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为期一周的新加坡儒学会议在1988年9月初结束，那时我的暑假也跟着接近尾声。留在脑海中的，除了新加坡令人耀眼的秩序与整洁，滨华酒店舒适的接待之外，就是大会中的点点滴滴了。新大东亚哲学研究所主办这样一次会议，的确令人印象深刻。

　　来自五个地区的中国人，用中文讨论儒学问题，争辩之激烈是不难想象的。任何想为大会归纳几点共识的努力，注定是无法成功的。因此，我只能就自己的观察，提出一些感想。

　　首先，我不得不佩服劳思光与余英时两位先生在主题演讲中铺陈的两种观点：一是脱力论，二是游魂论。合而言之，中国自近代以来，传统文化早已陷于脱力状态，在面对西化与现代化的挑战时，显得力不从心。儒家呢?在政治、教育、社会的解体过程中，沦为游魂，无所附丽。这两种看法既消极又悲观，有什么好佩服呢?

　　令人惊讶的是，三十八篇论文约有半数跳不出上述观点的笼罩。譬如，大陆学者谈到儒学的未来时，有两种分歧的意见：一是认为五四运动以来的反儒学不够彻底，以致阻碍了现代化的进展；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儒家化了，成为中国传统，因此若不摇撼儒家思想所造成的超稳定结构，是无法排拒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无法真正走上现代化。这两种意见各有部分道理，但是未免忽略了脱力论与游魂论，以致一方面想把儒家说得很糟糕，另一方面又把儒家说得很够力，好像中国人脑袋不大灵光，让这么糟糕的东西左右了两千多年。

　　代表台湾地区的学者也是各说各话。有人认为：台湾地区的儒学教育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是失败的，在社会教化作用上也是失败的，因此全民的道德水平普遍低落。我的直接反应是：既然儒学教育失败，又怎能要它为全民的道德负责呢?如果儒学教育成功，而全民道德仍低，它就该好好反省了。也有人认为：台湾当局利用儒学来巩固执政，使儒学对于台湾地区的政治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我想到什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儒学至少对于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正面的影响。然而，经济与政治可以截然划分到这种对立的地步吗?或者，我们竟把所有成就归于其他因素，而把所有困境都怪罪于儒学?

　　因此，儒学陷于脱力、沦为游魂，是一种值得参考的事实陈述，可以不涉价值判断。那么，它还有没有未来呢?我想起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A.Camus)的一段轶事，当读者批评他的《异乡人》过于荒谬颓废时，他说："觉悟到生命是荒谬的以后，不会就此告终，却反而是个开端。"他想在荒谬之上，重新建构生命的意义。

　　儒学经过脱力与游魂的考验之后，可以涤清传统所积淀的包袱，像封建、专制、特权、人情、面子等，都可以暂时撇开，重新由学术思想的角度去研究儒学的真义。孔子与孟子怎能为后代号称儒家的人负一切责任呢?我们今天研究儒家的人应该为自己负责，在理论的解析上是如此，在实践的体证上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