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办教育，兼顾人才、人格、人文三方面。

　　人才教育是指因材施教，按照学生的兴趣与能力，培养其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方面的本领。这四科有本末先后的涵盖关系，如德行有成者，兼通以下三科，文学有成者则未必娴于政事。孔子有杰出弟子七十二人，能够列名四科者，十人而已，可见其要求之严。

　　孔子有教无类，对十五岁以上有心向学的人无不欢迎。入孔子门下学习三年，如果出去不能谋个差事，图个温饱，那是很少见的。但是孔子勉励弟子勿以就业为念，像樊迟生怕将来失业，既想学当农夫又想学种菜圃，这种心态令孔子十分失望。只要一个人具备专门本领，精通当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总可以在社会上求得安身。孔子对弟子极有信心，他认为德行科第四名的仲弓就有帝王之相："雍也，可使南面。"那么，第一名的颜渊呢?可以成就圣人之业。因此，当颜渊英年早逝，孔子哭得非常伤心。他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学说失去传人而哭，也为国家社会失去一位第一流人才而哭。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运的摆布不是我们可以预知的，那么人生还有奋斗的必要吗?这就引我们思索孔子的人格教育了。人才的培养需要主观客观各种条件的配合，并且即使造就成功，能否发挥作用也还是未知之数；但是人格的陶冶就不同了，它完全在于一个人的自觉与努力。这是在命运之外，掌握自己的使命。自我必须随着自然生命的成长，提升自我的道德生命。自然生命的穷达顺逆与吉凶祸福，未必是我的责任；但是道德生命能否积健为雄、日新又新，就完全是我可以做主的。

　　人格教育的理论基础是人性向善论。关于人性问题，众说纷纭，大都无法证成。试想：人性若是本善，则何须教育，又何由产生恶?人性若是本恶，则教人为善，岂非扭曲人性?人性若是可善可恶，则行善避恶只能放在利害上来考虑，谈不上强制性。至于谓人性无善无恶或非善非恶者，都是把人性抽离具体人生处境来观想的说法。那么，人性向恶呢?这一见解值得深思，但并非儒家的洞识。正因为儒家主张人性向善，人格教育才有可能性与必要性；"杀身成仁"的呼吁也才有实质的意义，就是凭借自然生命以圆成道德生命，满全向善的人性。

　　道德固然重要，人生还有悠游自在的一面，这就是孔子的人文教育了，目标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所谓人文，是指由礼乐来调节人生的当下处境。孔子的音乐造诣曾令师襄"辟席再拜"，而更重要的是他的日常生活充满音乐。《论语》有两句不经意的记载，透露此中消息。一是："子于是日哭，则不歌。"二是："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然后和之。"可见孔子平日喜欢自弹自唱，也喜欢与人和声相应，反复低回，其乐融融。弟子言志时，他特别欣赏曾点的"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与大自然均调和谐，与同侪好友共谱心曲的美丽画面。谁说儒家缺乏艺术情操?谁说儒家只是道德教条?

　　台湾地区每年教师节都要祭孔，以示敬仰追怀。纪念孔子，就应向孔子学习。然而，孔子若是处在今日，会不会坚持他对人才、人格、人文三重教育的理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