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

　　—— 宋·辛弃疾《破阵子》

　　1948年是解放战争关键的一年，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与此同时，国统区经济也是危机重重，两者相互影响，恶性循环，最终导致国民党政权全面崩溃。

　　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意识到经济恶化、大厦将倾，于是紧急颁布多项经济变革法令，企图力挽狂澜，绝处逢生，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崩溃前期，社会形势风云变幻，波诡云谲，其中各大势力集团的博弈更是接连上演。现在，身处和平时期的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宏观经济对国家走向的关键影响。

　　1946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时，是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除去接收大量的敌伪财产外，中央银行还拥有数亿美元的外汇和500万两的黄金储备，并且得到了美国数十亿美元的救济物资。然而，这笔家当很快在内战中被国民党军队消耗掉了。随着战线的延伸和参战人数的增加，国民党的军费犹如无底深渊，大量吞噬国民财富。翁文灏内阁上台后，国库收入仅占政府支出的5％，军事开支比重无以复加，其中东北战场就消耗掉总支出的40％。如此财政收支失衡、财政赤字，自然引起恶性通胀，物价飞涨。国民政府通过大量发行货币支撑军费支出，截至1948年8月，累计发行法币(当时国民政府的法定货币名称)660万亿元，相当于抗战前发行额的47万倍。这样的积极财政一

　　时可以凭借政府信用渡过难关，但长此以往，市场无情，伤害难以避免。上海《大公报》1948年8月16 日统计：8月份的生活指数，食物上涨390万倍，住房上涨77万倍，衣着上涨652万倍，比一个月前上涨90％。如果这样的数字不够具体，看看当天报纸大标题 “大饼油条，每件十万”！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食物和衣着这些易耗品的上涨幅度是最大的，可想而知普通百姓生活真正是水深火热。

　　而在农业方面，当时很有影响力的《观察》杂志有这样一篇文章可以说明：“无数农田化为战场。大量的劳动力，一批一批地被应征入伍，天天在做杀害人力消耗物力的蠢事。而征实征购，捐税摊派以及地主高利贷者对农民的苛刻剥削，把整个农村生产力弄得败坏到极点。”河北省参议会会长说：“物价如此之高，一亩地要出一石捐税，最低的也要五六斗，赋税超过了收成，叫人民怎么活下去。”古人说，“苛政猛于虎也”，大致也不过如此了。如果说农村的情形来源与外部因素的打压(战势、流氓、军役、天灾等)有关，那么城市经济活动的混乱不堪，则和当局阶段性施政的失误有莫大的干系。

　　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总员540万人，战事频繁，每天消耗大量物资。而东北的工业基地、华北、中原的粮棉产区都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当时的解放区面积是235万平方公里，人口1.6亿。国民党政府治理腐败而无成效，经济市场几大财阀寡头横征暴敛，国统区的经济在这种压力下，已经江河日下，很难支撑国民党的军事活动。

　　其实法币作为中华民国的法定货币一直信誉不佳。早在1940年，时任新疆财政厅厅长的毛泽民(毛泽东的二弟，曾任中央苏区国家银行行长，后被新疆军阀盛世才杀害)就曾经在新疆地区禁止扰乱经济秩序的法币流通，代之以新币(新疆货币的简称)，并且划时代地与美

　　元挂钩，为新疆社会稳定做出巨大贡献。当时《新疆日报》载文《商界同胞拥护新纸币的宣言》盛赞新币的发行“是政府在经济建设上的一种伟大收获，是我们新疆经济史上空前统一币制的新纪元”。

　　历史的指针走到1948年，法币更是声名狼藉，已无国家信誉可言，各种投机活动使得经济秩序混乱不堪。在重重压力下，时任国民政府财长的王云五提议以国家储备的黄金证券作保证，发行新货币“金融券”代替法币、东北流通券进入市场流通。这是一个以“良币驱逐劣币”为指引的经济政策，期待新的货币可以消除法币在流通当中的硬伤—— 膨胀巨大、信誉恶劣、已经不能有效代表市场流通中的合理价值。当时国民党政府具体实施的办法是利用各地的行政力量来收兑或收存人民手中持有的黄金、外币，实行政府管制型经济。中央政府拿到更多黄金储备，可以具备更多发行货币的能力，也使得法定货币具备较强的流通性。管制外币，可以有效保障国内经济的独立性，防止国内资本的外逃，从而避免金融危机的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