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西夏文字 一、西夏文字的创制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间以及由谁创造的，因有关文献记载相互牴牾而产生歧异。一种意见认为创自李德明时期。如《辽史·西夏纪》云：“晓佛书，通法律，尝观太乙金鉴诀，野战歌，制蕃书十二卷，又制字若符篆”。
这里的所谓“蕃书”，当指西夏文。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宋史·夏国传》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与《宋史·夏国传》记载大体相同，即认为是元昊时期由元昊本人所创的文献，还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曾巩的《隆平集》。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虽然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但创造者为野利遇乞。该书卷25记载：“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
在西夏文创造时间问题上，应以元昊时期为可信，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上引《辽史》的那段记载，显然是将元昊误为德明，（原文“子德明”应作“孙元昊”）不足为据。
第二，一些少数民族在其称帝建国之前，往往先制文字，西夏也不例外。元昊称帝后，给宋仁宗所上的表章有“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证明西夏文字确为元昊时期所创。
第三，据西夏人写的《妙法莲华经序》记载：“此后，凤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制文字、翻译经典……”①所谓凤角城皇帝就是元昊。这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期。
关于西夏文字是谁创制的？无论认为元昊所创，或者遇乞所创，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并非某一个杰出人物所能恁空想出来的。它来源于劳动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它的产生和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它的真正的创造者只能是劳动人民。实际上很不规范的和比较原始的西夏文字，在元昊建国之前，即在民间已经产生和流传。元昊的功劳只不过命野利仁荣将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形式予以公布，在全国推行。
二、西夏文字的结构保存到现在的西夏文约有6000余字。从形体上看，乍视和汉字很相象，都是方块字。但仔细熟视与汉字并不相同，其字体繁冗，结构复杂，状“类符篆”。从笔画看，西夏字太多在10画以上，常用字中6画以下仅占总字数的1％左右。
西夏文字，也像其他任何一种文字一样，尽管构造复杂，但仍是有规律可循的。最早探索西夏文字构造的，是我国著名学者罗福苌（cháng音长）。1914年，罗福苌从俄国学者伊凤阁手中获得《掌中珠》，进行研究，著《西夏国书略说》。他用汉字“六书”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法去分析西夏文字，并概括出西夏字的一些偏旁和部首。罗福苌的研究，开我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的先河。
外国学者沿着这一研究方向进行研究，成绩显著的有日本的西田龙雄。1966年，西田龙雄著《西夏语之研究》。该书将西夏文字分为基本文字和派生文字两种，指出两种文字有五种结合关系。同时还将西夏文字分解，归纳出329种文字要素。此外，还概括出一些西夏字部首，将西夏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西夏时期编纂的各种字典，包括《文海》、《音同》、《蕃汉合时掌中珠》、《义同一类》、《圣立义海》、《五音切韵》，等等的发现与公诸于世，尤其是《文海》的刊布，给专家们对西夏文字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西夏人所著的《文海》，是一部最系统最全面的西夏文辞书。该书以声、韵为经纬对西夏字进行归类，对每一个字的形、义、音都有详备的注释。1983年出版的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所著《文海研究》一书，他们除了对《文海》进行校刊、汉译、编索引外，还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文海》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史金波同志对西夏文字结构特点的分析，读之令人耳目一新。通过《文海》对西夏字的研究，我们清楚看到了西夏字构造的规律。
西夏文字的构成可分为单纯字与合体字两大类。
单纯字一般笔画较少，因为它构成新字的机会较多，是组成文字的基础。单纯字又可分为两种：即表意单纯字。多记录常用词，用固定的字义。如■（人）。■（一）■（手）■（小），■（老），■（上），■（圣），■（女），等等。这些字构成新字的比例最大。表音单纯字，通常为借词，地名，人名和佛经真言注音。如■（吃）、■（下）、■（居）、■（嵬），等等。这些单纯字也是构成新字的成分之一。
合体字包括合成字、互换字和对称字三类。
合成字是由2个字、3个字，有的甚至由4个字组成一个字。组字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一部分，如左部、右部、上部、下部、中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大部分或全体。组合方式有60余种。合成字还可分为会意合成。即会两字或三字之义为一义。如■（水）、■（土）合成■（泥）字。■（膝）■（手）■（行）成合■（爬）。音意合成，即两字合成一字时，其中一字起标音作用，它与合成字同音；另一字起表意作用，它与合成字字义有关。如■（吃）■（做）合成■（工匠）[吃]。这种音意合成字，与汉字中形声字类似。以上两类合成字占西夏字总量的80％左右。成为西夏字的主干。音兼意合成，有一部分字，不仅表意字与被解释字字义有关，其表音字也与该字字义有关。如■（木）■（渡）[■］合成■（船）［■]，这里的“木”表示“船”的质料，“渡”表示船的用途。而“渡”字和合成字“船”同音，“船”成为“渡”字的引申意义。反切上下字合成，即一个字由两个字合成，这两个字正是合成字的反切上字和下字。换句话说，就是合成字的读音恰是这两个字中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合而成。如■（虚）■（耶）合成■（胁）。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字，仅占西夏字总数的0.5％左右，是西夏字构造中一种特殊现象。间接音意合成，即一个字由两个字合成时，一字表意，另一字不直接表音，而是把它译成汉语后，由该汉字的音起标音作用。如■（汉）〔■〕■（城）合成■（姓）［汉]。长音字合成，即以发音与之相应的西夏字和意义为“长”的西夏字共同组成之字。如■（阿）■（长）合成■［阿长呼］。
互换字是把一个字中的两个部位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新组成的字和原来的字往往在字义上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常连起来共同组333成一个词或词组。这类字在西夏文中占有相当比重。这种字有几类互换法。左右两部分互换。如■（指）■（趾）■（悔）■（改）。中间不动，左右互换。如■（斫）■（断）。上部不动，下部左右两边互换。如■（藏）■（匿）。左边不动，右边的两部分互换。如■（逃）■（服）。右边不动，左边两部分互换。如■（缩），■（皱）。大部不动，一个侧角的两部分互换。如■（水）■（鱼）。
对称字是西夏文中另一种合体字，即一个字的左右两部分相等。这类字往往有双之意。如■（唇），■（双），■（分）等。有的字除左右两边相等外，中间还有一竖。如■（称），■（中），■（畦），等等。
此外，在西夏文中还有少量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如■（人）字象人形。■（虫）字象多足的虫形。后者如■（丝），象一条虫在小屋内，指示蚕茧的形状①。
三、西夏字与汉字的异同党项族与汉族是古老的兄弟民族，西夏文化源远流长，它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此，作为西夏字不可能不受汉字的影响。尽管西夏在创造文字时没有袭用现成的汉字，而且尽量避免与汉字雷同（实际上所造西夏字无一与汉字相同）。但在造字原则，文字结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等方面，都未能摆脱汉字的影响。因此，研究两种文字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夏文化的渊源。
西夏字同汉字的相同之处是两种文字都属表意文字，但同时都有表音成分，其意符与音符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标志，位置都不固定；两种文字都属“形体方整，类八分”的方块字，其笔划都有点（■）横（一）竖（丨）撇（丿）捺（丶）拐（■）提（■），等等。在构成方法上，西夏字的含意合成字，音意合成字同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类似；两种文字的一些形体和不同部位上都有笔划变通现象；两种文字都有楷、行、草、篆四种书体；两种文字的同音字都很多，每群同意字常用一个字作为代表；两种文字在注音时都常用反切方法，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
其不同之处，西夏字比汉字更繁复，其笔划较少结构简单的字比汉字少得多。同时西夏字超过20画的字也较少；西夏字斜笔（撇、捺）字较多，但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西夏文会意合成字比汉字里的会意字多，其音意合成字（与汉字中的形声字相似）比汉字形声字少；西夏字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构成的字，其比例比汉字大，同时更有系统性，拼合感更强；西夏文在构字时普遍省形、省声（即用两个或两个字以上的字构成一个字时，无论是作意符还是作音符，都可以只用一个字的一部分），其省去的部分并不固定，而汉字构字时，省形，省声是个别现象。西夏字每一个字的各个部分（包括上、下、左、右中大部、全体）都可以代表这个字去组成新字。因此，它没有汉字那样明显的偏旁体系；西夏文中的音意合成字（类似汉字形声字）的表意部分不表示物形，而汉字形声字的义符往往与物形有直接关系；西夏文音意合成字大多与组成它的表音字同音，而汉字形声字中仅有10％左右的字与声符同音，其余的只是发音相近或有一定的关系①。
四、西夏文字的应用和流传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对夏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其意义重大，被元昊“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①。所谓“尽易蕃书”，即一律用西夏字。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字作为应用文字在西夏境内便迅速广泛推广流行开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记事，都用西夏文字作为书写工具。各种佛教经典（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族儒学典籍的翻译，无不应用西夏文作为其有力的工具。
同时，西夏学者用西夏文撰写的著作虽然大部分已经散失，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如西夏人撰写的字典、辞书，保存下来的就有以下一些：《音同》亦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也是现存最早的字书。全书6000余字，按声母分成九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每类再分为同音的若干小节，无同音字的独字分别列于各类之后，每一字下都有简单的注释。该书成书于崇宗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十月十日，为西夏中叶的作品。
《蕃汉合时掌中珠》为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该书共50页，以事门分类。作者在每一词语条目旁都列有：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汉字注音，汉译文的西夏字注音，检阅极为方便。该字典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必备的工具书，也是目前初学西夏语文的入门工具书。
《文海》是一部大型西夏文韵书，编纂体例兼有汉字《说文解字》和《文韵》的长处。作者在每一字条下进行三种注释，即首先以四字解释文字构成，接着，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最后，以反切注音。该书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
此外，还有《要集》，一种按事门分类的西夏文字典；《五音切韵》，一部编制西夏语韵表和韵图的韵书；《圣立义海》，一部包罗甚广的词书；《义同一类》，一部大型同义词典，等等。
西夏学者除了编写了各类字典辞书之外，还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其中属于儒家经典的有《论语》、《孟子》、《孝经》，等等。属于类书的有《类林》，译自汉文类书，是中国历史人物分类故事集。唐于立改撰，共10卷，原本早已失传。据传世残本可知西夏文本有10卷50篇，刻于乾祐十二年。属于兵书的有曹操、李莹、杜牧所注《孙子》译本残本。及《六韬》、《黄石公三略》，等等。属于政论书的有唐朝吴竞编撰的《贞观政要》，名为《贞观要文》。属于历史的有春秋诸国史汇编《十二国》，等等。
在翻译和注释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有著名学者斡道冲。他曾译《论语注》，并作《解义》20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①。
在用西夏文翻译的著作里，其中数量最大的是译自汉、藏文佛经。而用西夏文书写、镌刻的碑文、题记，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具有较高的文物、史料价值。至于用西夏文铸刻的印章、牌符、钱币等，更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西夏文字自创造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个世纪。西夏自1038年建国，到1227年灭亡，这中间西夏文从未停止使用过。西夏灭亡后，西夏文继续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和使用。蒙古称西夏为河西，因此，西夏文被称为“河西字”。公元1302年（元大德六年），在杭州大万寿寺完成了雕刻的河西字《大藏经》有3620余卷，并由僧官主八印造三十多藏，施送西北各地寺院“流通供养”。这说明西夏灭亡 16年之后，西夏文还在西北地区使用和流传。公元1345年（元顺帝至正五年），完成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六体文字（西夏文、汉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文、回鹘文）碑，其中有西夏文两大咒和《如来心经》、《造塔功德记》。党项人中书平章政事纳璘参加此项工作。而党项僧人智妙酩部和那征师则是主持西夏文译写者。这说明西夏灭亡后的118年，居住在今山西居庸关一带的党项人中还流行着西夏文字。
但居庸关六体石刻并不是西夏文字流行的最晚时间。公元1502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有一批西夏人在今河北保定建立西夏文经幢（chuāng床，刻有佛号或经咒的石柱）。由此可知，西夏文自使用到终止，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时间。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史金波：《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载《文海研究》，1983年出版。
①参阅史金波著：《西夏文化史》，第一章《西夏文与西夏语》。
①《西夏书事》卷12。
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这里的所谓“蕃书”，当指西夏文。另一种意见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宋史·夏国传》云：“元昊自制蕃书，命野利仁荣演绎之，成书十二卷，字形体方整类八分，而画颇重复”。
与《宋史·夏国传》记载大体相同，即认为是元昊时期由元昊本人所创的文献，还有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以及曾巩的《隆平集》。另外沈括的《梦溪笔谈》，虽然认为是元昊时期创制，但创造者为野利遇乞。该书卷25记载：“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创造蕃书，独居一楼上，累年方成，至是献之”。
在西夏文创造时间问题上，应以元昊时期为可信，理由有如下几点：第一，上引《辽史》的那段记载，显然是将元昊误为德明，（原文“子德明”应作“孙元昊”）不足为据。
第二，一些少数民族在其称帝建国之前，往往先制文字，西夏也不例外。元昊称帝后，给宋仁宗所上的表章有“臣偶以狂斐，制小蕃文字”。证明西夏文字确为元昊时期所创。
第三，据西夏人写的《妙法莲华经序》记载：“此后，凤角城皇帝，以自国语言，兴起蕃礼，创制文字、翻译经典……”①所谓凤角城皇帝就是元昊。这条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期。
关于西夏文字是谁创制的？无论认为元昊所创，或者遇乞所创，都是很成问题的。因为任何一种文字的产生，并非某一个杰出人物所能恁空想出来的。它来源于劳动人民长期的生活实践。它的产生和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因此，它的真正的创造者只能是劳动人民。实际上很不规范的和比较原始的西夏文字，在元昊建国之前，即在民间已经产生和流传。元昊的功劳只不过命野利仁荣将民间流传的西夏文字加以搜集、整理、归纳和演绎，并用法律形式予以公布，在全国推行。
二、西夏文字的结构保存到现在的西夏文约有6000余字。从形体上看，乍视和汉字很相象，都是方块字。但仔细熟视与汉字并不相同，其字体繁冗，结构复杂，状“类符篆”。从笔画看，西夏字太多在10画以上，常用字中6画以下仅占总字数的1％左右。
西夏文字，也像其他任何一种文字一样，尽管构造复杂，但仍是有规律可循的。最早探索西夏文字构造的，是我国著名学者罗福苌（cháng音长）。1914年，罗福苌从俄国学者伊凤阁手中获得《掌中珠》，进行研究，著《西夏国书略说》。他用汉字“六书”法，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假借、转注法去分析西夏文字，并概括出西夏字的一些偏旁和部首。罗福苌的研究，开我国学者研究西夏文字的先河。
外国学者沿着这一研究方向进行研究，成绩显著的有日本的西田龙雄。1966年，西田龙雄著《西夏语之研究》。该书将西夏文字分为基本文字和派生文字两种，指出两种文字有五种结合关系。同时还将西夏文字分解，归纳出329种文字要素。此外，还概括出一些西夏字部首，将西夏字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随着西夏时期编纂的各种字典，包括《文海》、《音同》、《蕃汉合时掌中珠》、《义同一类》、《圣立义海》、《五音切韵》，等等的发现与公诸于世，尤其是《文海》的刊布，给专家们对西夏文字结构的进一步研究，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西夏人所著的《文海》，是一部最系统最全面的西夏文辞书。该书以声、韵为经纬对西夏字进行归类，对每一个字的形、义、音都有详备的注释。1983年出版的史金波、白滨、黄振华所著《文海研究》一书，他们除了对《文海》进行校刊、汉译、编索引外，还从三种不同的角度对《文海》进行比较全面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其中史金波同志对西夏文字结构特点的分析，读之令人耳目一新。通过《文海》对西夏字的研究，我们清楚看到了西夏字构造的规律。
西夏文字的构成可分为单纯字与合体字两大类。
单纯字一般笔画较少，因为它构成新字的机会较多，是组成文字的基础。单纯字又可分为两种：即表意单纯字。多记录常用词，用固定的字义。如■（人）。■（一）■（手）■（小），■（老），■（上），■（圣），■（女），等等。这些字构成新字的比例最大。表音单纯字，通常为借词，地名，人名和佛经真言注音。如■（吃）、■（下）、■（居）、■（嵬），等等。这些单纯字也是构成新字的成分之一。
合体字包括合成字、互换字和对称字三类。
合成字是由2个字、3个字，有的甚至由4个字组成一个字。组字时一般只用一个字的一部分，如左部、右部、上部、下部、中部；有时也用一个字的大部分或全体。组合方式有60余种。合成字还可分为会意合成。即会两字或三字之义为一义。如■（水）、■（土）合成■（泥）字。■（膝）■（手）■（行）成合■（爬）。音意合成，即两字合成一字时，其中一字起标音作用，它与合成字同音；另一字起表意作用，它与合成字字义有关。如■（吃）■（做）合成■（工匠）[吃]。这种音意合成字，与汉字中形声字类似。以上两类合成字占西夏字总量的80％左右。成为西夏字的主干。音兼意合成，有一部分字，不仅表意字与被解释字字义有关，其表音字也与该字字义有关。如■（木）■（渡）[■］合成■（船）［■]，这里的“木”表示“船”的质料，“渡”表示船的用途。而“渡”字和合成字“船”同音，“船”成为“渡”字的引申意义。反切上下字合成，即一个字由两个字合成，这两个字正是合成字的反切上字和下字。换句话说，就是合成字的读音恰是这两个字中第一个字的声母和第二个字的韵母拼合而成。如■（虚）■（耶）合成■（胁）。用这种方法构成的字，仅占西夏字总数的0.5％左右，是西夏字构造中一种特殊现象。间接音意合成，即一个字由两个字合成时，一字表意，另一字不直接表音，而是把它译成汉语后，由该汉字的音起标音作用。如■（汉）〔■〕■（城）合成■（姓）［汉]。长音字合成，即以发音与之相应的西夏字和意义为“长”的西夏字共同组成之字。如■（阿）■（长）合成■［阿长呼］。
互换字是把一个字中的两个部位交换位置组成新字。新组成的字和原来的字往往在字义上有密切的关系，它们常连起来共同组333成一个词或词组。这类字在西夏文中占有相当比重。这种字有几类互换法。左右两部分互换。如■（指）■（趾）■（悔）■（改）。中间不动，左右互换。如■（斫）■（断）。上部不动，下部左右两边互换。如■（藏）■（匿）。左边不动，右边的两部分互换。如■（逃）■（服）。右边不动，左边两部分互换。如■（缩），■（皱）。大部不动，一个侧角的两部分互换。如■（水）■（鱼）。
对称字是西夏文中另一种合体字，即一个字的左右两部分相等。这类字往往有双之意。如■（唇），■（双），■（分）等。有的字除左右两边相等外，中间还有一竖。如■（称），■（中），■（畦），等等。
此外，在西夏文中还有少量的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如■（人）字象人形。■（虫）字象多足的虫形。后者如■（丝），象一条虫在小屋内，指示蚕茧的形状①。
三、西夏字与汉字的异同党项族与汉族是古老的兄弟民族，西夏文化源远流长，它受汉文化的影响很深，因此，作为西夏字不可能不受汉字的影响。尽管西夏在创造文字时没有袭用现成的汉字，而且尽量避免与汉字雷同（实际上所造西夏字无一与汉字相同）。但在造字原则，文字结构、文字笔画、字体形态、书写规则等方面，都未能摆脱汉字的影响。因此，研究两种文字的异同，有助于我们了解西夏文化的渊源。
西夏字同汉字的相同之处是两种文字都属表意文字，但同时都有表音成分，其意符与音符在形式上都没有任何标志，位置都不固定；两种文字都属“形体方整，类八分”的方块字，其笔划都有点（■）横（一）竖（丨）撇（丿）捺（丶）拐（■）提（■），等等。在构成方法上，西夏字的含意合成字，音意合成字同汉字的会意字和形声字类似；两种文字的一些形体和不同部位上都有笔划变通现象；两种文字都有楷、行、草、篆四种书体；两种文字的同音字都很多，每群同意字常用一个字作为代表；两种文字在注音时都常用反切方法，有平、上、去、入四声的区别。
其不同之处，西夏字比汉字更繁复，其笔划较少结构简单的字比汉字少得多。同时西夏字超过20画的字也较少；西夏字斜笔（撇、捺）字较多，但没有汉字常用的竖钩；西夏文会意合成字比汉字里的会意字多，其音意合成字（与汉字中的形声字相似）比汉字形声字少；西夏字类似拼音构字法的反切上下字合成法构成的字，其比例比汉字大，同时更有系统性，拼合感更强；西夏文在构字时普遍省形、省声（即用两个或两个字以上的字构成一个字时，无论是作意符还是作音符，都可以只用一个字的一部分），其省去的部分并不固定，而汉字构字时，省形，省声是个别现象。西夏字每一个字的各个部分（包括上、下、左、右中大部、全体）都可以代表这个字去组成新字。因此，它没有汉字那样明显的偏旁体系；西夏文中的音意合成字（类似汉字形声字）的表意部分不表示物形，而汉字形声字的义符往往与物形有直接关系；西夏文音意合成字大多与组成它的表音字同音，而汉字形声字中仅有10％左右的字与声符同音，其余的只是发音相近或有一定的关系①。
四、西夏文字的应用和流传西夏文字的创制，是党项民族智慧的结晶。它对夏国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其意义重大，被元昊“尊为国字”，下令“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①。所谓“尽易蕃书”，即一律用西夏字。由于元昊的积极推行，西夏字作为应用文字在西夏境内便迅速广泛推广流行开来。上自官方文书，下至民间日常生活的记事，都用西夏文字作为书写工具。各种佛教经典（包括汉文、藏文、回鹘文）和汉族儒学典籍的翻译，无不应用西夏文作为其有力的工具。
同时，西夏学者用西夏文撰写的著作虽然大部分已经散失，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献。如西夏人撰写的字典、辞书，保存下来的就有以下一些：《音同》亦作《韵统》，是用西夏文编写的一部《同音字典》也是现存最早的字书。全书6000余字，按声母分成九类：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每类再分为同音的若干小节，无同音字的独字分别列于各类之后，每一字下都有简单的注释。该书成书于崇宗乾顺正德六年（公元1132年）十月十日，为西夏中叶的作品。
《蕃汉合时掌中珠》为仁宗乾祐二十一年（公元1190年）西夏人骨勒茂才编写。该书共50页，以事门分类。作者在每一词语条目旁都列有：西夏文、汉译文、西夏文汉字注音，汉译文的西夏字注音，检阅极为方便。该字典是党项人、汉人互相学习对方语言的必备的工具书，也是目前初学西夏语文的入门工具书。
《文海》是一部大型西夏文韵书，编纂体例兼有汉字《说文解字》和《文韵》的长处。作者在每一字条下进行三种注释，即首先以四字解释文字构成，接着，以较多的字解释字义，最后，以反切注音。该书是一部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重要文献。
此外，还有《要集》，一种按事门分类的西夏文字典；《五音切韵》，一部编制西夏语韵表和韵图的韵书；《圣立义海》，一部包罗甚广的词书；《义同一类》，一部大型同义词典，等等。
西夏学者除了编写了各类字典辞书之外，还用西夏文翻译了大量的汉文典籍。其中属于儒家经典的有《论语》、《孟子》、《孝经》，等等。属于类书的有《类林》，译自汉文类书，是中国历史人物分类故事集。唐于立改撰，共10卷，原本早已失传。据传世残本可知西夏文本有10卷50篇，刻于乾祐十二年。属于兵书的有曹操、李莹、杜牧所注《孙子》译本残本。及《六韬》、《黄石公三略》，等等。属于政论书的有唐朝吴竞编撰的《贞观政要》，名为《贞观要文》。属于历史的有春秋诸国史汇编《十二国》，等等。
在翻译和注释方面取得成就最大的有著名学者斡道冲。他曾译《论语注》，并作《解义》20卷。称《论语小义》，并著有《周易卜筮断》①。
在用西夏文翻译的著作里，其中数量最大的是译自汉、藏文佛经。而用西夏文书写、镌刻的碑文、题记，不仅数量较多，而且具有较高的文物、史料价值。至于用西夏文铸刻的印章、牌符、钱币等，更是琳琅满目，不胜枚举，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
西夏文字自创造到停止使用，经历近5个世纪。西夏自1038年建国，到1227年灭亡，这中间西夏文从未停止使用过。西夏灭亡后，西夏文继续在我国西北地区流行和使用。蒙古称西夏为河西，因此，西夏文被称为“河西字”。公元1302年（元大德六年），在杭州大万寿寺完成了雕刻的河西字《大藏经》有3620余卷，并由僧官主八印造三十多藏，施送西北各地寺院“流通供养”。这说明西夏灭亡 16年之后，西夏文还在西北地区使用和流传。公元1345年（元顺帝至正五年），完成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六体文字（西夏文、汉文、藏文、梵文、八思巴蒙文、回鹘文）碑，其中有西夏文两大咒和《如来心经》、《造塔功德记》。党项人中书平章政事纳璘参加此项工作。而党项僧人智妙酩部和那征师则是主持西夏文译写者。这说明西夏灭亡后的118年，居住在今山西居庸关一带的党项人中还流行着西夏文字。
但居庸关六体石刻并不是西夏文字流行的最晚时间。公元1502年（明孝宗弘治十五年），有一批西夏人在今河北保定建立西夏文经幢（chuāng床，刻有佛号或经咒的石柱）。由此可知，西夏文自使用到终止，至少有500年以上的时间。
①《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①史金波：《从文海看西夏文字构造的特点》，载《文海研究》，1983年出版。
①参阅史金波著：《西夏文化史》，第一章《西夏文与西夏语》。
①《西夏书事》卷12。
①虞集：《道园学古录》卷4，《西夏相斡公画像赞》。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