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二十岁的时候，谁会相信一个古怪的老头儿说你会失明的话呢？他端坐在那里，头上歪戴着一个圆圆的反光镜，像动画片里的独眼巨人一样。他煞有介事地对我说：你迟早会失明的，现在应该开始做准备，学学盲文、练习一下走路。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真是太有意思了。谈话是在丹佛一个医生冰冷的诊所里进行的。那地方我以前从来没去过，后来再也没回去过，既没去医生的诊所，也没去过那个城市。我想，当时我并未多说什么，只是出于礼貌向他道了一声多谢。以前我看过很多医生，但从来没有人像他说的那样。
公共汽车驶进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脉，驶向我当时住的城市莱德维尔。我孤身一人，凄凉抑郁，科罗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这一切，因为一切都好似《呼啸山庄》里的一幕：没有沮丧的旅程，没有最后而长久地向太阳、白雪和人们的面孔张望，也没有声泪俱下地向命运发出抗争。小提琴在哪里？二十岁的人还不到咒骂和反抗命运的年龄，统计结果忽略他们的存在，预言是为其他人准备的。特尔斐女神回去吧，带上你的医生回到属于你们的幽静的隐居地去吧。
也许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龄无关？是的，我顺从命运的摆布。这种性格使我成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为失明而嚎啕大哭会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己难堪。当我回想起一些办过的傻事时，尽管算不上什么灾难，却使我感到汗颜。至今，我仍然为那个夜晚感到羞愧。当时很多年轻人挤在一辆汽车里，西尔维娅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无意地偎依着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冲动。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彼此的对话。她有口无心地大声问我裤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冲口便说：“一支手电。”可笑的是这竟是事实，我那里确实装了一支小手电筒。然而真实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谈话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讨论有关性和金钱的基本话题。我和西尔维娅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对我说我需要买一双绿袜子，因为我身上灰褐的颜色太多了。
就是这样一个灰褐色的我独自一人乘车返回到莱德维尔。面对失明消息的首次发布，我不过耸耸肩膀而已。我还不至于那么惨，还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问题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个小小的尖峰。多年来，我一直与之抗争的是可恶的小儿风湿性关节炎。和西尔维娅分手后不久，延髓膨胀侵袭到我的膝盖、肘和手腕关节。事实上，我身上的所有关节，包括面部的颌关节都在发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状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样吞服着水扬酸盐药片。17岁那年我是在床上度过的，长期的卧床不起使我的关节锁死，最后不得不请几个身强力大的理疗师在热水池中为我松动关节。尽管如此，我的膝盖和双肘还是变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无法弯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不能做出双膝蜷屈的姿势，而且也不会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大部分已成为过去，谁会为过去的事而伤心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车上，我们从丹佛蜿蜒缓慢地向莱德维尔沉闷的街道进发。车上很拥挤，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德维尔在迅速膨胀，忙于为盟军生产枪枝所需要的铅、黄铜和钼。我踏着泥泞回到了鲍威尔太太那张铺着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个人在那里包饭，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达姆达姆等等。这些以前曾经当过拳击手、码头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现在成了双孔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们从军队退武或听从征兵局的调遣来重要的矿山工作。他们庆幸脱掉了军装但却不满意现状，称自己是“倒霉的奴隶”。这群手上长满老茧的人永远搞不懂我，搞不懂一个步履蹒跚、戴着墨镜和干一些剥甘蓝菜皮工作的大学生。
从蒙特罗斯来的路易布莱恩是唯一能够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欢我。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简易宿舍并送给我一些矿石标本（我在日记里它们称为“莱德维尔矿山里蹦出来的漂亮石子”）。阁楼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床，屋顶的椽子上垂挂着衣服。一名矿工坐在床上用嘴吹着漫长忧伤的小曲儿。不管怎样，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诉路易了。他不擅言谈，屋子里面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内的孤独男人的气息。他们渴望女人和家庭，他们陷入在一个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萨特存在主义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寻找着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楼上，房东是斯特朗太太。莱德维尔太拥挤了，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同时吃住的地方。我在鲍威尔太太那里吃饭，在两条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觉。我的住处小得可怜，放下一张床之后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个小桌，从那里可以看到泥雪夹杂的街道、邮局和哈里森大街对面长老派教堂的方尖顶。朋友们送给我一架电唱机和几张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着暴风雪，我一边写着长长的家书，一边漫不经心地换着唱片，欣赏着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外出时必须戴上墨镜，有时在光线明亮的房间里也是如此。当我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黑色的镜片走在莱德维尔的大街小巷时，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欢我的。我在家信中写道：
莱德维尔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无所不在。它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齐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纳德救护犬。我刚到这个地方时，身穿羊驼呢大衣，头戴墨镜，立刻成了无数猎狗的注意目标。它们见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时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过留下的伤疤。只要哪只狗接二连三地咬人，警察就会赶来将其击毙。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镜渐渐在群狗的世界里闻名，它们知道我既不是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对我嚎叫了。相反，它们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莱德维尔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我征服了。
信的结尾明显是为了取悦母亲。那些狗除了对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没有过任何其他举动。
我来莱德维尔的原因确实有点儿奇特。关节炎使我的双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说是虹膜结状体炎。关节炎和眼部并发症让医生施展出浑身解数：配制水扬酸盐、服用葡萄糖酸钙、黄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蛰嘴、静脉注射伤寒菌（是真的，绝无夸张！）、肝部组织提取（此举出奇地疼痛）、结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鲁氏菌疫苗。后来，我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约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疗法。至此，我真怀疑他们有点儿黔驴技穷了。他建议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个月。他解释说，去高原地带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总数，这些增加的抗体将组成强大的阵营与关节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时值二次大战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举。我的父亲在一家船坞工作，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两个孩子。一位姨姥姥跑来说：“你们打算把这个可怜的瘸腿男孩单独送到哪里去？难道就因为医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话吗？他至多是建议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又有谁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想，钱对父亲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担一部分开支。另外，这个建议看上去至少比注射伤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护性缓冲立场，他们目睹我多年来一直饱受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尽弃。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有能力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应付一切，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办法吗？我们几乎尽了一切努力，而这个建议又不无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点儿乘火车的路费，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钱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我的母亲是位读书人。十九岁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学，梦想成为一名新闻撰稿人。后来，她和我二十一岁的父亲私奔并生下了我。现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寻找美国大陆上最高的城市。搜寻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够改变我的白血球数目。莱德维尔满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购买火车票，其余的工作则留给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个天寒地冻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奥格兰德的列车抵达莱德维尔火车站。火车站奇异荒凉，地域偏僻，周围两三英里内渺无人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城里。食宿地点安排妥当后，我踏着积雪来到哈里森大街，这时一幅“史福威食品杂货店”的招工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卖的农产品。此刻，我志得意满，怀着独立的喜悦回到住处，提笔给家里写信。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住处时发现了父母给我发来的电报。“立刻停止史福威杂货店的工作，”电报上白纸黑字地写道。父母告诉我，医生认为搬运蔬菜一类的工作会给治疗带来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杂货店工作后发生争论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会使眼内娇嫩的血管受伤的，我们必须问问医生。
我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次日给我家里写信时尽量显得很潇洒：
昨晚接到你们的电报，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电报拿给史蒂夫看（他是铺子里的经理），他说既然对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态度很和善。由于几天来我一直在熟悉工作，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资，可他坚持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们来信告诉我具体原因，因为我感觉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来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释，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不快。
没有发现医生让我辞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实认为它不会给我造成危害，但辞去工作会使你们更高兴，何乐而不为呢？也许以后会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镜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为伍。晚上我睡12个小时，白天再睡三个钟头。很明显，这是无聊之极的表现。奇怪的是，我没有想到去犯罪，甚至没出现过任何邪念。我只担心的是过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疗。
每天，我沿着旋转扶手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楼。楼梯的右边有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发黄的视力表和积满灰尘的眼科仪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朗大夫办公室，一名眼科医生的诊所。如今，他的遗孀心惊胆颤地把楼上租给了房客，但却原封不动保留了丈夫的诊所。这间无人使用的房间像一个神秘的不详之兆，预示着将来我要永无休止地在无数眼科诊所之间奔波。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莱德维尔并没有使这些懒惰的白血球发生改变。在很多寒冷异常的时刻，我期待和想象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当冰雪偶尔融化的时候（在莱德维尔的冬天太难得了）我又深信不疑地认为我眼中的寒冰也随之消融。例如，1月3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确实感到右眼视力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尽管物体的轮廓仍很模糊，但已能比较轻松地区别它们了。
然而到了三月，眼睛红肿发炎像进了沙子一样疼痛。种种迹象表明，葡萄膜炎恶化了，我不得不跳上长途汽车沿着号称北美大陆分水岭的落基山脉前往丹佛。医生的诊断让我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我翻看过去的日记时恍然发现，自然界的冰雪和我眼中的寒冰并没有消失，我不但过分乐观，而且还不自觉地产生了放弃视觉和依靠听觉的趋势。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写的日记里我曾这样描写冬天：“风把新雪从积雪上吹开，发出沙沙的声音”、“新雪踏上去柔软而宁静”、“积雪在吱吱作响”。我在慢慢地步入北极苍茫的暮色。我的基本感觉正在发生转变。
在从丹佛返回的汽车上，我的反应冷淡，我身体中的一部分早已知道它会降临。失明虽然在20年之后发生，但我可能早就向它投降了。然而，希冀的藤蔓是共生的，像菟丝密密麻麻的枝条，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才明白我会失明的。
我父亲意识到了吗？我奇怪地想。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迷信的赌徒，赌博是否认现实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经》，曾经通读过全书，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阅读，直到睡着后书从手中落地为止。他看不懂，也没有乐趣，但他坚信《圣经》是保护他的护身符。他手心痒痒时便往上面吐唾沫，然后在裤子上擦掉，因为那是来钱的象征。咖啡冒泡时，如果能在它们破灭前将其喝到嘴里，便会发财，一个泡一块钱。他开车时会绕行好几英里，目的是为了躲避一只黑猫。对他来说，这些绝不是无稽之谈。在内心深处，他一定认为我的失明肯定会被他众多的好运所征服。有时周末他会突然失踪，那是他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华纳。
我的母亲比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谈起受伤的动物都会潸然落泪。她很难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实，恐怕到她去世时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当时我的视力已经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比我小八岁。他们十来岁时我离家去了莱德维尔。迪克生性自由，积极向上，但多少继承了母亲的一些性格。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面对一只行将死去的小虫子而失声痛哭。帕蒂不太喜欢上学而愿意同男孩子玩耍，并且很讨人喜欢。在我看来，帕蒂和迪克相处得非常好。突然，他们唯一的兄长生了病，失去了雄伟的体魄，让父母不断操心，他们必须多费口舌地向朋友阐述哥哥的病情。这主要是关节炎造成畸形的缘故。我时常认为，我的失明对他们来说过于遥远和难于想象。现在我知道，至少对妹妹来说，我的视力好转是她多年来面对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烛时许下的心愿。
我母亲的姐姐凯瑟琳姨妈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姨。她对孩子特别亲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当关节炎使我卧床不起时，她奋力帮我驱赶病魔。她用药水为我擦洗膝盖和双肘。她将葡萄煮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榨出汁液来喂我。蜜蜂蜇嘴疗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锅里烧热为我浸泡关节。眼睛出现并发症后，她坚持为我热敷。她为我竭尽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终认为我的眼疾可以治愈。
无论何时，我对厄运的来临总是默然接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是和平主义者，那他还能战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疗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圣雄”甘地、亨利梭罗或托马斯默顿在什么情况下会坦然接受一切？难道我的日程上还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写一首诗描写鲜血染红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条约、还是筹建民族团体呢？
也许，采取不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诺克拉克？她在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讨厌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说充耳不闻”）之间徘徊。她说，给我“良好、健康的体魄去悲哀和绝望吧。”
我连诉说这种悲哀和绝望的勇气都没有，它使我更像一个毫无英雄气概、一个必须穿绿袜子的普通人。这正是我在莱德维尔的感受，一个虚度年华、无所事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车旅游的人。
关节的疼痛开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数目没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应该立刻离开的莱德维尔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了。尽管视力在不知不觉地下降，但还够用。我慢慢地摆脱掉丹佛咒语的笼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连同鲍威尔太太一起抛到九霄云外。趁还能看得见走得动的时候，我回到学校，学习完历史专业，并被推选进ΦΒΚ联谊会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结成伉俪，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从未让我穿绿袜子，她以我本来的面目接受了我。我们结婚时，右眼裸眼视力为20/100，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视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够让我看清卷曲在雪莉脖颈周围的又长又直的金发，它们掩盖了雪莉的坚强性格。她让我保证不再说那些为她好一类的话。她那双热情的蓝眼睛告诉我，她完全清楚嫁给一个有我这样的膝盖和眼睛的男人的风险，但决不后悔。我想，她从我的眼中也看出了同样的执着。
我们一起冒着各种风险，激烈程度超过了在史福威杂货店里工作的任何行为。第一个大的冒险行动是：先大学毕业，后进发耶鲁。纽黑文冬天的严酷程度和莱德维尔相比毫不逊色。要在历史系毕业对任何健康的视网膜都是一种挑战，而对一个将要学习盲文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疯狂的举动。但雪莉对此坚定不移。她到温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个女招待。（后来她偶然看到了当时面试的表格，表格的上方用铅笔标着“金发女郎+”的评语。）我们在一个波兰犹太寡妇的楼上租了间房。房东喜欢吃胡萝卜炖鸡，经常把大碗的鸡汤端给我们。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也许和她的馈赠使我们免遭饥馁不无关系。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首先我得到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河畔校园新创办的文学院里任教。那时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约12年。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我尽量使自己相信丹佛医生的残酷判决是误诊。虽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营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烦。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等待过无数时间，没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莱德维尔斯特朗大夫的诊室那样昏暗和布满灰尘。可我必须承认，鲜艳的地毯和讲究的装饰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频繁的就医常常唤起我埋藏在心底的忧虑。那些年，为是防止瞳孔缩小，防止里面的沉积物永远将瞳孔封闭，我必须每天两次往眼里滴阿脱品、澳洲毒茄碱、东茛菪碱或新辛内弗林。当可的松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出现之后，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药膏或眼药水。除此之外，那几年还使用过其他药膏药水。看病和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从来没和外人提起过，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这些对我来说和每天刷牙一样平常。
多年来主要给我看病的是埃玛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严格，说话严谨的德国眼科医师，诊所在丰塔兰。每隔几个月我去她那里诊治一次。在漫长的等待和视力检查之后，我熟练地坐到在那个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执行死刑的电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时候对着裂隙灯抬起下额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开令人眩目的强光，它越来越亮，像摄影灯一样直射我的眼球深处。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时，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样，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键盘一样交替地检查眼压。后来出技术有了发展，她让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药水（可能是麻醉剂），然后把一个老式的色谱仪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个微型天平，小指针来回摆动显示着眼压的读数。
然后，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行字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海因先生，我发现变化不大。和以前一样上药，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诉我眼中开始出现白内障，无法断定其生长速度，她将密切注视病情的发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但当时认为可的松能治疗葡萄膜炎，况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导致白内障，因此治疗和往常一样进行。1967年，我结束了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从那时起到1970年，白内障像野草一样在一个潮湿的夏季疯狂地生长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进入了艾伯特瓦伊达所谓的“云雾时代”，他在伦敦失明时和我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了暗处，眼前便会出现漂浮的烟云，原来缓慢移动的黑块儿此时疯狂地在眼前飞舞。
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视力增强工具，圆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镜、微型望远镜、架在书上的阅览器和带照明灯的放大镜。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话说，它们是“从床头或电话机旁向上斜视的大鱼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样塞满了抽屉”。
“后来我一听‘爱滋病’这个词，便会错误地联想起这些助视工具。”这是她的原话，绝非杜撰。
我开始用触摸笔写字，字母越写越大。我的备课讲义用黑体字书写，最后字迹大得每张纸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变得越来越重。
你也许会问，既然是白内障导致失明，为什么不动手术摘除呢？白内障手术不会造成多大威胁，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手术的地步。你肯定会彻底失明，大夫经常对我说，看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我曾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最后，我顺从的天性占了上风，因为从心底里，我是相信医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她请来了三位同事（温特斯、艾肯和奥斯曼斯基医生）共同会诊。有人认为白内障摘除手术可以考虑，死马当活马医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左眼，情况远比右眼严重。他们承认确实存在危险，手术可能会使右眼恶化，并且导致眼球穿孔。除了彻底失明之外，剧烈疼痛在所难免，并且可能导致面部变形。我尤其担心最后一种苦难，担心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双眼时的痛苦。
我们也曾到其他地方就医，去过威尔谢大街雷欧文医生的豪华诊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问我看到了什么颜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红光，视力弱的眼睛则毫无反应。对于好眼，他在病历中写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积伴随中央角膜水肿及未成熟的皮质性白内障，边缘处可见带状角膜病变。”坏眼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内障已完全成熟”。双眼眼压很低，左眼尤其如此。关于白内障摘除手术，他的结论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虑，根本没有治愈机会。至于右眼，他说：“我对手术非常犹豫，根据我的经验，在风湿性关节炎的活动期，白内障手术一般不会奏效。此外，手术极有可能带来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样，造成眼球萎缩。”
他和华盛顿国家医疗研究所的风湿病眼科专家王弗农博士探讨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兰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塞缪尔J.基姆拉医生见过类似的病例，他建议欧文不要冒然动手术。很明显，手术治疗的呼声不高。事实上，保守派的理论似乎更让我信服，我就这样拖延下去，穿着灰褐色的袜子，直到视力完全消失为止。
1970年我49岁。右眼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挥动。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两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能感觉出它和墙壁的区别。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笔直的道路消失了。”从那时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将一直陪伴着我。丹佛的医生会说：“喏喏喏，我说过它迟早要发生的。”
公共汽车驶进冰天雪地的落基山脉，驶向我当时住的城市莱德维尔。我孤身一人，凄凉抑郁，科罗拉多的三月寒冷刺骨。然而奇怪的是，我并不记得这一切，因为一切都好似《呼啸山庄》里的一幕：没有沮丧的旅程，没有最后而长久地向太阳、白雪和人们的面孔张望，也没有声泪俱下地向命运发出抗争。小提琴在哪里？二十岁的人还不到咒骂和反抗命运的年龄，统计结果忽略他们的存在，预言是为其他人准备的。特尔斐女神回去吧，带上你的医生回到属于你们的幽静的隐居地去吧。
也许我生性如此，与我的年龄无关？是的，我顺从命运的摆布。这种性格使我成为一名普通人。首先，因为失明而嚎啕大哭会使我不好意思，我不愿意令自己难堪。当我回想起一些办过的傻事时，尽管算不上什么灾难，却使我感到汗颜。至今，我仍然为那个夜晚感到羞愧。当时很多年轻人挤在一辆汽车里，西尔维娅坐在我的大腿上。她有意无意地偎依着我，我的心里感到一阵冲动。然而，接踵而来的是彼此的对话。她有口无心地大声问我裤兜里放了什么。我未加思索冲口便说：“一支手电。”可笑的是这竟是事实，我那里确实装了一支小手电筒。然而真实给我造成了多大的代价啊！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即使是成年以后每逢想到那次谈话仍使我感到赧然。我害怕讨论有关性和金钱的基本话题。我和西尔维娅分手了，在那以前她对我说我需要买一双绿袜子，因为我身上灰褐的颜色太多了。
就是这样一个灰褐色的我独自一人乘车返回到莱德维尔。面对失明消息的首次发布，我不过耸耸肩膀而已。我还不至于那么惨，还不到自己可怜自己的地步，而且我也不能那么做。眼睛的问题只是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个小小的尖峰。多年来，我一直与之抗争的是可恶的小儿风湿性关节炎。和西尔维娅分手后不久，延髓膨胀侵袭到我的膝盖、肘和手腕关节。事实上，我身上的所有关节，包括面部的颌关节都在发炎，僵硬和疼痛的症状一直持续了很多年。我像吃爆玉米花一样吞服着水扬酸盐药片。17岁那年我是在床上度过的，长期的卧床不起使我的关节锁死，最后不得不请几个身强力大的理疗师在热水池中为我松动关节。尽管如此，我的膝盖和双肘还是变得畸形，腿和胳臂既伸不直也无法弯曲15或20度以上。我再也不能做出双膝蜷屈的姿势，而且也不会因此做出愚蠢的事情了。
然而，这又算得了什么呢？它们大部分已成为过去，谁会为过去的事而伤心呢？如今，在臭气熏天的公共汽车上，我们从丹佛蜿蜒缓慢地向莱德维尔沉闷的街道进发。车上很拥挤，由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莱德维尔在迅速膨胀，忙于为盟军生产枪枝所需要的铅、黄铜和钼。我踏着泥泞回到了鲍威尔太太那张铺着油布的餐桌旁。一共十五个人在那里包饭，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只知道他们的名字，如路易、里弗斯、斯威舍和达姆达姆等等。这些以前曾经当过拳击手、码头工人、伐木工或二流子的人现在成了双孔凿岩机的操作手或工厂的工人。他们从军队退武或听从征兵局的调遣来重要的矿山工作。他们庆幸脱掉了军装但却不满意现状，称自己是“倒霉的奴隶”。这群手上长满老茧的人永远搞不懂我，搞不懂一个步履蹒跚、戴着墨镜和干一些剥甘蓝菜皮工作的大学生。
从蒙特罗斯来的路易布莱恩是唯一能够真正吸引我的人。他似乎很喜欢我。有一次他把我带到他的简易宿舍并送给我一些矿石标本（我在日记里它们称为“莱德维尔矿山里蹦出来的漂亮石子”）。阁楼里横七竖八地摆满了床，屋顶的椽子上垂挂着衣服。一名矿工坐在床上用嘴吹着漫长忧伤的小曲儿。不管怎样，我可以把眼睛的事情告诉路易了。他不擅言谈，屋子里面充满着一种强烈的气息，一种包括我在内的孤独男人的气息。他们渴望女人和家庭，他们陷入在一个不愿停留的地方，像萨特存在主义小说里的人物那样寻找着根本不存在的出口。
我住的地方在哈里森大街一所俗气的维多利亚式房屋的楼上，房东是斯特朗太太。莱德维尔太拥挤了，甚至无法找到一个可以同时吃住的地方。我在鲍威尔太太那里吃饭，在两条街以外斯特朗太太的地方睡觉。我的住处小得可怜，放下一张床之后便几乎没有下脚的地方了，但我在窗前有个小桌，从那里可以看到泥雪夹杂的街道、邮局和哈里森大街对面长老派教堂的方尖顶。朋友们送给我一架电唱机和几张唱片。星期天下午，窗外下着暴风雪，我一边写着长长的家书，一边漫不经心地换着唱片，欣赏着巴赫的《布兰登堡协奏曲》和德彪西的《云》。
由于我的眼睛的瞳孔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外出时必须戴上墨镜，有时在光线明亮的房间里也是如此。当我穿着厚厚的大衣、戴着黑色的镜片走在莱德维尔的大街小巷时，我知道狗是不太喜欢我的。我在家信中写道：
莱德维尔的狗比任何地方都多，无所不在。它们有时单独行动，有时五、六成群。最小的品种有墨西哥的齐瓦瓦狗，最大的有瑞士伯纳德救护犬。我刚到这个地方时，身穿羊驼呢大衣，头戴墨镜，立刻成了无数猎狗的注意目标。它们见了我都狂吠不止，在街上走路时有些狗竟然跑到我的跟前咆哮。城里老居民的身上都有被狗咬过留下的伤疤。只要哪只狗接二连三地咬人，警察就会赶来将其击毙。然而，我的大衣和眼镜渐渐在群狗的世界里闻名，它们知道我既不是来自火星的入侵者也不是1890年代的匪徒，于是接受了我，不再对我嚎叫了。相反，它们伴我走路，在我身旁蹦跳玩耍。莱德维尔的一部分就这样被我征服了。
信的结尾明显是为了取悦母亲。那些狗除了对我狂吠嚎叫之外再没有过任何其他举动。
我来莱德维尔的原因确实有点儿奇特。关节炎使我的双眼患上了葡萄膜炎，更准确地说是虹膜结状体炎。关节炎和眼部并发症让医生施展出浑身解数：配制水扬酸盐、服用葡萄糖酸钙、黄金注射法、肌肉注射异体蛋白（水解蛋白）、用蜜蜂蛰嘴、静脉注射伤寒菌（是真的，绝无夸张！）、肝部组织提取（此举出奇地疼痛）、结核皮下注射、肌肉注射青霉素和布鲁氏菌疫苗。后来，我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约翰洛丹提出了高原疗法。至此，我真怀疑他们有点儿黔驴技穷了。他建议我至少要在高原住六个月。他解释说，去高原地带能增加我身体里的白血球总数，这些增加的抗体将组成强大的阵营与关节炎和葡萄膜炎搏斗。
时值二次大战初期，搬家不是一件容易之举。我的父亲在一家船坞工作，母亲忙着照顾其他两个孩子。一位姨姥姥跑来说：“你们打算把这个可怜的瘸腿男孩单独送到哪里去？难道就因为医生那句可能使白血球增多的话吗？他至多是建议而已，他清楚是怎么回事吗？”
可又有谁清楚是怎么一回事呢？然而，我的家正是如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我想，钱对父亲来说可能是个问题，但我能找到工作分担一部分开支。另外，这个建议看上去至少比注射伤寒菌有趣儿得多。除了弟弟和妹妹之外，全家人一致采取了保护性缓冲立场，他们目睹我多年来一直饱受风湿性关节炎的折磨，不愿看到我前功尽弃。他们不得不承认，现在我有能力独立生活，能够自己应付一切，可除此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好办法吗？我们几乎尽了一切努力，而这个建议又不无道理。充其量只需要一点儿乘火车的路费，此外再提供我一些钱直到我找到工作为止。
我的母亲是位读书人。十九岁那年她在伯克利求学，梦想成为一名新闻撰稿人。后来，她和我二十一岁的父亲私奔并生下了我。现在，她不情愿地取出了她的地名字典放在厨房的桌子上，然后在里面寻找美国大陆上最高的城市。搜寻的结果是科罗拉多州的莱德维尔市，海拔10，200英尺，其高度足够改变我的白血球数目。莱德维尔满足了我所需要的高度，父母同意购买火车票，其余的工作则留给白血球去完成了。
一月份一个天寒地冻的一天，我乘丹佛至里奥格兰德的列车抵达莱德维尔火车站。火车站奇异荒凉，地域偏僻，周围两三英里内渺无人烟。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把我带到城里。食宿地点安排妥当后，我踏着积雪来到哈里森大街，这时一幅“史福威食品杂货店”的招工启事映入我的眼帘。我得到了这份儿差事，工作是照看所卖的农产品。此刻，我志得意满，怀着独立的喜悦回到住处，提笔给家里写信。
两个星期后，我回到住处时发现了父母给我发来的电报。“立刻停止史福威杂货店的工作，”电报上白纸黑字地写道。父母告诉我，医生认为搬运蔬菜一类的工作会给治疗带来不良后果。我能想象得出家里得知我在食品杂货店工作后发生争论的情景：他在搬那些沉重的水果筐啊，会使眼内娇嫩的血管受伤的，我们必须问问医生。
我很难掩盖自己的失望。次日给我家里写信时尽量显得很潇洒：
昨晚接到你们的电报，我仍然不太明白。今天早上我把电报拿给史蒂夫看（他是铺子里的经理），他说既然对你有害，千万不要干了，态度很和善。由于几天来我一直在熟悉工作，原不指望他付我工资，可他坚持这么做。我急切希望你们来信告诉我具体原因，因为我感觉一切都很好。
几天后收到了来信，信中并未作更多的解释，但我在回信中并未表露出我的不快。
没有发现医生让我辞去工作的指示，我很失望。我确实认为它不会给我造成危害，但辞去工作会使你们更高兴，何乐而不为呢？也许以后会找到更适合我的工作。
因此我又戴上墨镜回到了冷寂的街道，与群狗为伍。晚上我睡12个小时，白天再睡三个钟头。很明显，这是无聊之极的表现。奇怪的是，我没有想到去犯罪，甚至没出现过任何邪念。我只担心的是过度睡眠是否有助于治疗。
每天，我沿着旋转扶手踩着吱吱作响的楼梯上下楼。楼梯的右边有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摆放着发黄的视力表和积满灰尘的眼科仪器。它是已故的J.C.斯特朗大夫办公室，一名眼科医生的诊所。如今，他的遗孀心惊胆颤地把楼上租给了房客，但却原封不动保留了丈夫的诊所。这间无人使用的房间像一个神秘的不详之兆，预示着将来我要永无休止地在无数眼科诊所之间奔波。
你们可能已经猜到，莱德维尔并没有使这些懒惰的白血球发生改变。在很多寒冷异常的时刻，我期待和想象它们在完成自己的工作，当冰雪偶尔融化的时候（在莱德维尔的冬天太难得了）我又深信不疑地认为我眼中的寒冰也随之消融。例如，1月30日，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确实感到右眼视力已经有了显著改善。尽管物体的轮廓仍很模糊，但已能比较轻松地区别它们了。
然而到了三月，眼睛红肿发炎像进了沙子一样疼痛。种种迹象表明，葡萄膜炎恶化了，我不得不跳上长途汽车沿着号称北美大陆分水岭的落基山脉前往丹佛。医生的诊断让我知道了这个不幸的消息。当我翻看过去的日记时恍然发现，自然界的冰雪和我眼中的寒冰并没有消失，我不但过分乐观，而且还不自觉地产生了放弃视觉和依靠听觉的趋势。例如，在加利福尼亚写的日记里我曾这样描写冬天：“风把新雪从积雪上吹开，发出沙沙的声音”、“新雪踏上去柔软而宁静”、“积雪在吱吱作响”。我在慢慢地步入北极苍茫的暮色。我的基本感觉正在发生转变。
在从丹佛返回的汽车上，我的反应冷淡，我身体中的一部分早已知道它会降临。失明虽然在20年之后发生，但我可能早就向它投降了。然而，希冀的藤蔓是共生的，像菟丝密密麻麻的枝条，可什么时候才能实现呢？我不知道我的家人什么时候才明白我会失明的。
我父亲意识到了吗？我奇怪地想。他是一个极其乐观的人，骨子里是一个迷信的赌徒，赌博是否认现实的一种手段。他把一切寄托于《圣经》，曾经通读过全书，每天晚上他都一字一句地刻苦阅读，直到睡着后书从手中落地为止。他看不懂，也没有乐趣，但他坚信《圣经》是保护他的护身符。他手心痒痒时便往上面吐唾沫，然后在裤子上擦掉，因为那是来钱的象征。咖啡冒泡时，如果能在它们破灭前将其喝到嘴里，便会发财，一个泡一块钱。他开车时会绕行好几英里，目的是为了躲避一只黑猫。对他来说，这些绝不是无稽之谈。在内心深处，他一定认为我的失明肯定会被他众多的好运所征服。有时周末他会突然失踪，那是他去了墨西哥北部的提华纳。
我的母亲比较理智，但多愁善感，哪怕谈起受伤的动物都会潸然落泪。她很难接受我要失明的事实，恐怕到她去世时都是如此。1963年，她死于癌症，当时我的视力已经下降到极其可怕的程度。
我的弟弟妹妹是一对双胞胎，比我小八岁。他们十来岁时我离家去了莱德维尔。迪克生性自由，积极向上，但多少继承了母亲的一些性格。记得还是孩子的时候，他面对一只行将死去的小虫子而失声痛哭。帕蒂不太喜欢上学而愿意同男孩子玩耍，并且很讨人喜欢。在我看来，帕蒂和迪克相处得非常好。突然，他们唯一的兄长生了病，失去了雄伟的体魄，让父母不断操心，他们必须多费口舌地向朋友阐述哥哥的病情。这主要是关节炎造成畸形的缘故。我时常认为，我的失明对他们来说过于遥远和难于想象。现在我知道，至少对妹妹来说，我的视力好转是她多年来面对所有星星和生日蜡烛时许下的心愿。
我母亲的姐姐凯瑟琳姨妈和我们住在一起，我们都叫她阿姨。她对孩子特别亲近，尤其在照看弟弟妹妹方面。当关节炎使我卧床不起时，她奋力帮我驱赶病魔。她用药水为我擦洗膝盖和双肘。她将葡萄煮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榨出汁液来喂我。蜜蜂蜇嘴疗法由她安排；她把油放在大锅里烧热为我浸泡关节。眼睛出现并发症后，她坚持为我热敷。她为我竭尽全力，我深信她自始至终认为我的眼疾可以治愈。
无论何时，我对厄运的来临总是默然接受的。因为，一个人如果认定自己是和平主义者，那他还能战斗多久？一系列的痛苦治疗已经证明毫无效果。“圣雄”甘地、亨利梭罗或托马斯默顿在什么情况下会坦然接受一切？难道我的日程上还有什么其他安排，是写一首诗描写鲜血染红了月亮、是起草和平条约、还是筹建民族团体呢？
也许，采取不抵抗的态度是错误的。我为什么要崇拜脾气暴躁的盲人作家埃莉诺克拉克？她在愤怒（“去吧，去毒蛇那里吧，我讨厌你”）和痛苦（“我暗暗地叫喊不，不！并且堵上耳朵，或者说充耳不闻”）之间徘徊。她说，给我“良好、健康的体魄去悲哀和绝望吧。”
我连诉说这种悲哀和绝望的勇气都没有，它使我更像一个毫无英雄气概、一个必须穿绿袜子的普通人。这正是我在莱德维尔的感受，一个虚度年华、无所事事，和穿制服的男人一起乘火车旅游的人。
关节的疼痛开始折磨我，白血球的数目没有任何增加。似乎到了应该立刻离开的莱德维尔干一些其他事情的时候了。尽管视力在不知不觉地下降，但还够用。我慢慢地摆脱掉丹佛咒语的笼罩，把路易和他的同事连同鲍威尔太太一起抛到九霄云外。趁还能看得见走得动的时候，我回到学校，学习完历史专业，并被推选进ΦΒΚ联谊会1。
然而，最重要的是我和雪莉结成伉俪，她是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子，从未让我穿绿袜子，她以我本来的面目接受了我。我们结婚时，右眼裸眼视力为20/100，左眼更弱，只有20/200。我的校正视力是20/50和20/100，但已足够让我看清卷曲在雪莉脖颈周围的又长又直的金发，它们掩盖了雪莉的坚强性格。她让我保证不再说那些为她好一类的话。她那双热情的蓝眼睛告诉我，她完全清楚嫁给一个有我这样的膝盖和眼睛的男人的风险，但决不后悔。我想，她从我的眼中也看出了同样的执着。
我们一起冒着各种风险，激烈程度超过了在史福威杂货店里工作的任何行为。第一个大的冒险行动是：先大学毕业，后进发耶鲁。纽黑文冬天的严酷程度和莱德维尔相比毫不逊色。要在历史系毕业对任何健康的视网膜都是一种挑战，而对一个将要学习盲文的人来说无异于一种疯狂的举动。但雪莉对此坚定不移。她到温切斯特武器制造工厂做了第一个女招待。（后来她偶然看到了当时面试的表格，表格的上方用铅笔标着“金发女郎+”的评语。）我们在一个波兰犹太寡妇的楼上租了间房。房东喜欢吃胡萝卜炖鸡，经常把大碗的鸡汤端给我们。我们能够坚持到最后，也许和她的馈赠使我们免遭饥馁不无关系。
取得博士学位后，我们回到了加利福尼亚。首先我得到了圣马力诺亨廷顿图书馆馆员的资格，后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在河畔校园新创办的文学院里任教。那时是1954年，距离我被宣判失明后大约12年。那段时间，一切都很顺利。我尽量使自己相信丹佛医生的残酷判决是误诊。虽然葡萄膜炎一直在我的眼睛里面安营扎寨，但我尚能忍受它所造成的麻烦。我在医生的候诊室里等待过无数时间，没有任何任何一家像莱德维尔斯特朗大夫的诊室那样昏暗和布满灰尘。可我必须承认，鲜艳的地毯和讲究的装饰没有使我感到轻松，频繁的就医常常唤起我埋藏在心底的忧虑。那些年，为是防止瞳孔缩小，防止里面的沉积物永远将瞳孔封闭，我必须每天两次往眼里滴阿脱品、澳洲毒茄碱、东茛菪碱或新辛内弗林。当可的松作为一种神奇的药物出现之后，为了消炎，我每天都往眼睛里面上可的松眼药膏或眼药水。除此之外，那几年还使用过其他药膏药水。看病和药物治疗已经成为家常便饭，我从来没和外人提起过，即使是很了解我的熟人也是如此。这些对我来说和每天刷牙一样平常。
多年来主要给我看病的是埃玛穆勒大夫。她是一位要求严格，说话严谨的德国眼科医师，诊所在丰塔兰。每隔几个月我去她那里诊治一次。在漫长的等待和视力检查之后，我熟练地坐到在那个既像老式牙科座椅，又像执行死刑的电椅的座位上，我知道什么时候对着裂隙灯抬起下额和抬高到什么程度。穆勒大夫打开令人眩目的强光，它越来越亮，像摄影灯一样直射我的眼球深处。我第一次去她那里看病时，她和我以前遇到的其他大夫一样，用手指在我的眼球上像按键盘一样交替地检查眼压。后来出技术有了发展，她让我躺在床上，先往眼睛里滴一滴药水（可能是麻醉剂），然后把一个老式的色谱仪放在眼球上。它看上去像一个微型天平，小指针来回摆动显示着眼压的读数。
然后，她在我的病历上写上几行字并且转过身来对我说：“海因先生，我发现变化不大。和以前一样上药，三个月之后再来找我。”
50年代后期，她告诉我眼中开始出现白内障，无法断定其生长速度，她将密切注视病情的发展。可的松很可能是造成白内障的原因，但当时认为可的松能治疗葡萄膜炎，况且葡萄膜炎本身也能导致白内障，因此治疗和往常一样进行。1967年，我结束了历史系主任的五年任期。从那时起到1970年，白内障像野草一样在一个潮湿的夏季疯狂地生长起来。
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不清，我进入了艾伯特瓦伊达所谓的“云雾时代”，他在伦敦失明时和我一样经历了类似的过程。在那段时间里，每当我从光线明亮的地方到了暗处，眼前便会出现漂浮的烟云，原来缓慢移动的黑块儿此时疯狂地在眼前飞舞。
我使用过各种各样的视力增强工具，圆形或方形的手持眼镜、微型望远镜、架在书上的阅览器和带照明灯的放大镜。用盲人作家克拉克的话说，它们是“从床头或电话机旁向上斜视的大鱼眼睛”，“像儿童玩具一样塞满了抽屉”。
“后来我一听‘爱滋病’这个词，便会错误地联想起这些助视工具。”这是她的原话，绝非杜撰。
我开始用触摸笔写字，字母越写越大。我的备课讲义用黑体字书写，最后字迹大得每张纸只有六行。眼中的云翳变得越来越重。
你也许会问，既然是白内障导致失明，为什么不动手术摘除呢？白内障手术不会造成多大威胁，然而作怪的是葡萄膜炎。我的眼睛已经脆弱到经不起任何手术的地步。你肯定会彻底失明，大夫经常对我说，看来这是可能发生的事情了。我曾经无数次问过这个问题。最后，我顺从的天性占了上风，因为从心底里，我是相信医生的。
穆勒大夫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她请来了三位同事（温特斯、艾肯和奥斯曼斯基医生）共同会诊。有人认为白内障摘除手术可以考虑，死马当活马医也未尝不可，尤其是左眼，情况远比右眼严重。他们承认确实存在危险，手术可能会使右眼恶化，并且导致眼球穿孔。除了彻底失明之外，剧烈疼痛在所难免，并且可能导致面部变形。我尤其担心最后一种苦难，担心别人看到你丑陋的双眼时的痛苦。
我们也曾到其他地方就医，去过威尔谢大街雷欧文医生的豪华诊所。他用力按我的眼球，问我看到了什么颜色。在好眼睛中我能看到红光，视力弱的眼睛则毫无反应。对于好眼，他在病历中写道：“豚脂化角蛋白沉积伴随中央角膜水肿及未成熟的皮质性白内障，边缘处可见带状角膜病变。”坏眼的情形一样，只不过“前部角膜失去透光性，白内障已完全成熟”。双眼眼压很低，左眼尤其如此。关于白内障摘除手术，他的结论是：左眼不用再做任何考虑，根本没有治愈机会。至于右眼，他说：“我对手术非常犹豫，根据我的经验，在风湿性关节炎的活动期，白内障手术一般不会奏效。此外，手术极有可能带来炎症，使右眼和左眼一样，造成眼球萎缩。”
他和华盛顿国家医疗研究所的风湿病眼科专家王弗农博士探讨我的病情，但王未做出明确回答。在圣弗兰西斯科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工作的研究人员塞缪尔J.基姆拉医生见过类似的病例，他建议欧文不要冒然动手术。很明显，手术治疗的呼声不高。事实上，保守派的理论似乎更让我信服，我就这样拖延下去，穿着灰褐色的袜子，直到视力完全消失为止。
1970年我49岁。右眼最好的校正视力下降到20/800，左眼只能看到手在三英尺的地方挥动。在不到一两年的时间里，两只眼睛只剩下一些模糊的光感。如果阳光从窗户照射进来，我能感觉出它和墙壁的区别。正如但丁所说的那样：“在生命的旅途中，我走进了一座黑暗的森林，笔直的道路消失了。”从那时起，盲人的路杆和盲文将一直陪伴着我。丹佛的医生会说：“喏喏喏，我说过它迟早要发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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