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竞争的想法在自由世界中的很多地方似乎都消失了，这是令人担忧的。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一些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相信国有制的公司生产的产品已经可以满足他们的需要。欧洲的体系仍然普遍强调减少竞争、增加利润。他们热衷于少数公司的袭断，以便加以控制。但是这种做法不利于消费者和雇员。
在美国，他们鼓励人们去冒险，他们可以提供冒险资金，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没有的事。在日本至今都无法自由地得到冒险资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大公司都是水平结构，有办法为自己的新项目筹资。这对小企业主不利，如同我们在四十年代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时那样的做法，他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空缺，再在那方面想出新的办法。有些人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像我们这样的高技术产业中，因为需要相当大的投资，所以现在这样做更加困难了。虽然冒险资金比以前容易搞到手，银行还是不愿意把钱贷给无名小辈。
我们当初用那么少的钱就开起了公司，真是太幸运了，而且我们还有幸聘请了众多的知名顾问，他们带来的潜在投资者提高了我们的商业信用程度。我们真正的资本是我们的知识、创造力和热情，我相信，这些品质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令人感到高兴和震惊的是中国在农业和一些服务性行业中开始理解自由的市场体制，并允许进行一些自由的市场竞争。苏联也不时地受到诱惑，想往他们的体制中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刺激，但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对这件事却非常认真。
1979年，我乘坐我们的猎鹰喷气机飞往北京去访问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帮助安排了与邓的见面。我的访问原定为“礼节性”的拜访，与邓的见面不打算公开。当时中国已经成为我们产品的长期客户，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离北京饭店不远的地方树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多年来一直为我们的产品做广告。除了会见政府官员，我还想去看看中国现代化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电子工业。我到上海去，在那里有机会参观了一些工厂，与很多人交谈，后来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样。接待我的人听说了最高领导想见我的消息之后都吃了一惊。
我与邓小平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里我们坐在厚厚的沙发上，大厅的天花板很高，墙上挂着中国壁画。他对我的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的迅速发展提了很多问题，他想听听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人开始找日本人在技术上帮忙。我对他坦诚地指出，新的现代化项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现象。我告诉他说：“您正在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和金钱，我想您负担不起这样的浪费。”在一个小时内，用了两名翻译，我们讨论了局势，他主要让我发表意见。他不太动声色，但是就在我们讨论时他命令电子工业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以后与我再进行细谈。
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现代化运动充满了热情。他们的官僚和专家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去考察，购买成套设备和技术，这些设备只有技术工人才会使用，而中国非常缺乏技术工人。他们签订合同，建造工厂，但是他们甚至不能为这些工厂提供足够的电力。更加糟糕的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坚持要看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应该考虑建设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日本访问的中国人总是想看日本最自动化的工厂，最新的计算机系统。他们想买的东西很多，但是有些却受到了明智的拒绝，因为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他们无法对付那些东西。不久以后，向中国出售机器和成套设备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责有“过量销售”行为。这不是他们的过失，中国人坚持说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有时相互竞争的部或者部门在重复引进相同的设备时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对邓很坦率。我告诉他，我在上海参观了一家工厂，发现那里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动锡焊机，没有投入运行，因为它焊出的零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使用。人们坐在组装线旁抽烟和闲聊，没事可干，因为合适的零件不能按时交到他们那里。在现代化的运动中，工程师和经理们沉溺于个人的兴趣，所以他们想买机器或者成套设备，但并不去协调整个行业的活动来达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我吃惊地看到一台崭新的自动化机器正在为焊于电路板上的电线端头剥除绝缘材。电线端头剥皮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经济。那台机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个班剥出的电线可以供全厂用一个月，这样的机器不能帮助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国没有工程管理，在现代化的运动中他们从日本购买现成的设备生产彩色显像管、集成电路和其它零件，但是却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来对所有的工厂和设备进行协调。在设计产品时他们没有充分地考虑当地的条件以及人们现在和将来的需要，而这些都是设计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据。
在这以后政府颁发了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合资办厂的新法律。在合资法中他们声称准备承认私有制，允许向国外汇出“合理”数量的利润，允许一部分外国人所有制的自由，允许外国人担任最高管理职务。但是基本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自由国家中做生意的那一套总是感到不自在，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在工资方面，他们单方面决定合资公司中工作的人应该比国营工厂中工作的中国人得到更多。有人告诉我，其理由是合资工厂要求工人比在国营企业中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后者正是以低效率而著称。我告诉他们，这种工资上的差别是错误的，合资公司的工资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与国营公司一样，只有在效率和生产力有了确切的改善之后才能增加工资。
他们希望把新工厂生产的用于国内市场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赚取外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不用多说，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然而他们对这个想法却似乎相当认真。我指出，如果他们想为中国大众制造消费品，那么这些消费品就必须简单、实用和便宜。他们必须对产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条件，例如供电情况。另外，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他们的产品还必须非常结实，既能够耐受某些地区的炎热和高湿，又能够耐受其它地区的干燥和寒冷。我还说到他们的产品必须易于修理，因为一旦产品销售分布广阔，他们就必须要在地球的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气力去建立服务网点。这意味着产品必须设计得经久耐用，在离开工厂前还要完美地通过可靠性试验。如果他们真地想为人民服务，那么质量管理就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可靠性和经久耐用一直是个问题，产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谈。
我最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这样结实、简单的产品在自由世界的发达市场上是绝对没有竞争力的，那里的消费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味。我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想在电子工业中赚取外汇，只有一条路可走。刚开始的时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础上为外国公司组装整机，在产品中加入你们廉价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工厂中不可能既生产国内市场的产品又生产出口的产品。”
我佩服中国人的勇气和决心。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学会了不少现代工业的知识，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和欧洲的产品现在在中国有限区域的市场上展开竞争。不管是什么产品，本地货与进口货在质量和设计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尽管中国货已经有所改进，而且我相信还会变得更好。现在已经投产的合资企业正在生产外国人设计的产品，看来有所进展。很多日本和欧洲的公司为他们在中国纺织品贸易方面做的工作感到高兴，例如森花江、圣劳伦斯和皮尔。卡丹等公司。1985年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额已经达到四十亿美元。
但是激励日本人生产新型的更佳产品以及激励大部分美国工商业界的竞争因素在当地的市场上还是没有出现。没有这种激励，就很难发展起来。到了八十年代，服务行业中有了一些自由，例如可以合法地开办自行车修理店或者茶馆，这才给了人们一点通过竞争取得进步的意识。众多的国营企业的控制大权从共产党铁腕领导人的手中交还给了职业管理人员，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多少有些知识。也许竞争性正在得以恢复。在一些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形成了竞争的局面。重庆的一家军工厂正在组装雅马哈的摩托车和摩托艇，另一家竞争对手却在生产本田的产品，他们在国内长期的竞争竟被带到了另一个国家。
1979年，由于引入了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农村的发展政策还形成了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平稳过渡。但是大型国营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却非常艰难，这个方面至今仍然落在后面。
中国之行并不是我第一次在共产党国家看到工业企业。五年前我妻子和我应邀去过苏联。在我们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有人劝良子和我要带上瓶装饮水、毛巾和卫生纸，因为他们听说苏联的条件很艰苦。但是这个提醒一点没有必要。我们从到达的时候起就一直受到优厚的待遇。在机场上，一辆黑色的蔡卡牌大轿车一直开到飞机旁来迎接我们。甚至免除了移民局和海关的一切手续。他们为良子配了一名女翻译，为我配了一名男翻译，另外还配了向导和招待人员。他们做得非常友善，似乎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们。
良子说了一次：“我想吃点面饼。”两个翻译相互看了看，感到有点困惑。她的翻译耐心地说：“面饼是体力劳动者的食品，您不应该吃这种东西。”但是良子坚持要吃，两个翻译商量了半天，又打了许多电话，最后才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工人，正在站着吃面饼。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享用那种包有肉菜馅的、可口的小面饼。
接待我们的人叫叶尔曼．吉希尼，当时他是科学技术部委员会的副主席，现在他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是一个友好的、精明的人，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曾经在旧金山见过面。那次正好是在由董事会和斯坦福研究院主持的会议之后，我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他。我惊讶地看到这个俄国人在一架钢琴上弹奏爵士乐，他弹得妙极了，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氛围中开展社交，他显得轻松自如。
然而在苏联，他只不过显得比较开朗。他坚持让我们尝试他的家乡菜，一种丰盛的农夫吃的食物。他带我们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郊参观那里的工厂，我看到他们在制造收音机和电视显像管，装配电视机。我把那里的东西全都看遍了，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当时的苏联在家电技术方面比日本和西方落后八到十年。他们的工具既粗糙又笨拙，生产技术的效率很低。在我眼里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质量和可靠性差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对工作毫无热情，而管理者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工程师和工人的积极性。甚至苏联人也对产品中愚蠢的设计和糟糕的质量加以讽刺，但是我相信从那次访问之后质量已经有所改进。
在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有一位从通讯部来的官员和一群官僚。吉希尼微笑着对我说：“现在，盛田先生，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工厂，了解了我们的能力。在我们国家没有通货膨胀，也不用增加工资。我们有一支非常稳定的劳动大军。我们愿意在分包的形式下与你们共享这一切。”
他似乎对他在我面前展示的一切感到很得意，也许有些人看到苏联人奋斗多年后取得这些进步还是了不起的。但是我对参观中所见到的却并不以为然。
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他们都在等着我说点什么。我问吉希尼，我能不能讲心里的真话。他说我应该全都讲出来，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我要对你们讲真话。在日本，我们调动最优秀的人才、花费多年的时间寻求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办法，那怕是在螺丝刀这样简单的事情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我们曾经绞尽脑汁去找出每一种应用条件下电烙铁温度的精确值。你们在这些方面却未做任何努力，好像没有必要一样，因为没有人在乎这些事。”
“说实在的，吉希尼先生，您这样客气地款待我们，又带我们到处参观，我不好意思对任何一件事提出批评，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我无法忍心看到在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索尼的产品。我不能向您提供我们的产品技术。”
他对我的讲话表现得很坦然，然后对身边的一位助手示意，那位助手于是骄傲地递给他一个小型的、粗糙的、盒式的苏联造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他说：“盛田先生，我们正准备把这种电视机销售到欧洲去。请谈谈您对此的看法。”我又一次不得不问他：“我可以说心里话吗？”他点点头。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开始说：“吉希尼先生，苏联有伟大的艺术天才，例如你们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你们继承了丰富的艺术遗产，你们的演员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你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你们国家同时拥有技术和艺术。”
“但是为什么我却没有看到两者在这台电视机里的体现呢？苏联既有技术又有艺术，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令人称奇的产品呢？坦诚地说，根据我们对市场和消费者品味的了解，我们不认为这样丑陋的电视机有任何商业价值。”
出现了短暂的震惊后的沉默，然后吉希尼转过身去对那位通讯部的官员说：“你对盛田先生的评价做何感想？”
那位官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理解您说的话，盛田先生。但艺术并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种回答简直匪夷所思。我开始产生了不好的感觉，我说：“哦，我知道了。我只不过说了我想说的。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电视机，我将把它带回东京，我会让我的工程师给您提出改进的意见。”后来我真地这样做了，我们的工程师寄回去一个很长的报告，提出了对电路的重新设计和其它一些改进措施。但决不是索尼的技术。
虽然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进行竞争的想法在苏联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中国的经验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刺激。现在苏联与美国有另外一种竞争，虽然这种军事竞争的副作用促进了国防技术，但对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苏联，技术似乎都集中在空间计划和国防计划这些方面，肯定不会在家用产品上。对大众而言，设计，甚至技术质量，都落后了。
在广播设备方面我们与苏联有很多的生意。索尼公司是世界上这种设备的最大生产厂家。当然，我们只有在“对共产主义地区出口统筹委员会”批准的条件下才能售出。同样，我们与中国在广播设备上也有大笔的生意。这两个国家都想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得到我们的技术，特别是单枪三束电视机显像管技术。但是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我们没有生产任何产品，也没有允许以我们的名义生产任何产品。很久以前菲亚特汽车公司向苏联出售了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套设备和汽车制造技术，结果在欧洲出现了很多的汽车，它们看上去像菲亚特的产品，但是实际上都是苏联的劣质货。菲亚特的声誉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不愿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头上。（事隔多年，时至今日，中国自己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已经在国内市场上占有最大份额，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国的彩色电视机不仅价格上有优势，而且在某些质量和技术指标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索尼的产品在中国却因为质量问题屡见不鲜，服务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声名大降，甚至曾遭到海南一家大商场的拒绝进货。可见盛田昭夫当时对中国市场缺乏远见，从而导致索尼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今日之败局。——译者评）
几年以后，在萨尔斯堡的一次音乐节上我与吉希尼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再来看看我们。”但是至今我仍然没有机会。
在美国，他们鼓励人们去冒险，他们可以提供冒险资金，这是世界上其它地方没有的事。在日本至今都无法自由地得到冒险资金，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大公司都是水平结构，有办法为自己的新项目筹资。这对小企业主不利，如同我们在四十年代东京通信工程公司时那样的做法，他们必须在市场上找到合适的空缺，再在那方面想出新的办法。有些人现在正是这样做的，但是在像我们这样的高技术产业中，因为需要相当大的投资，所以现在这样做更加困难了。虽然冒险资金比以前容易搞到手，银行还是不愿意把钱贷给无名小辈。
我们当初用那么少的钱就开起了公司，真是太幸运了，而且我们还有幸聘请了众多的知名顾问，他们带来的潜在投资者提高了我们的商业信用程度。我们真正的资本是我们的知识、创造力和热情，我相信，这些品质至今仍然很受欢迎。
令人感到高兴和震惊的是中国在农业和一些服务性行业中开始理解自由的市场体制，并允许进行一些自由的市场竞争。苏联也不时地受到诱惑，想往他们的体制中引进一些资本主义的刺激，但是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对这件事却非常认真。
1979年，我乘坐我们的猎鹰喷气机飞往北京去访问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我的朋友亨利．基辛格帮助安排了与邓的见面。我的访问原定为“礼节性”的拜访，与邓的见面不打算公开。当时中国已经成为我们产品的长期客户，在北京市中心的长安街王府井路口离北京饭店不远的地方树起了巨大的广告牌，多年来一直为我们的产品做广告。除了会见政府官员，我还想去看看中国现代化的情况，特别是他们的电子工业。我到上海去，在那里有机会参观了一些工厂，与很多人交谈，后来在北京的安排也一样。接待我的人听说了最高领导想见我的消息之后都吃了一惊。
我与邓小平在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大厅里我们坐在厚厚的沙发上，大厅的天花板很高，墙上挂着中国壁画。他对我的公司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的迅速发展提了很多问题，他想听听我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的意见和建议。中国人开始找日本人在技术上帮忙。我对他坦诚地指出，新的现代化项目中有很多低效率的现象。我告诉他说：“您正在浪费大量的宝贵时间和金钱，我想您负担不起这样的浪费。”在一个小时内，用了两名翻译，我们讨论了局势，他主要让我发表意见。他不太动声色，但是就在我们讨论时他命令电子工业部门的高级领导人以后与我再进行细谈。
七十年代末期，中国人的现代化运动充满了热情。他们的官僚和专家到日本、美国和欧洲去考察，购买成套设备和技术，这些设备只有技术工人才会使用，而中国非常缺乏技术工人。他们签订合同，建造工厂，但是他们甚至不能为这些工厂提供足够的电力。更加糟糕的是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坚持要看最先进的自动化设备，他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实，也就是首先要向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因此他们应该考虑建设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来日本访问的中国人总是想看日本最自动化的工厂，最新的计算机系统。他们想买的东西很多，但是有些却受到了明智的拒绝，因为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上他们无法对付那些东西。不久以后，向中国出售机器和成套设备的一些公司就被指责有“过量销售”行为。这不是他们的过失，中国人坚持说他们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有时相互竞争的部或者部门在重复引进相同的设备时却并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我对邓很坦率。我告诉他，我在上海参观了一家工厂，发现那里有一台很老式的自动锡焊机，没有投入运行，因为它焊出的零件质量太差，根本无法使用。人们坐在组装线旁抽烟和闲聊，没事可干，因为合适的零件不能按时交到他们那里。在现代化的运动中，工程师和经理们沉溺于个人的兴趣，所以他们想买机器或者成套设备，但并不去协调整个行业的活动来达到任何目的。
在上海的一家工厂，我吃惊地看到一台崭新的自动化机器正在为焊于电路板上的电线端头剥除绝缘材。电线端头剥皮是一项简单的工作，用手工完成既容易又经济。那台机器的速度很快，它工作一个班剥出的电线可以供全厂用一个月，这样的机器不能帮助解决中国的失业问题。中国没有工程管理，在现代化的运动中他们从日本购买现成的设备生产彩色显像管、集成电路和其它零件，但是却没有一个总体规划来对所有的工厂和设备进行协调。在设计产品时他们没有充分地考虑当地的条件以及人们现在和将来的需要，而这些都是设计工作中最重要的依据。
在这以后政府颁发了允许外国公司与中国国营企业合资办厂的新法律。在合资法中他们声称准备承认私有制，允许向国外汇出“合理”数量的利润，允许一部分外国人所有制的自由，允许外国人担任最高管理职务。但是基本的问题是中国人对自由国家中做生意的那一套总是感到不自在，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没有解决。例如在工资方面，他们单方面决定合资公司中工作的人应该比国营工厂中工作的中国人得到更多。有人告诉我，其理由是合资工厂要求工人比在国营企业中更加努力地工作，而后者正是以低效率而著称。我告诉他们，这种工资上的差别是错误的，合资公司的工资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与国营公司一样，只有在效率和生产力有了确切的改善之后才能增加工资。
他们希望把新工厂生产的用于国内市场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去赚取外汇。从我们的观点来看，不用多说，这是一个基本的错误，然而他们对这个想法却似乎相当认真。我指出，如果他们想为中国大众制造消费品，那么这些消费品就必须简单、实用和便宜。他们必须对产品进行调整以适应当地的条件，例如供电情况。另外，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的国家，他们的产品还必须非常结实，既能够耐受某些地区的炎热和高湿，又能够耐受其它地区的干燥和寒冷。我还说到他们的产品必须易于修理，因为一旦产品销售分布广阔，他们就必须要在地球的这一大片土地上花很大的气力去建立服务网点。这意味着产品必须设计得经久耐用，在离开工厂前还要完美地通过可靠性试验。如果他们真地想为人民服务，那么质量管理就至关重要。但是在中国可靠性和经久耐用一直是个问题，产品的故障成了老生常谈。
我最后告诉他们，他们应该知道，这样结实、简单的产品在自由世界的发达市场上是绝对没有竞争力的，那里的消费者追求的是不同的品味。我还告诉他们说：“如果你想在电子工业中赚取外汇，只有一条路可走。刚开始的时候，在完全散件的基础上为外国公司组装整机，在产品中加入你们廉价的劳动力。在同一个工厂中不可能既生产国内市场的产品又生产出口的产品。”
我佩服中国人的勇气和决心。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学会了不少现代工业的知识，但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日本和欧洲的产品现在在中国有限区域的市场上展开竞争。不管是什么产品，本地货与进口货在质量和设计上的差距仍然非常明显，尽管中国货已经有所改进，而且我相信还会变得更好。现在已经投产的合资企业正在生产外国人设计的产品，看来有所进展。很多日本和欧洲的公司为他们在中国纺织品贸易方面做的工作感到高兴，例如森花江、圣劳伦斯和皮尔。卡丹等公司。1985年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额已经达到四十亿美元。
但是激励日本人生产新型的更佳产品以及激励大部分美国工商业界的竞争因素在当地的市场上还是没有出现。没有这种激励，就很难发展起来。到了八十年代，服务行业中有了一些自由，例如可以合法地开办自行车修理店或者茶馆，这才给了人们一点通过竞争取得进步的意识。众多的国营企业的控制大权从共产党铁腕领导人的手中交还给了职业管理人员，他们对自己从事的行业多少有些知识。也许竞争性正在得以恢复。在一些地方，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日本人的帮助下形成了竞争的局面。重庆的一家军工厂正在组装雅马哈的摩托车和摩托艇，另一家竞争对手却在生产本田的产品，他们在国内长期的竞争竟被带到了另一个国家。
1979年，由于引入了社会主义的市场机制，中国政府在农业领域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大大地提高了生产力。农村的发展政策还形成了劳动力向劳动密集型轻工业的平稳过渡。但是大型国营企业的现代化进程却非常艰难，这个方面至今仍然落在后面。
中国之行并不是我第一次在共产党国家看到工业企业。五年前我妻子和我应邀去过苏联。在我们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有人劝良子和我要带上瓶装饮水、毛巾和卫生纸，因为他们听说苏联的条件很艰苦。但是这个提醒一点没有必要。我们从到达的时候起就一直受到优厚的待遇。在机场上，一辆黑色的蔡卡牌大轿车一直开到飞机旁来迎接我们。甚至免除了移民局和海关的一切手续。他们为良子配了一名女翻译，为我配了一名男翻译，另外还配了向导和招待人员。他们做得非常友善，似乎一刻也不愿意离开我们。
良子说了一次：“我想吃点面饼。”两个翻译相互看了看，感到有点困惑。她的翻译耐心地说：“面饼是体力劳动者的食品，您不应该吃这种东西。”但是良子坚持要吃，两个翻译商量了半天，又打了许多电话，最后才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方，那里有很多工人，正在站着吃面饼。我们和他们站在一起，享用那种包有肉菜馅的、可口的小面饼。
接待我们的人叫叶尔曼．吉希尼，当时他是科学技术部委员会的副主席，现在他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副主席。他是一个友好的、精明的人，能说一口漂亮的英语。我们曾经在旧金山见过面。那次正好是在由董事会和斯坦福研究院主持的会议之后，我在一个聚会上遇到他。我惊讶地看到这个俄国人在一架钢琴上弹奏爵士乐，他弹得妙极了，在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氛围中开展社交，他显得轻松自如。
然而在苏联，他只不过显得比较开朗。他坚持让我们尝试他的家乡菜，一种丰盛的农夫吃的食物。他带我们去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市郊参观那里的工厂，我看到他们在制造收音机和电视显像管，装配电视机。我把那里的东西全都看遍了，却没有留下什么印象。当时的苏联在家电技术方面比日本和西方落后八到十年。他们的工具既粗糙又笨拙，生产技术的效率很低。在我眼里有一点是很明显的，质量和可靠性差的直接原因是工人对工作毫无热情，而管理者又不知道怎样才能调动工程师和工人的积极性。甚至苏联人也对产品中愚蠢的设计和糟糕的质量加以讽刺，但是我相信从那次访问之后质量已经有所改进。
在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的主人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有一位从通讯部来的官员和一群官僚。吉希尼微笑着对我说：“现在，盛田先生，你已经看到了我们的工厂，了解了我们的能力。在我们国家没有通货膨胀，也不用增加工资。我们有一支非常稳定的劳动大军。我们愿意在分包的形式下与你们共享这一切。”
他似乎对他在我面前展示的一切感到很得意，也许有些人看到苏联人奋斗多年后取得这些进步还是了不起的。但是我对参观中所见到的却并不以为然。
我看了一下周围的人，他们都在等着我说点什么。我问吉希尼，我能不能讲心里的真话。他说我应该全都讲出来，于是我就这样做了。
“我要对你们讲真话。在日本，我们调动最优秀的人才、花费多年的时间寻求提高效率和生产力的办法，那怕是在螺丝刀这样简单的事情上都要下很大的功夫。我们曾经绞尽脑汁去找出每一种应用条件下电烙铁温度的精确值。你们在这些方面却未做任何努力，好像没有必要一样，因为没有人在乎这些事。”
“说实在的，吉希尼先生，您这样客气地款待我们，又带我们到处参观，我不好意思对任何一件事提出批评，但是我必须告诉您，我无法忍心看到在您这样的条件下生产索尼的产品。我不能向您提供我们的产品技术。”
他对我的讲话表现得很坦然，然后对身边的一位助手示意，那位助手于是骄傲地递给他一个小型的、粗糙的、盒式的苏联造晶体管黑白电视机。
他说：“盛田先生，我们正准备把这种电视机销售到欧洲去。请谈谈您对此的看法。”我又一次不得不问他：“我可以说心里话吗？”他点点头。
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开始说：“吉希尼先生，苏联有伟大的艺术天才，例如你们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你们继承了丰富的艺术遗产，你们的演员在世界上享有盛名。你们是很幸运的，因为在你们国家同时拥有技术和艺术。”
“但是为什么我却没有看到两者在这台电视机里的体现呢？苏联既有技术又有艺术，为什么就不能把它们结合在一起从而生产出令人称奇的产品呢？坦诚地说，根据我们对市场和消费者品味的了解，我们不认为这样丑陋的电视机有任何商业价值。”
出现了短暂的震惊后的沉默，然后吉希尼转过身去对那位通讯部的官员说：“你对盛田先生的评价做何感想？”
那位官员一本正经地说：“我们理解您说的话，盛田先生。但艺术并不在我们的管辖范围之内。”
这种回答简直匪夷所思。我开始产生了不好的感觉，我说：“哦，我知道了。我只不过说了我想说的。如果您愿意给我一个这样的电视机，我将把它带回东京，我会让我的工程师给您提出改进的意见。”后来我真地这样做了，我们的工程师寄回去一个很长的报告，提出了对电路的重新设计和其它一些改进措施。但决不是索尼的技术。
虽然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进行竞争的想法在苏联没有取得进展，但是中国的经验可能会对他们有所刺激。现在苏联与美国有另外一种竞争，虽然这种军事竞争的副作用促进了国防技术，但对双方的经济都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在苏联，技术似乎都集中在空间计划和国防计划这些方面，肯定不会在家用产品上。对大众而言，设计，甚至技术质量，都落后了。
在广播设备方面我们与苏联有很多的生意。索尼公司是世界上这种设备的最大生产厂家。当然，我们只有在“对共产主义地区出口统筹委员会”批准的条件下才能售出。同样，我们与中国在广播设备上也有大笔的生意。这两个国家都想通过许可证的方式得到我们的技术，特别是单枪三束电视机显像管技术。但是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我们没有生产任何产品，也没有允许以我们的名义生产任何产品。很久以前菲亚特汽车公司向苏联出售了一个汽车制造厂的成套设备和汽车制造技术，结果在欧洲出现了很多的汽车，它们看上去像菲亚特的产品，但是实际上都是苏联的劣质货。菲亚特的声誉因此受到很大影响，我们不愿看到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我们头上。（事隔多年，时至今日，中国自己生产的彩色电视机已经在国内市场上占有最大份额，在国际市场上也有了一席之地。中国的彩色电视机不仅价格上有优势，而且在某些质量和技术指标上也占有一定的优势。而索尼的产品在中国却因为质量问题屡见不鲜，服务态度又不能令人满意，所以声名大降，甚至曾遭到海南一家大商场的拒绝进货。可见盛田昭夫当时对中国市场缺乏远见，从而导致索尼产品在中国市场上今日之败局。——译者评）
几年以后，在萨尔斯堡的一次音乐节上我与吉希尼谈话，他对我说：“你一定要再来看看我们。”但是至今我仍然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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