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代，以布鲁顿森林体系为主的全球固定汇率制大行其道，但佛里德曼已经意识到固定汇率制是国家计划经济的“帮凶”，日子不会太久，他所创立的浮动汇率制度才是真正的出路。当然，佛里德曼的胜利是在等待了二十年以后。

　　佛里德曼的思想形成于芝加哥大学，也是芝加哥大学的同窗最终使得佛里德曼时来运转，为他的学说找到了用武之地。

　　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素来与智利关系紧密，几乎每年都有来自智利的学生，甚至一位主任还娶了个智利人做妻子。1973年，皮诺切特在智利发动军事政变，成立军政府。皮诺切特任命了一位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毕业的智利学生担任财政部长，其他几位“芝加哥男孩”也出任政府要职。

　　因此，系里那位主任和佛里德曼也参与了智利经济“休克疗法”的制定。主要举措是卡住货币供应，同时放开外汇管制。这是“休克疗法”的第一次实施，比俄罗斯早十多年。休克疗法见效很快，马上结束了持续的通货膨胀，经济恢复增长。到1980年代，智利成为了南美经济增长的奇迹。

　　佛里德曼声名鹊起的同时，他也因为帮助智利军政府而招致骂名。在他1976年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他不得不从厨房走到领奖台，就是为了躲避抗议者的西红柿。在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历史上，佛里德曼是唯一一个没有全票当选的获奖者，赞成和反对票书比例是3:2。

　　获得诺贝尔奖之后，佛里德曼开始在公共政策领域频频发言，他把政治和经济联系起来，说他有温和的社会主义倾向。但出于科学的态度，他不相信知识分子能够改变现状。佛里德曼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只有危机才能带来真正的变革。”同时，他认为经济安排在促进自由社会方面有双重作用。一方面，经济安排中的自由本身在广泛意义上可以理解成为自由额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经济自由本身是一个目的；其次，经济自由也是达到政治自由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手段。他举例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外汇控制，英国公民不准去美国度假；在这件事情上，英国公民所被剥夺的基本自由正和美国公民由于意识形态原因不被允许去苏联度假一样。在外表上，一个是对自由经济的限制，而另一个则是对自由的政治限制，然而两者所指的区别不大，就是对公民的自由造成伤害。

　　佛里德曼是一个愿意用经济的眼光看待社会问题的人，他愿意针砭时弊，用犀利的眼光看待政府的公共决策。他一生的工作都是在捍卫自由市场经济，正如他在《资本主义与自由》的第一章中写道：经济自由给人们所需要的东西，而不是一个特殊集团认为他们应该需要的东西。在反对自由市场制度的各种论点中，最基本的观点就是缺乏对自由本身的信任。

　　佛里德曼夫妇热衷于游历各国、布道讲学。正是在这样的旅行中，佛里德曼和中国结下莫大的缘分。中国香港是他最钟爱的地方，并称香港为“自由经济制度的堡垒”。佛里德曼认为香港由“二战”之后人均收入为英国1/4的一个贫穷小岛，发展到1997年人均收入已同英国持平，并且迸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就充分证明了自由的巨大生产力。

　　佛里德曼关于中国经济的一句评价广为人知：“谁能正确解释中国的改革与发展，谁就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并且喜欢把经济自由主义思想推销给中国领导人。他在自传中说，“对中国的三次访问是我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之一”。(佛里德曼先后于1980年、1988年和1993年三次访问中国大陆)

　　1990年代中国所走的道路，包括解除价格管制、放开商品自由流通等，在他1988年给中共中央的备忘录中都曾经详细提及。

　　佛里德曼曾经说过，经济自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自由市场通过分散权力，可以防止政治权利的任何集中。把经济和政治权利集中在同一个人手里，肯定会给人民带来暴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