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底楼的自助餐厅里找到唐纳多。他坐在一根柱子后面所以人们很难发现他，他刚刚消灭了一块“浆果派”，正在读一本《瓦街的旅行》。
“我现在是进退维谷。”我告诉他我的麻烦，一面毫不客气地把他剩在盘子里的一块面包皮吞进了肚子。“我需要拿点成绩给高罗威，可我不能回去说，到波士顿的那趟是英雄白跑路，而且从那以来我一直只是在捉自己的尾巴。我自己都已经弄不明白，医生是否真的有罪。”
一个穿着黄色丝质束腰长袍的印第安女人缓缓走过来坐在我们旁边。有些倦怠地放下一个托盘。另一个文职人员正在为他的周末度假作准备。
“现在是我找出事情的根源的时候。我认为我应当暗中进行。安装上一个窃听器，然后装作病人到医生那儿去，问他要止痛药看他是否会给我。”
“为什么你以前不用窃听器？”
“我没有理由要让高罗威批准一套秘密行动方案。”
“你仍然没有。”
“对，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这样做了。”
“不经批准？”
我点点头，把像酸性呕吐物一样沿着我的喉管升起来的忧虑咽了下去。
“我知道这是有一点越界。”
“界限以外的方法。”
“你会配合我吗？监听窃听器？”
“自行其是的行动？如果搞砸了怎么办？”
“不可能搞砸，这太简单了。你跟我每个人都这样干过上千次。”
唐纳多把胡子拨拉得根根直立，这和他平时耐心的性格格格不入，每当他想要对付什么恼人的事情时就会有这番举动。
“这是冒险。”
“有节制的冒险。”
唐纳多摇着头：“不关我的事。”
“我明白了。”我觉得一阵燥热，自己好像很愚蠢，而且突然像是失去了什么。“算了，我用微型录音机，放在我的手提包里。”
唐纳多喝完了他剩下的柠檬水。
“帕姆金开始上法律学校了，我告诉过你吗？”
“她真好运。”
“我本来希望她等到杰里米读进高等学校再说的，但是那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他学得很艰难吗？”
“现在跟一个家庭教师学，但是注意力总是严重分散，他们说这是他新添的毛病。事物总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吧。但罗谢尔不想再等了。”
他站起来扔掉了他留下来的垃圾。自助餐厅的味道就是一只满身油腻、热烘烘的野狗。我们经过一张政府合作人员的餐桌：一个日本职员正在用一双筷子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装在塑料饭盒里的食物；两个白种男人光着膀子只穿了件衬衫，一个菲律宾女孩旁边放了一只仿皮挎包。可他们在一起，究竟用什么语言进行交谈呢？
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抢步上去替我把门打开。
“我跟你合作。”他说。
我满怀感激地抬头看他，但他的目光却已射向了楼前的广场。那儿有一群拍片子的人，有的在架设折叠帆布椅，把电缆线从护道灌木丛中拉过来，有的在把笨重的摄影机安装在三角架上，或者正打开装满了照明设备的黑色箱子。从联邦大楼出去的一大帮工作人员伸长了脖子呆呆地看那个电视女演员，她浓密的淡黄色头发看起来相当熟悉。我知道如果那是简娜·玛森的话，肯定又将引起一场骚乱。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一个拿着步话机的小子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让我们绕道从侧门走。我不喜欢被这些平民百姓呼来喝去，我也真他妈地讨厌别人叫我“女士”。
在洛杉矶，你应当习惯于看到摄影组随处地拍摄外景，这对当地的经济有好处，许多人也认为这相当刺激。但是对我来说，除了让我心里隐隐发痛之外，它什么狗屁都不是。这些自高自大的家伙侵占了我们的广场，当成他们自己的领地，只不过是因为——让我们正视这点吧——电影人似乎是特殊的，他们凌驾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然而，当下到这个自助餐厅里时，我们就完全一样了。
试用窃听器械的小房间在库房最南端的角落里，门上没有任何标记。
我讨厌到那儿去，那管理员的半边脸上爬着一个可怕的紫色胎记，而他却以人们同样难以承受的热情来做补偿，每一次办理事务都点着头鞠着躬。他有一个微型电视机，总是在播放些肥皂剧，墙上贴着三张明信片，是别人休假时寄给他的，他成天呆在他自己这个狭小阴暗的王国里，摆弄这些整齐有序地收藏在金属搁板上的录音和摄影器材。填完那些复写表格，你就会知道，是否这里是一间通向地狱的接待室，还有是否这里有一位保管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带着与生俱来的胎记在这里忍受着永久的痛苦，或者也许你的不自在反而会对你将要采取的行动，对你将要越过的界限有所帮助：对公民进行窃听，记录他们最为隐密的行为。
我巧妙地安排了一次与依贝哈特大夫的晤面。我和那位接待员交涉时借口说我在一次车尾被撞的事故中落下了背部麻木、痛疼的毛病。显然，在波士顿的那次遭遇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仍然让我心有余悸。但她突然问我是谁推荐我来的，我犹豫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法。然后只好说：
“在体育馆里我偶然听到两个女人谈起依口哈特大夫。她们说他是最棒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小姑娘热情地说。
我告诉她的名字是阿曼达·格里芬，她把我约定在第二天的九点四十五分。
从我的衣橱的底层木板上的那一大堆衣服里，我翻出来一条灰色的百褶裙和一件丝绸罩衫，从作为待工的经验来讲，我知道女人只要穿着得体就能占一步先机。但是执行秘密行动任务，有时你不得不坐在汽车里，在监视地区不问断地呆上十个小时，有了几次经验之后，我就扔下了套装和高跟鞋，开始穿上轻便服装以便随时随地都像可以投入工作的样子。我发觉做男孩子中的一员要比做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孩子有趣得多。我在我的首饰盒里找到一串假珍珠项链．在杂乱的浴室抽屉里则找一管旧的紫红色唇膏。这是一种策略，就像穿上盛装去演戏，也同样有点紧张不安。我瞧着镜子里，它反射回来的信息是“身姿挺直”。我对这番改头换面很是满意。这一身很适合于阿曼达·格里芬，她，我已经决定，将是一名法律秘书。
我刚刚把一只仿蜥蜴皮挎包甩到肩头上，钥匙拿在手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外公。
“我不能谈。我正要出去办案子，简娜·玛森的事。”
“我只占用你五分钟时间。”
“稍后我回打给你好吗？”
通常我的坚持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要你到维尔希尔的银行去一趟，它叫作什么——”
“‘国民保障’？”
我想把我的钥匙放到橱柜上，但是它们仍然握在我捏紧的拳头里。
“然后从我的保险箱盒子里找几张纸出来。”
我强迫自己把因为受挫积累起来的怨气排出胸腔。
“我想要把我的出生证明书，我的遗嘱，所有在那儿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好的。”
“我们即将遇到一场挑战，安妮。”
我的耐心现在已经正到极限了，我能够想象到外公一定是陷入了一场和邻居的法律纠纷，他们肯定不喜欢他把他的“比尔克”随意摆放，超出了两个停车区的界限。
“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谈这件事？”
“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活不长了，但我告诉他他知道个狗屁。”
我像被扔进了冰窖里，从里到外一下子凉了个透。
“是什么意思，‘癌症’？”
“噢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发现颈部有一些肿块。”
我的拳头松开了。钥匙在我的手掌心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似乎很严重呵。”
“嗯，不用担心。这点小事还不能把我击倒。”
我突然感觉有必要去洗手间。我还要在十分钟以内赶到圣莫尼卡。
“我马上开车出来看你，用最快速度，”
“不必了，我很好。只需把那几份文件给我寄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快去把我的简娜姑娘从那坏家伙手中救出来。”
唐纳多把车停在达那矫形诊所门前几米远的地方。
他打开公文包。在里面有一架“纳格拉”磁带录音机，联接在一个无线电接收器上。无线电发射装置则被我放在了挎包里。
“你的掩护身份是什么？”
“阿曼达·格里芬。她是个法律秘书，和她的两只猫住在马·维斯他。”我的声音听起来出奇的平静。
“尽量简单些。”唐纳多告诫说，把一副耳机塞进耳朵里，“无论你做什么——不要露出马脚。说话时对着你的手提包。”
我启动了无线电接收器和“纳格拉”，它们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再没有说别的话，我钻出轿车，穿过人行道迈步向依贝哈特大夫的诊所走过去。
我几乎还没有机会在那张桃红和灰白色的长椅旁停留片刻，一个穿着白色医褂的年轻女人就打开了门，柔声叫道：“阿曼达·格里芬？”
她把我带进了一间检查室。一件棉长袍叠好了放在桌子上。
“除了你的紧身衫裤，把其余衣服都脱下来。穿上这件背部有开口的棉袍。依贝哈特大夫几分钟后就来。”
她离开了。我把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挎包放在离检查桌很近的一张椅子上。
我开始脱我的衣服，然后意识到，在我精心挑选出来的衣服下面，除了一双日间穿的极薄的弹力长统袜以外，我根本就没有穿衬裤。那么，我必须面对这个医生，这次调查的犯罪嫌疑对象，而且是完全赤裸着的。
我心神不安地用长袍裹住我的身体，我的赤足跺在干净的亚麻地毡上，开始检查橱柜和抽屉。我发现有几个搁架上装满了一种叫作“拿帕鲁辛”的药物——“对关节炎有很好的疗效”。纸盒子上这么写着——还有纱布、手巾、儿童尺寸的罩衣，上面印着恐龙图案。所有的橱柜都开着，除了最低层靠近窗房的那一个，它被锁着，也正是简娜·玛森描述过的那个。我的心跳加快了，极有可能在里面就是装满了墨西哥麻醉剂的鞋盒子。
有人敲门。我迅速地坐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医生进来了。
“阿曼达·格里芬？我是依国哈特大夫。”一个微笑，客套地握手，眼睛盯在了阿曼达·格里芬空白的表格上：“你遇上一次车祸，然后背部就一直让你觉得痛。”
只有一次，在巷子里我曾看到过我的目标。他比我记忆中的人显得更高大，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更温和，他穿的不是浆硬的白色医褂，而是一件医用的宽松的绿色短袖消毒服，露出了他发达的二头肌。沙色的头发式样显得时髦华贵。一副金属框的读写眼镜低低地挂在鼻梁上。在棉袍里面既舒服又不自在，在阮德尔·依见哈特身上显露出来的优势意识使我有些畏缩，他确确实实的狂妄和对自己医学权威的坚定信念也许完全就凝结在那枚小小的哈佛纪念指环上。他不拘礼节地跳上检查桌坐着，在交叉的双脚上套着一双臃肿的蓝色纸板鞋。透过眼镜他和蔼可亲地瞥着我，问道：“你被撞击的时候速度有多快？”
“我动都没动，那时我正在等红灯，几个小流氓从我车后撞过来。在古兴大街。我碰巧正在波士顿。”
“我就来自波士顿。”他说，“我很清楚马萨诸塞司机们的古怪。”
他填写着表格，我注视着他光滑黝黑的小臂上的肌肉。
“你的体形真好。”阿曼达·格里芬说，她开始行动了。“波士顿的人那么冷酷无情吗？”
“不像这里。我迁到这里来工作有两个原因：发展我的矫形医术和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是他们让你到处跑的，不是吗？”
“我的小姑娘是个最淘气的家伙，我敢发誓她一定是猴子变来的。你回家去的时候她肯定正站在钢琴上。虽然才七岁，但你已经可以看到她在平衡木上的表演，那真是让我心惊肉跳。而且很快她的小弟弟也要跟上她的步子了。当你被撞的时候你看后视镜了吗？”
“没有，我正低着头，往下看一张地图。”
“可能正因为这样才救了你的脖子。”
“我没有孩子。我甚至还没有结婚。”阿曼达自告奋勇地说。
“孩子们让你认识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医生？”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只有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
“赚许多的钱也许也会有所帮助。”
“我喜欢赚钱。”阮德尔·依见哈特坦率地承认。用手蹭了蹭他的鼻子，“但是我不是很在意‘物质财富’，虽然这个城市里的人从前常常以此来判断你的生活形式。”
“我知道。所以你经常和在这一带风头正健的电影明星们来往。”
“我确实很喜欢娱乐圈里的人。我基本上是一个令人厌烦的缺乏创造力的家伙，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相当的不可思议。”
我能明白为什么简娜·玛森会那么愿意把阮德尔·依贝哈特带到她的豪华大轿车里去。尽管离洛杉矶的烟雾那么近。可他依然像干脆利落的新英格兰瀑布一样，保持着与众不同的激情。而且逗人喜爱。
他继续问一些问题，一边用夹在粗壮有力的手指间的“蒙大拿·布兰卡”钢笔写下阿曼达·格里芬的回答。他的头发里还没有一点灰白的杂色；他尽量保持着自己的年纪，虽然在眼睛底下已经鼓出两团棕色的眼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发现在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阴暗的东西。
“我需要一点止痛药，依贝哈特大夫，我的背部痛死了，我几乎不能入睡。”
他涂完了表格跳下桌来。
“我们先来做一些检查。”
我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中央。
我们的声音正传送到唐纳多的耳朵里，同时记录到了录音磁带上。处理后的对话作为技术事实，以后将加以仔细的研究。
但是磁带上不能记录的有他温暖、坚实的指尖触到我的赤裸的身体上时不自然的颤抖。我照他的要求转过身去，这样他就可以分开那件棉袍，而我易受攻击的裸背便暴露出来，他富于理解力的手在脊椎骨上一块一块地，缓慢而娴熟地探寻着，难道一个医治者仅仅通过这样的触摸便能确定伤者痛疼的部位？也许依贝哈特大夫会找到我的病症吧，不是阿曼达·格里芬的，而是安娜·格蕾的。它一定就在那些骨头里，只要去读就可以找到。
我盯着被浸渍过而剥落的墙纸，外公一定也在这样的诊察间里被检查过，专业设计的环境是暗淡的，据说这样可以稳定那些颌部长有恶性肿瘤的病人的情绪，而这时，也许沙漠里的大阳正像从地狱里升起来的火球，掷在被染得火红的窗户上。
阮德尔·依贝哈特的大拇指沿着骨盆隆起的顶端挤摁着兴奋点。他对女人的身体非常了解，他的手指顺着我的臀部曲线熟练的游走时，把我的精神推入一阵恍惚之中。“摁住这里时痛不痛？”痛，不痛。现在握住了后颈的肌腱，我的下颌不得不向下低垂，当这个治病的男人触动我赤裸的身体时，唐纳多正在车里听着，就像在同一时刻和两个情人做爱，一个男人正在抚摸你，而另一个男人注视着。
他的手又握住了我的腰，吩咐我弯腰下去触到脚锺。长袍随之滑落开来，我的光屁股正好抬起来冲着他，毫无遮蔽。他从容地捏住髋部的两侧，用力往里挤压。汗水从我的腋窝大颗大颗地摔到地板上。
现在到桌子上去，躺平。他一边对我发出指令，一边已经握住了我的脚胚，用他的手掌用力下压。我的手指捏碎了我身下的薄纸面，告诉他这里伤得有多厉害，每个地方都痛，我简直不能呼吸啦。
正当我处在这样毫不设防、易受攻击的状态中时，一个过去的回忆突然闪现了出来。我在第十二街外公房子的后院里。那是晚上，我不大看得清楚东西，只有当汽车经过胡同的时候才偶有灯光从木栅栏的间隙刺透进来。我仍然挤压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人都爱我，都想拥有我。一个是我年轻的移民父亲，另一个是外公。
他们高声地争吵着。他们都拉着我的胳膊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拖拽。我父亲赢了，他用我曾经经历过的，留在记忆感觉里的最大的力气把我揽在胸前。我的手臂挂在他的脖子上，我的腿圈在他瘦小的腰上，我的全部存在都粘连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我想要我的父亲，现在，我作为一个病人躺在这里的时候。思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它甚至替代了我现有的，为外公的诊断结果深深悲切的感情。当这种悲切分解以后，除了一块掩盖了我对于外公的真实情感的窗帘布，我就什么也看不到。攫取了我的灵魂的感觉现在就像是从地狱里升起的彗星在穿过玻璃窗的瞬间一下碎裂：我希望外公死。
这个想法推动我从桌上跳下来，又送我过去拿我的衣服。
“怎么了，阿曼达？”
“我感觉好多了。无论你在我背上做过什么，总之它十分有效。”
“我倒不认为我有这样的魔力。”
我的手在棉袍底下，用最快的速度系好了我的乳罩。依贝哈待大夫的一只手握在门上的球形把手上。他不自在地看着我穿衣服。
“在我的诊察室里应该听我的。”
“我认为我不需要了，谢谢。”
他皱着眉，担心的样子。
“这儿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吧。我们去谈谈。”
我的第一个清晰的念头：他发现了。那好吧，噢，上帝，反正一切都会在磁带上。
“车祸之后我一直很震惊，但是也许找个人谈谈也会有帮助的。”
阮德尔·依贝哈特站在面前，近到足以表示出他的关心，同时又足够远足以在我们之间留下空间。他棕色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它学究气的傲慢和偏见，传达出诚挚和平静的神情。
“你的背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你的肌肉弹性也极为出色。你不需要照X光或者做理疗，或其他此类的手段。我打赌你怕是有点杞人忧天了。”
“但是一到晚上痛疼就又发作了。”我勉强继续我的使命，就像是一个摔成碎片的机器人仍在发出毫无意义的声音。
“可以试着用点阿斯匹林，多洗热水浴。”
我已经穿好了所有的衣服，除了开始就塞进挎包里的弹力袜。我穿着一条羊毛裙但是里面没有衬裤，光着脚伸进高跟鞋里。
“那就是你所能给我的一切吗？”
“阿曼达，如果你有什么药物方面的问题的话，我想我可以给你推荐别的诊所。”
我钻回汽车。
“我们走。”
唐纳多在往回倒磁带。
“这是我目睹的成绩最糟糕的一次秘密行动。”
“所以我才不会赢得学院奖。我们走吧。”
“我想让你听听自己的声音。”
“不。”——我封上了公文包——“谢了。”
唐纳多仍然没有启动汽车。
“最后是他操纵着你。”
“别想。”
“他知道你不是一个病人，因为你一直在找那些麻醉药。那不是个好计划。”唐纳多的声音起伏不定。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近我几次看到你做出些相当鲁莽的行动。我曾经看过你使劲砸你的电话——”
“唐纳多——”
“我看到过你和丢勒·卡特尔之间无意义的争斗，然后又威胁要提出诉讼，几乎使你彻底毁掉你的职业生涯，而现在，你把我拖进来之后，你却使一次秘密任务夭折了。”
“一次‘未经批准的’秘密任务。”
“甚至更糟。”
“这就是你不满的原因吧。我把你拖到这里来，现在你感到……紧张了吧。”
“我没有紧张，安娜。我只是担心你心里的稳定性。”
我很平静。我做了两个深呼吸：“就在我来之前我得知我外祖父得了癌症。我知道我不应该让它对这件案子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还是影响了，我很抱歉。”
“他会没事的吧？”
“你知道外公的。他会战胜它。”
“好的”
但是唐纳多仍不发动汽车。
“在你处于情绪危机的边缘时，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过分的警惕，成天寝食不安或者没生活的乐趣的话，危机都会来。如果危机太严重，它也会让你成熟起来并出去寻找帮助。那就是哈维·麦克金斯到这里来的原因。”他说，他指的是局里为特工们所配置的神经科医生，但他已非正式地调离了。
“哈维·麦克金斯穿着一条裙子。”我回击道。他的确如此，碰到圣诞节或者葬礼他被邀请去演奏风笛的时候，他就会穿上一条苏格兰花格裙。
“我只是关心你，你都快成了个聪明的傻瓜。”他显然有些发怒，脸色都变了。“如果你再冲动下去，我将不得不通知丢勒·卡特尔对你是否有资格携带武器进行重新评定。”
“真是荒谬。”
“我不这么认为。”
“我会找出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放轻松些吧。”
最后他启动了引挚，车开了出去。在回韦斯特伍德的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再说什么。
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并不知道那只上销的橱柜的事。现在打开它的唯一途径是取得法庭的搜查令。
但我不需要什么法庭搜查令。我不需要往橱柜里看。我甚至不需要用磁带里面的记录来支持我的调查结论。
因为我知道，从他把他那双医生治病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时我就知道，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清白的。
“我现在是进退维谷。”我告诉他我的麻烦，一面毫不客气地把他剩在盘子里的一块面包皮吞进了肚子。“我需要拿点成绩给高罗威，可我不能回去说，到波士顿的那趟是英雄白跑路，而且从那以来我一直只是在捉自己的尾巴。我自己都已经弄不明白，医生是否真的有罪。”
一个穿着黄色丝质束腰长袍的印第安女人缓缓走过来坐在我们旁边。有些倦怠地放下一个托盘。另一个文职人员正在为他的周末度假作准备。
“现在是我找出事情的根源的时候。我认为我应当暗中进行。安装上一个窃听器，然后装作病人到医生那儿去，问他要止痛药看他是否会给我。”
“为什么你以前不用窃听器？”
“我没有理由要让高罗威批准一套秘密行动方案。”
“你仍然没有。”
“对，但是现在不管怎么样我都得这样做了。”
“不经批准？”
我点点头，把像酸性呕吐物一样沿着我的喉管升起来的忧虑咽了下去。
“我知道这是有一点越界。”
“界限以外的方法。”
“你会配合我吗？监听窃听器？”
“自行其是的行动？如果搞砸了怎么办？”
“不可能搞砸，这太简单了。你跟我每个人都这样干过上千次。”
唐纳多把胡子拨拉得根根直立，这和他平时耐心的性格格格不入，每当他想要对付什么恼人的事情时就会有这番举动。
“这是冒险。”
“有节制的冒险。”
唐纳多摇着头：“不关我的事。”
“我明白了。”我觉得一阵燥热，自己好像很愚蠢，而且突然像是失去了什么。“算了，我用微型录音机，放在我的手提包里。”
唐纳多喝完了他剩下的柠檬水。
“帕姆金开始上法律学校了，我告诉过你吗？”
“她真好运。”
“我本来希望她等到杰里米读进高等学校再说的，但是那需要两年多的时间。”
“他学得很艰难吗？”
“现在跟一个家庭教师学，但是注意力总是严重分散，他们说这是他新添的毛病。事物总有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吧。但罗谢尔不想再等了。”
他站起来扔掉了他留下来的垃圾。自助餐厅的味道就是一只满身油腻、热烘烘的野狗。我们经过一张政府合作人员的餐桌：一个日本职员正在用一双筷子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装在塑料饭盒里的食物；两个白种男人光着膀子只穿了件衬衫，一个菲律宾女孩旁边放了一只仿皮挎包。可他们在一起，究竟用什么语言进行交谈呢？
我们走到门口的时候，他抢步上去替我把门打开。
“我跟你合作。”他说。
我满怀感激地抬头看他，但他的目光却已射向了楼前的广场。那儿有一群拍片子的人，有的在架设折叠帆布椅，把电缆线从护道灌木丛中拉过来，有的在把笨重的摄影机安装在三角架上，或者正打开装满了照明设备的黑色箱子。从联邦大楼出去的一大帮工作人员伸长了脖子呆呆地看那个电视女演员，她浓密的淡黄色头发看起来相当熟悉。我知道如果那是简娜·玛森的话，肯定又将引起一场骚乱。我们一直向前走，直到一个拿着步话机的小子挡住了我们的去路，让我们绕道从侧门走。我不喜欢被这些平民百姓呼来喝去，我也真他妈地讨厌别人叫我“女士”。
在洛杉矶，你应当习惯于看到摄影组随处地拍摄外景，这对当地的经济有好处，许多人也认为这相当刺激。但是对我来说，除了让我心里隐隐发痛之外，它什么狗屁都不是。这些自高自大的家伙侵占了我们的广场，当成他们自己的领地，只不过是因为——让我们正视这点吧——电影人似乎是特殊的，他们凌驾于我们的生活之上。
然而，当下到这个自助餐厅里时，我们就完全一样了。
试用窃听器械的小房间在库房最南端的角落里，门上没有任何标记。
我讨厌到那儿去，那管理员的半边脸上爬着一个可怕的紫色胎记，而他却以人们同样难以承受的热情来做补偿，每一次办理事务都点着头鞠着躬。他有一个微型电视机，总是在播放些肥皂剧，墙上贴着三张明信片，是别人休假时寄给他的，他成天呆在他自己这个狭小阴暗的王国里，摆弄这些整齐有序地收藏在金属搁板上的录音和摄影器材。填完那些复写表格，你就会知道，是否这里是一间通向地狱的接待室，还有是否这里有一位保管员，这个可怜的家伙带着与生俱来的胎记在这里忍受着永久的痛苦，或者也许你的不自在反而会对你将要采取的行动，对你将要越过的界限有所帮助：对公民进行窃听，记录他们最为隐密的行为。
我巧妙地安排了一次与依贝哈特大夫的晤面。我和那位接待员交涉时借口说我在一次车尾被撞的事故中落下了背部麻木、痛疼的毛病。显然，在波士顿的那次遭遇虽然已经过去那么久，仍然让我心有余悸。但她突然问我是谁推荐我来的，我犹豫了半天也没找到一个合适的说法。然后只好说：
“在体育馆里我偶然听到两个女人谈起依口哈特大夫。她们说他是最棒的。”
“我们也这么认为。”小姑娘热情地说。
我告诉她的名字是阿曼达·格里芬，她把我约定在第二天的九点四十五分。
从我的衣橱的底层木板上的那一大堆衣服里，我翻出来一条灰色的百褶裙和一件丝绸罩衫，从作为待工的经验来讲，我知道女人只要穿着得体就能占一步先机。但是执行秘密行动任务，有时你不得不坐在汽车里，在监视地区不问断地呆上十个小时，有了几次经验之后，我就扔下了套装和高跟鞋，开始穿上轻便服装以便随时随地都像可以投入工作的样子。我发觉做男孩子中的一员要比做一个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女孩子有趣得多。我在我的首饰盒里找到一串假珍珠项链．在杂乱的浴室抽屉里则找一管旧的紫红色唇膏。这是一种策略，就像穿上盛装去演戏，也同样有点紧张不安。我瞧着镜子里，它反射回来的信息是“身姿挺直”。我对这番改头换面很是满意。这一身很适合于阿曼达·格里芬，她，我已经决定，将是一名法律秘书。
我刚刚把一只仿蜥蜴皮挎包甩到肩头上，钥匙拿在手里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外公。
“我不能谈。我正要出去办案子，简娜·玛森的事。”
“我只占用你五分钟时间。”
“稍后我回打给你好吗？”
通常我的坚持都是没有意义的。
“我想要你到维尔希尔的银行去一趟，它叫作什么——”
“‘国民保障’？”
我想把我的钥匙放到橱柜上，但是它们仍然握在我捏紧的拳头里。
“然后从我的保险箱盒子里找几张纸出来。”
我强迫自己把因为受挫积累起来的怨气排出胸腔。
“我想要把我的出生证明书，我的遗嘱，所有在那儿的东西，全部拿出来。”
“好的。”
“我们即将遇到一场挑战，安妮。”
我的耐心现在已经正到极限了，我能够想象到外公一定是陷入了一场和邻居的法律纠纷，他们肯定不喜欢他把他的“比尔克”随意摆放，超出了两个停车区的界限。
“我们能不能以后再谈这件事？”
“医生说我得了癌症，活不长了，但我告诉他他知道个狗屁。”
我像被扔进了冰窖里，从里到外一下子凉了个透。
“是什么意思，‘癌症’？”
“噢我在刮胡子的时候发现颈部有一些肿块。”
我的拳头松开了。钥匙在我的手掌心里已经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似乎很严重呵。”
“嗯，不用担心。这点小事还不能把我击倒。”
我突然感觉有必要去洗手间。我还要在十分钟以内赶到圣莫尼卡。
“我马上开车出来看你，用最快速度，”
“不必了，我很好。只需把那几份文件给我寄来。什么事也不会发生的。快去把我的简娜姑娘从那坏家伙手中救出来。”
唐纳多把车停在达那矫形诊所门前几米远的地方。
他打开公文包。在里面有一架“纳格拉”磁带录音机，联接在一个无线电接收器上。无线电发射装置则被我放在了挎包里。
“你的掩护身份是什么？”
“阿曼达·格里芬。她是个法律秘书，和她的两只猫住在马·维斯他。”我的声音听起来出奇的平静。
“尽量简单些。”唐纳多告诫说，把一副耳机塞进耳朵里，“无论你做什么——不要露出马脚。说话时对着你的手提包。”
我启动了无线电接收器和“纳格拉”，它们发出轻微的“嗡嗡”声。再没有说别的话，我钻出轿车，穿过人行道迈步向依贝哈特大夫的诊所走过去。
我几乎还没有机会在那张桃红和灰白色的长椅旁停留片刻，一个穿着白色医褂的年轻女人就打开了门，柔声叫道：“阿曼达·格里芬？”
她把我带进了一间检查室。一件棉长袍叠好了放在桌子上。
“除了你的紧身衫裤，把其余衣服都脱下来。穿上这件背部有开口的棉袍。依贝哈特大夫几分钟后就来。”
她离开了。我把装有无线电发射器的挎包放在离检查桌很近的一张椅子上。
我开始脱我的衣服，然后意识到，在我精心挑选出来的衣服下面，除了一双日间穿的极薄的弹力长统袜以外，我根本就没有穿衬裤。那么，我必须面对这个医生，这次调查的犯罪嫌疑对象，而且是完全赤裸着的。
我心神不安地用长袍裹住我的身体，我的赤足跺在干净的亚麻地毡上，开始检查橱柜和抽屉。我发现有几个搁架上装满了一种叫作“拿帕鲁辛”的药物——“对关节炎有很好的疗效”。纸盒子上这么写着——还有纱布、手巾、儿童尺寸的罩衣，上面印着恐龙图案。所有的橱柜都开着，除了最低层靠近窗房的那一个，它被锁着，也正是简娜·玛森描述过的那个。我的心跳加快了，极有可能在里面就是装满了墨西哥麻醉剂的鞋盒子。
有人敲门。我迅速地坐到一张椅子上，然后医生进来了。
“阿曼达·格里芬？我是依国哈特大夫。”一个微笑，客套地握手，眼睛盯在了阿曼达·格里芬空白的表格上：“你遇上一次车祸，然后背部就一直让你觉得痛。”
只有一次，在巷子里我曾看到过我的目标。他比我记忆中的人显得更高大，但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更温和，他穿的不是浆硬的白色医褂，而是一件医用的宽松的绿色短袖消毒服，露出了他发达的二头肌。沙色的头发式样显得时髦华贵。一副金属框的读写眼镜低低地挂在鼻梁上。在棉袍里面既舒服又不自在，在阮德尔·依见哈特身上显露出来的优势意识使我有些畏缩，他确确实实的狂妄和对自己医学权威的坚定信念也许完全就凝结在那枚小小的哈佛纪念指环上。他不拘礼节地跳上检查桌坐着，在交叉的双脚上套着一双臃肿的蓝色纸板鞋。透过眼镜他和蔼可亲地瞥着我，问道：“你被撞击的时候速度有多快？”
“我动都没动，那时我正在等红灯，几个小流氓从我车后撞过来。在古兴大街。我碰巧正在波士顿。”
“我就来自波士顿。”他说，“我很清楚马萨诸塞司机们的古怪。”
他填写着表格，我注视着他光滑黝黑的小臂上的肌肉。
“你的体形真好。”阿曼达·格里芬说，她开始行动了。“波士顿的人那么冷酷无情吗？”
“不像这里。我迁到这里来工作有两个原因：发展我的矫形医术和跟我的孩子在一起。”
“是他们让你到处跑的，不是吗？”
“我的小姑娘是个最淘气的家伙，我敢发誓她一定是猴子变来的。你回家去的时候她肯定正站在钢琴上。虽然才七岁，但你已经可以看到她在平衡木上的表演，那真是让我心惊肉跳。而且很快她的小弟弟也要跟上她的步子了。当你被撞的时候你看后视镜了吗？”
“没有，我正低着头，往下看一张地图。”
“可能正因为这样才救了你的脖子。”
“我没有孩子。我甚至还没有结婚。”阿曼达自告奋勇地说。
“孩子们让你认识到什么东西是最重要的。”
“什么是最重要的，医生？”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只有我的妻子和我的孩子们。”
“赚许多的钱也许也会有所帮助。”
“我喜欢赚钱。”阮德尔·依见哈特坦率地承认。用手蹭了蹭他的鼻子，“但是我不是很在意‘物质财富’，虽然这个城市里的人从前常常以此来判断你的生活形式。”
“我知道。所以你经常和在这一带风头正健的电影明星们来往。”
“我确实很喜欢娱乐圈里的人。我基本上是一个令人厌烦的缺乏创造力的家伙，所以我就觉得他们相当的不可思议。”
我能明白为什么简娜·玛森会那么愿意把阮德尔·依贝哈特带到她的豪华大轿车里去。尽管离洛杉矶的烟雾那么近。可他依然像干脆利落的新英格兰瀑布一样，保持着与众不同的激情。而且逗人喜爱。
他继续问一些问题，一边用夹在粗壮有力的手指间的“蒙大拿·布兰卡”钢笔写下阿曼达·格里芬的回答。他的头发里还没有一点灰白的杂色；他尽量保持着自己的年纪，虽然在眼睛底下已经鼓出两团棕色的眼囊。现在，我的任务是要发现在这里到底隐藏着什么阴暗的东西。
“我需要一点止痛药，依贝哈特大夫，我的背部痛死了，我几乎不能入睡。”
他涂完了表格跳下桌来。
“我们先来做一些检查。”
我站了起来，走到房间的中央。
我们的声音正传送到唐纳多的耳朵里，同时记录到了录音磁带上。处理后的对话作为技术事实，以后将加以仔细的研究。
但是磁带上不能记录的有他温暖、坚实的指尖触到我的赤裸的身体上时不自然的颤抖。我照他的要求转过身去，这样他就可以分开那件棉袍，而我易受攻击的裸背便暴露出来，他富于理解力的手在脊椎骨上一块一块地，缓慢而娴熟地探寻着，难道一个医治者仅仅通过这样的触摸便能确定伤者痛疼的部位？也许依贝哈特大夫会找到我的病症吧，不是阿曼达·格里芬的，而是安娜·格蕾的。它一定就在那些骨头里，只要去读就可以找到。
我盯着被浸渍过而剥落的墙纸，外公一定也在这样的诊察间里被检查过，专业设计的环境是暗淡的，据说这样可以稳定那些颌部长有恶性肿瘤的病人的情绪，而这时，也许沙漠里的大阳正像从地狱里升起来的火球，掷在被染得火红的窗户上。
阮德尔·依贝哈特的大拇指沿着骨盆隆起的顶端挤摁着兴奋点。他对女人的身体非常了解，他的手指顺着我的臀部曲线熟练的游走时，把我的精神推入一阵恍惚之中。“摁住这里时痛不痛？”痛，不痛。现在握住了后颈的肌腱，我的下颌不得不向下低垂，当这个治病的男人触动我赤裸的身体时，唐纳多正在车里听着，就像在同一时刻和两个情人做爱，一个男人正在抚摸你，而另一个男人注视着。
他的手又握住了我的腰，吩咐我弯腰下去触到脚锺。长袍随之滑落开来，我的光屁股正好抬起来冲着他，毫无遮蔽。他从容地捏住髋部的两侧，用力往里挤压。汗水从我的腋窝大颗大颗地摔到地板上。
现在到桌子上去，躺平。他一边对我发出指令，一边已经握住了我的脚胚，用他的手掌用力下压。我的手指捏碎了我身下的薄纸面，告诉他这里伤得有多厉害，每个地方都痛，我简直不能呼吸啦。
正当我处在这样毫不设防、易受攻击的状态中时，一个过去的回忆突然闪现了出来。我在第十二街外公房子的后院里。那是晚上，我不大看得清楚东西，只有当汽车经过胡同的时候才偶有灯光从木栅栏的间隙刺透进来。我仍然挤压在两个男人之间，两个人都爱我，都想拥有我。一个是我年轻的移民父亲，另一个是外公。
他们高声地争吵着。他们都拉着我的胳膊向两个不同的方向拖拽。我父亲赢了，他用我曾经经历过的，留在记忆感觉里的最大的力气把我揽在胸前。我的手臂挂在他的脖子上，我的腿圈在他瘦小的腰上，我的全部存在都粘连在他的身上。这时候我想要我的父亲，现在，我作为一个病人躺在这里的时候。思念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它甚至替代了我现有的，为外公的诊断结果深深悲切的感情。当这种悲切分解以后，除了一块掩盖了我对于外公的真实情感的窗帘布，我就什么也看不到。攫取了我的灵魂的感觉现在就像是从地狱里升起的彗星在穿过玻璃窗的瞬间一下碎裂：我希望外公死。
这个想法推动我从桌上跳下来，又送我过去拿我的衣服。
“怎么了，阿曼达？”
“我感觉好多了。无论你在我背上做过什么，总之它十分有效。”
“我倒不认为我有这样的魔力。”
我的手在棉袍底下，用最快的速度系好了我的乳罩。依贝哈待大夫的一只手握在门上的球形把手上。他不自在地看着我穿衣服。
“在我的诊察室里应该听我的。”
“我认为我不需要了，谢谢。”
他皱着眉，担心的样子。
“这儿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吧。我们去谈谈。”
我的第一个清晰的念头：他发现了。那好吧，噢，上帝，反正一切都会在磁带上。
“车祸之后我一直很震惊，但是也许找个人谈谈也会有帮助的。”
阮德尔·依贝哈特站在面前，近到足以表示出他的关心，同时又足够远足以在我们之间留下空间。他棕色的眼睛已经失去了它学究气的傲慢和偏见，传达出诚挚和平静的神情。
“你的背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你的肌肉弹性也极为出色。你不需要照X光或者做理疗，或其他此类的手段。我打赌你怕是有点杞人忧天了。”
“但是一到晚上痛疼就又发作了。”我勉强继续我的使命，就像是一个摔成碎片的机器人仍在发出毫无意义的声音。
“可以试着用点阿斯匹林，多洗热水浴。”
我已经穿好了所有的衣服，除了开始就塞进挎包里的弹力袜。我穿着一条羊毛裙但是里面没有衬裤，光着脚伸进高跟鞋里。
“那就是你所能给我的一切吗？”
“阿曼达，如果你有什么药物方面的问题的话，我想我可以给你推荐别的诊所。”
我钻回汽车。
“我们走。”
唐纳多在往回倒磁带。
“这是我目睹的成绩最糟糕的一次秘密行动。”
“所以我才不会赢得学院奖。我们走吧。”
“我想让你听听自己的声音。”
“不。”——我封上了公文包——“谢了。”
唐纳多仍然没有启动汽车。
“最后是他操纵着你。”
“别想。”
“他知道你不是一个病人，因为你一直在找那些麻醉药。那不是个好计划。”唐纳多的声音起伏不定。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
“最近我几次看到你做出些相当鲁莽的行动。我曾经看过你使劲砸你的电话——”
“唐纳多——”
“我看到过你和丢勒·卡特尔之间无意义的争斗，然后又威胁要提出诉讼，几乎使你彻底毁掉你的职业生涯，而现在，你把我拖进来之后，你却使一次秘密任务夭折了。”
“一次‘未经批准的’秘密任务。”
“甚至更糟。”
“这就是你不满的原因吧。我把你拖到这里来，现在你感到……紧张了吧。”
“我没有紧张，安娜。我只是担心你心里的稳定性。”
我很平静。我做了两个深呼吸：“就在我来之前我得知我外祖父得了癌症。我知道我不应该让它对这件案子产生什么影响，但是它还是影响了，我很抱歉。”
“他会没事的吧？”
“你知道外公的。他会战胜它。”
“好的”
但是唐纳多仍不发动汽车。
“在你处于情绪危机的边缘时，我真的很担心你。如果过分的警惕，成天寝食不安或者没生活的乐趣的话，危机都会来。如果危机太严重，它也会让你成熟起来并出去寻找帮助。那就是哈维·麦克金斯到这里来的原因。”他说，他指的是局里为特工们所配置的神经科医生，但他已非正式地调离了。
“哈维·麦克金斯穿着一条裙子。”我回击道。他的确如此，碰到圣诞节或者葬礼他被邀请去演奏风笛的时候，他就会穿上一条苏格兰花格裙。
“我只是关心你，你都快成了个聪明的傻瓜。”他显然有些发怒，脸色都变了。“如果你再冲动下去，我将不得不通知丢勒·卡特尔对你是否有资格携带武器进行重新评定。”
“真是荒谬。”
“我不这么认为。”
“我会找出我需要知道的东西，所以，放轻松些吧。”
最后他启动了引挚，车开了出去。在回韦斯特伍德的一路上，我们俩都没有再说什么。
我感到高兴的是他并不知道那只上销的橱柜的事。现在打开它的唯一途径是取得法庭的搜查令。
但我不需要什么法庭搜查令。我不需要往橱柜里看。我甚至不需要用磁带里面的记录来支持我的调查结论。
因为我知道，从他把他那双医生治病的手放在我的身上时我就知道，阮德尔·依贝哈特是清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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