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结局与《百家讲坛》的反对者

　　文/杨昊鸥

　　对笔者而言亦师亦友的晋如兄最近发起签名活动，吁请媒体停止对于丹等的过分炒作。笔者甘附骥尾，参与了这次签名。笔者无心作一个代言人，却也不想我们共同的立场因措辞的激烈而遭人曲解，或者成为口水战意义上的把柄，笔者只是感到有话要说。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在雅典公开法庭上有意以蔑视的态度激怒了陪审团在座的500位公民，最终令得一代大哲饮鸩而亡，以死证明了希腊民主制度的荒谬——这个自称言论自由的社会，公众因他的言论反民主而处死了他。这是苏格拉底自己设计的迂回战术，很巧妙，也很悲壮。最终，他“赢得”了审判，雅典输了。今时今日，这种战术并不适用于我们。我们不能期待若干年后，待到中华文明散落成片之后，期待史家给予我们叹惋的赞赏。换言之，我们可以“赢”，但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化没有输的退路。

　　先说个简单的例子。譬如一个人生了病，去医院看病，对于选择门诊的医生，我想病人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位医生的学历如何、资历如何、医术如何，因为治疗的有效性和这些因素密不可分。至于这位医生口才如何，是否幽默风趣，是否能把那些难以理解的医学术语给你解释清楚，这些大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根据人们的日常经验判断，治疗疾病是一种专门的知识，光靠一张嘴的赤脚医生要治出毛病。如果你要说“言论自由，我没学过医，我就觉得风趣的医生说得好”——笔者个人以为这种情况应该是少数的个案。

　　但同样的事情转移到另外一个领域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譬如最近两年热起来的作为一个文化现象的《百家讲坛》。人们关注它，追捧它，原因很简单，一言以蔽之：通俗易懂。

　　为什么我们的公众一方面宁可听一位好医生以不近人情的表情说些不知所云的专业名词，另一方面却又对通俗易懂的信口开河津津乐道？我们的文化，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当然绝不仅仅作为一种专门的知识），就理应受到轻薄的待遇吗？

　　我不讳言，我，我们，是一群受过专业训练和正在接受专业训练的人群，我们有资格在一些专业问题上发言，正如我们没有资格去和物理系的同学讨论相对论。这条简单的思路来自于 《理想国》，也是苏格拉底获罪的口实之一。王小波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后来他的杂文集也以此命名，叫做《沉默的大多数》。而笔者写过一篇短文叫做《沉默的少数人》，篇幅不长，兹录于下：

　　毫不讳言，写下这个题目本身就带有向王小波致敬的意思。

　　王小波并不是天才，真诚的言说、狡黠的气质加上遵从于逻辑的思维，成就了这个生前不为人所知、死后却掷地有声的名字。北岛有一句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王小波就是这样一个“人”。我常想，如果王小波还没有死，他看到那么多自称“王小波的门下走狗”的人时，心里该是怎样一种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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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是“大多数”放弃了沉默——喧嚣中，“替天行道”的大旗高高飘扬。

　　于是必须有人选择沉默，哪怕是少数。沉默，作为无声的言说，将是我们守候家园的最坚不可摧的防线。

　　刘心武解读《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品《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臆解《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顺便说一下，孔子对于原则问题从不“温良恭谦让”，如果于丹女士把她的书名改作《天书奇谭》而不是《于丹〈论语〉心得》，我个人也不致“打破沉默”。

　　在大学读书许多年，笔者发现越是在专业方面水平高的讲座去的人越少，这几乎成为了一种铁的定律。所以当有人诘问：“有本事你们也把你们的见解写出来和于丹比一比呀”时，我无言以对。这个无言不是理屈词穷，而是类似于网络聊天时经常用到的“无语”。很惭愧，《论语》我只看过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听说最近于丹在讲《庄子》，这个我的发言权要足一点，前前后后也看过七八个本子，如郭象的《庄子注》、王夫之的《庄子解》、王先谦的《庄子集解》、郭庆藩的《庄子集释》，《世说新语》刘孝标注释里面提到的支道林解庄也参考过……顾炎武的祖父曾经教育他：“著书不如抄书”，读读这些书，真感觉这是石破天惊的大妙语。我以上提到的几本书，大型一点的新华书店都能找到，可惜大部分都是滞销书。可见所谓某些高呼“复兴传统文化”的人，不过是叶公好龙的隔世再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