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国际收支盈余下保持名义汇率稳定，政府对经常账户交易项目的外汇使用进一步放松，如减少强制结汇、提高居民换汇额度等，并破天荒地针对资本账户采取了一系列的“减压”措施，以各种方式鼓励境内企业和机构对海外投资。

　　这些放松外汇与资本管制的尝试本身极有价值，因为它们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符合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终极目标，条件一旦成熟自应稳步推进。

　　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措施的出台有急功近利之嫌，纯粹着眼于减少当前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即使它们真是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前奏曲，也需要慎重思考，即汇率灵活性、金融改革和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可兑换性这三者的操作，究竟应有什么样的相对顺序。

　　诚然，银行体系的不健全是中国经济的最大隐忧，但增加汇率灵活性不会额外增加中国银行体系的风险。中国银行机构的对外净负债很小，仅汇率的波动并不会使其平衡表更趋恶化。汇率浮动本身也不会造成居民挤提银行存款，威胁银行的稳定安全。

　　相反，增加汇率灵活性可以帮助抑制信用膨胀，避免经济过热，实现宏观稳定，防止新一轮不良贷款高企。而且人民币汇率浮动后，境内企业和金融机构将有诱因对冲汇率风险，从而刺激境内外汇远期市场和外汇衍生工具的发展，促进金融深化和金融稳定。所以，银行问题虽大，却并不应成为拖延向浮动汇率过渡的理由。

　　中国政府正在投入大量资源重组国有银行，推进包括财务重组、业务重组、公司治理、内控和风险管理等全方位的改革。

　　如果这些措施真正到位，中国的银行体系有望在三五年内化险为夷。在银行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之前，中国仍有必要继续维持适当的资本管制。

　　自由的资本流动对于不稳健的银行可能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而自由的资本流动，脆弱的银行体系，加上固定汇率制，则成为了一个随时可以引爆的炸弹。

　　在资本账户自由化和增加汇率灵活性孰先孰后这一重要问题上，中国似乎正在重蹈过去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覆辙，有车马倒置之虞。

　　央行一系列扩大外汇市场交易、发展外汇市场的举措，就是在为更深刻的汇率机制改革创造条件。与此同时，我们的金融机构也要增强自主定价能力和外汇管理的风险意识，起到在汇率形成中发现价格、规避风险的基础性作用。央行的政策将更有效地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子货币变动对人民币汇率进行管理和调节。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所占规模比重越来越大，在未来，中国更会以一个负责任、公平竞争的大国形象出现。所以，汇率放开的时代不会太远。压力的存在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也是推进历史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