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对竞争如何造就了我们宏大的工业这个话题谈了很多，我必须承认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当今社会中的竞争过于激烈了。在教育和社会生活中都存在着竞争，这种竞争毁灭了很多年青的生命。为在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竞争是很紧张的。因为进入“最好”的学校的机会是建立在成绩之上，所以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于是在日本产生了有名的“教育母亲”，她们强迫孩子过着一种非常艰难、没有欢乐和充满了考试和学习的生活。前几年我们在东京搬了家之后，我在邻近的地方发现了一个幼儿园入园预备学校。

　　东京大学也许是日本最有名的高等学府，它可以为其成千上万的优秀毕业生感到骄傲，这些人中有首相、高级官员、外交家和出类拔萃的商人。但是有一天东大的前校长却对我说：“经过多年的刻苦用功，刚进校的新生都累得精疲力尽了。”在日本很多学生都喜欢开一个令人心酸的玩笑，他们说，在大学里几乎学不到任何东西。一旦学生进入了他们长期为之奋斗的大学，他们就会认为他们的人生目标已经达到。他们太累了，再也不想、或者说感到没有必要进一步学习了。只要进了大学，几乎没有人毕不了业的。日本的大学很难进，但却很容易混到毕业。在美国和英国刚好相反，大学容易进去。但却不容易毕业出来。

　　甚至在日本的政府部门里也充满了竞争精神。在局外人的眼里，日本政府似乎是一个运作良好的组织。政府是由很多受过良好训练、知识丰富的名牌大学毕业生组成的，在当今世界上，日本具有可能是最称职和训练有素的官员。那些官僚身份的专业人员通常十分看重自己的职权，所以在一个省（相当于中国的部——译者）的各部门之间以及各个省之间经常出现争斗。

　　我们在报纸和电视上的竞争造成了严重的问题。因为都争着播送最受欢迎的节目，所以电视节目的质量逐步恶化，下降到一个低水平上。在报纸行业中，头脑冷静的人解决了一个问题，但又形成了另一个问题。因为日本几乎没有文盲，我们的国家全部处在同一个时区内，我们可以办全国性的报纸，所以报纸行业中的竞争非常尖锐。几家大报社拥有自己的飞机和直升飞机，有的飞机上还设有暗室，所以摄影师从很远的地方完成任务返回东京时可以在飞机上处理胶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时，东京的《朝日新闻》使用我们的无胶卷马维卡照相机，他们的采访车上安装了一台索尼的移动电话，记者们乘这辆车采访全部的主赛场，把每场比赛的图片通过电话发出去。朝日社用这种立拍可得的数字式图片击败了其它的各家报纸。这是一次试验，其结果使我们感到非常满意。我没有去看奥运会，但我欣赏了那些照片。

　　但是，对新闻的渴求和为报道事件派出的大量记者对每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问题。记者和电视摄像师经常整夜地围在新闻人物的住宅外面，有时妨碍了人们的进出。有时他们的数量之多是惊人的。在政府所有的省和主要机关里，进行内部正常新闻报道的记者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制定了有关新闻报道和行为的准则。这个措施妨碍了“干劲十足”的采访，但是如果为了得到新闻，几百名记者都把镜头对准某一个省的大臣或者一组官员，谁在晚上还能够睡得着觉了呢？

　　竞争虽然也有黑暗的一面，但是依我的看法，它是工业和技术发展的关键，这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日本都是事实。应该尽量减少任何对自由和公开竞争的干预。在这方面，里根政府关于反托拉斯法的新途径最受欢迎，因为它重新带来了更加符合经济现实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在日本也必须为排除某些不必要的对市场自由作用的约束和限制而努力。必须废除生意场中的陈规陋俗。我一直在与守旧派作斗争，并且还将继续下去。

　　我还要对我的美国朋友送上一句忠告。乔治．肯南曾经把美国的外交政策描述为“尊重法律、符合道德”，我想这在今天仍然是事实，但每个国家与个人一样，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一些美国人试图将美国的理想和法律教条应用到世界各地去的想法是错误的。

　　我想表明的是我们面临的市场竞争导致了误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才总是提倡世界各国的工商界领导人保持更多的个人接触。律师经常劝我们不要聚在一起，他们担心这样的聚会可能让我们卷入反托拉斯的官司中去。我当然很欣赏他们的劝告，但是却没有哪一条反托拉斯的法律会说工商界领导人不能和不应该通过聚会来增进相互了解。提供适当的人身保卫，由政府出面主持，将会议记录公布于众，这样的会议将创造增进理解的基础，而且应该得到鼓励。英国和日本电子工业协会之间连续举行的年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现在已经到了第十九年。在这种所谓“智者集团”的会议以及后来的日美商人会议和1984年的美日顾问委员会中，都采取了进一步发展相互了解的重要措施。

　　但是为了扩大了解还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在1985年，也就是第四次宣布所谓“自愿”限制汽车出口量的那一年，我颇有兴趣地看到美国人采取的粗暴行动。日本的制造商连续三年减少了运往美国的汽车，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包括贸易秘书，都表示在第四年里已经没有必要再加以限制，因为美国的工业已经“喘过气”来了。美国的汽车厂已经做了改进，他们的汽车已经有了竞争力。

　　1984年美国汽车公司的领导人得到的奖金数目巨大，以致报纸上发表社论，把这件事说成丑闻。但是通用和福特汽车公司却要求增加打着他们的牌子在美国销售的日本汽车。在原有的限制条件下，一些较小的日本公司得到的出口份额很小，他们急切地希望取消限制，以便他们向美国的用户出口更多的汽车。通产省的有识之士看到，如果完全没有限制，每家公司都会尽可能多地出口汽车，结果就会搞得乱七八糟，当出口汽车形成洪水猛兽的时候，又会在美国引起公愤。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再实施一年的限制，但是将限额增加24%。这是相当大的增额，但是他们知道日本人的竞争天性，如果完全不加以限制那么运出的汽车将会更多。这次增额给了那些小公司更多的份额，他们的汽车是以所谓“替他人做嫁衣裳”的形式卖给那些美国公司的，例如三菱、马自达和五十铃公司分别为克利斯勒、福特和通用公司生产汽车。

　　日本政府的声明在底特律和中西部工业区引起了很大的骚动和愤怒。有些美国报纸发表社论说，日本人即使在没有正式约束的条件下也应该继续遵守原有的限制额。国会议员们气急败坏地大叫大喊。他们不了解日本人的竞争精神。但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有些美国的汽车制造商却开始抱怨，不是因为日本人运来了太多的汽车，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买得到的日本汽车增加得太少！由于限额的增多，克利斯勒公司进口的三菱汽车比前一年增加了70%，通用公司的铃木汽车增加了211。8%，而五十铃汽车增加了141%。这两家公司和福特公司都提高了他们向美国用户供应日本汽车的能力。这一下轮到日本人莫明其妙了。为什么就在国会议员和其他人都在抱怨日本人的竞争时，美国的汽车公司却在增加进口，而且甚至还在抱怨进口得不够？

　　通过市场竞争，我们懂得了，日本公司，也包括我们自己，有时错误地应用“卡脖子”战术。公司为了追求市场占有额的增加，拼命地降低价格，有时低到这样的地步，搞得任何人都不可能从产品上盈利。在市场占有额的竞争中，只有那些经受得起赔本到底的人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这种做法在有些国家的工商界中引起了误会和恶感，特别是在东南亚，日本公司不顾当地的体制，把他们的竞争战术带到了那里。然而在汽车行业里，美国人也加入了日本人的行动，但是如果说他们不是最了解市场和消费者的人，那么我实在不知道还有谁是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