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辽朝的文化与契丹人的社会生活 第一节 辽朝文化的发展及其特点 辽朝的创建者耶律阿保机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少数民族政治家，他通晓汉语，也吸收了一部分幽蓟地区的上层人物参与国家治理，积极借鉴中原封建政权的统治经验，吸收汉地的封建文化，同时也重视继承和发展游牧民族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经济制度胡汉分治相适应，辽朝的文化也表现出了游牧文化与高度发展的汉文化互相影响、互相吸收、共同发展、相得益彰的特点。境内契丹、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了以汉文化为核心又带有草原牧业文化特点和时代特色的辽文化。它促进了契丹民族的发展，丰富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宝库。
一 语言文字 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辽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划，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
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多音节词汇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契丹语时，效果也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①，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四百余条，构拟出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②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创制后，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也用契丹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耶律庶箴还曾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初诸部乡里之名，附于大字篇末。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铜币及银币的边款铭文等。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辽兴宗时，宋使余靖用契丹语作诗①，深受契丹人喜爱，兴宗十分高兴，亲自为之劝酒。
二 文学艺术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如用“空车走峻坂”形容人说话随便，不加收检；用“着靴行旷野射鸨”评论人说话言不及意；用连毡裘上附着的苍耳子都要收取来比喻人之贪婪。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十岁能诗，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常出题目诏宰相以下赋诗，并一一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重熙十九年（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他亲自以玉杯斟酒劝概饮，并命近臣刘六符将诗写于折扇上，自置袖中珍藏。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②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惜皆不传，现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①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①。
三 史学 辽朝继承了中原王朝的修史传统，设置国史院和史官，编撰《起居注》、《日历》和《实录》。
太祖时曾命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圣宗时，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又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奏和国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日益完备。统和九年（991年）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20卷，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兴宗时，又命前南院大王耶律古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与翰林萧韩家奴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谷欲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作《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请修国史，并编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复命置局编修。乾统三年（1103年），又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70卷以进，称《皇朝实录》，成为后来金元编修《辽史》的重要依据。私人著述有《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契丹地理图》等。此外，辽朝也重视收集前朝史书，翻译、颁行了《史记》、《汉书》、《五代史》等。圣宗常阅读《唐实录》、诸帝纪和《贞观政要》，颇慕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太宗的为人行事，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道宗时王鼎所撰的《焚椒录》是现存的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私人著述。它记录了道宗宣懿皇后被诬陷的始末，并保留了她的部分诗文。
四 儒学与宗教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麃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①。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①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②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③。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②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也满怀自信。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崇佛、尊儒，但对佛、儒的态度并不相同。佛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
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收字约26430个，注用字约163170个，总约189610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此书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②。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五 绘画与雕塑 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东丹王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他们多以契丹人生活为创作题材，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①。他画的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⑤。他的作品工甚精微，甚为五代人所喜，自梁、唐及晋初，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有的曾得到东丹王画品，京师人争相购买。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也“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于精神。其于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②。胡瑰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③。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宋内府收藏他的画品44幅，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膺也”。④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⑥。
此外，契丹人耶律璟履（耶律防）、耶律题子、萧幹、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
外戚萧幹，尤善丹青。“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日晴和，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⑦。
秦晋国妃萧氏，萧排押女，母为圣宗妹长寿女。她“雅好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自为书画。①汉人陈升，圣宗时为翰林待诏，曾奉诏画《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燕人吴九州，“善画鹿，穷尽蕃鹿之态”②。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画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思言淡于名利，凡求画者与其志趣相投者则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③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代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无作者名款，却同样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
近年发掘的辽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卷轴画和大量壁画，大大地丰富了传世辽代绘画的内容。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两轴绢本辽画，一为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一为花鸟画《竹雀双兔图》。前者熔唐、五代和宋初的表现手法于一炉，比较成熟，后者构图上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未洗净，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有的艺术水平相当高。
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
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壁画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真实记录辽朝社会情况，为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库伦辽墓壁画《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的具体情况。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辽墓石棺画《契丹放牧图》、《游牧生活住地小景》、《备马图》，敖汉旗康营子辽墓的《仪卫图》、《奉侍图》，翁牛特旗山嘴子辽墓的《引马图》、《奏乐图》，奈曼旗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的《侍从牵马图》，解放营子辽墓的《侍女图》、《宴饮图》、《毡车出行图》，河北宣化韩师训墓壁画《出行图》、《备装图》、《散乐图》、《饮酒听曲图》以及张世卿墓的《散乐图》、《备经图》等，有的描绘契丹人牧业生产生活情景，有的描绘墓主人的奢华。画面色彩鲜艳，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既是研究辽代绘画的重要实物，也是研究辽代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
辽朝的雕刻艺术有其自身特色。作品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几座石窟寺、几座石雕造像和大量墓葬石刻。
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在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在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在赤峰市西南约30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都有辽代雕刻的佛像。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
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世纪初至今相继发现的辽代石雕像，有上京城内观音菩萨立像，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上承北齐以来佛家造像风格，又有辽代特有的艺术特征。大同市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其两侧的胁侍和稍前的八大明王像，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其中一作契丹装束，更是少见。大同市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尚存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
此外，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带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①墓中出土石雕像还有出自辽宁法库萧袍鲁墓的男性头像和朝阳孙家湾辽墓的男女侍俑、石伏听等。男性头像头带冠巾，方颐高鼻，颧骨隆起，细眉大眼，口微张，神态自然，似带微笑，富有写实色彩，形象栩栩如生，当为墓主人萧袍鲁的头像。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剔地平钑、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
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如朝阳耶律延宁墓、前窗户村辽墓、商家沟赵为干墓，北票水泉辽墓，叶茂台辽墓等。前窗户村辽墓石棺别致，雕工精细。①叶茂台辽墓石棺是目前发现雕刻最好的石棺，无论从造型、图案布局，还是从执刀刻法、雕造风格上看，都可说是最严整的作品。
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辽宁地区有所不同，如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发现的石棺，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每板构图一或二幅，每幅所刻牛、羊、马、骆驼的数目不等，或一只，或一双。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这种不均衡、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反映了当时当地民间雕刻艺匠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也说明其创作时间较早，受区外影响尚少。
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的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
辽代宫廷雕刻艺术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15方辽朝帝后哀册为代表。其中辽圣宗哀册最为精美，“册盖四斜面中间刻四神，围绕以云纹、卷草纹、宝相纹、牡丹花纹。纹络繁华富丽而有规范，雕刻精细，于柔韧中富有刚劲之气”②。而圣宗两皇后、兴宗皇后和道宗及其皇后的哀册篆盖上又皆刻有双龙纹，且构图多样，形象生动，雕刻精细，均属上乘之作。
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石经幢除刻佛经经文、真言咒语或佛、菩萨造像外，也刻佛传故事。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独特、雕刻技艺精湛。原立于河北涿州的多宝千佛陀罗尼石幢是一座稀有的辽刻艺术精品，现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保存至今的辽代石浮图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塔，塔身刻《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叙述辽刻石经始末甚详，极为珍贵。其须弥座八面石刻尤为精美，雕刻精湛，图像逼真生动，各具特征，明显地体现了受外来雕刻艺术的影响。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①。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有五象、双马、五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佛两侧有胁侍菩萨、飞天、宝盖、八大灵塔及塔名，雕刻生动，技艺精湛，是辽塔砖雕艺术的杰作。②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辽代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它通高16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0个小头像，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座小型的侍立菩萨。
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佛坛上完整地保存着31尊辽代泥塑菩萨像，有的盘膝趺坐，有的站立，或合掌，或扬手，体态各异。其中合掌胁侍菩萨，体态丰盈，衣饰飘带流畅、自然，为辽塑中的精品。③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迦叶、拘留孙、尸弃、毗婆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等七尊佛像，高大庄严，神态慈祥。每尊佛像两侧各塑胁侍菩萨一尊，或仰面，或俯首，或斜视，或平视，姿态各异，栩栩如生。① 六 医学与天文学 辽朝的医学吸收了中原汉医、汉药的成就，也有本身的特色，境内不乏医术精湛者。东丹王耶律倍“精医药、砭焫之术”，曾译《阴符经》。耶律迭里特“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耶律敌鲁“察形色即知病原”。吐谷浑人直鲁古擅长针灸，曾撰《脉诀》、《针灸书》。兴宗时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契丹人更学会了切脉审药。北方寒冷，契丹人积累了治疗冻伤的经验，有治疗冻伤的特效药。贵族用成药，辽道宗曾亲自命人为宋使涂此药预防冻疮。此药涂于患处，其热如火，疗效甚佳。普通牧民用狐尿调药医治冻伤也很有效。另有止疼药，含乳香、没药、地龙、禾鳖子等成分，可使“受杖者失痛觉”，故名“鬼代丹”。
辽朝有司天监，掌管天文历法。史载“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②穆宗时司天所进乙未元历，当是太宗灭晋所得者。圣宗统和十二年，改用大明历，此历为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并颁行至高丽。
辽墓中绘制的天文图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发现了葬于天庆六年的右班殿直张世卿墓，后室穹窿顶部绘有一幅彩绘星图，穹顶中央悬一铜镜，镜周绘重瓣莲花，莲花周围绘二十八宿，外层绘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这座墓附近又发现了一座辽墓，墓室穹窿顶上同样绘有一幅彩绘星图，与前者大同小异。穹顶中央也悬有铜镜，绘有莲花，莲花外绘黄道十二宫，外层绘二十八宿。星图外轮绘一周十二生肖像，生肖像皆作人形，身着长袍，双手持笏，每人头上各冠一相。这两幅星图，既有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又有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表明辽代即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的天文知识。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这类星图，对研究我国天文史和辽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宣化辽墓的星图，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用中国传统对其加以改造，如将双子宫的西方二男童改为二男立像和坐像；室女宫的西方丰收女神改为二女立像和坐像；同时女神变成了女仆，裸体改为依中国礼俗着装；人马宫半人半马的射手变成了人牵马；摩羯宫的鱼尾山羊变成了大鱼。它“既显示了中国传统星象的主流形态，也显示了诸家对星象的利用和再加工（改造）：有佛教的象征手法（例如室顶莲花和宝镜）；也有儒家的道德观念形态（如黄道十二宫人物的服式，以及让西方的裸像全都穿上了衣服等）。它是科学与文化的形态表现，也反映着当时政治与文化的混合局面，是很具代表性和时代特色的”①。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①《辽史·皇子表》。
②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诗称：“夜筵没罗（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雅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参见[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39。[宋]刘攽《山中诗话》，《契丹国志》所记与此不尽相同，“没逻”或作“设罢”、“设摆”；“斡勒”或作“干勤”、“感勤”；“雅鲁”作“稚鲁”。
②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① [宋]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记载：“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茯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①《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①兴宗诗：“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海山和诗：“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二相指杜防、刘六符。
① [辽]王鼎《法均大师遗行碑铭》，碑立于今北京戒坛寺。
②《辽史·宗室·义宗倍》。
③《辽史·烈女·耶律氏》。
①《契丹国志·马保忠》。
②《契丹国志·道宗天福皇帝》。
①《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②《契丹国志·诸王传·齐国王隆裕》。
①《宣和画谱》卷8。
⑤《宣和画谱》卷8。
②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③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④ [元]汤垕《画鉴》。
⑥《契丹国志》卷8。
⑦ [清]王毓贤《绘事备考》。
①《全辽文》卷8，《秦晋国妃墓志铭》。
②《辽史拾遗》卷21。
③ [宋]郭若虚《图画闻见志》，《四部丛刊续编·子部》。
①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①参见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②《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辽朝的石雕艺术》。
②张剑波、王晶辰、董高《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文物》1992年第7期。
③员海瑞、唐云俊《华严寺》，《文物》1982年第9期。
①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调查报告》，《文物》1961年第2期。
②《辽史·历象志》。
①伊世同《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文物》1990年第10期；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一 语言文字 契丹语为与乌桓、鲜卑一脉相承的东胡语的一个分支，属阿尔泰语系。与古蒙古语同源，关系密切，某些契丹语词汇与古蒙古语相同或相近。
辽建国前，契丹无文字。神册五年（920年），阿保机命耶律突吕不和耶律鲁不古创制文字。他们在汉人的协助下，以汉字隶书减少笔划，或直接借用汉字创制了契丹大字，即所谓“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以代刻木之约”①。
契丹大字笔画较汉字为简，但字数仍有3000之多，不便掌握。并且用以记录多音节词汇较多、语法中有粘着词尾的契丹语时，效果也不理想。后来，皇弟迭剌参照回鹘字对大字加以改造，创制了契丹小字。小字为拼音文字，拼音方法受了回鹘字的启发和汉字反切注音的影响，有300多个表音符号，称原字。将若干原字拼在一起以记录契丹语，“数少而该贯”①，使用起来比大字更为方便。
契丹小字的研究，现在已取得突破性进展，国内外学者已释出语词四百余条，构拟出一百多个原字的音值。②辽朝境内，契丹语和汉语都是官方和民间的通用语言。两种契丹字和汉字也同样被官民使用并在境内外通行。契丹字创制后，用于书写官方文书、碑碣、牌符、书状、印信等，同时也用契丹字翻译了大量儒家经典和文学、史学、医学著作。萧韩家奴曾译《通历》、《贞观政要》、《五代史》，耶律倍译《阴符经》，耶律庶成译方脉书。耶律庶箴还曾用契丹大字记录建国初诸部乡里之名，附于大字篇末。寺公大师著有《醉义歌》。今天所能见到的契丹字多为墓志铭文、碑文和铜镜、玉盘、鱼符、印章、铜币及银币的边款铭文等。
大量汉文书籍的翻译，将中原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经验，中原人民的科学技术、文学、史学成就等介绍到了草原地区，带动和促进了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发展。辽朝的皇帝和契丹上层人物多仰慕汉文化，很多人有较高的汉文化修养，汉人上层也多通晓契丹语，连出使辽朝的宋朝人有些也能用契丹语作诗，对沟通契丹人与汉人的思想感情，加强辽宋间的兄弟友好关系起了重要作用。辽兴宗时，宋使余靖用契丹语作诗①，深受契丹人喜爱，兴宗十分高兴，亲自为之劝酒。
二 文学艺术 契丹人在语言运用上有其独特的技巧，他们善于运用比喻的手法评论事物和品评人物。如用“空车走峻坂”形容人说话随便，不加收检；用“着靴行旷野射鸨”评论人说话言不及意；用连毡裘上附着的苍耳子都要收取来比喻人之贪婪。辽朝文人既用契丹语言文字创作，也大量用汉语文写作。他们的作品有诗、词、歌、赋、文、章奏、书简等各种体裁，有述怀、戒喻、讽谏、叙事等各种题材。作者包括帝后、宗室、群臣、诸部人和著帐郎君子弟。
辽圣宗十岁能诗，一生作诗五百余首，常出题目诏宰相以下赋诗，并一一审阅。兴宗也善为诗文，他不但与诗友唱和，还亲自出题，以诗赋试进士于廷。重熙十九年（1050年），宋使赵概至辽，兴宗于席上请概赋《信誓如山河诗》。诗成，他亲自以玉杯斟酒劝概饮，并命近臣刘六符将诗写于折扇上，自置袖中珍藏。
在辽朝诸帝中，道宗文学修养最高，善诗赋，作品清新雅丽，意境深远。有《题李俨黄菊赋》：“昨日得卿黄菊赋，碎剪金英添作句，袖中犹觉有余香，冷落西风吹不去。”②有诗文集《清宁集》。
宗室东丹王耶律倍有《乐田园诗》、《海上诗》。耶律国留、耶律资宗、耶律昭兄弟三人皆善属文、工辞章，国留有《兔赋》、《寤寐歌》；资宗出使高丽被留期间，“每怀君亲，辄有著述”，后编为《西亭集》；昭因事被流放西北部，致书招讨使萧挞凛，陈安边之策，词旨皆可称。
道宗皇后萧观音《谏猎疏》、《回心院》和应制诗《君臣同志华夷同风》，天祚文妃的讽谏歌，太师适鲁之妹耶律常哥的述时政文等，不但反映了她们的文学修养，而且表达了她们关心社稷安危、致主泽民的政治理想。诗文中每引前代帝王行事为典，更体现了她们的经学、史学造诣。此外，平王耶律隆先有《阆苑集》，枢密使萧孝穆有《宝老集》，北女直详稳萧柳有《岁寒集》，萧韩家奴有《六义集》，敦睦宫使耶律良有《庆会集》等诗文集。耶律庶箴有《戒喻诗》，耶律韩留有《述怀诗》等，惜皆不传，现已无从知道他们是用哪种语言文字创作的。辽朝境内的汉人如杨佶、李瀚等也分别有诗文集《登瀛集》、《丁年集》。流传至今的辽人作品除王鼎的《焚椒录》外，还有寺公大师的《醉义歌》。《醉义歌》系用契丹语创作，有金人耶律履的译文，契丹文原作和耶律履译文已失传。今有履子耶律楚材的汉译本传世。
辽人颇喜宋人的诗文，对三苏的作品多能道其详。①有的诗文集，在宋朝境内尚未广泛流传，却已为辽人所得。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契丹使人至宋，“言本国喜诵魏野诗，但得上帙，愿求全部，真宗始知其名。将召之，死已数年。搜其诗，果得草堂集十卷，诏赐之”①。
三 史学 辽朝继承了中原王朝的修史传统，设置国史院和史官，编撰《起居注》、《日历》和《实录》。
太祖时曾命耶律鲁不古监修国史。圣宗时，随着各种制度和机构的健全、完善，又任命了起居注和日历官，记载皇帝言行、群臣章奏和国家大事，修史制度也日益完备。统和九年（991年）监修国史室昉和邢抱朴合撰《统和实录》20卷，记载了太祖至景宗五朝史事。兴宗时，又命前南院大王耶律古欲、翰林都林牙耶律庶成与翰林萧韩家奴等编辑上世以来事迹及诸帝实录。谷欲等录遥辇可汗至重熙以来事迹，集为20卷，称《遥辇至重熙以来事迹》，又作《辽国上世事迹及诸帝实录》或《先朝事迹》。道宗大康年间，耶律孟简上表请修国史，并编耶律曷鲁、耶律屋质和耶律休哥《三人行事》以进，道宗复命置局编修。乾统三年（1103年），又命监修国史耶律俨（李俨）纂修太祖诸帝实录。俨撰成70卷以进，称《皇朝实录》，成为后来金元编修《辽史》的重要依据。私人著述有《礼书》、《契丹官仪》、《辽朝杂礼》、《契丹会要》、《大辽登科记》、《七贤传》、《契丹地理图》等。此外，辽朝也重视收集前朝史书，翻译、颁行了《史记》、《汉书》、《五代史》等。圣宗常阅读《唐实录》、诸帝纪和《贞观政要》，颇慕唐太宗、唐玄宗、宋太祖、宋太宗的为人行事，称他们是“五百年来中国之英主”。
辽代私家著述传世极少。道宗时王鼎所撰的《焚椒录》是现存的一部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私人著述。它记录了道宗宣懿皇后被诬陷的始末，并保留了她的部分诗文。
四 儒学与宗教 早期，契丹人信仰原始多神教萨满教。他们所尊的天神和地祇的形象是骑白马的男子和驾青牛的女子；他们把黑山看成是人死后灵魂的归宿地；木叶山（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处附近的白音他拉）是传说中契丹始祖奇首可汗的发祥地。这些都与契丹人的起源、发展密切相关，因而契丹人对它们极其崇拜和敬畏，每年皆有时祭。狩猎曾是他们的主要活动，狩猎前也祭麃鹿神，祈求多获。这种多神信仰形成了契丹人生活中的若干禁忌和习俗。
辽政权建立前，佛教已经传入。902年，在龙化州建开教寺，为佛教传入契丹的标志。神册三年（918年），上京又建佛寺，佛教逐渐为契丹人所信仰和崇尚。天显元年（926年）灭渤海后，俘渤海僧人崇文等57人至上京，又建天雄寺。此后，诸京和各州县也相继修建寺庙。圣宗以后，兴宗、道宗等都尊崇佛教，佛教大盛。贵族之家舍宅建寺，舍儿女为僧尼，向寺庙施舍钱财、田地、人户，建寺修塔，造像刻经，更为普遍。寺庙势力急剧增长，自景宗以来，僧人多有被授予侍中、太尉、太保、司徒、司空者。兴宗时觉华岛海云寺僧人海山（郎思孝）被授予荣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道宗授予惠聚寺僧法均（法钧）崇禄大夫、守司空，奉福寺僧非浊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等。僧人有的甚至与皇帝诗文唱合或被赐与御制诗篇。海山与兴宗关系甚好，“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以师不肯作诗，以诗挑之”①。道宗曾以诗赞誉法均：“行高峰顶松千尺，戒净天心月一轮。”①统治者的信仰与提倡，使佛教在辽朝境内发展更快，道宗时甚至出现“一岁而饭僧三十六万，一日而视发三千”的情况。
随着佛教的传播，由皇帝下令，寺庙校勘、雕印佛经和个人写经，集资刻经、印经等活动十分活跃。辽兴宗时命人搜集各地佛经，自重熙至道宗咸雍四年（1068年），校勘雕印佛经579帙，收藏在南京清水院和易州涞水县金山演教寺等地，称《契丹藏》或《丹藏》。《契丹藏》传入高丽，后者据以对照宋藏、高丽藏，进行校勘后雕印成新版高丽藏，成为大藏经的较好版本。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应县木塔）抢修加固时，于木塔四层主佛释迦牟尼腹内发现了一批辽代瑰宝，其中有《契丹藏》12卷，为研究辽代佛教传播、藏经雕印提供了珍贵资料，也为研究辽代造纸、雕版印刷技术提供了实物资料。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圣宗时雕印的，可见整理、校勘、刻印大藏经的工作早在圣宗时就已经着手进行了。
辽朝统治者尊崇孔子，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主导思想。建国初，阿保机将择历史上有大功德者奉祀，太子倍认为：“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②于是神册三年，建孔子庙于上京，次年阿保机亲谒祭祀。契丹上层在用人行政和品德修养上也多自觉地以儒家的道德标准为准则。连作述时政文的耶律常哥也懂得“四端五典为治教之本，六府三事实生民之命”③。金元之际杰出的契丹政治家耶律楚材在其《怀古一百韵》中，更恰如其分地指出了“辽家尊汉制，孔教祖宣尼”这一历史事实。
仕辽的汉官利用一切机会向契丹统治者介绍儒家思想和封建帝王的统治经验，对契丹上层接受儒家思想也起了推动作用。辽圣宗继位之初，枢密使、监修国史室昉进《尚书·无逸》篇，太后“闻而嘉奖”。侍读学士马得臣录唐高祖、太宗、玄宗行事可法者进与圣宗，又上书谏止频繁击鞠，皆得到圣宗的赞许。兴宗时枢密使马保忠见皇帝“溺于浮屠”，“朝政不纲”，尝从容进谏，他说：“强天下者，儒道；弱天下者，吏道。今之授官，大率吏而不儒。崇儒道，则乡党之行修；修德行，则冠冕之绪崇。自今其有非圣帝明王孔、孟圣贤之教者，望下明诏，痛禁绝之”①。道宗对儒家经典更是“神领心解”，侍读官进讲时，讲至“夷狄之有君”，不敢加以解释。道宗却说：“先世獯鬻、猃狁荡无礼法，故谓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异中华，何嫌之有？”②可见他不但学习和熟悉儒家经典，而且有自己的独到认识和深刻理解，同时也满怀自信。自圣宗至道宗，都注意学习和吸收儒家经典中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内容，并用修订法令和制定礼仪的方式加以贯彻、执行，使之成为人们的行为准则。
契丹上层崇佛、尊儒，但对佛、儒的态度并不相同。佛教是他们的一种宗教信仰，而儒术却是他们治国的主导思想和统治者极力提倡的行为标准。
随着佛教的传播，语言文字学也得到了发展。为了解释佛经音义，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为《开元释教录》之后新译的佛经作音注和义释，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由辽传入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传入日本，对佛教的传播和文字训释裨益良多。
燕京僧人行均，俗姓于，字广济，“善于音韵，闲于字书”，撰成字书《龙龛手镜》4卷，收字约26430个，注用字约163170个，总约189610字，立424部首，部首字及部内各字均以平、上、去、入四声为序。在《说文》、《玉篇》之外多所搜集，并广收当时所用异体、俗体、简体字。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注音或用反切，或用直音，释义一般都很简单，用例多引佛经。此书对研究宋以前异体字、简体字有重要参考价值。
此外，中原的道教和道家思想对契丹人也产生了一定影响。辽初，以各种方式进入草原的汉人中，就有一些道教信仰者。如上京有天长观，中京有通天观，一些州城也多有道士和道观。某些契丹上层和契丹部民也信仰道教。辽圣宗对“道释二教，皆洞其旨”①，其弟耶律隆裕更是个虔诚的道教信徒，“自少时慕道，见道士则喜。后为东京留守，崇建宫观，备极辉丽……又别置道院，延接道流，诵经宣醮，用素馔荐献，中京往往化之”②。某些上层道士同佛教上层一样受到皇帝的礼遇。辽圣宗曾予道士冯若谷加官太子中允。道教的传播也带动了道家经典的研究，辽初道士刘海蝉著有《还丹破迷歌》和《还金篇》，耶律倍译有《阴符经》，圣宗时于阗张文宝曾进《内丹书》，寺公大师的《醉义歌》中也杂有道教思想。
道教信仰的普遍性及其对契丹人思想、文化的影响也可从某些契丹墓葬石棺和画像石、画像砖上刻有四神图，绘有道教内容的壁画和随葬品中某些具有道教内容的实物中得到印证。
五 绘画与雕塑 契丹人善画草原风光和骑射人物，辽朝涌现出不少卓有成就的画家，创作了大量优秀的绘画作品。东丹王耶律倍和著名画家胡瑰、胡虔父子所画多入宋内府，被誉为“神品”。他们多以契丹人生活为创作题材，耶律倍“多写贵人酋长，至于袖戈挟弹，牵黄臂苍，服用皆缦胡之缨，鞍勒率皆瑰奇，不作中国衣冠”①。他画的马“骨法劲快，不良不驽，自得穷荒步骤之态”⑤。他的作品工甚精微，甚为五代人所喜，自梁、唐及晋初，北边防戍及榷易商人有的曾得到东丹王画品，京师人争相购买。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射骑图》和流传到美国的《人骑图》、《射鹿图》。胡瑰也“善画蕃马，骨格体状富于精神。其于穹庐部落、帐幕旗旆、弧矢鞍鞯，或随水草放牧，或驰逐弋猎，而又胡天惨冽，沙碛平远，能曲尽塞外不毛之景趣，信当时之神巧，绝代之精技欤”②。胡瑰画契丹人马“用狼毫制笔，疏渲鬃尾，细密有力。至于穹庐什物，各尽其妙”③。作品流传至今者有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卓歇图》，流传到海外的《出猎图》、《回猎图》，也有人列为他的画作。其子胡虔“丹青之学有父风”，宋内府收藏他的画品44幅，与其父的画品“殆未可分真膺也”。④辽兴宗“工画，善丹青，尝以所画鹅、雁送诸宋朝，点缀精妙，宛乎逼真，仁宗作飞白书答之”⑥。
此外，契丹人耶律璟履（耶律防）、耶律题子、萧幹、秦晋国妃萧氏，汉人陈升、常思言、吴九州等也皆以善画称。
外戚萧幹，尤善丹青。“慕唐裴宽、边鸾之迹，凡奉使入宋者，必命购求。凡遇名迹，不惜重价。装潢即就而后，携归本国，建小楼以贮之。风日晴和，焚香展卷，临摹所至，咸有法则”⑦。
秦晋国妃萧氏，萧排押女，母为圣宗妹长寿女。她“雅好飞白，尤工丹青”。所居屏扇，多自为书画。①汉人陈升，圣宗时为翰林待诏，曾奉诏画《南征得胜图》于上京五鸾殿。燕人吴九州，“善画鹿，穷尽蕃鹿之态”②。燕京布衣常思言，“善画山水林木，求之者甚众”。思言淡于名利，凡求画者与其志趣相投者则可得，既不可以利诱，复不可以势动。③除上述见于记载的画家外，辽代还有大量湮没无闻的丹青手。一些保存至今的辽代所建寺庙、塔刹和辽墓出土的画幅、壁画，同样反映了辽代的绘画水平和技巧。如辽宁义县奉国寺大雄殿彩画，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珍藏的挂幅《神农采药图》、《南无释迦牟尼佛像》，立轴《药师琉璃光佛说法图》、《炽盛光九曜图》。这些画品无作者名款，却同样反映辽代不同时期的绘画水平。
近年发掘的辽代墓葬中，也出土了一些卷轴画和大量壁画，大大地丰富了传世辽代绘画的内容。1974年辽宁法库叶茂台辽墓出土了两轴绢本辽画，一为山水画《山弈候约图》（《山水楼阁图》），一为花鸟画《竹雀双兔图》。前者熔唐、五代和宋初的表现手法于一炉，比较成熟，后者构图上取对称形式，装饰气味尚未洗净，当出自契丹画师之手。
今天所能见到的辽代绘画作品，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的当属辽墓中保存的大量壁画，有的艺术水平相当高。
早期被毁的辽圣宗陵墓永庆陵，墓内和墓道两侧均绘有丰富的彩画，有建筑装饰、人物像、四季山水和牡丹、卷草、飞凤、双龙、彩蝶、祥云等饰纹。其中有人物71个，大小略与真人相等，包括蕃汉官僚、侍卫和奴仆。中室四壁所绘《四季山水图》，分春、夏、秋、冬四幅，描绘了北方草原的四季风光，以象征皇帝四时捺钵之义。景色与庆陵所在的山林景色相近，当是写实之作。艺术形制虽显生拙幼稚，内容却生动活泼，富有草原生活气息。
近年来，辽代壁画墓已发现了数十处，壁画内容有草原风光、蕃汉人物、飞禽走兽、祥云花草、穹庐车帐等，真实记录辽朝社会情况，为研究契丹人的冠服、发式、车帐穹庐形制、生产生活状况、蕃汉统治者穷奢极欲的腐化生活和辽代社会习俗提供了真实的形象资料。库伦辽墓壁画《出行图》、《归来图》即描绘了契丹贵族养尊处优的寄生生活，也记录了契丹人“随阳迁徙”的具体情况。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辽墓石棺画《契丹放牧图》、《游牧生活住地小景》、《备马图》，敖汉旗康营子辽墓的《仪卫图》、《奉侍图》，翁牛特旗山嘴子辽墓的《引马图》、《奏乐图》，奈曼旗陈国公主和驸马合葬墓的《侍从牵马图》，解放营子辽墓的《侍女图》、《宴饮图》、《毡车出行图》，河北宣化韩师训墓壁画《出行图》、《备装图》、《散乐图》、《饮酒听曲图》以及张世卿墓的《散乐图》、《备经图》等，有的描绘契丹人牧业生产生活情景，有的描绘墓主人的奢华。画面色彩鲜艳，人物形象生动逼真，既是研究辽代绘画的重要实物，也是研究辽代生产、生活、风俗习惯的重要资料。
辽朝的雕刻艺术有其自身特色。作品以宣扬佛教信仰为多，有石雕和砖雕，保存至今的有几座石窟寺、几座石雕造像和大量墓葬石刻。
真寂寺石窟（后召庙石窟，在巴林左旗林东镇西南约20公里）、开化寺石窟（前召庙石窟，在后召庙东大山南坡）、灵峰院千佛洞石窟（在赤峰市西南约30公里）和大同云冈石窟都有辽代雕刻的佛像。其中真寂寺中窟的圆雕佛涅槃像和悲恸涕泣的佛弟子，造形浑厚，比例适当，堪称佳作。北窟后室的浮雕像为全寺造形之最优美者，富有地方特色，也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刻作品。
据《辽史》记载，南京延芳淀、东京道乾州、上京五鸾殿都曾安放辽景宗石像，惜今已不存。20世纪初至今相继发现的辽代石雕像，有上京城内观音菩萨立像，中京辽太祖立像、辽景宗坐像，兴中府天庆寺玉石观音像和西京遗存的一些石雕造像。玉石观音像用汉白玉雕成，体形高大，镌刻精致，上承北齐以来佛家造像风格，又有辽代特有的艺术特征。大同市西郊佛字湾观音堂保存着一组辽朝石刻群像，其中的观音菩萨立像神态端庄，镌刻工丽，是辽代圆雕高大完美的石造像之一。其两侧的胁侍和稍前的八大明王像，神情生动，姿态各异，其中一作契丹装束，更是少见。大同市拒墙堡西南辽南堂寺遗址尚存有释迦佛坐像和文殊、普贤、弟子、侍女、狮、象等石雕残像。
此外，辽代的墓葬石刻内容也十分丰富，包括石棺、墓志、墓壁石刻、部分画像砖和墓前神道碑、石人、石兽等。
墓前石雕发现的有耶律琮墓神道两侧石雕一组，有文官、武吏、石羊、石虎。“文官头带幞头，身着右衽肥袖长袍，腰系大带，拱手恭立；武吏头戴兜鍪，身着紧袖铠甲，足登长靴，双手按剑，神情严肃。石羊盘角昂首，曲膝而卧，石虎则作蹲坐式，前腿竖立，翘首远视。全组石雕风格古朴。”①墓中出土石雕像还有出自辽宁法库萧袍鲁墓的男性头像和朝阳孙家湾辽墓的男女侍俑、石伏听等。男性头像头带冠巾，方颐高鼻，颧骨隆起，细眉大眼，口微张，神态自然，似带微笑，富有写实色彩，形象栩栩如生，当为墓主人萧袍鲁的头像。墓室内石雕多以主人车马出行、狩猎、宴饮、歌舞、民间故事和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为题材，用浮雕、半圆雕、剔地平钑、阴阳线刻等技法进行创作。
辽宁地区发现的几口石棺多刻四神图案，如朝阳耶律延宁墓、前窗户村辽墓、商家沟赵为干墓，北票水泉辽墓，叶茂台辽墓等。前窗户村辽墓石棺别致，雕工精细。①叶茂台辽墓石棺是目前发现雕刻最好的石棺，无论从造型、图案布局，还是从执刀刻法、雕造风格上看，都可说是最严整的作品。
草原地区的辽墓石棺，在雕刻内容和技巧上与辽宁地区有所不同，如阿鲁科尔沁旗北部发现的石棺，主要刻划牲畜和车帐，每板构图一或二幅，每幅所刻牛、羊、马、骆驼的数目不等，或一只，或一双。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了游牧生活的实质。这种不均衡、不规则的画面构图，反映了当时当地民间雕刻艺匠无拘无束的创作态度；也说明其创作时间较早，受区外影响尚少。
墓壁雕刻多以故事画和饮宴图为主，有的则雕刻家畜和野兽。这类画像石墓在辽东京道所属的辽阳、鞍山、锦西等地发现较多。
辽代宫廷雕刻艺术以辽宁省博物馆收藏的15方辽朝帝后哀册为代表。其中辽圣宗哀册最为精美，“册盖四斜面中间刻四神，围绕以云纹、卷草纹、宝相纹、牡丹花纹。纹络繁华富丽而有规范，雕刻精细，于柔韧中富有刚劲之气”②。而圣宗两皇后、兴宗皇后和道宗及其皇后的哀册篆盖上又皆刻有双龙纹，且构图多样，形象生动，雕刻精细，均属上乘之作。
此外，辽朝还有大量的石经幢和石浮图。石经幢除刻佛经经文、真言咒语或佛、菩萨造像外，也刻佛传故事。这类以修功德、消灾祸、报恩祈福、立传扬名为目的的经幢数量很多，其造型风格独特、雕刻技艺精湛。原立于河北涿州的多宝千佛陀罗尼石幢是一座稀有的辽刻艺术精品，现藏于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保存至今的辽代石浮图有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塔，塔身刻《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叙述辽刻石经始末甚详，极为珍贵。其须弥座八面石刻尤为精美，雕刻精湛，图像逼真生动，各具特征，明显地体现了受外来雕刻艺术的影响。
辽代的石雕艺术在继承契丹人固有文化和中原雕刻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佛教文化，“把三者融会、消化，故能冲破宗教艺术的牢笼，创造出富有时代特色的民族艺术成品，充溢着写实的生活气息”①。
石雕之外，辽朝尚有砖雕和泥塑作品传世。辽宁朝阳北塔有砖雕力士、侍者、狮、虎、莲花等图案和密宗五方如来坐佛各一尊，有五象、双马、五孔雀、五金翅鸟（迦楼罗）生灵座，佛两侧有胁侍菩萨、飞天、宝盖、八大灵塔及塔名，雕刻生动，技艺精湛，是辽塔砖雕艺术的杰作。②天津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中耸立的辽代观世音菩萨是我国最大的泥塑像之一。它通高16米，立于须弥座上，面带微笑，头顶上还有10个小头像，也称“十一面观音像”。像旁另有两座小型的侍立菩萨。
山西大同华严寺薄伽教藏殿内佛坛上完整地保存着31尊辽代泥塑菩萨像，有的盘膝趺坐，有的站立，或合掌，或扬手，体态各异。其中合掌胁侍菩萨，体态丰盈，衣饰飘带流畅、自然，为辽塑中的精品。③辽宁义县奉国寺辽代所建大雄宝殿内现存有迦叶、拘留孙、尸弃、毗婆尸、毗舍浮、拘那含牟尼、释迦牟尼等七尊佛像，高大庄严，神态慈祥。每尊佛像两侧各塑胁侍菩萨一尊，或仰面，或俯首，或斜视，或平视，姿态各异，栩栩如生。① 六 医学与天文学 辽朝的医学吸收了中原汉医、汉药的成就，也有本身的特色，境内不乏医术精湛者。东丹王耶律倍“精医药、砭焫之术”，曾译《阴符经》。耶律迭里特“视人疾，若隔纱睹物，莫不悉见”。耶律敌鲁“察形色即知病原”。吐谷浑人直鲁古擅长针灸，曾撰《脉诀》、《针灸书》。兴宗时耶律庶成译方脉书，契丹人更学会了切脉审药。北方寒冷，契丹人积累了治疗冻伤的经验，有治疗冻伤的特效药。贵族用成药，辽道宗曾亲自命人为宋使涂此药预防冻疮。此药涂于患处，其热如火，疗效甚佳。普通牧民用狐尿调药医治冻伤也很有效。另有止疼药，含乳香、没药、地龙、禾鳖子等成分，可使“受杖者失痛觉”，故名“鬼代丹”。
辽朝有司天监，掌管天文历法。史载“大同元年，太宗皇帝自晋汴京收百司僚属伎术历象，迁于中京，辽始有历”。②穆宗时司天所进乙未元历，当是太宗灭晋所得者。圣宗统和十二年，改用大明历，此历为可汗州刺史贾俊所进，并颁行至高丽。
辽墓中绘制的天文图反映了辽代天文学的成就。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北省宣化下八里村发现了葬于天庆六年的右班殿直张世卿墓，后室穹窿顶部绘有一幅彩绘星图，穹顶中央悬一铜镜，镜周绘重瓣莲花，莲花周围绘二十八宿，外层绘黄道十二宫。1989年，在这座墓附近又发现了一座辽墓，墓室穹窿顶上同样绘有一幅彩绘星图，与前者大同小异。穹顶中央也悬有铜镜，绘有莲花，莲花外绘黄道十二宫，外层绘二十八宿。星图外轮绘一周十二生肖像，生肖像皆作人形，身着长袍，双手持笏，每人头上各冠一相。这两幅星图，既有中国古代的二十八宿，又有巴比伦的黄道十二宫，表明辽代即继承了我国古代的天文学成就，也吸收了西方的天文知识。这是我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这类星图，对研究我国天文史和辽代天文学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宣化辽墓的星图，在吸收西方文化的同时，也用中国传统对其加以改造，如将双子宫的西方二男童改为二男立像和坐像；室女宫的西方丰收女神改为二女立像和坐像；同时女神变成了女仆，裸体改为依中国礼俗着装；人马宫半人半马的射手变成了人牵马；摩羯宫的鱼尾山羊变成了大鱼。它“既显示了中国传统星象的主流形态，也显示了诸家对星象的利用和再加工（改造）：有佛教的象征手法（例如室顶莲花和宝镜）；也有儒家的道德观念形态（如黄道十二宫人物的服式，以及让西方的裸像全都穿上了衣服等）。它是科学与文化的形态表现，也反映着当时政治与文化的混合局面，是很具代表性和时代特色的”①。
①《新五代史·四夷附录》。
①《辽史·皇子表》。
②参见清格尔泰等《契丹小字研究》，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①诗称：“夜筵没罗（侈盛也）臣拜洗（受赐也），两朝厥荷（通好也）情斡勒（厚重也），微臣雅鲁（拜舞也）祝若统（福佑也），圣寿铁摆（嵩高也）俱可忒（无极也）。”参见[宋]江少虞《事实类苑》卷39。[宋]刘攽《山中诗话》，《契丹国志》所记与此不尽相同，“没逻”或作“设罢”、“设摆”；“斡勒”或作“干勤”、“感勤”；“雅鲁”作“稚鲁”。
②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4。
① [宋]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记载：“本朝民间开版印行文字，臣等窃料北界无所不有。臣等初至燕京，副留守邢希古相接送，令引接殿侍元辛传语臣辙云：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内翰何不印行文集亦使流传至此？及至中京，度支使郑颛押宴，为臣辙言先臣洵所为文字中事迹，颇能尽其委曲。及至帐前，馆伴王师儒谓臣辙，闻常服茯苓，欲乞其方。盖臣辙尝作《服茯苓赋》，必此赋亦已到北界故也。臣等因此料本朝印本文字多已流传在彼。其间臣僚章疏及士子策论，言朝廷得失、军国利害盖不为少。兼小民愚陋，惟利是视，印行戏亵之语无所不至，若使尽得流传北界，上则泄露机密，下则取笑夷狄，皆极不便。访闻此等文字贩入虏中，其利十倍。人情嗜利，虽重为赏罚，亦不能禁。”
①《玉壶清话》，《宋史·魏野传》。
①兴宗诗：“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海山和诗：“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天子天才已善吟，那堪二相更同心，直饶万国犹难敌，一智宁当三智深。”二相指杜防、刘六符。
① [辽]王鼎《法均大师遗行碑铭》，碑立于今北京戒坛寺。
②《辽史·宗室·义宗倍》。
③《辽史·烈女·耶律氏》。
①《契丹国志·马保忠》。
②《契丹国志·道宗天福皇帝》。
①《契丹国志·圣宗天辅皇帝》。
②《契丹国志·诸王传·齐国王隆裕》。
①《宣和画谱》卷8。
⑤《宣和画谱》卷8。
②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③ [宋]刘道醇《五代名画补遗·走兽门第三·神品》。
④ [元]汤垕《画鉴》。
⑥《契丹国志》卷8。
⑦ [清]王毓贤《绘事备考》。
①《全辽文》卷8，《秦晋国妃墓志铭》。
②《辽史拾遗》卷21。
③ [宋]郭若虚《图画闻见志》，《四部丛刊续编·子部》。
①参见朱子方、包恩梨《辽朝的石雕艺术》，《辽海文物学刊》1992年第2期。
①参见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第12期。
②《辽朝的石雕艺术》。
①《辽朝的石雕艺术》。
②张剑波、王晶辰、董高《朝阳北塔的结构勘察与修建历史》，《文物》1992年第7期。
③员海瑞、唐云俊《华严寺》，《文物》1982年第9期。
①杜仙洲《义县奉国寺大雄宝殿调查报告》，《文物》1961年第2期。
②《辽史·历象志》。
①伊世同《河北宣化辽金墓天文图简析》，《文物》1990年第10期；夏鼐《从宣化辽墓的星图论二十八宿和黄道十二宫》，《考古学和科技史》，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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