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金朝的南迁与灭亡 一 蒙古的军事进攻与宣宗南迁 （一）卫绍王之立 金章宗生子不育，继嗣未立，又疑忌宗室，与诸叔关系紧张。晚年在政治腐败、军事无能的情况下，又出现了继承人危机。泰和八年（1208年），章宗死，元妃李氏等按章宗旨意立其叔永济为帝，是为卫绍王。永济“柔弱鲜智能”①，不但不能扭转积弊，而且招致了蒙古的进攻。
蒙古部与金朝的联系当始于金太宗时期。金征蒙古部首领合不勒汗入朝，却阴谋加害于他。合不勒杀了金朝使者，双方关系恶化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②此后，金朝多次出兵或利用塔塔尔人进攻蒙古，并先后杀害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斡勤巴儿合黑和合答安把阿秃。金世宗时期，蒙古部势力逐渐强大，构成了对金朝北部边防的严重威胁。当时燕京和契丹地流行的一首歌谣称：“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③为了解除蒙古的威胁，金世宗一面不断派兵剿杀，甚至虏卖蒙古子女为奴婢，一面加强上京等地防务，极力提倡女真人恢复骑射尚武的旧俗。同时不许蒙古人入境，每年入贡，只在塞外交割，激起蒙古人极大的不满。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即将军事进攻的目标指向了金朝，但对金朝这样中原大国的进攻，他不能不作周密的布署。因此，他先取西夏以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没有立刻对金采取军事行动。
卫绍王即位后，遣使招谕蒙古，不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招致了蒙古的蔑视。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国情有一定了解，永济的无能则为他所亲见。得知永济为帝时，他更加轻视金朝，他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①于是更积极准备南下。
（二）金宣宗南迁 蒙古军南下，金军失利大安三年（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攻金，拉开了蒙古灭金战争的序幕。
蒙古军自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出发，进入金境。金守边将领独吉思忠失于备御，边堡乌沙堡、乌月营失守。卫绍王以参知政事完颜承裕（即胡沙）代思忠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战，自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先锋，以行省兵为声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军长趋直入，占领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和抚州，又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北）、会河川（浍河）川，今河北怀安东）连续大败金军，金军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精锐尽失。蒙古先锋军突破居庸关，进至中都城下。
成吉思汗诸子自西南路入边墙，连下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古城子）、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等州，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弃西京逃回中都。
崇庆元年（1212年），蒙古军又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进围西京，元帅左都监奥屯襄领兵救西京，又为蒙古军所败，“一军尽殪”①。同年，东京也遭蒙古军虏掠。
至宁元年（1213年），蒙古军再入野狐岭，在缙山（今河北怀来东）与行省完颜纲和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所统乣、汉军激战，金军再败，死尸“如烂木般堆着”②，蒙古军直达居庸关北口。成吉思汗留兵攻北口，亲率一军自紫荆关入，趋居庸南口，与北口蒙古军配合攻破居庸天险。金南口守军不意敌军突至，“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蔽野”③。蒙古军包围中都，同时兵分三路抄掠黄河以北。
宫廷政变，宣宗即位西京败将纥石烈执中逃跑途中，擅取官库银和衣币诸物，夺官民马匹，杖杀涞水县令，朝廷皆置不问，反任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执中无所忌惮，自请以兵2万屯宣德州，朝廷许以3000，命驻妫州。执中不满，被罢。至宁元年（1213年），召回，命将武卫军数千屯中都北。执中与其党“惟务驰猎，不恤军事”，朝廷遣使责让，执中非但不服，还以讨叛为名，任意扣押防城将领。
八月，执中妄称元兵至，分兵三路入城，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左丞完颜纲，自称监国元帅，废黜卫绍王，逼其出宫，擅授官职，意不可测。丞相徒单镒劝立世宗长孙完颜亶，执中等遂遣人迎珣于彰德，并使人杀卫绍王。
九月，完颜亶即位，是为宣宗，改元贞祐。他对发动宫廷政变的纥石烈执中不加惩治，反任其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赐第京师。降永济为东海郡侯，遣使与蒙古军议和。
金蒙议和，宣宗南迁纥石烈执中擅行废立不受惩治反为高官，群臣意颇不平，掌兵将领更不可约束。十月，术虎高琪与蒙古军战，失利被责，也效执中所为，利用群臣的不满，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宣宗仍赦其擅杀之罪，授职左副元帅。金朝除一执中，又出一高琪。
蒙古这次对金朝用兵，是以掠夺财物和试探虚实为主要目的的，在围攻中都不克的情况下，便遣使议和。金宣宗没有抵御蒙古的决心和方略，遂按照成吉思汗所提的条件，“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①与蒙古军达成协议。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带着掠夺的金帛财物、马匹、人口，撤军北归。夏，成吉思汗避暑于鱼儿泊。
金宣宗没有趁蒙古撤军之际，部署加强边备和保卫中都，却决定南迁汴京以避兵锋。五月，以太子守忠和右丞相都元帅完颜承晖（福兴）、左丞左副元帅抹撚尽忠留守中都，率宗室、百官南迁。
（三）乣军哗变，中都失陷 乣军问题的由来契丹及辽朝治下的游牧部族，善骑射，能征战，是金初对宋战争的军事力量之一。金初战争结束后，将东北、西北、西南路的契丹、唐古等各部族编入乣军，使之为金朝守边。契丹人上层在金初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但在耶律撒八和移剌窝斡起义后，金世宗对契丹人成见颇深，防范甚严。大定三年（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十四年，又将参与窝斡起义的契丹人迁往乌古里石垒部。十七年，再迁西北路契丹人于上京、济州、利州一带，“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①，以防契丹人日后为乱。但这些措施未能奏效，却引起契丹人的反感，造成契丹与女真人之间更大的隔阂，激起契丹人更频繁的反抗。
正当金朝被蒙古诸部的扰边搅得寝食难安之际，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特满群牧契丹人德寿、陀锁在信州（今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起兵，建元身圣，有众数十万。诸乣也多乘时而起，给金朝后方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与不安。这次反叛的契丹人正是大定年间迁徙上述地区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并未因与女真人杂居而消除。
右丞相完颜襄恐诸乣与德寿军合，局面更难控制，遂将诸乣迁至中都附近地区加以安抚。泰和年间与宋战，曾以乣军为先锋。蒙古军南下期间，乣军又在术虎高琪统领下镇守中都通玄门外、中都西北缙山县和中都南，成为金朝赖以保卫京师的重要军事力量。
乣军叛金贞祐二年（1214年）宣宗南迁时，与诸臣讨论如何安置乣军，议者欲将其迁往平州，而术虎高琪反对，遂与金室一并南迁。但诸臣多恐乣军生事，宣宗对他们也缺乏信任，乣军亦不愿南去。行抵涿州、良乡间，又决定收回原拨给乣军的马匹、铠甲，激起军变。乣军杀死主帅详稳，另推斫答、比涉儿、札剌儿为帅，还军中都。中都留守完颜承晖得知乣军哗变的消息，遣人至卢沟桥阻截。斫答派部分兵众潜渡卢沟河，腹背夹击守桥金军，大破其众，夺其衣甲、器械和中都附近马匹，与蒙古军和辽东契丹将领耶律留哥联络。②这时，金朝一面诏抹撚尽忠等妥善安抚，一面使术虎高琪遣人招抚，但为时已晚。成吉思汗得知乣军来降，立刻遣蒙古将领和先已投降的契丹将领石抹明安兄弟前来，就命他们与新附的乣军同围中都。
中都失陷金宣宗的南迁，严重地动摇了河北军民的守土决心。实则自南迁之日起，金朝决策集团就已放弃了中都，宣宗所谓“中都重地，庙社所在，朕岂一日忘也”，“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等等，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①乣军的背金降蒙，削弱了中都的防御力量，却增强了敌方对中都的威胁。七月，太子守忠也离开中都逃往南京，留守官兵的情绪再一次受到打击。成吉思汗以契丹、汉人降将为向导，继续围攻中都，并采纳降官降将的建议，派人招降中都周围的金军，对降官降将一律授以原官，使之为蒙古所用。贞祐三年（1215年）正月，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中都形势更加危急。
三月，金朝以元帅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御史中丞李英将兵自清州督粮运援救中都。至霸州北，李英因酒误事，所统之众又皆乌合，与蒙古军遭遇，大败。李英死，所运粮尽失。庆寿军得知英军败讯，溃归，中都援绝。
承晖以尽忠久在军旅，令其总领军事，相约以死坚守。至援军败，尽忠却与亲信密谋弃城南奔，承晖无计可施，服毒自杀。尽忠至南京，宣宗仍以为平章。五月，中都失陷。
二 南迁后金朝的形势 蒙金战争爆发后，南宋不再向金交纳岁币，西夏也不时扰边，河北、山东相继爆发人民的反金起义。辽东则先后有耶律留哥和蒲鲜万奴的自立。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宫中供奉无异于常。政治、军事状况不见任何改善，财政窘迫却日甚一日。正如新进士刘炳上书所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①。但它却得以苟延残喘20年，这是因为南宋惩于泰和年间之败，不再轻易向金用兵；而成吉思汗将蒙古军主力投入了西征，将对金的军事任务交给了左翼万户木华黎，木华黎以少量兵力只能经营黄河以北和陕西，无力进军河南。蒙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一）北方局势 辽东的放弃崇庆元年（1212年），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自立。耶律留哥为金北边千户，或即乣军将领。金使留哥治下的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②，契丹人十分不满。在蒙古军南下攻金之际，留哥乘机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偏脸城）一带起兵反金，募兵至十余万。留哥为元帅，另一契丹人耶的为副。“营帐百里，威震辽东”。与蒙古征辽东军将按陈盟于金山（位于大兴安岭），降蒙。卫绍王遣承裕领兵60万往讨。留哥在蒙古军配合下，于迪吉脑儿（今辽宁省昌图附近）大败胡沙。
至宁元年（1213年，九月宣宗改元贞祐三月，留哥自立为王，国号辽，设丞相、元帅、尚书等百官。金宣宗遣人招抚，不受。又遣宣抚使蒲鲜万奴领兵40万讨伐，也为留哥所败，逃往东京。于是，留哥以咸平府为都城，号中京。贞祐三年，又攻占东京。但此时，在自立与降蒙的问题上，诸将意见不一，发生内乱，留哥降蒙，徙居临潢，抚有懿州（今辽宁阜新县搭营子）、广宁（今辽宁北镇）一带。
留哥势力退出辽东后，女真人蒲鲜万奴又成为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万奴初为尚厩局使，曾以右路副都统官将兵伐宋，历任咸平路招讨使、宣抚使。贞祐二年（1214年），任辽东宣抚使，领兵40万讨伐耶律留哥，在归仁（今辽宁省昌图县四面城古城）为后者所败。三年，乘留哥朝见成吉思汗，辽军内乱之际，取咸、沈、澄诸州，召集辽东十一猛安。万奴与上京留守太平密谋，焚毁上京宗庙，拘捕元帅承充，反金自立。十月，在东京建国，国号大真，建元天泰。
此时，辽东处于金、蒙、留哥、万奴四方势力争夺之中。在蒙古军事威胁下。贞祐四年，万奴降蒙，不久复叛。金朝在辽东只能控制婆速一路。
兴定元年（1217年），蒙古军西征，万奴乘机再起，以开元为都城，改国号为东夏。二年，又与蒙古、高丽联兵讨灭进入高丽境内的留哥残众，迫使高丽分别向东夏、蒙古纳贡。金朝在兴定二年曾遣人至辽东考察万奴情况。哀宗正大三年（1126年），又诏谕高丽和辽东行省“讨反贼万奴”①，但此时的辽东行省，已不能组织兵力征讨，高丽也不再奉诏，金朝对辽东已失去控制能力。东夏盛时，疆域东至日本海，南与高丽接，北控黑龙江下游，西达今吉林省中部和黑龙江省南部地区。金哀宗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五年，1233年），蒙古军自高丽境北上攻东夏，万奴被俘，东夏成为蒙古藩附。由蒲鲜万奴建立的这一割据政权在蒙古控制下，大约一直延续到13世纪后期。②万奴背金自立，是金末部分女真人为延续女真政权却又对完颜氏贵族失去信心的反映。当时颇负盛名朝廷累召不起的辽东名士王浍，先任万奴参谋官，继为东夏宰相。他的去就，当代表一部分辽东有识之士的态度。万奴的所作所为，当是在王浍的影响下，以辽末耶律大石的北上西迁重建辽政权为榜样的，只是时移势异，功业有所不及。
山东、河北人民的反金起义在金朝政治腐败、军力下降和边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长期以来人民的不满情绪也以武装反抗的方式爆发出来。金末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泰和年间发生在山东益都的杨安儿起义为最早。当蒙古进军中原，中都被围期间，河北、山东人民的反抗斗争进入高潮。起义军身穿红袄为标志，被称为红袄军，他们小者数万，大者数十万。或单独作战，或联合行动，有的甚至与南宋、蒙古军联络，给摇摇欲坠的金政权以猛烈的震撼和冲击。
益都人杨安儿，以鬻鞍材为业，因自号“安儿”，市人呼为“杨鞍儿”。泰和六年（1206年），金宋战争时，杨安儿参加了山东人民的抗金斗争，为州县招降，编入金军，官至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南下，金征兵千余人，以安儿为副统前往戍边。行至中途，屯兵不进，遂逃回山东，与张汝揖聚众起义，攻州县，杀官吏，山东大震。
金与蒙古议和后，中都围解，金宣宗立刻调动兵力，以仆散安贞为山东路统军安抚使，镇压起义军。安贞至益都，败安儿于城东，安儿奔莱阳。莱州（今山东掖县）徐汝贤以城降安儿，登州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郊迎安儿，发帑藏济军，军势益强。安儿遂置官属，建号，改元天顺，以耿格制定符印诏表仪式，下宁海（今山东牟平），攻潍州（今山东潍坊）。
时密州方郭三称元帅，攻略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
李全起于潍州，略临朐，准备攻取益都。
安贞遣军分头进讨各支起义军，自率一支进至昌邑东。起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损失了大量人员、器甲，退守莱州。
起义军坚守莱州，与安贞军激战，失利后退军入城，官军遣人诈降，攻破莱州。徐汝贤被杀，安儿逃走，耿格等降。起义军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反抗活动并未停止。
泰安人刘二祖于崇庆元年（1212年）起兵于淄（治今山东临淄市南）、沂（今山东临沂），金军下莱州后，为分化起义军，除安儿、耿格及诸故官家参与起义的驱奴外，对其他参与者一律赦免其罪。以官职三品和钱十万贯悬赏捉拿杨安儿。贞祐二年十一月，安儿浮海避敌，为舟人所击，坠水死。安儿余部和其他各支起义军仍然坚持斗争。此时，刘二祖驻军守大沫堌（今山东费县西南），在赦令到达之际，出兵败知东平府事乌林答与，表示了不受招抚、反抗到底的决心。
三年二月，安贞遣提控纥石烈牙吾塔讨伐刘二祖，杀其众4000余，降8000。又与宿州提控夹古石里哥进攻起义军据点大沫堌，刘二祖负伤被俘，为金军斩杀。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宣抚副使完颜弼招降二祖部将张邦佐、张汝楫。但汝楫并非甘受招抚，不久又与所部谋再起，为邦佐密告，被杀。二祖余众又推霍仪为帅，继续坚持抵抗，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等皆附。霍仪牺牲后，彭义斌继续率众支持斗争，失败后投宋。
贞祐四年，兖州泗水人郝定收聚杨安儿散亡之众6万余再起，称大汉皇帝，署置百官，先后攻下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下邳州（黄河故道北岸，今江苏邳县南古邳），遣人与南北各支起义军联络，相约在黄河南北同时并起，志在一举灭金。朝廷以尚书右丞侯挚行省事于东平，边招抚边征讨，镇压起义军。兴定元年（1217年），济南、泰安、膝、兖等州民众再起，侯挚遣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往讨，前后斩杀起义军千余人，招降元帅石花五、夏全和义军2万余人，老幼5万余口。
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李全，至宁元年起兵，攻占海、邳等州。次年，杨安儿被杀，其妹妙真与李全军合。李全、妙真结为夫妇，继续抗金。他们以楚州为根据地，往来于山东东西两路，是山东强大的反金势力之一。兴定二年（1218年），李全与张林以青、莒、登、莱等12郡归宋，为东京路总管。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驻军青州，与蒙古军战，失利后降蒙。
此外，河北周元儿活动在深、祁、束鹿、安平、无极等县。河南南阳五朵山鱼张二有众千余，朝廷遣人招降，不从。山东李旺部众仍活动在胶西、高密诸村及海岛间。河东冯天羽在石州（今山西离石）有众数千。天羽被杀后，余众保积翠山（今山西方山北）。
除农民的反抗斗争外，金朝也不时受到兵变的威胁。南迁后，河北防御多仰仗义军，义军为临时招募，良莠不齐。官军则将骄兵悍，倚外敌为重，小不如己意，便杀将据地以叛，朝廷无计可施，只能以官爵为赏进行招抚。
贞祐二年（1214年），北京军变，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杀留守奥屯襄，习烈又为部下所杀，朝廷不能治，下诏赦免所有起事者。
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军变。从宜经略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杀邳州行省蒙古纲，据州反叛。朝廷无力讨叛，设重赏招诱，并下诏称纲罪，而抚谕六哥等叛军。升经略司为元帅府，以六哥为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以安抚叛将。但六哥等佯为受抚，暗中却与红袄军李全联络，后为红袄军高显所杀。
在金、宋、蒙古三方角逐中，金末农民起义军将领中有些人依违于三方之间，三方也都以高官吸引他们就范。如时青、彭义斌等在金朝军事压力下归宋，李全先降宋而后降蒙，国用安则时而降金，时而归宋，时而降蒙。
（二）金朝后期的政治、经济 宣宗南迁和中都失守，使河北、河东陷入了混乱，军民对金朝的统治丧失了信心。红袄军反金斗争的高涨，正是这种情绪和形势的反映。南迁后，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有南京、京兆、凤翔、鄜延等数路。陕西战事不断，河南地狭民困。军政费用浩繁，则谋取偿于宋。宣宗屡兴师代宋，但所得不及所失，又因军戍费粮数万，不得已又弃去。南迁后的金朝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统治集团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疆土日蹙、费用增加、百姓重困的情况下，以最高统治者宣宗完颜亶为首的金朝贵族官僚，没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而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役重民困、强敌压境之际，宣宗御用供张竟不稍减，衣食享用，仍求精美。为制造御用鞠杖，竟在耕牛短缺的情况下，令工部下开封府买白牛取皮；在官已无羊供给时，还以民所贡羊不肥责南京转运使。在皇帝的影响下，“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①诸王、贵戚多为不法。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途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宣宗子荆王守纯“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家奴于市强取商货，侵渔商贾。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更奢僭，起第西城如宫掖，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②吏治腐败日甚一日南迁之后，朝廷无振兴之举，政治无刷新之望。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为官者或出自世家，或纳赂请托得之。“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声。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皆不得用，或用亦不能久。①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以近臣为耳目伺察百官。近侍局官由贵戚、世家、恩幸者充，颇为士人所鄙，为提高威望，后期也曾量用士人。但正直者不肯或不能久居其位，同流合污者虽居其位，却不能匡正，无助于风气的改变。为官者或贪污酷苛，或跋扈难治，以贿赂权贵、敲剥百姓为能事，全不以国事为意。如沿边将士歼敌立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受赏者对使臣必有所馈赠，“或马或金，习以为常”②，小不如意，则谮毁百端，以至获罪。
朝廷风气不正，地方更无从整肃。宿州镇将纥石烈牙吾塔（又作牙忽带）以败宋兵和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蔑视宰执，凌辱士人，勒索官民，肆行不法。因常用鼓椎击人，号“卢鼓椎”。宿州军营蓄牙吾塔所爱妓女数人，他常使一人佩银符，往州郡取赇赂，号“宣差行省”。州将则以夫人远迎，厚以财物为献。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运使李特立号“半截剑”，谓其“短小锋利”。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蒲察合柱等也都以酷苛知名。
赏罚不明，无以激励百官。皇帝不以国事为重，宰执多不肯直言，近侍以诌谀成风，四方灾伤、民间疾苦多不奏闻，称“恐圣上心困”。宰执议时事每至难决处，辄散罢，称“俟再议”。百官、将领皆欲避兵河南，不愿留居河北，以致河北州县官缺员。“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③。有功将士得不到褒奖，敢言、敢为者，多被斥逐。立功如仆散安贞，敢谏如胥鼎者非罢即诛。
赋繁役重，民生凋敝在宗室、百官南迁的同时，宣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又将河北军户家属迁往河南，河南骤增人口百万。如何安置所迁军户，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解决办法无外括田、增赋两途。如夺民佃官田一则使民户失业，二则军户多无牛，得地而不能耕，徒至纷扰；增赋则使业已不堪重负的百姓更难承受。经多次会议决定，将河南官租提高一倍；军户给粮一半，另一半折钱支给。结果是“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①，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入不敷出，则巧立名目百计征敛。甚至在盐铁酒之外，更议榷油，百姓不胜其扰。加之粮物紧缺，物价飞涨，导致交钞贬值，钞法大坏。
金朝统治者优待南迁官兵而盘剥当地百姓，造成河南民众的普遍不满。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完颜弼上书指出：“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要求“权宜均定”。②宣宗下尚书省议，竟不获允。
虽民力重困，统治者却不加体恤，为加强京城防务，在南京城内又修子城，周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征民应役，又使朝官监督，少不前，辄杖之。
经济衰退，粮食短缺为解决财政困难，金朝在增赋之外，又行纳粟补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师号等都在出卖之列。纳粟补官法虽可解决部分败政亏空，却进一步加剧了官僚队伍的芜杂和吏治的败坏。
当时，迁入河南的军户近百万人，岁需粮360万石。河南官租岁入只有156万石，不足所需之半，军户只能以半饷充饥。军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贞祐四年（1216年），又议括牧马地分给军户。但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缺少农具，得地不能耕。于是又动员诸司县劝河南百姓借牛帮助军户垦荒，有能开荒为熟田者，半给军户，半做己业。同时诏诸帅府屯田，以逸待劳。所有这些措施，议论多而收效少，河南缺粮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人民负担加重，水灾又频频发生，百姓逃亡，田野荒芜，赋入少而国用乏。如毫州原有户6万，至兴定时，所存者无十一，而调发却数倍于旧。
河北、河南、河东粮食短缺，近京州县多至京师买粮，以至“谷价翔踊”，为了确保京师官僚、贵族所需，金政府不顾河北人民死活，严禁粮食出京和运往河北。贞祐四年，或许采纳了平阳行省胥鼎的建议，允许谷物过河，但又在沿河津渡设卡拦截，强令商人将谷物按比例卖给官府，即所谓“拦籴”，因而粮食至河北、河东者为数极少。拦籴加重了河北、河东的缺粮现象，也没有解决河南的粮食问题。于是，又求助于括粟。贞祐年间，潞州帅府在辽、沁等州首开括粟先例，“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笞械系，所在骚然，甚为可怜”。至蒙古军围城期间，汴京复行括粟，先令各家自报数目，壮者自留3斗，幼者半之，其余上交，藏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36坊，各选深刻者主其事，内族完颜久住尤其酷暴，有婆媳二人以蓬豆为食，因所交粮中杂有蓬子而被责，立死杖下。而所括不足3万斛，京城却更加萧索。
黄河水患，民户逃亡自五代以来，黄河多次泛滥。宋仁宗时，下游分为两支，一经大名、沧州至直沽入海；一经濮阳至无棣或滨州入海。宋神宗时，北道受阻，河道南迁，改为自梁山泊后分注北、南二清河，北清河东流至无棣、滨州一带，南清河则夺淮入海。北宋晚年，东流断，复归北道。
天会南伐，宋人曾决堤阻军，至使河道再次南迁。此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至大定时，水患更为频繁。黄河或决或塞，迁徒无定。金于沿河上下置25埽，设都巡河官、散巡河官和埽兵负责巡视水情和修补堤岸。每年用柴111.3万余束，草183万余束和大量木、石。动辄用工数十万，甚至百万。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黄河再复北道，山东、河北受灾严重。如何防治水患也是世宗、章宗两朝多次讨论的重要问题。明昌五年（1194年），都水监丞田栎等上言治河方略，主张分河水为南北两道，加固南流堤岸，疏通北流故道，但未被采纳。
宣宗南迁后，所恃者只河南一路。贞祐三年（1215年），单州刺史颜盏天泽、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主张决河使之北流，一则有利于防守，二则淤地可为良田。宰臣恐事难成，未予采纳。而这一期间，南流的黄河又形成了自延津、陈桥至睢州、归德再入南清河的一条支流。兴定四年（1220年），河南大水，唐、邓、裕、蔡、息、寿、颍、毫、归德府受灾严重，民户逃亡过半。这可能是黄、淮、颍等诸河泛滥的结果。河南水灾是对金朝统治者的又一沉重打击，因恐赋入减少，国用不足，宣宗命被水州县组织抢种，水退地种田，积水地种稻，令富户借牛贷种给复业贫民。
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黄河南派支流大水，几与城平。但值此亡国前夕，统治者已无暇顾及治水救灾和百姓疾苦。相反，在蒙古军围城之际，双方都曾利用河水为各自的军事目的服务。
交钞贬值，币制混乱金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政权，在如何稳定贷币方面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自世宗时，就不断为钱物轻重问题所困扰。由于铜产不丰，铸钱数量较少，加之“正隆通宝”、“大定通宝”字文峻正，质地优于宋钱，人们争相保存储积。而交钞不能行于境外，至使钱少钞多，交钞流通阻滞。朝廷曾采取以绢易钞，榷税和所征诸色钱折成交钞交纳，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回收大钞，鼓励富户以钱易物和制定限钱法等措施，促使交钞流通，并铸造银币“承安宝货”和折十大钱“泰和重宝”以补充铜钱的不足和防止交钞贬值。但“承安宝货”发行不久，私铸者多，质量不能保证，遂停止使用。
交钞一直是金朝境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海陵时交钞使用期限为七年，至期以旧换新，人以为不便。章宗时改为长期流通，磨损后可至交钞库兑换，酌收工本费。章宗后期，由于官豪富户积储铜钱，铜钱难得。加之政府大量印造交钞，出多入少，物价上涨，交钞信誉下降。宣宗南迁后，币制的混乱更成为与军事无能、政治腐败同样严重的经济问题。
章宗时，虽不能彻底解决交钞阻滞的弊病；却一直努力回收大钞，以避免交钞贬值。宣宗时，却以大量印造交钞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贞祐二年（1214年），印制二十贯至百贯和二百贯至千贯的交钞，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物重钱轻的现象更加严重。为了促使交钞流通，一度曾禁用铜钱，于是商人以铜钱出境与宋贸易，又造成了铜钱的大量外流；而富户不能多积铜钱，也深受交钞贬值的影响，以致贫困，时称“坐化”①。
三年七月，印行“贞祐宝券”，因朝延只知出而不知收，“行才数月，又复壅滞”，以致千钱之券仅值数钱。四年，又造“贞祐通宝”，一贯当旧钞千贯。时钞法屡变，随出随坏，印钞所用纸张不敷使用，又多征桑皮故纸钱，则百姓既受交钞贬值之苦，又增加了交钞工本费的负担。通宝流通5年，再度贬值，原4贯值银1两，至兴定五年（1221年），则降至800贯。于是又制“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400贯，2贯为银1两。元光二年（1223年），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与银钞及各种交钞并行。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仍以银论价，宝泉信誉又降。又规定，银1两价值不得超过宝泉300贯，凡物价值在银3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交易，3两以上，一分用银支付，二分用宝泉、珍货、重宝支付。于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负责宝泉与银的兑换业务，私易和告发违法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①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相贸易。天兴二年（1234年）十月在蔡州又印“天兴宝会”，与银一起流通。时蔡州已被蒙古军围困，金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三）军事上的衰弱 官军之不足恃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严重的是金朝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野狐岭、浍河川之战，金军精锐损失惨重，乣军的叛降，再一次削弱了金朝的武装力量。南迁后，军士多为临时召募，缺乏训练，将领的骄横恣肆更甚于前。正如陈规指出的：“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顿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②加之经济困窘，费用多缺，将领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上下不能同心，官军之不足恃便可想而知了。
但留守河北、河东的军民中仍有坚持抗敌者，一些中下级将领、官员、军士和地方豪强，或招纳义军，或结寨自保，成为河北、河东抗击蒙古的主要力量，朝廷也将保卫河南的希望寄托在当地军民身上。派宰执以行省名义节制官军，招抚反金和抗蒙的地方势力。但乘乱而起的各支武装力量彼此不相统摄，不相应援，甚至互相攻击、兼并，势同水火，增加了内耗，削弱了抗敌的力量。内外交困的金朝廷无力控制河北，也不能协济各支地方武装势力，于是下令河北各地长官可由当地军民推举，使之统领本地军民守土抗敌，朝廷则以高官显爵羁縻控制。后期更有九公封建。
九公封建金朝南迁后，对河北、河东的防御除依靠留守官兵外，主要依靠当地土豪和招抚的农民起义军。“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①有些聚兵自保的土豪，颇得人心，也有一定战斗力和号召力，如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作战有功，曾遣人至南京求官。河南转运使王扩认为：“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②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这是封土豪为官之始。后翰林直学士赵秉文、右司谏术甲直敦等都曾向朝廷建议在河北封地方武装首领为官。兴定三年（1219年），太原失守，河北郡县不能自立，群臣再次提出募土豪有威望者，假以方面重权，使各保一方。兴定四年，金朝一次就封山东、河北、河东九人为公，使各保一方，安辑百姓，有战事则互相应援。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公代表金朝与蒙古和降附蒙古的汉人地方武装对抗，这是南迁后至蒙古窝阔台大举南伐前河北政治、军事上的一大特点。
初封的九公是沧海公王福、河间公移剌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张开、东莒公燕宁。他们控制的地区东起山东，西至河东北路，金朝利用他们在黄河以北筑起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九公之外，金朝后期还封乘乱而起拥有部分兵力反复于蒙、宋、金间的十个地方武装势力头目为郡王。
九人中除晋阳公郭文振出身进士外，其余皆为地方武装首领。其中上党公张开和恒山公武仙实力最强。王福后降于益都叛将张林，众家奴不能守河间，归高阳公张甫。靖安民以不肯降元为部下所杀。胡天作降蒙后谋归，被杀。燕宁战死。文振正大间寓于卫州。张开潞州失守后寓居南京，谋从哀宗出奔，为民家所杀。武仙于封公当年降蒙，正大二年，杀蒙古所任真定元帅史天倪归金，至南京，复封恒山公，置府卫州，天兴未受诏援蔡。张甫一直坚守信安一带，到哀宗后期与朝廷失去联系。封建河北九公，减轻了朝廷在河北的军事负担，却没能挽救金朝灭亡的命运。
三 蒙古军的全面进攻，金朝灭亡 正大二年（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四年，灭西夏，加强了对金朝的军事攻势，相继攻下德顺、平阳、临洮。金朝一面乞和，一面商讨守御之策，陕西行省上议：“上策自将出战，中策幸陕州，下策弃秦保潼关。”金哀宗偏偏选择了下策，增筑中京（今河南洛阳）和归德（今河南商丘）城，修浚汴京外濠，作退守和出逃的安排。五年，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在大昌原以400骑战胜来攻的蒙古军，取得了自与蒙古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诸军士气为之一振。但不久，蒙古窝阔台汗即位，对金朝开始了全面进攻，金与蒙古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一）陕西失陷 正大六年（元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军围攻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七年春，围攻凤翔。金哀宗一面派军增援凤翔，一面加强潼关防御。屯兵阌乡的金将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以蒙古军势盛，不敢出战，置京兆、凤翔的危急于不顾，坐守河南。在朝廷遣使一再催促之下，不得已出关迎敌，军至华阴，与蒙古军刚一交战，即收军入关，京兆、凤翔失守，潼关以西不复为金朝所有。
（二）三峰山之战 金军退出陕西，以重兵防守潼关、黄河一线，此举早已在成吉思汗的预料之中。成吉思汗曾留下遗言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①夏，蒙古大汗与诸将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商讨灭金方略，决定兵分三路南下，夺取汴京，一举灭金。于是窝阔台自统中路军，渡河由洛阳进；叔斡惕赤斤率左路军由山东济南进；弟拖雷将右路军自宝鸡南下，借道于宋，沿汉水北上唐、邓，对汴京形成包抄之势。
九月，蒙古中路军围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西路军达饶风关，自金州（今陕西安康）东进。金则一方面守黄河阻截北路，一方面遣军下襄、邓阻截南路。十二月，河中府失陷，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黄河防线全面崩溃，汴京戒严。西路军北渡汉水，金诸将请于半渡时袭击，主帅移剌蒲阿不从。至全军渡河后，双方战于禹山，金军力战，勉获小胜，蒲阿等以大捷上奏，百官执酒相庆。
天兴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年）正月，蒙古中路军驻兵郑州。金哀宗令近京诸色军人家属60万人入京，决河水卫京城。同时，西路军散漫北上，焚毁州县，骚扰金军，金军无以为食。将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双方战于三峰山，蒙军饱食后以生力军轮番出战，金军则有三日不得食者。“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马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①蒙古军三面围攻，而开钧州一路，纵金军突围，同时以大军夹击，“金军无一人得逃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为蒙古军所俘杀。
（三）金哀宗出逃，崔立之变 天兴元年（1232年）二月，金军弃潼关，许州兵变降蒙，卢氏、睢州、中京相继失陷。三月，蒙古遣使谕降，并索取赵秉文、孔元措等27人及降人家属。金哀宗以曹王讹可为质，遣使议和。七月，金军杀蒙古议和使唐庆，和议绝，蒙军攻城益急。汴京被围数月，仓廪空虚。入夏后，瘟疫流行，60日间，诸门出死者90余万，贫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数。十月，下令搜索民间所储粮，人留3斗外，余皆入官，骚扰捶楚备至。上自亲王、后妃家，下至孤寡贫弱皆不免，至有无辜被杀者，大失百姓心。
十二月，哀宗以东征为名离京出逃，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完颜赛不等扈从，完颜奴申和习捏阿不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留守京师。“二守臣素庸暗无谋，但知闭门自守。……米升值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韂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无复向来繁侈矣。”②城中人如堕陷井，朝不保夕，日日盼望哀宗东征捷音。
二年正月，哀宗遣使迎太后、皇后、诸妃，为蒙古军所阻。人心更为不安，朝官士庶有谋出城北归者，有欲立荆王举城降蒙者。二执政一筹莫展，士庶失望，日夜企盼有一豪杰之士能救民出水火。
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守臣，立卫绍王子梁王从恪为监国，自至蒙古军营请降。并下令约束诸军：“取民一钱处死”，士庶庆幸得一生路。但崔立并不以生灵为念，他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私取府库财物，搜括在京金银。将太后、皇后、诸妃嫔、诸王、宗室送至蒙古军营，又暗示百官为他立碑颂扬功德，激起官民的不满，三年六月，为部将李伯渊杀死。
（四）蔡州城破，金亡 哀宗出城后过陈留、杞县，驻黄陵岗。天兴二年（1234年）正月，渡河北的攻卫州不克，又南渡至归德。六月，离归德奔蔡州，遣近侍召武仙赴援，仙拟取宋金州，再奉哀宗入蜀，不肯及时援蔡。自汴京被围，蒙古数遣使至宋，约以联兵灭金。八月，蒙、宋协议成，商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于是，蒙、宋合兵攻唐州、息州，武仙军溃浙川，金帝西逃入蜀之途亦绝。九月，蒙古军筑长垒围蔡州。
十一月，宋将孟珙率兵2万，粮30万石助军，联兵围蔡。十二月，蒙古军决练江，宋兵引柴潭入汝水，填柴草为路，进逼蔡州城下。三年正月，宋兵攻破南门，蒙古军自西门入。金哀宗传位与宗室、蔡州东面元帅承麟，自缢死。承麟出战，死于乱军之中，金亡。
①《金史·卫绍王》。
②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宋〕孟（赵）珙著，王国维笺证《蒙靼备录笺证》，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①《元史·太祖纪》。
①《金史·奥屯襄传》。
②《元朝秘史·续集》卷1，四部丛刊三编本。
③《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①《元史·太祖纪》。
①《金史·唐括安礼传》；另参见（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参见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1979年油印本。
①《金史·完颜弼传》载：“宣宗至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盖军少则难守，军多则难养。’……宣宗颇采用其言。”
①《金史·刘炳传》。
②《元史·耶律留哥传》。
①《金史·移刺众家奴传》：众家奴奏，“高阳公有海船在镇安西北，可募人直抵辽东，以通中外之意”。这次朝廷下诏讨万奴，或许是金哀宗欲由海路逃往辽东的安排。
②参见王慎荣、赵鸣歧著《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①《金史·陈规传》。
②〔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金史·张行信传》。
③《金史·完颜弼传》。
①《金史·高汝砺传》。
②《金史·完颜弼传》。
①参见《归潜志》。
①《金史·食货志三》。
②《金史·陈规传》。
①《金史·古里甲石伦传》。
②《金史·苗道润传》。
①《元史·太祖纪》。
①《金史·移刺蒲阿传》。
②《归潜志》。
蒙古部与金朝的联系当始于金太宗时期。金征蒙古部首领合不勒汗入朝，却阴谋加害于他。合不勒杀了金朝使者，双方关系恶化并长期处于敌对状态。②此后，金朝多次出兵或利用塔塔尔人进攻蒙古，并先后杀害了蒙古部首领俺巴孩、斡勤巴儿合黑和合答安把阿秃。金世宗时期，蒙古部势力逐渐强大，构成了对金朝北部边防的严重威胁。当时燕京和契丹地流行的一首歌谣称：“鞑靼来，鞑靼去，赶得官家没处去。”③为了解除蒙古的威胁，金世宗一面不断派兵剿杀，甚至虏卖蒙古子女为奴婢，一面加强上京等地防务，极力提倡女真人恢复骑射尚武的旧俗。同时不许蒙古人入境，每年入贡，只在塞外交割，激起蒙古人极大的不满。
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各部后，即将军事进攻的目标指向了金朝，但对金朝这样中原大国的进攻，他不能不作周密的布署。因此，他先取西夏以解除来自侧翼的威胁，没有立刻对金采取军事行动。
卫绍王即位后，遣使招谕蒙古，不但没有得到响应，反而招致了蒙古的蔑视。成吉思汗对金朝的国情有一定了解，永济的无能则为他所亲见。得知永济为帝时，他更加轻视金朝，他说：“我谓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为之耶。”①于是更积极准备南下。
（二）金宣宗南迁 蒙古军南下，金军失利大安三年（1211年）秋，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南下攻金，拉开了蒙古灭金战争的序幕。
蒙古军自达里泊（今内蒙古克什克腾旗达里诺尔）出发，进入金境。金守边将领独吉思忠失于备御，边堡乌沙堡、乌月营失守。卫绍王以参知政事完颜承裕（即胡沙）代思忠主持防御。承裕不敢迎战，自抚州（今河北张北）退屯宣平（今河北张家口西南），当地土豪请以土兵为先锋，以行省兵为声援，共同抵御，承裕畏怯不敢用。于是蒙古军长趋直入，占领昌州（今内蒙古太仆寺旗九连城）、桓州（今内蒙古正蓝旗北四郎城）和抚州，又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县膳房堡北）、会河川（浍河）川，今河北怀安东）连续大败金军，金军死者蔽野塞川，僵尸百里，精锐尽失。蒙古先锋军突破居庸关，进至中都城下。
成吉思汗诸子自西南路入边墙，连下净（今内蒙古四子王旗西北卜古城子）、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东白塔镇）、云内（今内蒙古托克托县东北古城）、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武（今山西五寨县北）、朔等州，金西京留守纥石烈执中（即胡沙虎）弃西京逃回中都。
崇庆元年（1212年），蒙古军又攻陷宣德州（今河北宣化）、德兴府（今河北涿鹿），进围西京，元帅左都监奥屯襄领兵救西京，又为蒙古军所败，“一军尽殪”①。同年，东京也遭蒙古军虏掠。
至宁元年（1213年），蒙古军再入野狐岭，在缙山（今河北怀来东）与行省完颜纲和权元帅右都监术虎高琪所统乣、汉军激战，金军再败，死尸“如烂木般堆着”②，蒙古军直达居庸关北口。成吉思汗留兵攻北口，亲率一军自紫荆关入，趋居庸南口，与北口蒙古军配合攻破居庸天险。金南口守军不意敌军突至，“莫能支吾，锋镝所及，流血蔽野”③。蒙古军包围中都，同时兵分三路抄掠黄河以北。
宫廷政变，宣宗即位西京败将纥石烈执中逃跑途中，擅取官库银和衣币诸物，夺官民马匹，杖杀涞水县令，朝廷皆置不问，反任为右副元帅，权尚书左丞。执中无所忌惮，自请以兵2万屯宣德州，朝廷许以3000，命驻妫州。执中不满，被罢。至宁元年（1213年），召回，命将武卫军数千屯中都北。执中与其党“惟务驰猎，不恤军事”，朝廷遣使责让，执中非但不服，还以讨叛为名，任意扣押防城将领。
八月，执中妄称元兵至，分兵三路入城，杀知大兴府徒单南平、左丞完颜纲，自称监国元帅，废黜卫绍王，逼其出宫，擅授官职，意不可测。丞相徒单镒劝立世宗长孙完颜亶，执中等遂遣人迎珣于彰德，并使人杀卫绍王。
九月，完颜亶即位，是为宣宗，改元贞祐。他对发动宫廷政变的纥石烈执中不加惩治，反任其为太师、尚书令兼都元帅，赐第京师。降永济为东海郡侯，遣使与蒙古军议和。
金蒙议和，宣宗南迁纥石烈执中擅行废立不受惩治反为高官，群臣意颇不平，掌兵将领更不可约束。十月，术虎高琪与蒙古军战，失利被责，也效执中所为，利用群臣的不满，以兵围执中第，杀执中。宣宗仍赦其擅杀之罪，授职左副元帅。金朝除一执中，又出一高琪。
蒙古这次对金朝用兵，是以掠夺财物和试探虚实为主要目的的，在围攻中都不克的情况下，便遣使议和。金宣宗没有抵御蒙古的决心和方略，遂按照成吉思汗所提的条件，“奉卫绍王女岐国公主及金帛、童男女五百，马三千以献”，①与蒙古军达成协议。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军带着掠夺的金帛财物、马匹、人口，撤军北归。夏，成吉思汗避暑于鱼儿泊。
金宣宗没有趁蒙古撤军之际，部署加强边备和保卫中都，却决定南迁汴京以避兵锋。五月，以太子守忠和右丞相都元帅完颜承晖（福兴）、左丞左副元帅抹撚尽忠留守中都，率宗室、百官南迁。
（三）乣军哗变，中都失陷 乣军问题的由来契丹及辽朝治下的游牧部族，善骑射，能征战，是金初对宋战争的军事力量之一。金初战争结束后，将东北、西北、西南路的契丹、唐古等各部族编入乣军，使之为金朝守边。契丹人上层在金初的政治、军事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受到女真统治者的重视。但在耶律撒八和移剌窝斡起义后，金世宗对契丹人成见颇深，防范甚严。大定三年（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十四年，又将参与窝斡起义的契丹人迁往乌古里石垒部。十七年，再迁西北路契丹人于上京、济州、利州一带，“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①，以防契丹人日后为乱。但这些措施未能奏效，却引起契丹人的反感，造成契丹与女真人之间更大的隔阂，激起契丹人更频繁的反抗。
正当金朝被蒙古诸部的扰边搅得寝食难安之际，承安元年（1196年）十一月，特满群牧契丹人德寿、陀锁在信州（今吉林怀德县秦家屯古城）起兵，建元身圣，有众数十万。诸乣也多乘时而起，给金朝后方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与不安。这次反叛的契丹人正是大定年间迁徙上述地区的，事实证明，他们的不满情绪并未因与女真人杂居而消除。
右丞相完颜襄恐诸乣与德寿军合，局面更难控制，遂将诸乣迁至中都附近地区加以安抚。泰和年间与宋战，曾以乣军为先锋。蒙古军南下期间，乣军又在术虎高琪统领下镇守中都通玄门外、中都西北缙山县和中都南，成为金朝赖以保卫京师的重要军事力量。
乣军叛金贞祐二年（1214年）宣宗南迁时，与诸臣讨论如何安置乣军，议者欲将其迁往平州，而术虎高琪反对，遂与金室一并南迁。但诸臣多恐乣军生事，宣宗对他们也缺乏信任，乣军亦不愿南去。行抵涿州、良乡间，又决定收回原拨给乣军的马匹、铠甲，激起军变。乣军杀死主帅详稳，另推斫答、比涉儿、札剌儿为帅，还军中都。中都留守完颜承晖得知乣军哗变的消息，遣人至卢沟桥阻截。斫答派部分兵众潜渡卢沟河，腹背夹击守桥金军，大破其众，夺其衣甲、器械和中都附近马匹，与蒙古军和辽东契丹将领耶律留哥联络。②这时，金朝一面诏抹撚尽忠等妥善安抚，一面使术虎高琪遣人招抚，但为时已晚。成吉思汗得知乣军来降，立刻遣蒙古将领和先已投降的契丹将领石抹明安兄弟前来，就命他们与新附的乣军同围中都。
中都失陷金宣宗的南迁，严重地动摇了河北军民的守土决心。实则自南迁之日起，金朝决策集团就已放弃了中都，宣宗所谓“中都重地，庙社所在，朕岂一日忘也”，“朕欲纾民力，遂幸陪都”等等，不过是虚应故事而已。①乣军的背金降蒙，削弱了中都的防御力量，却增强了敌方对中都的威胁。七月，太子守忠也离开中都逃往南京，留守官兵的情绪再一次受到打击。成吉思汗以契丹、汉人降将为向导，继续围攻中都，并采纳降官降将的建议，派人招降中都周围的金军，对降官降将一律授以原官，使之为蒙古所用。贞祐三年（1215年）正月，右副元帅蒲察七斤以通州降，中都形势更加危急。
三月，金朝以元帅左监军永锡、左都监乌古论庆寿、御史中丞李英将兵自清州督粮运援救中都。至霸州北，李英因酒误事，所统之众又皆乌合，与蒙古军遭遇，大败。李英死，所运粮尽失。庆寿军得知英军败讯，溃归，中都援绝。
承晖以尽忠久在军旅，令其总领军事，相约以死坚守。至援军败，尽忠却与亲信密谋弃城南奔，承晖无计可施，服毒自杀。尽忠至南京，宣宗仍以为平章。五月，中都失陷。
二 南迁后金朝的形势 蒙金战争爆发后，南宋不再向金交纳岁币，西夏也不时扰边，河北、山东相继爆发人民的反金起义。辽东则先后有耶律留哥和蒲鲜万奴的自立。统治集团的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宫中供奉无异于常。政治、军事状况不见任何改善，财政窘迫却日甚一日。正如新进士刘炳上书所言：“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将帅非才，既无靖难之谋，又无效死之节，外托持重之名，而内为自安之计，择骁果以自随，委疲懦以临阵”；“法度日紊，仓庾日虚，闾井日凋，土地日蹙”①。但它却得以苟延残喘20年，这是因为南宋惩于泰和年间之败，不再轻易向金用兵；而成吉思汗将蒙古军主力投入了西征，将对金的军事任务交给了左翼万户木华黎，木华黎以少量兵力只能经营黄河以北和陕西，无力进军河南。蒙金战争进入第二阶段。
（一）北方局势 辽东的放弃崇庆元年（1212年），契丹人耶律留哥起兵反金自立。耶律留哥为金北边千户，或即乣军将领。金使留哥治下的契丹人与女真人杂居，“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②，契丹人十分不满。在蒙古军南下攻金之际，留哥乘机在隆安（今吉林农安）、韩州（今吉林梨树县偏脸城）一带起兵反金，募兵至十余万。留哥为元帅，另一契丹人耶的为副。“营帐百里，威震辽东”。与蒙古征辽东军将按陈盟于金山（位于大兴安岭），降蒙。卫绍王遣承裕领兵60万往讨。留哥在蒙古军配合下，于迪吉脑儿（今辽宁省昌图附近）大败胡沙。
至宁元年（1213年，九月宣宗改元贞祐三月，留哥自立为王，国号辽，设丞相、元帅、尚书等百官。金宣宗遣人招抚，不受。又遣宣抚使蒲鲜万奴领兵40万讨伐，也为留哥所败，逃往东京。于是，留哥以咸平府为都城，号中京。贞祐三年，又攻占东京。但此时，在自立与降蒙的问题上，诸将意见不一，发生内乱，留哥降蒙，徙居临潢，抚有懿州（今辽宁阜新县搭营子）、广宁（今辽宁北镇）一带。
留哥势力退出辽东后，女真人蒲鲜万奴又成为辽东地区的割据势力。万奴初为尚厩局使，曾以右路副都统官将兵伐宋，历任咸平路招讨使、宣抚使。贞祐二年（1214年），任辽东宣抚使，领兵40万讨伐耶律留哥，在归仁（今辽宁省昌图县四面城古城）为后者所败。三年，乘留哥朝见成吉思汗，辽军内乱之际，取咸、沈、澄诸州，召集辽东十一猛安。万奴与上京留守太平密谋，焚毁上京宗庙，拘捕元帅承充，反金自立。十月，在东京建国，国号大真，建元天泰。
此时，辽东处于金、蒙、留哥、万奴四方势力争夺之中。在蒙古军事威胁下。贞祐四年，万奴降蒙，不久复叛。金朝在辽东只能控制婆速一路。
兴定元年（1217年），蒙古军西征，万奴乘机再起，以开元为都城，改国号为东夏。二年，又与蒙古、高丽联兵讨灭进入高丽境内的留哥残众，迫使高丽分别向东夏、蒙古纳贡。金朝在兴定二年曾遣人至辽东考察万奴情况。哀宗正大三年（1126年），又诏谕高丽和辽东行省“讨反贼万奴”①，但此时的辽东行省，已不能组织兵力征讨，高丽也不再奉诏，金朝对辽东已失去控制能力。东夏盛时，疆域东至日本海，南与高丽接，北控黑龙江下游，西达今吉林省中部和黑龙江省南部地区。金哀宗天兴二年（蒙古窝阔台五年，1233年），蒙古军自高丽境北上攻东夏，万奴被俘，东夏成为蒙古藩附。由蒲鲜万奴建立的这一割据政权在蒙古控制下，大约一直延续到13世纪后期。②万奴背金自立，是金末部分女真人为延续女真政权却又对完颜氏贵族失去信心的反映。当时颇负盛名朝廷累召不起的辽东名士王浍，先任万奴参谋官，继为东夏宰相。他的去就，当代表一部分辽东有识之士的态度。万奴的所作所为，当是在王浍的影响下，以辽末耶律大石的北上西迁重建辽政权为榜样的，只是时移势异，功业有所不及。
山东、河北人民的反金起义在金朝政治腐败、军力下降和边境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趋尖锐，长期以来人民的不满情绪也以武装反抗的方式爆发出来。金末人民的反抗斗争，以泰和年间发生在山东益都的杨安儿起义为最早。当蒙古进军中原，中都被围期间，河北、山东人民的反抗斗争进入高潮。起义军身穿红袄为标志，被称为红袄军，他们小者数万，大者数十万。或单独作战，或联合行动，有的甚至与南宋、蒙古军联络，给摇摇欲坠的金政权以猛烈的震撼和冲击。
益都人杨安儿，以鬻鞍材为业，因自号“安儿”，市人呼为“杨鞍儿”。泰和六年（1206年），金宋战争时，杨安儿参加了山东人民的抗金斗争，为州县招降，编入金军，官至防御使。大安三年（1211年），蒙古军南下，金征兵千余人，以安儿为副统前往戍边。行至中途，屯兵不进，遂逃回山东，与张汝揖聚众起义，攻州县，杀官吏，山东大震。
金与蒙古议和后，中都围解，金宣宗立刻调动兵力，以仆散安贞为山东路统军安抚使，镇压起义军。安贞至益都，败安儿于城东，安儿奔莱阳。莱州（今山东掖县）徐汝贤以城降安儿，登州刺史耿格也开门迎降，郊迎安儿，发帑藏济军，军势益强。安儿遂置官属，建号，改元天顺，以耿格制定符印诏表仪式，下宁海（今山东牟平），攻潍州（今山东潍坊）。
时密州方郭三称元帅，攻略沂、海（今江苏连云港西）。
李全起于潍州，略临朐，准备攻取益都。
安贞遣军分头进讨各支起义军，自率一支进至昌邑东。起义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损失了大量人员、器甲，退守莱州。
起义军坚守莱州，与安贞军激战，失利后退军入城，官军遣人诈降，攻破莱州。徐汝贤被杀，安儿逃走，耿格等降。起义军遭到沉重打击，但是反抗活动并未停止。
泰安人刘二祖于崇庆元年（1212年）起兵于淄（治今山东临淄市南）、沂（今山东临沂），金军下莱州后，为分化起义军，除安儿、耿格及诸故官家参与起义的驱奴外，对其他参与者一律赦免其罪。以官职三品和钱十万贯悬赏捉拿杨安儿。贞祐二年十一月，安儿浮海避敌，为舟人所击，坠水死。安儿余部和其他各支起义军仍然坚持斗争。此时，刘二祖驻军守大沫堌（今山东费县西南），在赦令到达之际，出兵败知东平府事乌林答与，表示了不受招抚、反抗到底的决心。
三年二月，安贞遣提控纥石烈牙吾塔讨伐刘二祖，杀其众4000余，降8000。又与宿州提控夹古石里哥进攻起义军据点大沫堌，刘二祖负伤被俘，为金军斩杀。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宣抚副使完颜弼招降二祖部将张邦佐、张汝楫。但汝楫并非甘受招抚，不久又与所部谋再起，为邦佐密告，被杀。二祖余众又推霍仪为帅，继续坚持抵抗，彭义斌、石珪、夏全、时青、裴渊等皆附。霍仪牺牲后，彭义斌继续率众支持斗争，失败后投宋。
贞祐四年，兖州泗水人郝定收聚杨安儿散亡之众6万余再起，称大汉皇帝，署置百官，先后攻下泰安、滕、兖、单诸州及莱芜、新泰等十余县。下邳州（黄河故道北岸，今江苏邳县南古邳），遣人与南北各支起义军联络，相约在黄河南北同时并起，志在一举灭金。朝廷以尚书右丞侯挚行省事于东平，边招抚边征讨，镇压起义军。兴定元年（1217年），济南、泰安、膝、兖等州民众再起，侯挚遣棣州防御使完颜霆率兵往讨，前后斩杀起义军千余人，招降元帅石花五、夏全和义军2万余人，老幼5万余口。
潍州北海（今山东潍坊）人李全，至宁元年起兵，攻占海、邳等州。次年，杨安儿被杀，其妹妙真与李全军合。李全、妙真结为夫妇，继续抗金。他们以楚州为根据地，往来于山东东西两路，是山东强大的反金势力之一。兴定二年（1218年），李全与张林以青、莒、登、莱等12郡归宋，为东京路总管。正大四年（1227年），李全驻军青州，与蒙古军战，失利后降蒙。
此外，河北周元儿活动在深、祁、束鹿、安平、无极等县。河南南阳五朵山鱼张二有众千余，朝廷遣人招降，不从。山东李旺部众仍活动在胶西、高密诸村及海岛间。河东冯天羽在石州（今山西离石）有众数千。天羽被杀后，余众保积翠山（今山西方山北）。
除农民的反抗斗争外，金朝也不时受到兵变的威胁。南迁后，河北防御多仰仗义军，义军为临时招募，良莠不齐。官军则将骄兵悍，倚外敌为重，小不如己意，便杀将据地以叛，朝廷无计可施，只能以官爵为赏进行招抚。
贞祐二年（1214年），北京军变，宣差提控完颜习烈杀留守奥屯襄，习烈又为部下所杀，朝廷不能治，下诏赦免所有起事者。
元光二年（1223年），邳州军变。从宜经略纳合六哥、都统金山颜俊杀邳州行省蒙古纲，据州反叛。朝廷无力讨叛，设重赏招诱，并下诏称纲罪，而抚谕六哥等叛军。升经略司为元帅府，以六哥为泗州防御使，权元帅左监军，以安抚叛将。但六哥等佯为受抚，暗中却与红袄军李全联络，后为红袄军高显所杀。
在金、宋、蒙古三方角逐中，金末农民起义军将领中有些人依违于三方之间，三方也都以高官吸引他们就范。如时青、彭义斌等在金朝军事压力下归宋，李全先降宋而后降蒙，国用安则时而降金，时而归宋，时而降蒙。
（二）金朝后期的政治、经济 宣宗南迁和中都失守，使河北、河东陷入了混乱，军民对金朝的统治丧失了信心。红袄军反金斗争的高涨，正是这种情绪和形势的反映。南迁后，朝廷所能控制的只有南京、京兆、凤翔、鄜延等数路。陕西战事不断，河南地狭民困。军政费用浩繁，则谋取偿于宋。宣宗屡兴师代宋，但所得不及所失，又因军戍费粮数万，不得已又弃去。南迁后的金朝陷入了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
统治集团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疆土日蹙、费用增加、百姓重困的情况下，以最高统治者宣宗完颜亶为首的金朝贵族官僚，没有收复失地的决心，而是苟且偷安，得过且过，奢侈腐化，一如既往。在役重民困、强敌压境之际，宣宗御用供张竟不稍减，衣食享用，仍求精美。为制造御用鞠杖，竟在耕牛短缺的情况下，令工部下开封府买白牛取皮；在官已无羊供给时，还以民所贡羊不肥责南京转运使。在皇帝的影响下，“贵臣、豪族、掌兵官莫不奢侈相尚，服食车马惟事纷华”，“京师鬻明金衣服及珠玉犀象者日增于旧”。①诸王、贵戚多为不法。宣宗皇后之姊、末帝之姨“奢侈尤甚，权势薰天，当途者往往纳赂取媚，积赀如山”。宣宗子荆王守纯“开纳货赂，进退官吏”，纵家奴于市强取商货，侵渔商贾。平章政事完颜白撒，以内族位将相，更奢僭，起第西城如宫掖，其中婢妾百数，皆衣缕金绮绣如宫人。②吏治腐败日甚一日南迁之后，朝廷无振兴之举，政治无刷新之望。为将帅者多出于世家，皆膏粱乳臭子。为官者或出自世家，或纳赂请托得之。“为宰执者往往无恢复之谋，上下同风，止以苟安目前为乐。凡有人言改革，则必以生事抑之。每北兵压境，则君臣相对泣下，或殿上发叹声。已而敌退解严，则又张具会饮黄阁中矣。”宰执用人必先择无锋芒、软熟易制者，曰“恐生事”。正人君子皆不得用，或用亦不能久。①宣宗喜刑法，政尚威严，以近臣为耳目伺察百官。近侍局官由贵戚、世家、恩幸者充，颇为士人所鄙，为提高威望，后期也曾量用士人。但正直者不肯或不能久居其位，同流合污者虽居其位，却不能匡正，无助于风气的改变。为官者或贪污酷苛，或跋扈难治，以贿赂权贵、敲剥百姓为能事，全不以国事为意。如沿边将士歼敌立功，朝廷遣使宣谕，赐以官赏。受赏者对使臣必有所馈赠，“或马或金，习以为常”②，小不如意，则谮毁百端，以至获罪。
朝廷风气不正，地方更无从整肃。宿州镇将纥石烈牙吾塔（又作牙忽带）以败宋兵和镇压农民起义有功，蔑视宰执，凌辱士人，勒索官民，肆行不法。因常用鼓椎击人，号“卢鼓椎”。宿州军营蓄牙吾塔所爱妓女数人，他常使一人佩银符，往州郡取赇赂，号“宣差行省”。州将则以夫人远迎，厚以财物为献。徒单思忠好用麻椎击人，号“麻椎相公”。运使李特立号“半截剑”，谓其“短小锋利”。完颜麻斤出、蒲察咬住、蒲察合柱等也都以酷苛知名。
赏罚不明，无以激励百官。皇帝不以国事为重，宰执多不肯直言，近侍以诌谀成风，四方灾伤、民间疾苦多不奏闻，称“恐圣上心困”。宰执议时事每至难决处，辄散罢，称“俟再议”。百官、将领皆欲避兵河南，不愿留居河北，以致河北州县官缺员。“居河北者嫌于避难，居河南者苟于尸禄，职事旷废”③。有功将士得不到褒奖，敢言、敢为者，多被斥逐。立功如仆散安贞，敢谏如胥鼎者非罢即诛。
赋繁役重，民生凋敝在宗室、百官南迁的同时，宣宗不顾大臣的反对，又将河北军户家属迁往河南，河南骤增人口百万。如何安置所迁军户，是当时面临的一大难题，解决办法无外括田、增赋两途。如夺民佃官田一则使民户失业，二则军户多无牛，得地而不能耕，徒至纷扰；增赋则使业已不堪重负的百姓更难承受。经多次会议决定，将河南官租提高一倍；军户给粮一半，另一半折钱支给。结果是“所征税租率常三倍于旧”①，又有额征诸钱，横泛杂役，入不敷出，则巧立名目百计征敛。甚至在盐铁酒之外，更议榷油，百姓不胜其扰。加之粮物紧缺，物价飞涨，导致交钞贬值，钞法大坏。
金朝统治者优待南迁官兵而盘剥当地百姓，造成河南民众的普遍不满。知东平府事、山东西路兵马都总管完颜弼上书指出：“赋役频烦，河南百姓新强旧乏，诸路豪民行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无庸调”，要求“权宜均定”。②宣宗下尚书省议，竟不获允。
虽民力重困，统治者却不加体恤，为加强京城防务，在南京城内又修子城，周四十里，坏民屋舍甚众。工役大兴，征民应役，又使朝官监督，少不前，辄杖之。
经济衰退，粮食短缺为解决财政困难，金朝在增赋之外，又行纳粟补官法，甚至僧尼度牒、紫衣师号等都在出卖之列。纳粟补官法虽可解决部分败政亏空，却进一步加剧了官僚队伍的芜杂和吏治的败坏。
当时，迁入河南的军户近百万人，岁需粮360万石。河南官租岁入只有156万石，不足所需之半，军户只能以半饷充饥。军食问题无法得到根本解决。
贞祐四年（1216年），又议括牧马地分给军户。但牧马地少，且久荒难耕，军户缺少农具，得地不能耕。于是又动员诸司县劝河南百姓借牛帮助军户垦荒，有能开荒为熟田者，半给军户，半做己业。同时诏诸帅府屯田，以逸待劳。所有这些措施，议论多而收效少，河南缺粮的问题仍然无法解决。人民负担加重，水灾又频频发生，百姓逃亡，田野荒芜，赋入少而国用乏。如毫州原有户6万，至兴定时，所存者无十一，而调发却数倍于旧。
河北、河南、河东粮食短缺，近京州县多至京师买粮，以至“谷价翔踊”，为了确保京师官僚、贵族所需，金政府不顾河北人民死活，严禁粮食出京和运往河北。贞祐四年，或许采纳了平阳行省胥鼎的建议，允许谷物过河，但又在沿河津渡设卡拦截，强令商人将谷物按比例卖给官府，即所谓“拦籴”，因而粮食至河北、河东者为数极少。拦籴加重了河北、河东的缺粮现象，也没有解决河南的粮食问题。于是，又求助于括粟。贞祐年间，潞州帅府在辽、沁等州首开括粟先例，“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笞械系，所在骚然，甚为可怜”。至蒙古军围城期间，汴京复行括粟，先令各家自报数目，壮者自留3斗，幼者半之，其余上交，藏匿者以升斗论罪。京城36坊，各选深刻者主其事，内族完颜久住尤其酷暴，有婆媳二人以蓬豆为食，因所交粮中杂有蓬子而被责，立死杖下。而所括不足3万斛，京城却更加萧索。
黄河水患，民户逃亡自五代以来，黄河多次泛滥。宋仁宗时，下游分为两支，一经大名、沧州至直沽入海；一经濮阳至无棣或滨州入海。宋神宗时，北道受阻，河道南迁，改为自梁山泊后分注北、南二清河，北清河东流至无棣、滨州一带，南清河则夺淮入海。北宋晚年，东流断，复归北道。
天会南伐，宋人曾决堤阻军，至使河道再次南迁。此后，黄河多次决口，泛滥成灾。至大定时，水患更为频繁。黄河或决或塞，迁徒无定。金于沿河上下置25埽，设都巡河官、散巡河官和埽兵负责巡视水情和修补堤岸。每年用柴111.3万余束，草183万余束和大量木、石。动辄用工数十万，甚至百万。大定二十一年（1181年），黄河再复北道，山东、河北受灾严重。如何防治水患也是世宗、章宗两朝多次讨论的重要问题。明昌五年（1194年），都水监丞田栎等上言治河方略，主张分河水为南北两道，加固南流堤岸，疏通北流故道，但未被采纳。
宣宗南迁后，所恃者只河南一路。贞祐三年（1215年），单州刺史颜盏天泽、延州刺史温撒可喜主张决河使之北流，一则有利于防守，二则淤地可为良田。宰臣恐事难成，未予采纳。而这一期间，南流的黄河又形成了自延津、陈桥至睢州、归德再入南清河的一条支流。兴定四年（1220年），河南大水，唐、邓、裕、蔡、息、寿、颍、毫、归德府受灾严重，民户逃亡过半。这可能是黄、淮、颍等诸河泛滥的结果。河南水灾是对金朝统治者的又一沉重打击，因恐赋入减少，国用不足，宣宗命被水州县组织抢种，水退地种田，积水地种稻，令富户借牛贷种给复业贫民。
哀宗正大八年（1231年），黄河南派支流大水，几与城平。但值此亡国前夕，统治者已无暇顾及治水救灾和百姓疾苦。相反，在蒙古军围城之际，双方都曾利用河水为各自的军事目的服务。
交钞贬值，币制混乱金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使用纸币的政权，在如何稳定贷币方面没有可供借鉴的经验。自世宗时，就不断为钱物轻重问题所困扰。由于铜产不丰，铸钱数量较少，加之“正隆通宝”、“大定通宝”字文峻正，质地优于宋钱，人们争相保存储积。而交钞不能行于境外，至使钱少钞多，交钞流通阻滞。朝廷曾采取以绢易钞，榷税和所征诸色钱折成交钞交纳，官兵俸许钱绢银钞各半，回收大钞，鼓励富户以钱易物和制定限钱法等措施，促使交钞流通，并铸造银币“承安宝货”和折十大钱“泰和重宝”以补充铜钱的不足和防止交钞贬值。但“承安宝货”发行不久，私铸者多，质量不能保证，遂停止使用。
交钞一直是金朝境内流通的主要货币。海陵时交钞使用期限为七年，至期以旧换新，人以为不便。章宗时改为长期流通，磨损后可至交钞库兑换，酌收工本费。章宗后期，由于官豪富户积储铜钱，铜钱难得。加之政府大量印造交钞，出多入少，物价上涨，交钞信誉下降。宣宗南迁后，币制的混乱更成为与军事无能、政治腐败同样严重的经济问题。
章宗时，虽不能彻底解决交钞阻滞的弊病；却一直努力回收大钞，以避免交钞贬值。宣宗时，却以大量印造交钞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手段，贞祐二年（1214年），印制二十贯至百贯和二百贯至千贯的交钞，更加剧了通货膨胀的程度，物重钱轻的现象更加严重。为了促使交钞流通，一度曾禁用铜钱，于是商人以铜钱出境与宋贸易，又造成了铜钱的大量外流；而富户不能多积铜钱，也深受交钞贬值的影响，以致贫困，时称“坐化”①。
三年七月，印行“贞祐宝券”，因朝延只知出而不知收，“行才数月，又复壅滞”，以致千钱之券仅值数钱。四年，又造“贞祐通宝”，一贯当旧钞千贯。时钞法屡变，随出随坏，印钞所用纸张不敷使用，又多征桑皮故纸钱，则百姓既受交钞贬值之苦，又增加了交钞工本费的负担。通宝流通5年，再度贬值，原4贯值银1两，至兴定五年（1221年），则降至800贯。于是又制“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400贯，2贯为银1两。元光二年（1223年），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与银钞及各种交钞并行。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仍以银论价，宝泉信誉又降。又规定，银1两价值不得超过宝泉300贯，凡物价值在银3两以下者不许用银交易，3两以上，一分用银支付，二分用宝泉、珍货、重宝支付。于京师及州郡置平准务，负责宝泉与银的兑换业务，私易和告发违法者罪赏有差。“是令既下，市肆昼闭，商旅不行，朝廷患之，乃除市易用银及银宝泉私相易之法。然上有限用之名，而下无从令之实，有司虽知，莫能制矣。”①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相贸易。天兴二年（1234年）十月在蔡州又印“天兴宝会”，与银一起流通。时蔡州已被蒙古军围困，金已处于灭亡的前夕。
（三）军事上的衰弱 官军之不足恃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严重的是金朝军纪败坏，战斗力低下。野狐岭、浍河川之战，金军精锐损失惨重，乣军的叛降，再一次削弱了金朝的武装力量。南迁后，军士多为临时召募，缺乏训练，将领的骄横恣肆更甚于前。正如陈规指出的：“将帅大抵先论出身官品，或门阀膏粱之子，或亲故假托之流，平居则意气自高，遇敌则首尾退缩，将帅既自畏怯，士卒夫谁肯前。又居常裒刻，纳其馈献，士卒因之以扰良民而莫可制。及率之应敌，在途则前后乱行，顿次则排门择屋，恐逼小民，恣其求索，以此责其畏法死事，岂不难哉。况今军官数多，自千户而上有万户、有副统、有都统、有副提控，十羊九牧，号令不一，动相牵制。”②加之经济困窘，费用多缺，将领丰饱有余，士卒则饥寒不足，上下不能同心，官军之不足恃便可想而知了。
但留守河北、河东的军民中仍有坚持抗敌者，一些中下级将领、官员、军士和地方豪强，或招纳义军，或结寨自保，成为河北、河东抗击蒙古的主要力量，朝廷也将保卫河南的希望寄托在当地军民身上。派宰执以行省名义节制官军，招抚反金和抗蒙的地方势力。但乘乱而起的各支武装力量彼此不相统摄，不相应援，甚至互相攻击、兼并，势同水火，增加了内耗，削弱了抗敌的力量。内外交困的金朝廷无力控制河北，也不能协济各支地方武装势力，于是下令河北各地长官可由当地军民推举，使之统领本地军民守土抗敌，朝廷则以高官显爵羁縻控制。后期更有九公封建。
九公封建金朝南迁后，对河北、河东的防御除依靠留守官兵外，主要依靠当地土豪和招抚的农民起义军。“官军皆败亡之余，锋锐略尽，而义兵亦不习行阵，无异乌合。”①有些聚兵自保的土豪，颇得人心，也有一定战斗力和号召力，如河北义军队长苗道润作战有功，曾遣人至南京求官。河南转运使王扩认为：“道润得众，有功因而封之，使自为守，羁縻使之，策之上也。”②宣宗采纳了他的意见，除道润宣武将军、同知顺天军节度使事，这是封土豪为官之始。后翰林直学士赵秉文、右司谏术甲直敦等都曾向朝廷建议在河北封地方武装首领为官。兴定三年（1219年），太原失守，河北郡县不能自立，群臣再次提出募土豪有威望者，假以方面重权，使各保一方。兴定四年，金朝一次就封山东、河北、河东九人为公，使各保一方，安辑百姓，有战事则互相应援。九公皆兼宣抚使，阶银青荣禄大夫，赐号“宣力忠臣”，总帅本路兵马。署置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得以便宜行之。九公代表金朝与蒙古和降附蒙古的汉人地方武装对抗，这是南迁后至蒙古窝阔台大举南伐前河北政治、军事上的一大特点。
初封的九公是沧海公王福、河间公移剌众家奴、恒山公武仙、高阳公张甫、易水公靖安民、晋阳公郭文振、平阳公胡天作、上党公张开、东莒公燕宁。他们控制的地区东起山东，西至河东北路，金朝利用他们在黄河以北筑起了一道抵御蒙古的防线。九公之外，金朝后期还封乘乱而起拥有部分兵力反复于蒙、宋、金间的十个地方武装势力头目为郡王。
九人中除晋阳公郭文振出身进士外，其余皆为地方武装首领。其中上党公张开和恒山公武仙实力最强。王福后降于益都叛将张林，众家奴不能守河间，归高阳公张甫。靖安民以不肯降元为部下所杀。胡天作降蒙后谋归，被杀。燕宁战死。文振正大间寓于卫州。张开潞州失守后寓居南京，谋从哀宗出奔，为民家所杀。武仙于封公当年降蒙，正大二年，杀蒙古所任真定元帅史天倪归金，至南京，复封恒山公，置府卫州，天兴未受诏援蔡。张甫一直坚守信安一带，到哀宗后期与朝廷失去联系。封建河北九公，减轻了朝廷在河北的军事负担，却没能挽救金朝灭亡的命运。
三 蒙古军的全面进攻，金朝灭亡 正大二年（1225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四年，灭西夏，加强了对金朝的军事攻势，相继攻下德顺、平阳、临洮。金朝一面乞和，一面商讨守御之策，陕西行省上议：“上策自将出战，中策幸陕州，下策弃秦保潼关。”金哀宗偏偏选择了下策，增筑中京（今河南洛阳）和归德（今河南商丘）城，修浚汴京外濠，作退守和出逃的安排。五年，忠孝军提控完颜陈和尚在大昌原以400骑战胜来攻的蒙古军，取得了自与蒙古开战以来的首次大捷，诸军士气为之一振。但不久，蒙古窝阔台汗即位，对金朝开始了全面进攻，金与蒙古的战争进入最后阶段。
（一）陕西失陷 正大六年（元太宗二年，1230年），蒙古军围攻京兆（今陕西西安市）。七年春，围攻凤翔。金哀宗一面派军增援凤翔，一面加强潼关防御。屯兵阌乡的金将完颜合达与移剌蒲阿以蒙古军势盛，不敢出战，置京兆、凤翔的危急于不顾，坐守河南。在朝廷遣使一再催促之下，不得已出关迎敌，军至华阴，与蒙古军刚一交战，即收军入关，京兆、凤翔失守，潼关以西不复为金朝所有。
（二）三峰山之战 金军退出陕西，以重兵防守潼关、黄河一线，此举早已在成吉思汗的预料之中。成吉思汗曾留下遗言称：“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弊，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①夏，蒙古大汗与诸将避暑于九十九泉（今内蒙古卓资北灰腾梁），商讨灭金方略，决定兵分三路南下，夺取汴京，一举灭金。于是窝阔台自统中路军，渡河由洛阳进；叔斡惕赤斤率左路军由山东济南进；弟拖雷将右路军自宝鸡南下，借道于宋，沿汉水北上唐、邓，对汴京形成包抄之势。
九月，蒙古中路军围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西路军达饶风关，自金州（今陕西安康）东进。金则一方面守黄河阻截北路，一方面遣军下襄、邓阻截南路。十二月，河中府失陷，中路军自白坡渡黄河，黄河防线全面崩溃，汴京戒严。西路军北渡汉水，金诸将请于半渡时袭击，主帅移剌蒲阿不从。至全军渡河后，双方战于禹山，金军力战，勉获小胜，蒲阿等以大捷上奏，百官执酒相庆。
天兴元年（元太宗四年，1232年）正月，蒙古中路军驻兵郑州。金哀宗令近京诸色军人家属60万人入京，决河水卫京城。同时，西路军散漫北上，焚毁州县，骚扰金军，金军无以为食。将至钧州（今河南禹县），双方战于三峰山，蒙军饱食后以生力军轮番出战，金军则有三日不得食者。“时雪已三日，战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遍，人马践泥淖没胫，军士被甲胄僵立雪中，枪槊结冻如椽。”①蒙古军三面围攻，而开钧州一路，纵金军突围，同时以大军夹击，“金军无一人得逃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为蒙古军所俘杀。
（三）金哀宗出逃，崔立之变 天兴元年（1232年）二月，金军弃潼关，许州兵变降蒙，卢氏、睢州、中京相继失陷。三月，蒙古遣使谕降，并索取赵秉文、孔元措等27人及降人家属。金哀宗以曹王讹可为质，遣使议和。七月，金军杀蒙古议和使唐庆，和议绝，蒙军攻城益急。汴京被围数月，仓廪空虚。入夏后，瘟疫流行，60日间，诸门出死者90余万，贫不克葬者尚不在其数。十月，下令搜索民间所储粮，人留3斗外，余皆入官，骚扰捶楚备至。上自亲王、后妃家，下至孤寡贫弱皆不免，至有无辜被杀者，大失百姓心。
十二月，哀宗以东征为名离京出逃，以右丞相、枢密使兼左副元帅完颜赛不等扈从，完颜奴申和习捏阿不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留守京师。“二守臣素庸暗无谋，但知闭门自守。……米升值银二两，贫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载数车出城，一夕皆剐食其肉净尽。缙绅士女多行丐于街，民间有食其子。……又日杀马牛乘骑自啖，至于箱箧、鞍韂诸皮物，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贵家第宅与夫市中楼馆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触目皆瓦砾废区，无复向来繁侈矣。”②城中人如堕陷井，朝不保夕，日日盼望哀宗东征捷音。
二年正月，哀宗遣使迎太后、皇后、诸妃，为蒙古军所阻。人心更为不安，朝官士庶有谋出城北归者，有欲立荆王举城降蒙者。二执政一筹莫展，士庶失望，日夜企盼有一豪杰之士能救民出水火。
京城西面元帅崔立杀二守臣，立卫绍王子梁王从恪为监国，自至蒙古军营请降。并下令约束诸军：“取民一钱处死”，士庶庆幸得一生路。但崔立并不以生灵为念，他自为太师、军马都元帅、尚书令、郑王，私取府库财物，搜括在京金银。将太后、皇后、诸妃嫔、诸王、宗室送至蒙古军营，又暗示百官为他立碑颂扬功德，激起官民的不满，三年六月，为部将李伯渊杀死。
（四）蔡州城破，金亡 哀宗出城后过陈留、杞县，驻黄陵岗。天兴二年（1234年）正月，渡河北的攻卫州不克，又南渡至归德。六月，离归德奔蔡州，遣近侍召武仙赴援，仙拟取宋金州，再奉哀宗入蜀，不肯及时援蔡。自汴京被围，蒙古数遣使至宋，约以联兵灭金。八月，蒙、宋协议成，商定灭金后以河南地归宋。于是，蒙、宋合兵攻唐州、息州，武仙军溃浙川，金帝西逃入蜀之途亦绝。九月，蒙古军筑长垒围蔡州。
十一月，宋将孟珙率兵2万，粮30万石助军，联兵围蔡。十二月，蒙古军决练江，宋兵引柴潭入汝水，填柴草为路，进逼蔡州城下。三年正月，宋兵攻破南门，蒙古军自西门入。金哀宗传位与宗室、蔡州东面元帅承麟，自缢死。承麟出战，死于乱军之中，金亡。
①《金史·卫绍王》。
②参见（波斯）拉施特《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余大钧、周建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
③〔宋〕孟（赵）珙著，王国维笺证《蒙靼备录笺证》，见《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
①《元史·太祖纪》。
①《金史·奥屯襄传》。
②《元朝秘史·续集》卷1，四部丛刊三编本。
③《元史·札八儿火者传》。
①《元史·太祖纪》。
①《金史·唐括安礼传》；另参见（日）外山军治《金朝史研究》，李东源译，黑龙江朝鲜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
②参见贾敬颜《圣武亲征录校本》，1979年油印本。
①《金史·完颜弼传》载：“宣宗至真定，弼言：‘皇太子不可留中都，盖军少则难守，军多则难养。’……宣宗颇采用其言。”
①《金史·刘炳传》。
②《元史·耶律留哥传》。
①《金史·移刺众家奴传》：众家奴奏，“高阳公有海船在镇安西北，可募人直抵辽东，以通中外之意”。这次朝廷下诏讨万奴，或许是金哀宗欲由海路逃往辽东的安排。
②参见王慎荣、赵鸣歧著《东夏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①《金史·陈规传》。
②〔金〕刘祁著，崔文印点校《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②《金史·张行信传》。
③《金史·完颜弼传》。
①《金史·高汝砺传》。
②《金史·完颜弼传》。
①参见《归潜志》。
①《金史·食货志三》。
②《金史·陈规传》。
①《金史·古里甲石伦传》。
②《金史·苗道润传》。
①《元史·太祖纪》。
①《金史·移刺蒲阿传》。
②《归潜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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