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色的树林中分出两条路，很遗憾我不能同时走，我选择了一条近路，这导致了所有的不同。”这是西方诗人佛罗斯特的诗句。我第一次听到这首诗是经Google中国区的总裁李开复博士推荐的，后来我发现在经济学界也有一个人对这些诗句情有独钟，他就是美国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货币主义”理论的创始人，自由市场的伟大旗手米尔顿·佛里德曼先生。

　　2006年11月16日，94岁高龄的佛里德曼先生在旧金山辞世。消息传来，我正在清华大学图书馆里整理即将出版的书稿。我马上知道，自己的这部书稿还没有完成，因为任何一本经济学的文集都不能避开这位可爱而倔强的犹太老人，他的逝世，作为一本经济学的散文集，要有专门的篇幅纪念，否则似乎是说不过去的。

　　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说“佛里德曼的思想对现代货币经济理论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无法估量。在经济学家中无人在他之上。”在20世纪的经济学界如果有谁可以和凯恩斯并驾齐驱，那只有佛里德曼。这是在新旧千年交替之际，经150位经济学家投票通过的。当之无愧，佛里德曼是本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当然，纵观佛里德曼一生，这个称号似乎有些姗姗来迟，就如1976年那次诺贝尔的颁奖礼一样。

　　1912年，佛里德曼出生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一户俄罗斯犹太家庭。他是这个贫寒家庭最小的孩子，也是唯一的男孩。全家人当时就居住在由母亲经营的一个服装店的楼上，而父亲在曼哈顿打工。有一些戏剧性的是，佛里曼后来经常批评美国的公共教育制度，但显然他是美国诸多福利制度的受益者。小时候，他家附近的公共图书馆是他汲取知识养料的宝库。而佛里德曼的小学和中学也是在免费的公立学校度过的。正是依靠新泽西州政府的奖学金，佛里德曼得以进入一所私立大学攻读数学专业。但是在他毕业后，佛里德曼遭遇人生第一次滑铁卢，他在精算师考试中失利，使得这个穷人家孩子成为保险精算师的梦想破灭。但是正是这次失败，给了佛里德曼一次重新选择人生的机会。他晚年在自传《两个幸运的人》中这样回忆，“我的毕业时间正是在1932年，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最黑暗的日子。如何摆脱经济危机，如何减少失业，如何解释一方面是巨大需求，另一方面是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在这种形势下，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似乎比成为一个应用数学家或者是精算师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祸兮福所倚，佛里德曼的选择使得他走上了人生的辉煌之路。他因此进入了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众所周知，芝加哥大学向来不缺少思想独立的经济学家，他们有时会与主流经济学界格格不入。这些“芝加哥小子”（学界对于芝大这些思想新颖的经济学者的昵称）后来成为世界经济学界的一批开风气之先河的力量，而佛里德曼显然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个。他对那时候的学习生活回忆说“这是个世界性的、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之前，我从未想得到，之后，我再也没能从中摆脱出来。”那段时间的学习生活对于佛里德曼经济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敏锐地意识到，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导致了危机的发生，本来是一次正常的经济衰退，而美国政府因为过于信奉凯恩斯的计划经济思想，过多发行货币，从而发生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变成了一次噩梦般的经济大萧条。这也正是佛里德曼后来的“货币数量化理论”所强调的，就是通货膨胀起源于“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

　　但是起初，佛里德曼的学术之路并不顺利，他从1950年代开始全力鼓吹“自由市场经济”，批评政府干预市场，并完成了划时代的经济学著作《消费功能原理》。而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凯恩斯的思想占据统治地位，人们愿意相信，政府凭借“调控的手”几乎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佛里德曼的学说被人们认为“歪理邪说”，他随时随地与人辩论，受尽白眼。由于学术界的排斥，他于1940年完成的博士论文《独立职业行为的收入》在二战后才得以出版。1962年，佛里德曼出版的《资本主义与自由》也被看作左翼谬论，很多大学图书馆甚至不愿意把这本书摆在书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