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从波士顿得到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
“柏药店查看了他们自1985年以来的记录，给劳迪哑·凡·何文配药的方子只是给一次眼科传染病和一些妇科病的。”“野嘴”在电话里漫不经心地说，“而且这些药方都不是阮德尔·依贝哈特开的。”
“也许她去的是另一家药房，她没有把名字记正确。”
“我现在就去查，小塞纳瑞塔。”
这一时刻我对“野嘴”的幽默丝毫也不感兴趣。他尽力屏住呼吸的声音暴露了他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立即传染给我，使我的肾上腺素陡然加快了分泌。
“我们有麻烦了，不是吗？”
“并非没有机会。”
“是的，我们还有。”但恐慌在急剧增加。“在公园里她一定对我们撒了谎。”
“那么，现在她的那一套说法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越是再多作些假定，我就越感到船沉得更快。“她为什么要制造出这样的事端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得替她找到指控依贝哈特越权开药的其他根据，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了确证证人。”
“我听听你能有些什么意见。”
“你得到她的医院记录没有？”
“还没有时间——”
“我去做。”我粗鲁地打断道，一下子掐断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我接通拉诺严大夫，阮德尔·依贝哈特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的前老板，他满口承诺说下午去查凡·何文的档案表，他的英国口音富有节奏，显得很动听。在我的经验中，即使最有修养的人如果有机会和FBI共事一番也会兴奋不已的。
局里要求每六个月对我们进行一次体能测验，所以每周在你的时间表上就可以开列三个小时时间用以进行锻炼，所以对我来说，每天穿过停车场到位于色普维达的“韦斯特伍德公共娱乐中心”的游泳池里游个二十二分钟每哩就决不只是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里去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一头扎进水道里游个痛快。把精神的焦点对准对面壁上的大十字纹，尽情享受运动中充分的技巧性的乐趣，干净利落的转身，挥臂入水的节奏，池水在皮肤上的滑动，胸腔所承受的压力，每个晚上都从疲劳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体力应付有余，甚至战胜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战，她游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这起码给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回到办公室。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找感到彻底放松下来，又有精力可以应付任何事情。回来就遇上幸运的事，罗莎琳给我留了条子让我打电话给波士顿的拉诺严大夫。
“克劳迪娅·凡·何文是因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的骨折和外伤而接受治疗的。”医生热情地告诉我，“在此以前，她因为有各种病症，从压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似接受了长时间的精神病医治，直到后来被送入佐治亚瑞文纽学院接受治疗，实际上诊断为分裂性个性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重性格失调。”
“明白了。你是说她属于那种具有不同的声音和性格的人？”
“对。”
“那不是很不寻常吗？”
“分裂性个性失调可能比你们认识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种精神机制，是为了避免确实地变成另外一个人造成的创伤。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从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导因于一个邻居的性虐待。从这份记录中看得出来，”他继续说，“有二十三个人对此提供了证明，包括一个名叫阿伦的放肆的男人。”
“她说阿伦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种改变者当作‘拯救者’——其实就是，拯救她的性格，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转换？”
“转换？”
“你是否看见她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或者体态变成别的人—一”
“耶酥，不。”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医生的意思：“那么我们能相信她告诉我们的关于依贝哈特大夫的事吗？”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来非常的有理性。她有头脑，还害羞——她说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贝基的那一重人格。”
“贝基！那是什么——‘边缘地带’？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呢。”
“你确实看到那孩子了吗？”
“没有。但是那时正开始下雨。”这似乎解释不了任何问题。
拉诺严大夫的音调十分克制：“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我非常怀疑在推车里是否真有一个婴儿。”
这个想法，她出来站在冷风中只是装作在照看一个婴儿——我认为的那儿有个婴儿——让我产生了畏惧感。最后我问：
“从你的专业观点来看，考虑到她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克劳迪姬·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个可靠的证人吗？”
“最终地？没有机会。”
我挂上了电话，把头埋在我的手掌里，希望从这堆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挂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风吹动，挺了起来，就像有一团热空气在里面膨胀起来一样。
我没有了确证证人。
而高罗威等着明天就要结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板哀诉，我曾经保证凡·何文是个好姑娘，但是波士顿的那个老酒鬼没能查明她的资格，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尽管我现在非常愤怒，但是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而出卖“野嘴”。一封指责信将只会对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这样做，也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能出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阮德尔·依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心里像有只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着我的心房。我做着笔记，画着图表，但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制造”一个案子来对付医生。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个戏子不可信的故事。这时电话铃响了，而且就是简娜·玛森自己。
她是我想找来谈话的最后一个人。我对直升飞机飞过她的房顶不感兴趣，或许这次她是有一个新型垃圾桶想要我修。
令人吃惊的是，她似乎完全悔悟了。她需要和我谈但是却不想在电话机里进行和深入下去，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上一次，安排一次会面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她又提早一周到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所以我有一点怨气和对是否值得冒险的怀疑。但是她保证，她的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会来联邦大楼前接我。它确实也来了。
我拨开人群走向那辆专门等候我的黑色闪亮的豪华大轿车时，心跳都有些加速了。车掉过头。我觉得有点头晕，车体反射的光芒一下掠过我的脸。
汤姆·保罗伊打开了车门，点了点头算是招呼。这简直不像是爬进一辆轿车，而像是走进一间房子，房间里还有唇膏的气味，到处铺满了上好的皮革，车顶的嵌板是珍珠白的，四周边缘上都安有熠熠闪亮的顶灯。一个镀铬的搁架上摆满水晶制的细颈瓶，瓶颈上都套着银色箍带加以固定——威士忌，黑麦酒、杜松子酒。我可以尽量伸展我的腿，但是距离那个搁着电视机，影碟机和CD唱机的落地式支架仍像有几英里远，在它上面，是一排黑色玻璃板把我们和司机隔开。这里有两部电话，一部传真机，有一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长试管的花瓶里插着一朵黄玫瑰。我们离开路边时，一束镜面反射的光线照射在一排玻璃器皿上，相互间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几卷剧本稿张开像扇形一样堆在缤纷的地毯上。
“谢谢你来，安娜，亲爱的。”
简娜·玛森，涂着巴黎式的红嘴唇，黑色眼影，头发别成两个髻子，把手伸给我握了握，又迅速抽了回去，扭身转向窗户，眼神显得很忧郁。她穿着一条夺目的粉红色丝质长裤，裤脚镶着白边，上身在夺目的粉红色丝质体恤衫外面还套了一件白色的运动上衣，袖子被拉到小臂上。每只手腕上都套着一只金手镯，脖颈上绕着的珍珠短链上还吊着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在淡柔的灯光下不容易看得清）。她这副打扮看起来是要去谈什么生意似的，以帕尔姆·斯普润地区人特有的方式。我们坐得很近，我几乎能闻到她的体香——就像一件用丁香香囊熏过的内衣。
很容易想象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怎样地掉入这个脂粉团里难以自拔，要伴同玛森小姐参加时髦的募捐晚餐，绕着城兜一圈风。当我看到一大批白领工作者在维尔希尔大街街口等着红绿灯的转换时，我意识到，别人看不到你而你却可以窥探到别人，这通常是我们执行法律的一种方式；而令人不安的是，作为医生，他们也能分享这一特权。
这时候简娜·玛森开始唱起歌来，她的头依然背向我，声音低沉而忧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在清晨的片刻光阴中／整个世界就要醒来……”
这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和抱怨所关切的东西，为什么人们要容忍愚蠢和暴行，为什么玛格达·斯脱克曼要置身于简娜·玛森和剩余的世界之间，为什么有些人甚至像我外祖父也会真正被功绩所打动：人的天性。
当大轿车转过街角时，我平衡住身体，听着简娜·玛森的歌声，道地的，毫无暇纰；这一时刻，她的确是个雍容华贵的人。
我们通过一个VIP（要人）出入口驶进世纪城购物中心，我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出入口存在。车停在另一辆豪华大轿车背后，那是辆白色的加长车。简娜·玛森戴了一副宽大的墨镜，又把一顶浅黄色浅顶软帽扣在她的法式发髻上。
“对不起，我得先办一件事情。”保罗绕过来替我们开门时玛森说。
我走出车门跟在她后面。在电梯上我说：“如果我早知道我们是到这儿来，我一定要把我的加湿器带来。”这句话对她来说当然是莫名其妙。而她对此也丝毫不感兴趣，眼神只是注视着我们头顶上宽敞明亮的空间。
电梯刚刚着地停稳，她就窜了出去，就像是一枚灵敏的导弹迂回绕过障碍物，直扑预定的目标。我只好加快我的步伐以跟上她的动作。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女人穿着高跟鞋行动还如此敏捷。她只顾埋头向前，根本不去注意一路上的情形，就像一枚上升的火箭头拨开雨滴一样，披靡前进。中心城最妙的事情就是它是一座开放式的商业城，在城里就像在林荫道上的一样，你可以直接得到日照和向上通风。有露天的食品摊，许多人的货物都是放在一架木制手推车上卖——当然，整个一座城其实是在一个邮区之中，即布洛克斯。
她握住玻璃门上的克铬米把手，把门拉开，走进了底楼的化妆品部。
我猜测她一定是来寻找某个品牌的香水。因为我们在这里绕行了三十秒钟，走过黄铜装饰的柜台，打扮漂亮的售货小姐，顾客，光彩夺目的展示品，异彩纷呈、令人难以置信的化妆瓶的摆置，在光亮可鉴的厅柱上反射出来的我们俩的影子——她身上鲜亮的白色和粉红色，我的晦暗的卡其布制服——然后就离开了。她又一次碰着那扇玻璃门，一股异常的热气向我们扑面而来，又立即四处弥散了。我们重新回到路边。
“我想你还没有得到它。”
“没有。”
“如果在布洛克斯都没有的话，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她说，很沮丧地。
我们经过了一个巧克力商店和一个卖快餐的地方，仍然保持着高速度。
“你想和我谈什么？”
“我的确想谈，但是现在我没有情绪。你呢？”她亲昵的问，好像我们刚过了一次购物狂欢，也许应该喝一杯茶，歇歇脚了。
“实际上，是的，我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你谈。这是我的任务。”
我们经过一家电影院。
“你看过《霹雳情天》吗？”她问。
“还没有。但是我喜欢汤姆·克鲁斯。”
一队人正默默地排着队买电影票，准备看早场。没有再说话。简娜·玛森直接走到人群前面，递给售票员某种会员卡一类的东西，不用付钱就拿了两张票回来，然后我们就换乘另一部电梯到了一个门厅里。
再往前显然是要左转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噢管他呢，”她说，“我们去看汤姆·克鲁斯。”
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真的去了。我们坐在那里吃着爆米花，简娜·玛森和我。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电影，充满了虚张声势，我入迷了，兴奋得发抖。
“‘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简娜·玛森注视着我说，“那是我和斯图尔特·格兰吉尔演的一部戏里面的台词。现在他已经成为他理想中的人了。”
天已经黑了。树上缠绕着一串串发出白光的小灯泡，飘扬在食品商场四周的彩旗制造出一种嘉年华会的气氛。人们坐在杏黄伞下的露天桌子旁，吃着烤肉串和乳酪饼，在这个凉爽的初夏的晚上，夹克衫都扣得紧紧的，店家穿着宽大飘动的白色长褂，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跟她的第一次约会，我感到一股兴奋激动的感情在心中涌动；我喜欢这个人。我想更多地了解她。
“我们去吃点东西。有个地方很不错。”简娜·玛森决定道，我欣然默许，享受这非凡的经历，旁边走着的是世界闻名的电影明星，心里怀揣着一种秘密的喜悦，知道我们是要走回VIP出入口，在那里再坐上我们的私家豪华轿车，穿过城市到一处美妙的地方去。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门前停下来，它的霓虹灯广告牌很朴素，毫不张扬，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的绿色桃棚。我们把汤姆·保罗伊留在车里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滑稽的敬礼。这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躺在沙滩上。餐馆里面是个舒适的小酒吧，到处挂满了一簇簇的香提花束，还有一幅巨幅的JFK的挂像。墙上则贴满了电影招贴，和名人、影星们的头部特写，像卢希勒·鲍尔，唐·理克厄斯，艾森豪威尔总统，均在其中，在这群人中，我未能看到简娜·玛森。
一个穿着陈旧的夜小礼服，双肩萎靡的男士迎上来说：“很高兴又见到你，玛森小姐。”然后把我们领进主间。这里面完全被桔红色的灯光所淹没。弧形的窗口凳是桔红色的，一组拖着长长的影子的组合灯所有的灯泡也全是桔红色的。大多数桌子都空着，白色的餐巾叠成花样垂直放在空桌上，看上去就像这个餐馆收集了许多兔子耳朵似的。
我们走过一个展览柜，里面陈列着各种载重汽车的模型，还有一个同样双肩萎靡的绅士，三十多岁，同教区牧师合影的照片。我们走过两个老家伙身边，他们正在抱怨在圣安尼他的损失，他们是在和一个金发碧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谈论房地产生意。这些招待员似乎太老，精神太低靡，谁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著名的主顾，但是接着我便认出了一个演警匪片的男演员，随即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好莱坞影星们的聚集地，全是真家伙。
“我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找到一个男人，所以我一直不得不靠自己养活自己。”简娜突然说。
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份开胃的油煎果，实话说，在礼拜五，他们要做得比平日好得多。简娜喝的苦艾酒，我照例喝我的“7UP”，一面欣赏着墙上的小丑画。
“我的第三个丈夫，是过去的汽车大王，那是我不堪忍受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就像是他脚下的一块泥，我过去一直在想，为什么指甲修剪师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时总是擦着她的嘴唇。”
她从一个陶瓷小罐里给我们每人加了些水。水罐的外表就像是一个鸡头，这大概是这家餐馆的标志物吧。
“他是花光我所有钱的人之一，我们1959年离婚。一个从俄克拉荷马来的小姑娘还能做些什么？还有两个小孩需要抚养，除了唱歌、跳舞外，一切都在使她弱小的心灵破碎。所以后来我搞过晚餐剧场、地区剧场，开过旅馆酒吧，所有我能得到的活儿，从维加斯到帕尔姆海滩到蒲非德，衣阿华，然后又回来。那样做了许多年，然后我遇上了玛格达·斯脱克曼。”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没有生活。”简娜说，“她的当事人就是她的生活。”玛森向我指了指面包棍，示意末端有破裂，“她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请原谅。”
她去洗手间的路上碰到一对穿夜礼服的夫妇。我看着他们看见了玛森，试图说：“那是简娜·玛森啊。”但是却没有张开嘴。这副情景非常有趣。
她回来时重新上了妆，玛格达·斯脱克曼仍然挂在嘴边。
“玛吉告诉我，我应该去演戏剧，她说服乔·帕派冒险上演《玩偶之家》，正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不仅因为它获得了广泛的成功，而且它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你非常了解自己。”
“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女演员。我离开了第九十街，在好莱坞·希尔租了一间房子，在三年之内我就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奥斯卡大奖。你瞧，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全部看法。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从我们这儿把它带走。”
一个萎靡的招待员端上来两盘名目叫作“多尼·帕顿”的菜肴。我盯着这道菜不知如何下手，我完全把它同“米基虾”和“科勒曼炸鸡”混淆在一块，最后还是决定她动哪块我就跟着动哪块。
“我相信你一定听到过一些关于我的可怕的传闻——说我年老色衰，说我酗酒、傲慢、粗鲁，但是让我告诉你，人们都爱我。”她把酒一口于完，又继续说，“人们都爱我。”她过于强调了，所以我暗地里猜想是不是那一杯鸡尾酒已经使她醺醺欲醉了。
“今天晚上真是棒极了。”当我们开始享用我们的乳脂面条时我说，“但是这与我们办理阮德尔·依贝哈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她合起双掌搁在桌布上，手镯露在外边，金光耀眼。“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震怒地要把这个男人带上法庭。尽管我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可仍然对这头雄性野兽着了迷，阮德尔·依贝哈特又完全地凌驾于我之上。我挣扎得十分辛苦。”
她重新要了一杯苦艾酒：“我相信你很聪明，不会掉进这类的陷阶里。”
“未必如此。”
“你是怎样对付男人的？”
“我根本就不和他们打交道。”
简娜把头向后一仰，笑了起来，“噢我亲爱的，我们没有想要那样做啊。”
“这十分有效。”
她好奇地盯着我看，然后把白色的纯棉夹克披在肩头上，继续把话题转到了维尔·约翰尼·卡森的身上。
“我的第三个丈夫，从前的汽车大王，有一次秘密地拍摄下了我们做爱的镜头。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你明不明白呢，要找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是多难啊？”
“是的，我明白。”
“这些年来，只有玛格达在始终支持我。为了她还有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孙子们我要感谢上帝。我曾经有过很艰难的日子，但我仍然相信罗曼司。”
她从我的笑容里找到了我的入迷的神情。
“我可以打赌你一定在想，穿着一身戏装多傻啊。我并不是穿给男人们看的。我穿上它是为了我自己。我早晨醒来看看镜子，就把它穿上，一直穿到我看见某些东西过于陈旧为止。”
她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她笑，尽管我得努力理解她的话语中越来越忽略我的婉转的成分。
“在文森特尔·明内尼的导演下，我主演了一部音乐喜剧，它是一部用彩色印片法制作的色彩艳丽的狂剧，有一幕里我穿了一件狐皮斗篷，是啊，明内尼先生后来把它送到了纽约，专门配合我的眼睛进行着色。为什么？因为这才是罗曼蒂克。”
“我想我看过那片子。”
“路易斯B·迈斯尔总是告诉我他的哲学是为漂亮的人们留下漂亮的形象。”她带着一股扫荡一切的决心继续说道：“我们都需要罗曼司，甚至你，安娜，亲爱的。你是严肃的年轻女人——我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你的某个部分要更加活跃起来。”
她几乎撑在了桌子上，用一双朦胧不清的蓝绿色眼睛注视着我。瞳孔却是黝黑的，张得很大，也许是落日般的桔红色灯光照射下的结果。
“给你自己一点魅力吧，安娜。”
就好像她能看透我的灵魂一样，她知道我丢失了什么，就为我提供了什么。我感到我自已被触动了，被软化了。我点着头。我想说，谢谢你。
当我们走出餐馆时，汤姆·保罗伊已经在那里为我们打开了车门等候着。
“晚餐如意吗？”
“令人愉快，汤姆。”简娜微醉着说。
在大轿车里她又继续解释说：“我谈到罗曼蒂克的时候，不是说这种事情一定要发生在六十岁的老司机和二十一岁的女服装保管员之间，当然我也不认为这里边就有什么天生的错误，天知道，那时候约翰·巴里莫尔已老得可能做我的祖父了，但是我确实感到需要保护我的人民，我担心这两个想法都会导致灾祸。”
“所以汤姆和莫瑞森就是一个例子。”这证实了我在海滩上所见到的。
“是的，但是在那个城堡里一切难如人意，”简娜叹道，“一切难如人意。”
保罗伊已经把轿车开进了交通潮之中。
“拿着这个。”她递给我一个鸡头水罐，这显然是她从餐馆里顺手牵羊带出来的、而且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为了记住这个晚上。”
我接过来。它的形状逗人喜爱。在电影之后，在“多尼·帕顿”和小牛肉和乳酪饼和咖啡之后，我感到心满意足得像一只贪睡的小猫，伸伸腰打个呵欠，希望简娜·玛森又开始唱歌。
像阮德尔·依贝哈特一样，我已经彻底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芭芭娜看着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抱着一个又大又沉的玻璃容器，里面足足装有两打黄玫瑰。
“给我的？我们订婚了吗？”
我把花瓶放下。
“简娜·玛森送来的。今天早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为什么？”
“因为我太善解人意了。”
“你么？”
“她的便条里就这么说的：‘谢谢你的理解。’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然后吃了晚饭。她对我讲了许多她的人生哲学。”
芭芭娜白皙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光：“你和简娜·玛森共进晚餐？”
“就我们俩。她喜欢我。”我坐下来，把脚翘到了她的桌子上。
“一生一次的经历。”芭芭娜妒嫉地嘟囔着。
“相当令人惊异。”我承认，仍然回味着豪华大轿车里的温暖舒适。“‘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她在她的一部戏里这么说。我告诉她，嗨，亲爱的简娜，你正是在说我呢！”
“关于她的人生哲学，她还说了些什么？”
芭芭娜不再用手指抚弄那些黄色花瓣，她的笑容很不明确。
“噢，她讲了许多伟大的好莱坞的老故事，你一定会喜欢听的。像那时候那家伙为了配合她眼睛的颜色专门把一件狐皮斗篷送去重新染色——”
“谁干的？”
“利萨·明内尼的父亲。”
“文森特·明内尼？那位导演？”她表示怀疑地问。
“是啊，她演了一部他的片子，他把狐毛送到纽约去染色……有什么问题吗？”
芭芭娜的嘴紧闭着，她的兴奋变成了忧虑。
“那是诺玛·希尔若在《玛丽·安托万内特》中的事儿。”
“不可能。”
“那是有史以来最过分的影片之一。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制作古式的家具和难以置信的服装，那个服装设计师，吉尔伯特·艾德里安，甚至定制了一件狐皮斗篷以配合诺玛·希尔若的眼睛。而奇妙的在于，为了省钱，他们甚至是用黑白胶片来拍的片子。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
“但是简娜·玛森说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
“不是。”
“也许是她喝醉了。”
“还有那句台词‘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那是约翰·德雷克在汉弗莱·伯加特导演的《鬼敲门》中的台词。”
“你能确定吗？”
“我确信。”
我知道对“电脑”的任何记忆和其准确性表示怀疑都是徒劳的。我想起那个鸡头水罐和她亲密的举动，这都是特意为我的。我的脚从办公桌上滑落掉在了地板上。
“怎么啦？”
“她耍了些花招。”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如此沮丧和手足无措。
“也许她是在做戏。”
“嗯。”
“也许她有点疯了。”
“她没有。”
芭芭娜也非常的沮丧。甚至连“电脑”也不能猜透其中的秘密。
“我不明白。这都是事实。她公开撒谎。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冒充。”
但是很快我就完全清楚整个过程的真相了。
“在这件该死的事情上她一直在说谎。”
“医生？”
我点点头。我想我快要哭出来了。
“把他查出来。”芭芭娜轻声地建议道，“你必须这样做。还有高罗威。多去几次。”
“柏药店查看了他们自1985年以来的记录，给劳迪哑·凡·何文配药的方子只是给一次眼科传染病和一些妇科病的。”“野嘴”在电话里漫不经心地说，“而且这些药方都不是阮德尔·依贝哈特开的。”
“也许她去的是另一家药房，她没有把名字记正确。”
“我现在就去查，小塞纳瑞塔。”
这一时刻我对“野嘴”的幽默丝毫也不感兴趣。他尽力屏住呼吸的声音暴露了他的担心，而且这种担心立即传染给我，使我的肾上腺素陡然加快了分泌。
“我们有麻烦了，不是吗？”
“并非没有机会。”
“是的，我们还有。”但恐慌在急剧增加。“在公园里她一定对我们撒了谎。”
“那么，现在她的那一套说法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他越是再多作些假定，我就越感到船沉得更快。“她为什么要制造出这样的事端来了？”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得替她找到指控依贝哈特越权开药的其他根据，否则的话我们就没有了确证证人。”
“我听听你能有些什么意见。”
“你得到她的医院记录没有？”
“还没有时间——”
“我去做。”我粗鲁地打断道，一下子掐断了电话。
几分钟以后我接通拉诺严大夫，阮德尔·依贝哈特在新英格兰长老会女执事医院的前老板，他满口承诺说下午去查凡·何文的档案表，他的英国口音富有节奏，显得很动听。在我的经验中，即使最有修养的人如果有机会和FBI共事一番也会兴奋不已的。
局里要求每六个月对我们进行一次体能测验，所以每周在你的时间表上就可以开列三个小时时间用以进行锻炼，所以对我来说，每天穿过停车场到位于色普维达的“韦斯特伍德公共娱乐中心”的游泳池里游个二十二分钟每哩就决不只是为了消遣混日子。我如此急切地渴望到那里去没有别的意图，只是想一头扎进水道里游个痛快。把精神的焦点对准对面壁上的大十字纹，尽情享受运动中充分的技巧性的乐趣，干净利落的转身，挥臂入水的节奏，池水在皮肤上的滑动，胸腔所承受的压力，每个晚上都从疲劳中重新振作；今天我的体力应付有余，甚至战胜了一位穿橙色泳衣的小姐的挑战，她游的是水池中央的快水道，这起码给她增加了十分之一的作用力。
我披着湿漉漉的头发回到办公室。一次酣畅淋漓的运动之后找感到彻底放松下来，又有精力可以应付任何事情。回来就遇上幸运的事，罗莎琳给我留了条子让我打电话给波士顿的拉诺严大夫。
“克劳迪娅·凡·何文是因为在一次汽车事故中的骨折和外伤而接受治疗的。”医生热情地告诉我，“在此以前，她因为有各种病症，从压抑到精神分裂症，所似接受了长时间的精神病医治，直到后来被送入佐治亚瑞文纽学院接受治疗，实际上诊断为分裂性个性失调，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重性格失调。”
“明白了。你是说她属于那种具有不同的声音和性格的人？”
“对。”
“那不是很不寻常吗？”
“分裂性个性失调可能比你们认识的要普遍得多。它是一种精神机制，是为了避免确实地变成另外一个人造成的创伤。在凡·何文小姐的病例中，病情似乎是从早期青春期就开始了，导因于一个邻居的性虐待。从这份记录中看得出来，”他继续说，“有二十三个人对此提供了证明，包括一个名叫阿伦的放肆的男人。”
“她说阿伦是她的拯救者。”
“是的，一些病人把某种改变者当作‘拯救者’——其实就是，拯救她的性格，当你和她谈话的时候你是否注意到有什么转换？”
“转换？”
“你是否看见她通过改变发音方式或者体态变成别的人—一”
“耶酥，不。”一阵战栗传遍我的全身。
“很有趣。”
作了很大的努力以跟得上医生的意思：“那么我们能相信她告诉我们的关于依贝哈特大夫的事吗？”
“那可能是靠不住的。”
“但是她看起来非常的有理性。她有头脑，还害羞——她说她能演奏小提琴。”
“那可能是她的叫作贝基的那一重人格。”
“贝基！那是什么——‘边缘地带’？瞧啊，她有丈夫和孩子，她正推着一辆婴儿车呢。”
“你确实看到那孩子了吗？”
“没有。但是那时正开始下雨。”这似乎解释不了任何问题。
拉诺严大夫的音调十分克制：“我很抱歉不得不告诉你，我非常怀疑在推车里是否真有一个婴儿。”
这个想法，她出来站在冷风中只是装作在照看一个婴儿——我认为的那儿有个婴儿——让我产生了畏惧感。最后我问：
“从你的专业观点来看，考虑到她的处境，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克劳迪姬·凡·何文在法庭上，做一个可靠的证人吗？”
“最终地？没有机会。”
我挂上了电话，把头埋在我的手掌里，希望从这堆乱麻中理出一条线索，挂在衣帽架上的“班克·狄克的工作便衣”的袖子和胸口被风吹动，挺了起来，就像有一团热空气在里面膨胀起来一样。
我没有了确证证人。
而高罗威等着明天就要结果。
我可以向我的老板哀诉，我曾经保证凡·何文是个好姑娘，但是波士顿的那个老酒鬼没能查明她的资格，结果把事情搞糟了，尽管我现在非常愤怒，但是我不能为了我自己而出卖“野嘴”。一封指责信将只会对他的退休不利，而即便是这样做，也根本不能解决我的问题，我能出示什么有力的证据来证明阮德尔·依贝哈特有罪呢？
我坐在那儿好长时间，心里像有只老鼠在爬，用它尖利的爪子挖着我的心房。我做着笔记，画着图表，但我看不到有什么办法能“制造”一个案子来对付医生。我们能掌握的只是一个戏子不可信的故事。这时电话铃响了，而且就是简娜·玛森自己。
她是我想找来谈话的最后一个人。我对直升飞机飞过她的房顶不感兴趣，或许这次她是有一个新型垃圾桶想要我修。
令人吃惊的是，她似乎完全悔悟了。她需要和我谈但是却不想在电话机里进行和深入下去，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上一次，安排一次会面竟然花了差不多一个月的时间，然后她又提早一周到场，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点，所以我有一点怨气和对是否值得冒险的怀疑。但是她保证，她的车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会来联邦大楼前接我。它确实也来了。
我拨开人群走向那辆专门等候我的黑色闪亮的豪华大轿车时，心跳都有些加速了。车掉过头。我觉得有点头晕，车体反射的光芒一下掠过我的脸。
汤姆·保罗伊打开了车门，点了点头算是招呼。这简直不像是爬进一辆轿车，而像是走进一间房子，房间里还有唇膏的气味，到处铺满了上好的皮革，车顶的嵌板是珍珠白的，四周边缘上都安有熠熠闪亮的顶灯。一个镀铬的搁架上摆满水晶制的细颈瓶，瓶颈上都套着银色箍带加以固定——威士忌，黑麦酒、杜松子酒。我可以尽量伸展我的腿，但是距离那个搁着电视机，影碟机和CD唱机的落地式支架仍像有几英里远，在它上面，是一排黑色玻璃板把我们和司机隔开。这里有两部电话，一部传真机，有一个看起来就像是一只长试管的花瓶里插着一朵黄玫瑰。我们离开路边时，一束镜面反射的光线照射在一排玻璃器皿上，相互间碰撞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几卷剧本稿张开像扇形一样堆在缤纷的地毯上。
“谢谢你来，安娜，亲爱的。”
简娜·玛森，涂着巴黎式的红嘴唇，黑色眼影，头发别成两个髻子，把手伸给我握了握，又迅速抽了回去，扭身转向窗户，眼神显得很忧郁。她穿着一条夺目的粉红色丝质长裤，裤脚镶着白边，上身在夺目的粉红色丝质体恤衫外面还套了一件白色的运动上衣，袖子被拉到小臂上。每只手腕上都套着一只金手镯，脖颈上绕着的珍珠短链上还吊着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在淡柔的灯光下不容易看得清）。她这副打扮看起来是要去谈什么生意似的，以帕尔姆·斯普润地区人特有的方式。我们坐得很近，我几乎能闻到她的体香——就像一件用丁香香囊熏过的内衣。
很容易想象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怎样地掉入这个脂粉团里难以自拔，要伴同玛森小姐参加时髦的募捐晚餐，绕着城兜一圈风。当我看到一大批白领工作者在维尔希尔大街街口等着红绿灯的转换时，我意识到，别人看不到你而你却可以窥探到别人，这通常是我们执行法律的一种方式；而令人不安的是，作为医生，他们也能分享这一特权。
这时候简娜·玛森开始唱起歌来，她的头依然背向我，声音低沉而忧虑，好像我不存在一样：
“在清晨的片刻光阴中／整个世界就要醒来……”
这就是所有的注意力和抱怨所关切的东西，为什么人们要容忍愚蠢和暴行，为什么玛格达·斯脱克曼要置身于简娜·玛森和剩余的世界之间，为什么有些人甚至像我外祖父也会真正被功绩所打动：人的天性。
当大轿车转过街角时，我平衡住身体，听着简娜·玛森的歌声，道地的，毫无暇纰；这一时刻，她的确是个雍容华贵的人。
我们通过一个VIP（要人）出入口驶进世纪城购物中心，我从来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出入口存在。车停在另一辆豪华大轿车背后，那是辆白色的加长车。简娜·玛森戴了一副宽大的墨镜，又把一顶浅黄色浅顶软帽扣在她的法式发髻上。
“对不起，我得先办一件事情。”保罗绕过来替我们开门时玛森说。
我走出车门跟在她后面。在电梯上我说：“如果我早知道我们是到这儿来，我一定要把我的加湿器带来。”这句话对她来说当然是莫名其妙。而她对此也丝毫不感兴趣，眼神只是注视着我们头顶上宽敞明亮的空间。
电梯刚刚着地停稳，她就窜了出去，就像是一枚灵敏的导弹迂回绕过障碍物，直扑预定的目标。我只好加快我的步伐以跟上她的动作。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哪个女人穿着高跟鞋行动还如此敏捷。她只顾埋头向前，根本不去注意一路上的情形，就像一枚上升的火箭头拨开雨滴一样，披靡前进。中心城最妙的事情就是它是一座开放式的商业城，在城里就像在林荫道上的一样，你可以直接得到日照和向上通风。有露天的食品摊，许多人的货物都是放在一架木制手推车上卖——当然，整个一座城其实是在一个邮区之中，即布洛克斯。
她握住玻璃门上的克铬米把手，把门拉开，走进了底楼的化妆品部。
我猜测她一定是来寻找某个品牌的香水。因为我们在这里绕行了三十秒钟，走过黄铜装饰的柜台，打扮漂亮的售货小姐，顾客，光彩夺目的展示品，异彩纷呈、令人难以置信的化妆瓶的摆置，在光亮可鉴的厅柱上反射出来的我们俩的影子——她身上鲜亮的白色和粉红色，我的晦暗的卡其布制服——然后就离开了。她又一次碰着那扇玻璃门，一股异常的热气向我们扑面而来，又立即四处弥散了。我们重新回到路边。
“我想你还没有得到它。”
“没有。”
“如果在布洛克斯都没有的话，在其他地方也不会有。”她说，很沮丧地。
我们经过了一个巧克力商店和一个卖快餐的地方，仍然保持着高速度。
“你想和我谈什么？”
“我的确想谈，但是现在我没有情绪。你呢？”她亲昵的问，好像我们刚过了一次购物狂欢，也许应该喝一杯茶，歇歇脚了。
“实际上，是的，我准备在任何时候和你谈。这是我的任务。”
我们经过一家电影院。
“你看过《霹雳情天》吗？”她问。
“还没有。但是我喜欢汤姆·克鲁斯。”
一队人正默默地排着队买电影票，准备看早场。没有再说话。简娜·玛森直接走到人群前面，递给售票员某种会员卡一类的东西，不用付钱就拿了两张票回来，然后我们就换乘另一部电梯到了一个门厅里。
再往前显然是要左转弯。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噢管他呢，”她说，“我们去看汤姆·克鲁斯。”
于是我们就去了。我们真的去了。我们坐在那里吃着爆米花，简娜·玛森和我。这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的电影，充满了虚张声势，我入迷了，兴奋得发抖。
“‘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我们走出电影院时简娜·玛森注视着我说，“那是我和斯图尔特·格兰吉尔演的一部戏里面的台词。现在他已经成为他理想中的人了。”
天已经黑了。树上缠绕着一串串发出白光的小灯泡，飘扬在食品商场四周的彩旗制造出一种嘉年华会的气氛。人们坐在杏黄伞下的露天桌子旁，吃着烤肉串和乳酪饼，在这个凉爽的初夏的晚上，夹克衫都扣得紧紧的，店家穿着宽大飘动的白色长褂，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跟她的第一次约会，我感到一股兴奋激动的感情在心中涌动；我喜欢这个人。我想更多地了解她。
“我们去吃点东西。有个地方很不错。”简娜·玛森决定道，我欣然默许，享受这非凡的经历，旁边走着的是世界闻名的电影明星，心里怀揣着一种秘密的喜悦，知道我们是要走回VIP出入口，在那里再坐上我们的私家豪华轿车，穿过城市到一处美妙的地方去。
我们在一家意大利餐馆门前停下来，它的霓虹灯广告牌很朴素，毫不张扬，门口有一个小小的的绿色桃棚。我们把汤姆·保罗伊留在车里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个滑稽的敬礼。这就是他的工作。别以为他什么时候都可以躺在沙滩上。餐馆里面是个舒适的小酒吧，到处挂满了一簇簇的香提花束，还有一幅巨幅的JFK的挂像。墙上则贴满了电影招贴，和名人、影星们的头部特写，像卢希勒·鲍尔，唐·理克厄斯，艾森豪威尔总统，均在其中，在这群人中，我未能看到简娜·玛森。
一个穿着陈旧的夜小礼服，双肩萎靡的男士迎上来说：“很高兴又见到你，玛森小姐。”然后把我们领进主间。这里面完全被桔红色的灯光所淹没。弧形的窗口凳是桔红色的，一组拖着长长的影子的组合灯所有的灯泡也全是桔红色的。大多数桌子都空着，白色的餐巾叠成花样垂直放在空桌上，看上去就像这个餐馆收集了许多兔子耳朵似的。
我们走过一个展览柜，里面陈列着各种载重汽车的模型，还有一个同样双肩萎靡的绅士，三十多岁，同教区牧师合影的照片。我们走过两个老家伙身边，他们正在抱怨在圣安尼他的损失，他们是在和一个金发碧眼、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谈论房地产生意。这些招待员似乎太老，精神太低靡，谁都没有注意到他们著名的主顾，但是接着我便认出了一个演警匪片的男演员，随即意识到这一定是一个好莱坞影星们的聚集地，全是真家伙。
“我从来没有那么好的运气找到一个男人，所以我一直不得不靠自己养活自己。”简娜突然说。
我们共同分享了一份开胃的油煎果，实话说，在礼拜五，他们要做得比平日好得多。简娜喝的苦艾酒，我照例喝我的“7UP”，一面欣赏着墙上的小丑画。
“我的第三个丈夫，是过去的汽车大王，那是我不堪忍受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就像是他脚下的一块泥，我过去一直在想，为什么指甲修剪师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时总是擦着她的嘴唇。”
她从一个陶瓷小罐里给我们每人加了些水。水罐的外表就像是一个鸡头，这大概是这家餐馆的标志物吧。
“他是花光我所有钱的人之一，我们1959年离婚。一个从俄克拉荷马来的小姑娘还能做些什么？还有两个小孩需要抚养，除了唱歌、跳舞外，一切都在使她弱小的心灵破碎。所以后来我搞过晚餐剧场、地区剧场，开过旅馆酒吧，所有我能得到的活儿，从维加斯到帕尔姆海滩到蒲非德，衣阿华，然后又回来。那样做了许多年，然后我遇上了玛格达·斯脱克曼。”
“她是个聪明的女人。”
“她没有生活。”简娜说，“她的当事人就是她的生活。”玛森向我指了指面包棍，示意末端有破裂，“她是上天派下来的天使，请原谅。”
她去洗手间的路上碰到一对穿夜礼服的夫妇。我看着他们看见了玛森，试图说：“那是简娜·玛森啊。”但是却没有张开嘴。这副情景非常有趣。
她回来时重新上了妆，玛格达·斯脱克曼仍然挂在嘴边。
“玛吉告诉我，我应该去演戏剧，她说服乔·帕派冒险上演《玩偶之家》，正是它改变了我的命运，不仅因为它获得了广泛的成功，而且它还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
“你非常了解自己。”
“我只知道自己是个女演员。我离开了第九十街，在好莱坞·希尔租了一间房子，在三年之内我就为自己赢得了第一个奥斯卡大奖。你瞧，这就是我对自己的全部看法。我们不能让任何人从我们这儿把它带走。”
一个萎靡的招待员端上来两盘名目叫作“多尼·帕顿”的菜肴。我盯着这道菜不知如何下手，我完全把它同“米基虾”和“科勒曼炸鸡”混淆在一块，最后还是决定她动哪块我就跟着动哪块。
“我相信你一定听到过一些关于我的可怕的传闻——说我年老色衰，说我酗酒、傲慢、粗鲁，但是让我告诉你，人们都爱我。”她把酒一口于完，又继续说，“人们都爱我。”她过于强调了，所以我暗地里猜想是不是那一杯鸡尾酒已经使她醺醺欲醉了。
“今天晚上真是棒极了。”当我们开始享用我们的乳脂面条时我说，“但是这与我们办理阮德尔·依贝哈特的案子有什么关系吗？”
她合起双掌搁在桌布上，手镯露在外边，金光耀眼。“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震怒地要把这个男人带上法庭。尽管我已经学到了许多东西，可仍然对这头雄性野兽着了迷，阮德尔·依贝哈特又完全地凌驾于我之上。我挣扎得十分辛苦。”
她重新要了一杯苦艾酒：“我相信你很聪明，不会掉进这类的陷阶里。”
“未必如此。”
“你是怎样对付男人的？”
“我根本就不和他们打交道。”
简娜把头向后一仰，笑了起来，“噢我亲爱的，我们没有想要那样做啊。”
“这十分有效。”
她好奇地盯着我看，然后把白色的纯棉夹克披在肩头上，继续把话题转到了维尔·约翰尼·卡森的身上。
“我的第三个丈夫，从前的汽车大王，有一次秘密地拍摄下了我们做爱的镜头。不少人都知道这件事了。你明不明白呢，要找一个值得你信任的人是多难啊？”
“是的，我明白。”
“这些年来，只有玛格达在始终支持我。为了她还有我的孩子们还有我的孙子们我要感谢上帝。我曾经有过很艰难的日子，但我仍然相信罗曼司。”
她从我的笑容里找到了我的入迷的神情。
“我可以打赌你一定在想，穿着一身戏装多傻啊。我并不是穿给男人们看的。我穿上它是为了我自己。我早晨醒来看看镜子，就把它穿上，一直穿到我看见某些东西过于陈旧为止。”
她笑了起来，我也跟着她笑，尽管我得努力理解她的话语中越来越忽略我的婉转的成分。
“在文森特尔·明内尼的导演下，我主演了一部音乐喜剧，它是一部用彩色印片法制作的色彩艳丽的狂剧，有一幕里我穿了一件狐皮斗篷，是啊，明内尼先生后来把它送到了纽约，专门配合我的眼睛进行着色。为什么？因为这才是罗曼蒂克。”
“我想我看过那片子。”
“路易斯B·迈斯尔总是告诉我他的哲学是为漂亮的人们留下漂亮的形象。”她带着一股扫荡一切的决心继续说道：“我们都需要罗曼司，甚至你，安娜，亲爱的。你是严肃的年轻女人——我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是，你的某个部分要更加活跃起来。”
她几乎撑在了桌子上，用一双朦胧不清的蓝绿色眼睛注视着我。瞳孔却是黝黑的，张得很大，也许是落日般的桔红色灯光照射下的结果。
“给你自己一点魅力吧，安娜。”
就好像她能看透我的灵魂一样，她知道我丢失了什么，就为我提供了什么。我感到我自已被触动了，被软化了。我点着头。我想说，谢谢你。
当我们走出餐馆时，汤姆·保罗伊已经在那里为我们打开了车门等候着。
“晚餐如意吗？”
“令人愉快，汤姆。”简娜微醉着说。
在大轿车里她又继续解释说：“我谈到罗曼蒂克的时候，不是说这种事情一定要发生在六十岁的老司机和二十一岁的女服装保管员之间，当然我也不认为这里边就有什么天生的错误，天知道，那时候约翰·巴里莫尔已老得可能做我的祖父了，但是我确实感到需要保护我的人民，我担心这两个想法都会导致灾祸。”
“所以汤姆和莫瑞森就是一个例子。”这证实了我在海滩上所见到的。
“是的，但是在那个城堡里一切难如人意，”简娜叹道，“一切难如人意。”
保罗伊已经把轿车开进了交通潮之中。
“拿着这个。”她递给我一个鸡头水罐，这显然是她从餐馆里顺手牵羊带出来的、而且就在我的眼皮底下，“为了记住这个晚上。”
我接过来。它的形状逗人喜爱。在电影之后，在“多尼·帕顿”和小牛肉和乳酪饼和咖啡之后，我感到心满意足得像一只贪睡的小猫，伸伸腰打个呵欠，希望简娜·玛森又开始唱歌。
像阮德尔·依贝哈特一样，我已经彻底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芭芭娜看着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抱着一个又大又沉的玻璃容器，里面足足装有两打黄玫瑰。
“给我的？我们订婚了吗？”
我把花瓶放下。
“简娜·玛森送来的。今天早晨放在我的办公桌上。”
“为什么？”
“因为我太善解人意了。”
“你么？”
“她的便条里就这么说的：‘谢谢你的理解。’我们一起去看了电影，然后吃了晚饭。她对我讲了许多她的人生哲学。”
芭芭娜白皙的脸上泛起了兴奋的红光：“你和简娜·玛森共进晚餐？”
“就我们俩。她喜欢我。”我坐下来，把脚翘到了她的桌子上。
“一生一次的经历。”芭芭娜妒嫉地嘟囔着。
“相当令人惊异。”我承认，仍然回味着豪华大轿车里的温暖舒适。“‘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留下一具美丽的尸体。’她在她的一部戏里这么说。我告诉她，嗨，亲爱的简娜，你正是在说我呢！”
“关于她的人生哲学，她还说了些什么？”
芭芭娜不再用手指抚弄那些黄色花瓣，她的笑容很不明确。
“噢，她讲了许多伟大的好莱坞的老故事，你一定会喜欢听的。像那时候那家伙为了配合她眼睛的颜色专门把一件狐皮斗篷送去重新染色——”
“谁干的？”
“利萨·明内尼的父亲。”
“文森特·明内尼？那位导演？”她表示怀疑地问。
“是啊，她演了一部他的片子，他把狐毛送到纽约去染色……有什么问题吗？”
芭芭娜的嘴紧闭着，她的兴奋变成了忧虑。
“那是诺玛·希尔若在《玛丽·安托万内特》中的事儿。”
“不可能。”
“那是有史以来最过分的影片之一。他们花了一大笔钱制作古式的家具和难以置信的服装，那个服装设计师，吉尔伯特·艾德里安，甚至定制了一件狐皮斗篷以配合诺玛·希尔若的眼睛。而奇妙的在于，为了省钱，他们甚至是用黑白胶片来拍的片子。这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
“但是简娜·玛森说这件事发生在她身上。”
“不是。”
“也许是她喝醉了。”
“还有那句台词‘生命瞬息而过，死在风华正茂之时’？那是约翰·德雷克在汉弗莱·伯加特导演的《鬼敲门》中的台词。”
“你能确定吗？”
“我确信。”
我知道对“电脑”的任何记忆和其准确性表示怀疑都是徒劳的。我想起那个鸡头水罐和她亲密的举动，这都是特意为我的。我的脚从办公桌上滑落掉在了地板上。
“怎么啦？”
“她耍了些花招。”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如此沮丧和手足无措。
“也许她是在做戏。”
“嗯。”
“也许她有点疯了。”
“她没有。”
芭芭娜也非常的沮丧。甚至连“电脑”也不能猜透其中的秘密。
“我不明白。这都是事实。她公开撒谎。多么令人难以置信的冒充。”
但是很快我就完全清楚整个过程的真相了。
“在这件该死的事情上她一直在说谎。”
“医生？”
我点点头。我想我快要哭出来了。
“把他查出来。”芭芭娜轻声地建议道，“你必须这样做。还有高罗威。多去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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