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假如没有准确的记时，以上任何一项新技术都无法得到充分的利用。时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操作系统，它使会议、截止期、合同书、制作过程、计划表、交通、工作轮班等其他的一切成为可能。著名社会评论家刘易斯·蒙福德将时钟认定为工业革命的"主要机器"。但直到19世纪末期，标准时间的创立方才使时钟的潜力得以开启。此前，每个城镇均通过正午的太阳即阴影消失、烈日当空的那一刻计算时间。结果，导致时区的混乱。例如，在1880年早期，新奥尔良的当地时间比位于其西边80英里的巴吞鲁日晚23分钟。在没有什么东西跑得比马快的时代，这样的事情几乎无关痛痒，然而，如今火车穿越景观的速度飞快，为了保证铁路行程表的有效性，各国开始协调钟表时间。到1855年，英国大部分地区已经接受英国皇家格林威治天文台播报的时间。1844年，全球共有27个国家同意确认格林威治为本初子午线，即零度经线，这最终导致了世界标准时间的确立。到1911年，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都已采用统一的世界时间系统。

说服早期的工业工人按钟点作息并非易事。很多人按自己的速度干活，凭个人的兴致休息，或者在该干活的时候干脆没有出现--这对按时付酬的工厂老板而言是一种灾难。为了将现代资本主义的这些新纪律传授给工人，剥削阶层开始将守时当作市民的一种义务和美德宣传，而缓慢则被贬责为重要过失。电钟公司1891年的目录提醒人们力戒跟不上步伐的种种弊端："一个人若想成功，如果说有一种美德比其他任何美德更应得到培养，那就是守时；如果有一种错误需要避免，那就是迟到。"该公司的时钟恰当地命名为"独裁者"，宣称要"革落后者的命"。

1876年，当首个装有发条的闹钟进入市场时，守时得到了强有力的宣传。数年后，工厂开始安装钟表，以便工人在交接班时打卡，这一做法蕴涵着在日常生活中"时间就是金钱"的原则。当压力上升至每一秒钟都值钱的时候，便携式时钟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在美国，穷人参加每周抽彩出售一只手表的俱乐部。学校也支持守时运动。1881年版的麦高菲读本其中一篇课文就提醒孩子注意缓慢带来的极度恐怖：火车碰撞、生意破产、军事失败、错误的出现、浪漫经历的受阻等。"在生活中依旧如此，因为某人的延误，精心安排的计划、最重要的事情、个人的命运、荣誉、幸福、生活本身等被牺牲了。"

由于时间安排严格，而技术又使加快速度做一切事情成为可能，于是，匆忙便渗入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被期待以更快的速度思考、工作、说话、阅读、写作、进餐、移动。19世纪的一位观察家曾这样讥讽普通的纽约人："走路的样子看上去总是好像他前面有一顿好的晚饭，后面有一个监守者似的。"1880年，尼采注意到一种"匆忙的、不妥当的、让人流汗的仓促，需要立刻做一切事情的"文化正在发展。

知识分子开始注意到技术对人类的塑造如同人类对技术的塑造一样。1910年，历史学家赫伯特卡森写道："随着电话的使用，会产生一种新的思考习惯。缓慢迟滞的心情已经丢弃……生活变得更加紧张、敏锐、生动。"卡森毫不奇怪地发现，在电脑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干活会让人对那些跟不上软件速度的人产生不耐烦。

19世纪，匆忙文化加快步伐再上一个层次，而这得益于一位名叫弗雷德里克·泰勒的管理原型顾问。在他效力的位于宾夕法尼亚州的伯利恒钢铁公司，泰勒使用一块秒表和一把计算尺，测量出每一项工作所耗费的时间，精确到秒，并最大效率地给工人安排了工作。"在过去，人是首位的；"他不祥地宣布，"而在未来，体制将是首位的。"尽管他的文字在全世界被广泛地阅读，泰勒本人喜欢将他的"科学管理"品牌付诸实践的混合性的成功。在伯利恒钢铁公司，他所教的一名工人，一天搬运的生铁是普通工人的4倍多。但其他很多员工抱怨压力大，太过疲劳，纷纷辞职。泰勒人缘不好，1901年遭到解雇。虽然他在晚年相对默默无闻，但对联盟组织来说他仍是一个憎恶的对象，他的"安排第一，人第二"的信条在西方人心理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不仅在工作场所如此。1999年出品了有关泰勒主义的电视纪录片的迈克舒尔兹认为："泰勒本该死于耻辱，但他可能笑到了最后，因为他的效率理念对界定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有所裨益，不仅仅在工作上如此，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上也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