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西夏的科学 一、天文与历法有关西夏天象的记载，大体上始于公元982年（宋太平兴国七年）。是年二月“月犯井鬼”，何谓井鬼？“史记天官东井舆鬼，雍州之分，新唐志夏州东井之分”①。因此，所谓“月犯井鬼”，其国主兵，即天象预示着夏州地方政权的统治者将要起兵反叛宋朝。这虽然是无稽之谈，但却是“书西夏天象始此”①。据有关史书记载，自继迁叛宋，至西夏灭亡，有关天象特殊变化的记载，诸如日食的发生，星宿的孛犯，以及彗星的出现，约60余次。西夏统治者认为这些特异的自然现象是天神对人类吉凶祸福的预示和警告。如公元1030年（宋天圣八年）火星入于南斗。西夏谣言四起：“火星入南斗，天子下堂走”②。德明畏惧，被迫迁居贺兰山，并祈祷解灭。公元1040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宋康定元年）正月，“日有食之”③，日西先出现一珥，谋臣杨守素认为这种日食现象预示着军事的胜利，并力劝元昊攻取延州。元昊果然采取了一系列的旨在夺取延州的军事行动，发生了著名的三川口之战。公元1097年（夏天祐民安八年，宋元符元年）八月，天空出现彗星，时母党首领梁氏正调兵遣将，准备攻打宋泾原路，见彗星出现，以为不吉，于是下令放散人马。崇宗乾顺“仿中国制，减膳避殿，下罪己诏，大赦，改明年元曰永安”④。
尽管西夏统治者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一些天象做了迷信的分析和解释，但他们对天文的观测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据有关文献记载，西夏有分析、解释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这表明西夏设有司天监的专门机构，及专职人员观测天文。由于长期对天象的观察，从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天文知识。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相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月、星、辰。如对星象的记载，将天空分为东、西、南、北4个方位（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每个方位有7个星宿，总计有角、亢、底、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等28宿。此外，对气象的记载也比较详备。如风有和风、清风、金风、朔风、黑风、旋风；雨有膏雨、谷雨、时雨、丝雨；云有烟云、鹤云、拳云、罗云、同云，等等。当然，西夏的天文学知识并非自己的独创，而是一方面继承中原王朝的天文学知识，同时结合自己的观测体验而形成的。
在西夏天象的记载中，其中有些科学资料诸如水灾、旱灾，地震，等等，对后人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如《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记载公元1092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大地震，震坏了该地的感应塔。这一记载为我国地震学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受到了有关专家的重视。
西夏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历法。公元1001年，宋司天监参考以前历法，制成“仪天历”，应德明之请，颁赐西夏。“德明时行中国仪天兴注历垂三十年”①。这是西夏使用宋朝历法的最初记载。公元1023年（宋天圣元年）八月，宋制成“崇天万年历”，打算颁行西夏，但“未及颁而曩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②。元昊设“大恒历院”的机构，掌管历法的编制和颁行。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历法的重视。但西夏自己制定了哪些历法？无从查考。从留下的实物看，未见纯西夏文编制的历书，但有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如黑水城出土，现藏于俄国的五种西夏历书中，就有西夏文、汉文合璧书写。至于出土于黑水城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成于公元1047年（天授礼法延祚十年）的与一般历书不同手写西夏历书残页，采用表格形式。其中表示月分、星宿、节气、干支和数目的字，分别用西夏文或汉文书写。西夏立国后，除了使用番汉合璧历书外，仍然奉行宋朝颁赐的历书。如公元1045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宋庆历五年）十月，元昊行宋仁宗颁赐的“崇天万年历”。公元1065年（夏拱化三年，宋治平二年），宋颁赐夏国“历日一卷”①。公元1085年（夏大安十一年，宋元丰八年），宋神宗向秉常颁赐“奉天历”。在西夏奉行宋历问题上，有一种看法需要纠正。香港林旅芝先生云：“（夏）始终奉行宋历，德明时行中国仪天历，元昊称帝后，则奉行仁宗颁赐之崇天万年历”②。
其实，西夏并非自始至终奉行颁赐之宋历，而是于公元1132年“停行中国历”。停止的原因是由于西夏已归附金朝。“故事每于上午孟冬受中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③。当然，西夏在被迫停止使用宋朝颁施的历法后，在一些地区仍然采用以干支记时日的中原汉历。如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的西夏汉文历书残页，同中原以干支记时日的历书大体一致。这种历法可能为西夏“大恒历院”所编。
二、法律西夏在元昊立国之前，尚无成文法律。遇有民事纠纷，“诉于官，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④。元昊建国后，为了确立西夏的典章制度，对宋朝的各种制度的调查研究，引以为鉴，尤为重视。如宋仁宗放宫人207人“悉任所之”。元昊得此消息后，“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①。元昊不仅“明法律”，而且十分重视法治。他于“案上置法律”，又以“兵法勒诸部”②，推行一条“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这表明至少在元昊时西夏已有成文的法律。
西夏法律发展至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似乎更加成熟和完善。如崇宗乾顺的贞观年间，为了以法治军，编撰了一部有着较高实用价值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乾祐二十一年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了诉讼程序，主要是诉状，官府表示愿意授理，然后逮捕犯人，追查证据。对于拒不招供的犯人，严刑拷打，直至犯人伏罪、定罪，才算结束审判的全过程。
仁孝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针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新情况，有必要对旧的法典重新进行增修，于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型西夏法典应运而生。该法典是一部根据本国的国情，参照宋朝政书编修的西夏政治制度的法令的汇编。编撰该法典的目的是“为民取则，为世除恶”③。它是在前代和当代法典的基础之上修改增补而成的。“臣等（立法官）参照诸新旧律典，勘订（这些典籍中）种种不明、不妥、不适之处，造福民庶”④。该法典全书计20章，2600多面（缺第十六章），1600条。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姓名。表明该法典参考过宋代政书体例编修而成的。该法典对西夏人的生活作了全面的规定，对西夏国家机关作了相应的介绍。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西夏政府又从实际出发，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编成《新法》一书。
除了上述法典外，至神宗遵顼时，还编撰了《光定猪年新法》。
以上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此外，还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一些具体法令。如仁孝针对哆讹领导的起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曾制定过“赈济法”。针对巩固边防的需要，制定“戍边法”（从出土的《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可以看出）。以上编纂法令的情况表明，西夏统治者在注意文治（以儒治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法律的镇压，注重法治。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崇宗乾顺以来，推行的立国方针，是一条“尚文重法”的路线。
三、史学与地理学西夏统治者对史学比较重视。尤其注重对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从仁宗仁孝时开始，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纂修国史。著名的番汉教授斡道冲，本是汉族，其先祖世居灵州，德明时迁居兴州，几代都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公元1161年（夏天盛十三年），仁宗仁孝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命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负责修《李氏实录》。据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记载：“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公元1225年（夏乾定二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20卷。可惜这些史学著作均已散亡湮没。
在注重修史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重视对地图的绘制。公元1046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元昊派使臣杨守素带上表章和详细地图，向宋朝献出卧贵庞等九城砦，并以此换回越界至宋境内的400余党项人户。杨守素所献地图，其地名系用西夏语标注，其所献之地，在宋人看来，本属宋朝领地，西夏人绘制时仅在地图上改易蕃语名称而已。此外，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还有关于西夏州城的记载。
在对本国地理重视的同时，对邻近王朝的地理也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仁孝时宣德郎李师白曾三次出使金朝。出使时对金国的山川形胜，民情风俗，细心观察，并作记录。回国后著《奉使日记》3卷，从而丰富了西夏对金国的地理学知识，但该书散佚未传。
四、医药学西夏立国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项人生病无医药，往往求佑于神明。“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①。建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提高，广泛使用来自宋朝的中医、中药学。20世纪初，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有《治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1971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所列药名有中药牛膝、莨菪子等数种。其煎法为“好好煮，频翻动”。其服法为“于空腹时，每次十粒，温水送下”②。这种药方、煎法服法与传统的中医并无二致。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西夏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③。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西夏人因殴斗伤、残或致死引起诉讼时，要请“医人看验”作为分析案情的依据，表明西夏在崇宗乾顺时，可能已经有了法医。西夏《文海》“扎针灸”下注云：“此者病患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①。表明西夏除了使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外，还采用针刺治病之法。
西夏人所患的常见疾病，据《文海》记载，有痉挛、疝气、疹痘和癞疥。其中尤以癞疥为一种十分普遍而可怕的疾病。何谓癞、疥？西夏《文海》“癞”条释云：“此等癞疮也，人头牲等出癞也，人身上则为疥”②。
在病理学方面，西夏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血脉不通所致。如《文海》“脉阻”条释云：“此者疾也，患血脉不通之谓”③；第二，由于传染所引起。如恶疮就是由传染所致。《文海》“（染）传”条释云：“此者传染也、传病也，染恶疮等之谓”④。第三，认为“四大不和”所致。《文海》“病患”条释云：“此者患病也，……四大不和也”⑤。何谓“四大”？按照佛典的解释，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此四大如不调合，则生疾病。这表明，由于西夏佛教的盛行，因此，佛典中的关于疾病的一些观点，已经渗透到西夏医学理论之中。
由于西夏的医药学知识，主要来自宋金，因此，其医药水平不如宋金。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金。仁孝时，权臣任得敬患病，久治不愈。仁孝遣使至金“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焉”⑥。桓宗纯祐时，其母患病，纯祐遣使至金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①。这说明西夏的医疗水平不如宋金。
①《西夏书事》卷3。
①同上。
②《西夏书事》卷11。
③《西夏书事》卷13。
④《西夏书事》卷30。
①《西夏书事》卷18。
②同上。
①王珪：《华阳集》卷18，《赐夏国主历日诏》。
②林旅芝：《西夏史》，第十三章《夏之政制及文化》，第281页。
③《西夏书事》卷34。
④《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西夏书事》卷13。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
③李仲三汉译：《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④同上。
①《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②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第523页。
②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505页。
③《文海研究》第504页。
④同上，第511页。
⑤同上，第475页。
⑥《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同上。
尽管西夏统治者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对一些天象做了迷信的分析和解释，但他们对天文的观测还是给予了足够的重视。据有关文献记载，西夏有分析、解释天文的“太史”“司天”和“占者”，这表明西夏设有司天监的专门机构，及专职人员观测天文。由于长期对天象的观察，从而积累了比较丰富的天文知识。骨勒茂才《番汉合时掌中珠·天相中》比较详细地记载了日、月、星、辰。如对星象的记载，将天空分为东、西、南、北4个方位（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每个方位有7个星宿，总计有角、亢、底、房、心、尾、箕、斗、牛、女、虚、危、室、壁等28宿。此外，对气象的记载也比较详备。如风有和风、清风、金风、朔风、黑风、旋风；雨有膏雨、谷雨、时雨、丝雨；云有烟云、鹤云、拳云、罗云、同云，等等。当然，西夏的天文学知识并非自己的独创，而是一方面继承中原王朝的天文学知识，同时结合自己的观测体验而形成的。
在西夏天象的记载中，其中有些科学资料诸如水灾、旱灾，地震，等等，对后人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如《重修凉州感应塔碑铭》记载公元1092年（夏天祐民安三年）凉州大地震，震坏了该地的感应塔。这一记载为我国地震学工作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受到了有关专家的重视。
西夏建国前，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历法。公元1001年，宋司天监参考以前历法，制成“仪天历”，应德明之请，颁赐西夏。“德明时行中国仪天兴注历垂三十年”①。这是西夏使用宋朝历法的最初记载。公元1023年（宋天圣元年）八月，宋制成“崇天万年历”，打算颁行西夏，但“未及颁而曩霄称帝，自为历日，行于国中”②。元昊设“大恒历院”的机构，掌管历法的编制和颁行。表明西夏统治者对历法的重视。但西夏自己制定了哪些历法？无从查考。从留下的实物看，未见纯西夏文编制的历书，但有西夏文、汉文合璧历书。如黑水城出土，现藏于俄国的五种西夏历书中，就有西夏文、汉文合璧书写。至于出土于黑水城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成于公元1047年（天授礼法延祚十年）的与一般历书不同手写西夏历书残页，采用表格形式。其中表示月分、星宿、节气、干支和数目的字，分别用西夏文或汉文书写。西夏立国后，除了使用番汉合璧历书外，仍然奉行宋朝颁赐的历书。如公元1045年（夏天授礼法延祚八年，宋庆历五年）十月，元昊行宋仁宗颁赐的“崇天万年历”。公元1065年（夏拱化三年，宋治平二年），宋颁赐夏国“历日一卷”①。公元1085年（夏大安十一年，宋元丰八年），宋神宗向秉常颁赐“奉天历”。在西夏奉行宋历问题上，有一种看法需要纠正。香港林旅芝先生云：“（夏）始终奉行宋历，德明时行中国仪天历，元昊称帝后，则奉行仁宗颁赐之崇天万年历”②。
其实，西夏并非自始至终奉行颁赐之宋历，而是于公元1132年“停行中国历”。停止的原因是由于西夏已归附金朝。“故事每于上午孟冬受中国赐历，时高宗以乾顺附金久，不复颁赐，自是不行中国历”③。当然，西夏在被迫停止使用宋朝颁施的历法后，在一些地区仍然采用以干支记时日的中原汉历。如武威小西沟岘山洞中发现的人庆二年（公元1145年）的西夏汉文历书残页，同中原以干支记时日的历书大体一致。这种历法可能为西夏“大恒历院”所编。
二、法律西夏在元昊立国之前，尚无成文法律。遇有民事纠纷，“诉于官，官择舌辩气直之人为和断官，听其屈直。杀人者，纳命价钱百二十千”④。元昊建国后，为了确立西夏的典章制度，对宋朝的各种制度的调查研究，引以为鉴，尤为重视。如宋仁宗放宫人207人“悉任所之”。元昊得此消息后，“阴以重币，购得数人，纳诸左右，于是朝廷刑赏，宫闱阴事，纤悉具知”①。元昊不仅“明法律”，而且十分重视法治。他于“案上置法律”，又以“兵法勒诸部”②，推行一条“尚武重法”的立国方针。这表明至少在元昊时西夏已有成文的法律。
西夏法律发展至崇宗乾顺和仁宗仁孝时，似乎更加成熟和完善。如崇宗乾顺的贞观年间，为了以法治军，编撰了一部有着较高实用价值的军事法典——《贞观玉镜统》；乾祐二十一年骨勒茂才所撰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了诉讼程序，主要是诉状，官府表示愿意授理，然后逮捕犯人，追查证据。对于拒不招供的犯人，严刑拷打，直至犯人伏罪、定罪，才算结束审判的全过程。
仁孝时，随着封建生产关系的发展，针对国内政治、经济、军事发展的新情况，有必要对旧的法典重新进行增修，于是《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大型西夏法典应运而生。该法典是一部根据本国的国情，参照宋朝政书编修的西夏政治制度的法令的汇编。编撰该法典的目的是“为民取则，为世除恶”③。它是在前代和当代法典的基础之上修改增补而成的。“臣等（立法官）参照诸新旧律典，勘订（这些典籍中）种种不明、不妥、不适之处，造福民庶”④。该法典全书计20章，2600多面（缺第十六章），1600条。卷首列编纂者和汉文译者姓名。表明该法典参考过宋代政书体例编修而成的。该法典对西夏人的生活作了全面的规定，对西夏国家机关作了相应的介绍。
《天盛改旧新定律令》颁行了一段时间之后，西夏政府又从实际出发，增补了一些新的内容、编成《新法》一书。
除了上述法典外，至神宗遵顼时，还编撰了《光定猪年新法》。
以上属于国家的根本大法。此外，还有针对性的制定了一些具体法令。如仁孝针对哆讹领导的起义，为了缓和阶级矛盾，曾制定过“赈济法”。针对巩固边防的需要，制定“戍边法”（从出土的《乾定二年黑水守将告近禀帖》可以看出）。以上编纂法令的情况表明，西夏统治者在注意文治（以儒治国）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法律的镇压，注重法治。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崇宗乾顺以来，推行的立国方针，是一条“尚文重法”的路线。
三、史学与地理学西夏统治者对史学比较重视。尤其注重对西夏国史的编撰工作。从仁宗仁孝时开始，参照宋朝编修实录的办法，开始纂修国史。著名的番汉教授斡道冲，本是汉族，其先祖世居灵州，德明时迁居兴州，几代都掌管撰修西夏国史之职。公元1161年（夏天盛十三年），仁宗仁孝设立翰林学士院，以王佥、焦景颜为学士。命王佥为夏国历朝实录的总纂，负责修《李氏实录》。据明人钱谦益《牧斋有学集》记载：“庆阳李司寇家有西夏实录”，其资料都来自西夏官修实录。公元1225年（夏乾定二年）南院宣徽使罗世昌罢官后，撰写《夏国世次》20卷。可惜这些史学著作均已散亡湮没。
在注重修史的同时，西夏统治者还重视对地图的绘制。公元1046年（夏天授礼法延祚九年），元昊派使臣杨守素带上表章和详细地图，向宋朝献出卧贵庞等九城砦，并以此换回越界至宋境内的400余党项人户。杨守素所献地图，其地名系用西夏语标注，其所献之地，在宋人看来，本属宋朝领地，西夏人绘制时仅在地图上改易蕃语名称而已。此外，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文献，还有关于西夏州城的记载。
在对本国地理重视的同时，对邻近王朝的地理也给予了应有的注意。仁孝时宣德郎李师白曾三次出使金朝。出使时对金国的山川形胜，民情风俗，细心观察，并作记录。回国后著《奉使日记》3卷，从而丰富了西夏对金国的地理学知识，但该书散佚未传。
四、医药学西夏立国之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党项人生病无医药，往往求佑于神明。“有疾但占筮，令厮者送鬼，或迁他室，谓之‘闪病’”①。建国之后，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有了提高，广泛使用来自宋朝的中医、中药学。20世纪初，黑城出土的西夏文刊本中有《治疗恶疮要论》等医学著作。1971年，甘肃武威发现的西夏文写本药方残页，是治疗伤寒病的药方。所列药名有中药牛膝、莨菪子等数种。其煎法为“好好煮，频翻动”。其服法为“于空腹时，每次十粒，温水送下”②。这种药方、煎法服法与传统的中医并无二致。据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记载，西夏设有“医人院”，在政府机构中属“中等司”③。据《番汉合时掌中珠·人事下》记载，西夏人因殴斗伤、残或致死引起诉讼时，要请“医人看验”作为分析案情的依据，表明西夏在崇宗乾顺时，可能已经有了法医。西夏《文海》“扎针灸”下注云：“此者病患处铁针穿刺使血出之谓”①。表明西夏除了使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治病外，还采用针刺治病之法。
西夏人所患的常见疾病，据《文海》记载，有痉挛、疝气、疹痘和癞疥。其中尤以癞疥为一种十分普遍而可怕的疾病。何谓癞、疥？西夏《文海》“癞”条释云：“此等癞疮也，人头牲等出癞也，人身上则为疥”②。
在病理学方面，西夏人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认识。第一，由于血脉不通所致。如《文海》“脉阻”条释云：“此者疾也，患血脉不通之谓”③；第二，由于传染所引起。如恶疮就是由传染所致。《文海》“（染）传”条释云：“此者传染也、传病也，染恶疮等之谓”④。第三，认为“四大不和”所致。《文海》“病患”条释云：“此者患病也，……四大不和也”⑤。何谓“四大”？按照佛典的解释，人身由地、水、火、风合成。此四大如不调合，则生疾病。这表明，由于西夏佛教的盛行，因此，佛典中的关于疾病的一些观点，已经渗透到西夏医学理论之中。
由于西夏的医药学知识，主要来自宋金，因此，其医药水平不如宋金。一些疑难病症无法医治，只好求助于宋金。仁孝时，权臣任得敬患病，久治不愈。仁孝遣使至金“乞良医为得敬治疾，诏保全郎王师道佩银牌往焉”⑥。桓宗纯祐时，其母患病，纯祐遣使至金求医，“诏太医判官时德元及王利贞往，仍赐御药”①。这说明西夏的医疗水平不如宋金。
①《西夏书事》卷3。
①同上。
②《西夏书事》卷11。
③《西夏书事》卷13。
④《西夏书事》卷30。
①《西夏书事》卷18。
②同上。
①王珪：《华阳集》卷18，《赐夏国主历日诏》。
②林旅芝：《西夏史》，第十三章《夏之政制及文化》，第281页。
③《西夏书事》卷34。
④《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①《西夏书事》卷13。
②《宋史》卷485，《夏国传》。
③李仲三汉译：《天盛年改旧定新律令》第1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出版。
④同上。
①《辽史》卷115，《西夏外纪》。
②陈炳应：《西夏文物研究》第310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③《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
①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第523页。
②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505页。
③《文海研究》第504页。
④同上，第511页。
⑤同上，第475页。
⑥《金史》卷134，《西夏传》。
①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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