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变也许是一件痛苦和启发兼备的事，当你置身于光明与失明或失明与光明之间时尤其如此。当我得知失明十五年之后而又可能重见光明时，痛苦似乎变成了启发，它促使我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我对这件事做出的反应。开始，我用盲文打字机写，随着视力日渐清晰而改用手写。后来，呆滞已久的眼睛在不情愿的情况下逐渐看清了书上的印刷字迹，我开始阅读盲人写的书。这是一个略带强制性的过程。失而复明不仅令人激动，它还让我必须懂得我所发生的一切，懂得失明和复明的原因。别人的经验也许能说明我的一切。然而，荷马、参孙、海伦·凯勒或约翰·弥尔顿都太遥远了，只有目前在这个复杂而可怜的世界里生活的现代人才有借鉴价值。

　　例如，约翰·胡尔和我都是大学教授，从他身上我看到了一位探索自身遭遇意义的哲人。失明对他来说是一种“全身视觉”，他用整个身体代替了眼睛。然而，这是一种“痛苦的馈赠”，他不是专为黑暗带来光明的以赛亚。他“思考的是失去光明的原因”，宛如《失乐园》中的那些堕落的天使，在黑暗中寻找上帝。

　　在书中，我发现了一位具有神秘意味的法国盲人雅克·吕塞朗，我们能从法国抵抗运动的阵营中、从布痕瓦尔德恐怖的集中营里听到他的声音。失明对他来说不是黑暗，黑暗只有当他感到害怕、愤怒或生病时才会到来。他生活在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我是光明的囚徒，受到惩罚，因而看不到光明。”

　　在书中，我认识了埃莉诺克拉克。她是一位具有高度文学修养和才华的诗人，一位文笔典雅的作家。她能打网球和滑雪，住在康涅狄格州，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写小说，获得过全国图书大奖，并且全力以赴地投身到她丈夫罗勃特·佩恩·沃伦所属的文化领域。她对失明十分憎恨：“谁说你尽管不太喜欢，但还必须接受和体验失明的遭遇呢？”她的结论是：“我们需要通过钩子、拐杖或特洛伊木马来工作。”

　　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确实不乏英雄气概，因为他们有探索新世界的勇气。他们是沉默的另一面发出的呼声。但我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听到的只是克拉克的叫喊和牢骚。

　　有时候，我认为胡尔和吕塞朗这样的人并不代表盲人，他们代表的只是神学和神秘主义。我既不是神学家，也非神秘主义者，我只是一名大学教授，一个写几本描写美国野蛮西部的书的人。我和他们到底有哪些共同之处呢？克拉克是不是我真正的代言人？倘若他们也能体验一下重见光明的奇迹，我怀疑他们的想法是否也会改变。

　　最后，我对两种不同经历进行了深入探讨。卡尔·比亚恩霍夫讲过这样一件事：一名男孩用手指使劲挖自己失明的双眼，当眼睛感到疼痛时，他看到了流星。天文学家并不相信失明的眼睛能看到血红的流星，但男孩说得千真万确，令人无法怀疑。而我只能隐隐约约地想象出维德·梅赫塔在克莱尔蒙特校园里骑自行车的情景。此外，转变还有各种不同方式。安德鲁·波托克努力地争辩说：和他这样一个画家相比，作家兼历史学家们根本不存在失明的问题。对此，在勘萨斯城俯案工作的萨丽瓦格纳也许会微笑地说：这是一句“蠢话”。我听说罗伯特·墨菲和汤姆·苏里文因为一个问题发生了争论：最积极的人是运动员，但他们是否也是最不健全的人？詹姆斯·瑟伯1面带微笑地讲述着自己发生的变化：随着视力的减弱，他笔下的狗画得越来越精炼了。

　　这里，我不是想和他们争辩，而是喜欢他们这样。这种情形好比一个热闹的大家庭，虽然各有各的主意，但实际上却是统一的。与胡尔和克拉克相比，我失明的时间比他们长，但和很多其他人相比则自愧弗如，然而我知道重见光明后的快乐。如果我能把自己的奇遇带给这个大家庭里的其他人，哪怕只是一点点，我就别无所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