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短视的政治家和商人从双边关系着眼来看他们的问题：美国的商人为他们与日本之间的问题而着急，而日本的商人则担心如何应付美国和欧洲政府和商界对他们的抱怨。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一起穿越丛林，当他们看到一头饥饿的狮子朝他们跑来时，日本人马上坐下来穿上他的跑鞋，美国人嘲笑道：“如果你认为你比狮子还跑得快，那么你就是傻瓜。”
“我不必要比狮子跑得快，”日本人说，“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但是我们面临的狮子，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无法躲开这头狮子。我相信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处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之中，就特定的贸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争吵不休只会掩盖住表面以下的真正问题。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
我相信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币。为了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进行经济活动，就必须在合适的价格上做买卖。当然价格会受到供应和需求的影响。这就是自由经济体系的简单基础。
如果我把价值一千日元的产品卖给美国或者英国的某个人，我希望获得价值一千日元的美元或者英镑。汇率必须公平，而且应该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工业竞争力的相对水平，因为我认为工业实力才是衡量一个国家货币的价值的首要因素。
作为一个实业家，我知道竞争能力必须得以平衡，而汇率正好扮演着平衡机制的角色。1944年在布雷登森林会议上签署的国际协议固定了汇率。汇率是根据当时和可预见的将来的经济情况为基础而确定下来的。战争刚刚结束时日本的汇率是360日元等于1美元，尽管后来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大大提高，而这个汇率却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日元与其它货币相比估价偏低，例如，疲软的日元相对非常坚挺的美元造成日本货在美国比较便宜，它激励了日本公司的出口，最后导致有利于日本的巨额贸易不平衡。由于美元的坚挺，美国的出口产品非常昂贵。
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将美元贬值，允许所有的货币，也包括日元，摆脱原有的固定汇率，实行自由浮动，当时日元对美元立即升值15%。我想日元是应该适当地升值。事实上很多商人都认为浮动系统可能比固定汇率系统更加优越，因为它可以不断地平衡各国的工业竞争能力。
高尔夫球赛中有一种给优者不利条件、给劣者有利条件以便取胜机会均等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每个运动员的实力与其他人的相平衡，我感到新的汇率系统与这个规则相类似。每一年高尔夫运动员的均胜条件要根据其实力的变化进行调整。均胜条件从0到36点，在这个条件下运动员可能赢也可能输，但他知道比赛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公平的系统中打球。
我想，根据国际协议，浮动系统将受到监督，汇率不允许波动太大或者受到人为影响。我们没有考虑在内的并不是产品的竞争力，而是货币的交易者，他们的活动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货币的价值。还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监督这个系统，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还没有建立均胜条件。投机商们买进或者卖出货币时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利润。这就使得汇率不停地变动，但与工业竞争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世界贸易的人来说，就好像一个霸王大摇大摆地走进高尔夫球场，每打一洞就把我们的均胜条件改变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品价格实际上并不由我们控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好像我们对一台电视机的标价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镑、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10股股票在你买电视机当天的标价。股票每天都在交易，于是价格不停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买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制造东西呢？
对于实业家来说，货币是一种尺度，我们用它来衡量公司的经济活动、固定资产、库存，甚至人为努力的结果。当价格不再由产品的竞争力来决定，那么我们对投资的信心就会不可避免地消失。经济的基础在于一个国家的工业，我对此深信不疑。为了进行明智的投资，我们必须能够预测投资可能带来的合理回报。如果我们无法预测这种回报，那就要靠灵敏的第六感或者头脑发热来进行投资了。到了这一步时，就不再会有人投资，工业也就崩溃了。一旦工业崩溃了，货币就失去了意义，那时甚至金融市场也会崩溃。
现在使我感到担忧的是有些实业家也开始加入到货币交易的游戏中去了。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潜在投资的回报，很多实业家停止了对自己公司的投资，而将大量的能源、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企业吞并中。公司变成了交易、收买和卖出的商品。工业不应该扮演这种角色，而应该改进现有的产品并创造出新的产品。作为一个日本人来看待这种局面，我不相信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还有很大的工作欲望。当经理们对相互吞并考虑得更多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还能够培养出忠诚的感情和和谐的生产力？前景不容乐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不断地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工业价值、而不是货币行情基础之上的的新汇率系统。
因为巨额的金钱聚集在石油输出国的手中，所以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世界货币系统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在里根主义的原则下，美国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制止通货膨胀。日本的大量现金以投资的形式流入美国，想寻求高利率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现金涌入了美国。这使得美元更昂贵，而别的货币更便宜，美国政府可以加大开销，当然也就欠下了更多的债。世界范围的货币游戏正式开场了。
我在前面就已经写到过，也许并没有给与太多的同情，美国的商人做生意时总是必须牢记要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他们总是担心，如果季度分红没有什么改善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利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时，经理们就被迫走最便捷的路径去获取利润。于是出现了两种危险：有些经理发现货币比货物交易更容易赚大钱；另外一些人发现制造成本低廉的产品可以迅速盈利，即使这样做要把生产力转移到国外去也在所不惜。
这种现象导致被我称为“掏空美国工业”的结果。美国的工业设施正在减少，逐渐就会只剩下一个外壳，欧洲也是这样。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正在出口生产力。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了日本，或者在这里增添了新的机器。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国人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个地区的国会议员抱怨日本人要对美国的就业率下降负责。1984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计算机出口公司。美国公司转移到日本或从日本购买高技术零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高质量的、而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利用这里的技术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找到所需的技术工人。利用我们的技术和长远的经营原则，我们可以从当地公司回避的地方赚到钱，因为他们总是要求迅速地、持续地盈利。
1985年秋天，我和日本经济组织联盟的主席稻山嘉宽一起去欧洲旅行，我们遇到很多欧洲人，他们吹嘘说：“日本人没有新主意。只有在欧洲，我们才会想出新主意。”我对一个这样的人说：“不能因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嘘。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别人也认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样向工业界解释这些主意。日本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却没有，所以不要吹得太过份了。”
欧洲国家重视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一点。很多伟大的“美国”科学家的根在欧洲，甚至是在欧洲受的教育。这是美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国和日本，同样的重视却给了工程师，他们把科学上的突破转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欧洲国家出于虚荣的绅士派头，在传统上总是试图回避需要亲自动手的工程学。欧洲的工程师长期以来被视为手艺人。只有美国和日本才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两国的大学里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后来日本比美国更加强调大学里的工程研究，这与美国强调法律诉讼有关，美国的年青人现在对法律好像更感兴趣。
如同我对牺牲货物交易来发展货币交易的趋势产生的担心一样，这种对满足技术上的改进和生产新产品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也使我忧心忡忡。问题远远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不合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1986年，美国参议员托马斯．依格尔顿在东京美国商会的早餐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评论，回答了美国工业能力衰退的问题。依格尔顿说，美国必须保护和扩展它的工业，他发誓美国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有服务业的国家。参议员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纠正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否则美国就会采取保护主义。我很同情他的沮丧，可惜真正能够帮助美国的更多地在于美国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产力和玩弄货币游戏不能保证在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健康的工业体系。
最近一任的财政部长多纳德．雷根原来是美利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和史密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一个货币游戏的大玩家。金融专家们对工业没有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的信条是坚挺的美元对美国是最好的，货币上的不平衡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会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1985年詹姆斯．贝克接替雷根出任财政部长时他立即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在他最初的一次讲话中他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国际外汇系统并纠正美元过分坚挺的非正常局面，那么这种广泛的货币不平衡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瘟疫。由此引出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五国集团（G-5）的第一次财政部长会议，研究如何处理1985年汇率调整中造成的问题。
贝克和G-5的努力在汇率中造成了突发的、激剧的波动，日元在创记录的时间内上涨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使得工商界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调整。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G-5各国的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卖出其它货币来降低美元的价格，此后日元对美元升值35%，这个令人震惊的升值幅度很难应付，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公司。虽然日本的出口制造商由于日元的升值提高了产品的售价，但我们失望地看到很多美国公司也提高了他们的售价，造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趋势。
尽管G-5行动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却很明显，世界并不能依靠两国之间的、随意的政策协作来使汇率保持与实际情况相符。各国必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机构来稳定汇率。一定要阻止通过投机取巧而不是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来追求金钱利润的做法。
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经济最高会议上对汇率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但是他们承认问题在于汇率的广泛波动，同意对这个情况加以监督，这样他们朝我希望形成一种决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再向前走，进而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来监督汇率或者召开会议考虑新的系统。
政府干预有多大的用处，又能维持多久？货币投机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钱与日本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能够用于干预的钱相比，数量是巨大的。所以世界上的金钱游戏者有时间等待，希望事情迟早会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中央银行可以用来干预市场、影响汇率的资金不充足时，这个系统就开始摇晃起来，紧接着就可能出现一场天下大乱。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说要对外汇系统再进行一次改革。
没有人知道公平的汇率是多少，对此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货币进行调整，允许在最佳值的预定上下极限值之间有较小的、合理的波动。我们在工业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产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现在的系统中，我们的货币在一天以内就可能波动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经济上把我们的努力一扫而空。这就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和创新的愿望，自由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动力正在消失。如果连自己的钱的价值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难做生意和制定未来的计划了。
尽管有这种无法确定的因素，我们还是决定对圣迭各的工厂进行投资。岩真胜夫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时，他也和我一样，强烈地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电视机厂，尽管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国的RCA、齐尼斯和阿德密尔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转移，他们打算到那里去生产电视机。公司里岩真和我对美国的市场最熟悉，我们感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应该向美国进军，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市场。
但是在集成电路问世之前，生产电视机的过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国的人工费用更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厂，据估计这家工厂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万美元，小寺久日是圣迭各工厂的第一任经理，他被召回日本，我们让他估算和计划一下在美国运作的近期和远期成本。项目组知道将来在美国开张时的费用。项目组也知道集成电路马上就要问世了，不久就会取代晶体管，在三到四年的时间内，由于每一台电视机的部件数量减少，装配时间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在美国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资就可以得到补偿。
但是这仅仅只是隧道尽头处的一线光明。小寺至今还说，他当时带着全面的数字和设计方案来到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时，他感到很悲观。根据三百六十日元等于一美元的汇率，即使我们可以预料三年以内生意就会兴旺起来，1971年8月当时的数量并不能说明建厂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了解这些数量，我们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步棋将会被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们知道日元不会长久地维持在这么低的汇率上。我们甚至没有问及数量，这使小寺吃了一惊。我们告诉他要勇往直前。我们派他去参观我们主要的电视机装配厂，大致了解一下最新的生产系统，为他在圣迭各的工作做好准备。
就在那一天稍迟一点的时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国还是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将美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暂时中止承诺将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其它货币固定资产。他停止了外援，对所有的进口货增收10%的追加款。这个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们在圣迭各的计划大为改观。本来即使在几年内财政上会遇到困难我们也要把这个工厂的项目搞下去，现在这件事对我们的将来是一个好兆头，它将使我们可以制造出印有“Made in U．S．A．”标记的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者的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欧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变汇率系统的领导人。他经常说现存的汇率系统是错误的，他希望能将欧洲货币系统（EMS）应用于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保持固定汇率，并定期地由EMS进行调整。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按外汇市场的汇率进行，可以大幅度波动，但是在集团内部有相互协作，杜绝了货币投机商或者不相关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摆动。
我们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那里得到了这种良好的自由市场的经验，而那些声称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想像。我认为这不仅仅具有讽刺意味，也是相当危险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强调过这一点。但是金融专家却没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或者说：“哦，那很危险。”他们似乎缺乏创造和想像的能力。
过去当我向大藏省的专家们提议，我们必须干预金融市场，买进日元，使日元更加坚挺，他们说：“不，我们不能干预，我们能够用来买进日元并使之保值的钱太少了。”但是在G -5做出决定之后，日本银行进行了干预，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助于日元的升值。
在此之前，我在美国也谈到过这种需要。那里的金融专家说：“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固定汇率呢？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固定汇率，那么我们现有的浮动系统就是最好的。没有别的选择了。”我感到很愤怒，我说，如果我们的工程师认为现有的系统就是我们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系统，而且没有其它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创造了。我们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想法，一项发明的完成之日正是开始对它进行改革之时，正因为如此，技术才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对一位专家回答道：“如果你们说因为不能恢复到固定汇率系统，所以浮动系统就是唯一的选择，不可能再有变通，那么你们正是在向全世界说明你们的无能。”
世界贸易系统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重建美国的工业结构，并且我相信已经有了开工的迹象。但是工业界中也出现了自暴自弃和一味埋怨他人的相反迹象。虽然很多美国人说服务业是美国商业的未来，但是很明显，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放弃全部的重要工业基础组织，而变成那位参议员说的炸鸡餐馆老板说了算的国家。但是我没有看到国会将这种重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保护主义是对自由贸易的扼杀，是发展自由贸易中的古怪行径，但却也是美国国会议员和以及欧洲政府官员和议员们经常提出的简单办法。多年来我一直对日本政府说，我们应该告诉美国，美国工业的错误在于美国本身，而不在于日本，它是一个美国问题，甚至李。艾科卡都承认这一点。我早就感觉到，与其通过汽车和其它行业中的所谓“自愿限制”协议来扼杀我们之间的贸易，还不如干脆有一个保护主义的法律。
松下幸之助，松下电气公司的创始人，1976年和我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可以简单地译为《说出我们的担忧》，这本书说的是对杰出人才的需求。就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他在该书中的批评意见是否会给国家的商业带来坏的影响，我说：“不，先生，如果为了商业利益而一言不发，日本就会土崩瓦解，而且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批评意见固然会有损于商业，但是从多方面看问题对于商业、个人和国家也很重要。正是因为固执已见，日本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十多年来，只要美国和欧洲人说我们的市场没有对进口货全面开放，我们的政府就回答说：“我们会尽力而为的。”紧接着就会放松关税，撤消一些非关税壁垒，把日本市场的开口撬得更大一点。当出现第二次抱怨时，再设计第二个方案，还是采取同样的步骤，只是多做一点工作。这样下去，一直做到第八个方案时还是不够。所有这些方案都不能解决贸易的不平衡。日本的市场开放得太慢，我经常这样说。然而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汇率问题。直到G-5会议之前，这种局面没有一点改进的迹象，从那以后汇率这个钟摆又摆得太远，使日元的升值创了记录，达到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的高度。
我的观点是日本人对于汇率应该更加强硬一些，对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应该更加直言不讳，而不要一味点头认可，然后又辛辛苦苦地去增加开放市场的措施，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措施是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日本在参加国际谈判时的态度是非常可怜的，我们好像从来都不能抬起头堂堂正正地说出心里话。
1979年我和已故的前外相兼驻美大使一起主持了美国-日本经济关系小组会议。小组包括八名私人成员，美方由前驻日大使罗伯特。英格索尔牵头。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在谈论贸易互惠主义。有些人要求在美国商业上得到许可的东西在日本也应该得到许可，而且反之亦然，他们把这称作互惠。这种被我们称作“智者集团”提出的概念不是互惠，而是国家的平等条约。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我们的说法是当外国人在日本能够参加对日本人公开的所有活动时，日本人在美国就可以干美国人得以允许的事了。
但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好像都相信因为美国的限制最少，所以美国应该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在小组会议上我们说，在日本让来自其它国家的人享受甚至日本人自己都没有的特权那是不可能的。互惠意味着要修改法律来接受外国的体系，这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化。我们在报告中说道：“日本的谈判者应该更多地发言，尽可能公正地反驳美国的批评，将对他们地位的错误理解和感觉削减到最少。当美国政府批评日本的政策或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时，日本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加以反驳，而不要一言不发，好像默认了似的，或者干脆就说：‘不行。’”
我相信，世界贸易的未来依靠于贸易的增长，而不是阻碍。在这方面，日本现在正在自掘坟墓。如果贸易不平衡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别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对日本出口产品的限制。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不要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肯定会得以恢复。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由于美国制造业的损失，美国可能需要日本和日本的出口，这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需求一样，甚至更多一些。
有些美国的分析家已经说过，日本的速度将会减慢，日本正在失去职业道德和其它东西。很多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我们已经失去忠诚的感觉，或者说现在的人工作只是为了玩。人们的心态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尽管在态度上一代人自然与另一代人不一样，日本的职业道德还是非常稳固。
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和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再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一个角落里，心里只想着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要发表意见，就应该采用能使对方听懂的方式。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力量，我们对此仍未习以为常。但是如果要想与邻居平安相处，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做法。我们与美国人之间有问题，因为美国人非常感情用事，所以这些问题不好处理。但是根据我与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发现，如果你直言不讳和充满信心，他们就会听你的，甚至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
有一天我听到一个笑话，说是一个美国人和一个日本人一起穿越丛林，当他们看到一头饥饿的狮子朝他们跑来时，日本人马上坐下来穿上他的跑鞋，美国人嘲笑道：“如果你认为你比狮子还跑得快，那么你就是傻瓜。”
“我不必要比狮子跑得快，”日本人说，“我只需要比你跑得快就行了。”
但是我们面临的狮子，也就是即将到来的危机，是全球性的，我们无法躲开这头狮子。我相信世界经济贸易体系处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之中，就特定的贸易和两国之间的矛盾争吵不休只会掩盖住表面以下的真正问题。解决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对我们一点用也没有。
我相信主要的问题是我们的货币。为了在一个自由和开放的经济体系中进行经济活动，就必须在合适的价格上做买卖。当然价格会受到供应和需求的影响。这就是自由经济体系的简单基础。
如果我把价值一千日元的产品卖给美国或者英国的某个人，我希望获得价值一千日元的美元或者英镑。汇率必须公平，而且应该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工业竞争力的相对水平，因为我认为工业实力才是衡量一个国家货币的价值的首要因素。
作为一个实业家，我知道竞争能力必须得以平衡，而汇率正好扮演着平衡机制的角色。1944年在布雷登森林会议上签署的国际协议固定了汇率。汇率是根据当时和可预见的将来的经济情况为基础而确定下来的。战争刚刚结束时日本的汇率是360日元等于1美元，尽管后来我们的工业竞争力大大提高，而这个汇率却一直保持到了1971年。日元与其它货币相比估价偏低，例如，疲软的日元相对非常坚挺的美元造成日本货在美国比较便宜，它激励了日本公司的出口，最后导致有利于日本的巨额贸易不平衡。由于美元的坚挺，美国的出口产品非常昂贵。
1971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将美元贬值，允许所有的货币，也包括日元，摆脱原有的固定汇率，实行自由浮动，当时日元对美元立即升值15%。我想日元是应该适当地升值。事实上很多商人都认为浮动系统可能比固定汇率系统更加优越，因为它可以不断地平衡各国的工业竞争能力。
高尔夫球赛中有一种给优者不利条件、给劣者有利条件以便取胜机会均等的规则，根据这个规则，每个运动员的实力与其他人的相平衡，我感到新的汇率系统与这个规则相类似。每一年高尔夫运动员的均胜条件要根据其实力的变化进行调整。均胜条件从0到36点，在这个条件下运动员可能赢也可能输，但他知道比赛是公平的，因为每个人都是在这个公平的系统中打球。
我想，根据国际协议，浮动系统将受到监督，汇率不允许波动太大或者受到人为影响。我们没有考虑在内的并不是产品的竞争力，而是货币的交易者，他们的活动会影响到世界各国的货币的价值。还没有建立任何机构来监督这个系统，用一个比喻的说法，就是还没有建立均胜条件。投机商们买进或者卖出货币时只有一个唯一的标准，那就是利润。这就使得汇率不停地变动，但与工业竞争力一点关系也没有。对于我们这些从事世界贸易的人来说，就好像一个霸王大摇大摆地走进高尔夫球场，每打一洞就把我们的均胜条件改变一次。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产品价格实际上并不由我们控制。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举一个类似的例子，就好像我们对一台电视机的标价不是多少美元、日元、英镑、法郎或者里拉，而是索尼公司的10股股票在你买电视机当天的标价。股票每天都在交易，于是价格不停地波动，在这种情况下谁还会买东西呢？在这种情况下，谁又会制造东西呢？
对于实业家来说，货币是一种尺度，我们用它来衡量公司的经济活动、固定资产、库存，甚至人为努力的结果。当价格不再由产品的竞争力来决定，那么我们对投资的信心就会不可避免地消失。经济的基础在于一个国家的工业，我对此深信不疑。为了进行明智的投资，我们必须能够预测投资可能带来的合理回报。如果我们无法预测这种回报，那就要靠灵敏的第六感或者头脑发热来进行投资了。到了这一步时，就不再会有人投资，工业也就崩溃了。一旦工业崩溃了，货币就失去了意义，那时甚至金融市场也会崩溃。
现在使我感到担忧的是有些实业家也开始加入到货币交易的游戏中去了。因为他们无法预测潜在投资的回报，很多实业家停止了对自己公司的投资，而将大量的能源、时间和金钱投入到企业吞并中。公司变成了交易、收买和卖出的商品。工业不应该扮演这种角色，而应该改进现有的产品并创造出新的产品。作为一个日本人来看待这种局面，我不相信在这样的企业中工人还有很大的工作欲望。当经理们对相互吞并考虑得更多时，在这样的环境中怎么还能够培养出忠诚的感情和和谐的生产力？前景不容乐观。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才不断地大声疾呼，我们需要一个建立在工业价值、而不是货币行情基础之上的的新汇率系统。
因为巨额的金钱聚集在石油输出国的手中，所以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危机对世界货币系统产生了猛烈的冲击。在里根主义的原则下，美国紧缩银根，提高利率，制止通货膨胀。日本的大量现金以投资的形式流入美国，想寻求高利率带来的好处。事实上世界各地的现金涌入了美国。这使得美元更昂贵，而别的货币更便宜，美国政府可以加大开销，当然也就欠下了更多的债。世界范围的货币游戏正式开场了。
我在前面就已经写到过，也许并没有给与太多的同情，美国的商人做生意时总是必须牢记要获得越来越多的利润。他们总是担心，如果季度分红没有什么改善他们的股票价格就会下跌。在这样的氛围中，对于利润的追求越来越强烈时，经理们就被迫走最便捷的路径去获取利润。于是出现了两种危险：有些经理发现货币比货物交易更容易赚大钱；另外一些人发现制造成本低廉的产品可以迅速盈利，即使这样做要把生产力转移到国外去也在所不惜。
这种现象导致被我称为“掏空美国工业”的结果。美国的工业设施正在减少，逐渐就会只剩下一个外壳，欧洲也是这样。有些日本的公司可能很快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很多人正在出口生产力。美国的摩托罗拉，德州仪器，仙童以及其它的很多公司已经将他们的生产设施转移到了日本，或者在这里增添了新的机器。这些公司所在地的美国人失去了就业机会，那个地区的国会议员抱怨日本人要对美国的就业率下降负责。1984年，IBM日本公司是日本的最大的计算机出口公司。美国公司转移到日本或从日本购买高技术零件的一个原因是他们需要高质量的、而不仅仅是廉价的劳动力，他们可以利用这里的技术工人。但是索尼公司正好相反，我们可以在美国和其它国家找到所需的技术工人。利用我们的技术和长远的经营原则，我们可以从当地公司回避的地方赚到钱，因为他们总是要求迅速地、持续地盈利。
1985年秋天，我和日本经济组织联盟的主席稻山嘉宽一起去欧洲旅行，我们遇到很多欧洲人，他们吹嘘说：“日本人没有新主意。只有在欧洲，我们才会想出新主意。”我对一个这样的人说：“不能因为你有一些主意就值得吹嘘。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别人也认为是好的主意。重要的是你怎样向工业界解释这些主意。日本在这方面一直非常努力，而你却没有，所以不要吹得太过份了。”
欧洲国家重视科学家，我们知道这一点。很多伟大的“美国”科学家的根在欧洲，甚至是在欧洲受的教育。这是美国的一种强大的力量。但是在美国和日本，同样的重视却给了工程师，他们把科学上的突破转化成有用的物品。很多欧洲国家出于虚荣的绅士派头，在传统上总是试图回避需要亲自动手的工程学。欧洲的工程师长期以来被视为手艺人。只有美国和日本才承认他们的重要性。两国的大学里都有很好的工程系。但是后来日本比美国更加强调大学里的工程研究，这与美国强调法律诉讼有关，美国的年青人现在对法律好像更感兴趣。
如同我对牺牲货物交易来发展货币交易的趋势产生的担心一样，这种对满足技术上的改进和生产新产品的需要所表现出来的漠不关心也使我忧心忡忡。问题远远不止是美元和日元的比价不合理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1986年，美国参议员托马斯．依格尔顿在东京美国商会的早餐会上发表了情绪激动的评论，回答了美国工业能力衰退的问题。依格尔顿说，美国必须保护和扩展它的工业，他发誓美国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只有服务业的国家。参议员的言下之意是日本必须做更多的工作来纠正日美两国之间的贸易不平衡，否则美国就会采取保护主义。我很同情他的沮丧，可惜真正能够帮助美国的更多地在于美国自己，而不是日本。出口生产力和玩弄货币游戏不能保证在美国有一个强大的、健康的工业体系。
最近一任的财政部长多纳德．雷根原来是美利尔．林奇．皮尔斯．芬纳和史密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是一个货币游戏的大玩家。金融专家们对工业没有直接的了解，所以他们的信条是坚挺的美元对美国是最好的，货币上的不平衡问题随着时间的过去会自然而然地得以解决。1985年詹姆斯．贝克接替雷根出任财政部长时他立即就抓住了这个问题。在他最初的一次讲话中他摆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如果我们不能改变国际外汇系统并纠正美元过分坚挺的非正常局面，那么这种广泛的货币不平衡问题将会给我们带来一场瘟疫。由此引出了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五国集团（G-5）的第一次财政部长会议，研究如何处理1985年汇率调整中造成的问题。
贝克和G-5的努力在汇率中造成了突发的、激剧的波动，日元在创记录的时间内上涨到历史的最高水平，使得工商界实际上根本无法进行调整。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G-5各国的中央银行进行干预，卖出其它货币来降低美元的价格，此后日元对美元升值35%，这个令人震惊的升值幅度很难应付，特别是对于那些中、小公司。虽然日本的出口制造商由于日元的升值提高了产品的售价，但我们失望地看到很多美国公司也提高了他们的售价，造成了一种通货膨胀的趋势。
尽管G-5行动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在我看来却很明显，世界并不能依靠两国之间的、随意的政策协作来使汇率保持与实际情况相符。各国必须共同创造一种新的国际机构来稳定汇率。一定要阻止通过投机取巧而不是通过建设性的努力来追求金钱利润的做法。
1986年七国首脑在东京经济最高会议上对汇率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但是他们承认问题在于汇率的广泛波动，同意对这个情况加以监督，这样他们朝我希望形成一种决议的方向上前进了一步。令我感到失望的是他们没有再向前走，进而建立一个正式的机构来监督汇率或者召开会议考虑新的系统。
政府干预有多大的用处，又能维持多久？货币投机商在世界范围内流动的钱与日本或者任何一个其它国家能够用于干预的钱相比，数量是巨大的。所以世界上的金钱游戏者有时间等待，希望事情迟早会对他们更加有利。如果中央银行可以用来干预市场、影响汇率的资金不充足时，这个系统就开始摇晃起来，紧接着就可能出现一场天下大乱。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坚持说要对外汇系统再进行一次改革。
没有人知道公平的汇率是多少，对此我也没有什么灵丹妙药。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可以召开一次会议，根据实际情况对各种货币进行调整，允许在最佳值的预定上下极限值之间有较小的、合理的波动。我们在工业中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使产品的原始成本下降百分之一或者百分之二，但是在现在的系统中，我们的货币在一天以内就可能波动百分之十或者百分之十五，在经济上把我们的努力一扫而空。这就使得人们失去了工作和创新的愿望，自由经济体系中的基本动力正在消失。如果连自己的钱的价值都不知道的话，那就很难做生意和制定未来的计划了。
尽管有这种无法确定的因素，我们还是决定对圣迭各的工厂进行投资。岩真胜夫担任索尼美国公司的总裁时，他也和我一样，强烈地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电视机厂，尽管当时的经济情况并不很好。日元对美元的汇率还是固定的三百六十比一（黑市上甚至是四百二十比一），美国的RCA、齐尼斯和阿德密尔等公司正在向墨西哥和新加坡转移，他们打算到那里去生产电视机。公司里岩真和我对美国的市场最熟悉，我们感到应该反其道而行之，也就是应该向美国进军，因为那里是我们的市场。
但是在集成电路问世之前，生产电视机的过程中有很多手工操作，而美国的人工费用更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工厂，据估计这家工厂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万美元，小寺久日是圣迭各工厂的第一任经理，他被召回日本，我们让他估算和计划一下在美国运作的近期和远期成本。项目组知道将来在美国开张时的费用。项目组也知道集成电路马上就要问世了，不久就会取代晶体管，在三到四年的时间内，由于每一台电视机的部件数量减少，装配时间也会减少，这样我们在美国付出比在日本更高的工资就可以得到补偿。
但是这仅仅只是隧道尽头处的一线光明。小寺至今还说，他当时带着全面的数字和设计方案来到我们的管理委员会时，他感到很悲观。根据三百六十日元等于一美元的汇率，即使我们可以预料三年以内生意就会兴旺起来，1971年8月当时的数量并不能说明建厂的合理性。但是那时候井深和我是管理委员会的负责人，我们了解这些数量，我们觉得从长远来看这步棋将会被证实是有先见之明的。我们知道日元不会长久地维持在这么低的汇率上。我们甚至没有问及数量，这使小寺吃了一惊。我们告诉他要勇往直前。我们派他去参观我们主要的电视机装配厂，大致了解一下最新的生产系统，为他在圣迭各的工作做好准备。
就在那一天稍迟一点的时候，也就是8月16日（美国还是8月15日），尼克松总统宣布改变美国的货币政策，将美元贬值，日元对美元升值15%。尼克松暂时中止承诺将外国中央银行持有的美元兑换成黄金或者其它货币固定资产。他停止了外援，对所有的进口货增收10%的追加款。这个消息令人喜出望外，它使我们在圣迭各的计划大为改观。本来即使在几年内财政上会遇到困难我们也要把这个工厂的项目搞下去，现在这件事对我们的将来是一个好兆头，它将使我们可以制造出印有“Made in U．S．A．”标记的产品。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社会主义者的法国总理弗朗索瓦．密特朗似乎成了欧洲唯一的懂得需要改变汇率系统的领导人。他经常说现存的汇率系统是错误的，他希望能将欧洲货币系统（EMS）应用于美元和日元。
在EMS中进行贸易的欧洲国家保持固定汇率，并定期地由EMS进行调整。与非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按外汇市场的汇率进行，可以大幅度波动，但是在集团内部有相互协作，杜绝了货币投机商或者不相关事件造成的任何大幅度摆动。
我们从一个社会主义的政府那里得到了这种良好的自由市场的经验，而那些声称信奉自由经济的国家领导人却不懂得这一点，真是令人难以想像。我认为这不仅仅具有讽刺意味，也是相当危险的。
我在日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曾经非常努力地强调过这一点。但是金融专家却没有长远的眼光，他们说：“我们不能这样做。”或者说：“哦，那很危险。”他们似乎缺乏创造和想像的能力。
过去当我向大藏省的专家们提议，我们必须干预金融市场，买进日元，使日元更加坚挺，他们说：“不，我们不能干预，我们能够用来买进日元并使之保值的钱太少了。”但是在G -5做出决定之后，日本银行进行了干预，他们的工作卓有成效，有助于日元的升值。
在此之前，我在美国也谈到过这种需要。那里的金融专家说：“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固定汇率呢？如果我们不能恢复固定汇率，那么我们现有的浮动系统就是最好的。没有别的选择了。”我感到很愤怒，我说，如果我们的工程师认为现有的系统就是我们可能设计出的最好的系统，而且没有其它的选择，那么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有什么创造了。我们科学家和工程师总是不断地提出新的想法，一项发明的完成之日正是开始对它进行改革之时，正因为如此，技术才发展到了今天的水平。我对一位专家回答道：“如果你们说因为不能恢复到固定汇率系统，所以浮动系统就是唯一的选择，不可能再有变通，那么你们正是在向全世界说明你们的无能。”
世界贸易系统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重建美国的工业结构，并且我相信已经有了开工的迹象。但是工业界中也出现了自暴自弃和一味埋怨他人的相反迹象。虽然很多美国人说服务业是美国商业的未来，但是很明显，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放弃全部的重要工业基础组织，而变成那位参议员说的炸鸡餐馆老板说了算的国家。但是我没有看到国会将这种重建工作放在首要位置。保护主义是对自由贸易的扼杀，是发展自由贸易中的古怪行径，但却也是美国国会议员和以及欧洲政府官员和议员们经常提出的简单办法。多年来我一直对日本政府说，我们应该告诉美国，美国工业的错误在于美国本身，而不在于日本，它是一个美国问题，甚至李。艾科卡都承认这一点。我早就感觉到，与其通过汽车和其它行业中的所谓“自愿限制”协议来扼杀我们之间的贸易，还不如干脆有一个保护主义的法律。
松下幸之助，松下电气公司的创始人，1976年和我合写了一本书，书名可以简单地译为《说出我们的担忧》，这本书说的是对杰出人才的需求。就在这本书即将出版的时候，他给我打电话，问我他在该书中的批评意见是否会给国家的商业带来坏的影响，我说：“不，先生，如果为了商业利益而一言不发，日本就会土崩瓦解，而且谁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批评意见固然会有损于商业，但是从多方面看问题对于商业、个人和国家也很重要。正是因为固执已见，日本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
十多年来，只要美国和欧洲人说我们的市场没有对进口货全面开放，我们的政府就回答说：“我们会尽力而为的。”紧接着就会放松关税，撤消一些非关税壁垒，把日本市场的开口撬得更大一点。当出现第二次抱怨时，再设计第二个方案，还是采取同样的步骤，只是多做一点工作。这样下去，一直做到第八个方案时还是不够。所有这些方案都不能解决贸易的不平衡。日本的市场开放得太慢，我经常这样说。然而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因素是汇率问题。直到G-5会议之前，这种局面没有一点改进的迹象，从那以后汇率这个钟摆又摆得太远，使日元的升值创了记录，达到了一个不符合实际的高度。
我的观点是日本人对于汇率应该更加强硬一些，对于贸易不平衡的原因应该更加直言不讳，而不要一味点头认可，然后又辛辛苦苦地去增加开放市场的措施，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措施是不能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的。日本在参加国际谈判时的态度是非常可怜的，我们好像从来都不能抬起头堂堂正正地说出心里话。
1979年我和已故的前外相兼驻美大使一起主持了美国-日本经济关系小组会议。小组包括八名私人成员，美方由前驻日大使罗伯特。英格索尔牵头。当时美国的国会议员正在谈论贸易互惠主义。有些人要求在美国商业上得到许可的东西在日本也应该得到许可，而且反之亦然，他们把这称作互惠。这种被我们称作“智者集团”提出的概念不是互惠，而是国家的平等条约。我们的观点占了上风。我们的说法是当外国人在日本能够参加对日本人公开的所有活动时，日本人在美国就可以干美国人得以允许的事了。
但是我所认识的美国人好像都相信因为美国的限制最少，所以美国应该制定每个人都必须遵守的标准。在小组会议上我们说，在日本让来自其它国家的人享受甚至日本人自己都没有的特权那是不可能的。互惠意味着要修改法律来接受外国的体系，这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化。我们在报告中说道：“日本的谈判者应该更多地发言，尽可能公正地反驳美国的批评，将对他们地位的错误理解和感觉削减到最少。当美国政府批评日本的政策或者提出特殊的要求时，日本政府应该对自己的处境作出合理的解释，并加以反驳，而不要一言不发，好像默认了似的，或者干脆就说：‘不行。’”
我相信，世界贸易的未来依靠于贸易的增长，而不是阻碍。在这方面，日本现在正在自掘坟墓。如果贸易不平衡不能改变的话，那么别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多地要求对日本出口产品的限制。我们必须找到问题的根源，而不要只是头疼治头，脚疼治脚。美国工业的竞争力肯定会得以恢复。我们正在接近这一点，由于美国制造业的损失，美国可能需要日本和日本的出口，这与日本对美国市场的需求一样，甚至更多一些。
有些美国的分析家已经说过，日本的速度将会减慢，日本正在失去职业道德和其它东西。很多日本人，特别是老年人，认为我们已经失去忠诚的感觉，或者说现在的人工作只是为了玩。人们的心态随着时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尽管在态度上一代人自然与另一代人不一样，日本的职业道德还是非常稳固。
日本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强大和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再安安静静地生活在一个角落里，心里只想着自己的需要。如果我们要发表意见，就应该采用能使对方听懂的方式。即使我们今天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力量，我们对此仍未习以为常。但是如果要想与邻居平安相处，我们必须采用不同的做法。我们与美国人之间有问题，因为美国人非常感情用事，所以这些问题不好处理。但是根据我与美国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我发现，如果你直言不讳和充满信心，他们就会听你的，甚至可能改变自己的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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