 ⑨ 《考古》1981年3期。 ⑩ 《良渚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1989年。《文物》1986年10期、1988年1期。《考古》1986年6期。 ① 《考古与文物》1984年2期。 ② 《文物》1984年6期。 ③ 《文物》1984年11期。 ④ 《文物》1984年6期。 ⑤ 《考古》1987年6期。 ⑥ 《考古》1974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