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能够"开出"民主与法治吗?

　　这个问题在新加坡儒学会议上一再出现，赞成与反对之双方歧见甚深，无法协调。即使获得了协议，也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这在根本上涉及事实问题。

　　为什么要求儒家"开出"民主与法治呢?因为民主与法治是可欲的，"可欲之谓善"，凡是善的东西儒家都可以而且应该开出，因为儒家掌握了人的本体，立乎其大者，断然没有理由开不出西方可以开出的东西。

　　事实上呢?今日自由国家所追求的民主与法治，从形式到内涵，是如假包换的西方产物。那么，为什么是西方开出了民主与法治，而不是儒家开出呢?当然，儒家也许可以开出，只要你再给它一百年时间；不过，一百年恐怕太长了，恐怕我们早就被历史淘汰了。

　　如果面对上述事实，还要为儒家辩护的话，大概只有以下三途。第一，承认西方文化有其独到之处，可以在事实上领先开出令人可欲的民主与法治；第二，儒家思想与民主法治是"相顺"的，而非"相逆"的，因为只要机缘凑巧就可以自行开出，不然就算是向西方学习，也并不违背儒家的精神；第三，西方的民主与法治虽有优越性，但也带来一些后遗症，因此现在更需要儒家来对症下药，化解困境。

　　以上三途各有理据，并且彼此之间并不冲突，可以合而观之。首先，西方文化当然有其独到之处。我们不必像《河殇》影片的解说文那样，以西方为海洋文明，中国为内陆文明，然后肯定前者优于后者；这种黑白二分的决定论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民主与法治在西方经过长期的实验，付出重大的代价，才得到初步的成功；如果追溯根源，则希腊的人文理念、罗马的法律本位，以及基督教以上帝为人类天父的信仰，都有某种程度的孕育作用。

　　其次，儒家思想与民主法治的原理，基本上是相顺的。譬如，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以及"得乎丘民而为天子"之类的话，充分肯定了民本理想。这种理想与"民有、民治、民享"相顺，是不辩自明的，但是谈到付诸实践，则秦汉以来两千多年的历史证明了它并未成功。至于法治，则儒家反对的是"人君密用之术"，而不是衡情度理之法，同时再往上提升，以德治与礼治来补其不足。孟子所谓："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乃颠扑不破之语。孔子所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放在今天社会来看，照样是至理名言。

　　由此接到第三途，就是儒家能否对治西方式的民主与法治所带来的后遗症?这个问题如果简单回答"能或不能"，都没有太大的意义。理由有二：一、儒家不是万灵丹，更不是救火队，如果社会出了问题，儒家不可能也不必要提供急救的药方；二、儒家讲究修身，由个人自己开始克己复礼，逐渐及于家人、亲友、同事等，这是从根本上化解人的问题，人若没有问题，社会自然也就没有问题了。因此，儒家未曾开出民主与法治，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西方缺乏儒家这种人文关怀，也不是什么致死之疾。双方互相学习，才是文化交流之道。孔子说过："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向西方学习民主与法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