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林在《冲突的战略》一书中发展出来的最重要的思想是关于可信承诺 (credible commitment)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思想最早源于他的一篇论文《论谈判》(1956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后收入《冲突的战略》，成为第2章的内容)，其基本内涵是，在谈判和冲突的场合，如果博弈一方能够以可信和可观察的方式限制自己的某些选择自由，反而会增强其谈判地位，而赋予一方更多的相机决策权，则可能伤害该参与人的利益。乍听起来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更多的行动自由总是意味着更多的机动性，即便在最差的情况下，你至少可以将机动性弃而不用，保留它怎么会对你不利呢?

　　大家熟知的“置于死地而后生”是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谢林在书中也提到这个例子)：炸毁唯一逃生的桥梁可以向你的敌人显示誓死一拼的决心，从而达到阻遏敌人进攻的战略目的。在这里，炸毁桥梁就是一种关于绝不退缩的可信承诺，它限制了你的行动空间，但反而收到了吓退敌人的效果。而如果你保有它，给自己留一条退路，看起来似乎万无一失，可是问题在于，这时你再威胁敌人说绝不后退就不那么可信了，敌人可能推断你心虚，进而发动攻击。从这个意义上说，“相机决策”、“因地制宜”这些似乎永远正确的决策原则在一定的博弈环境中并不一定是最优的。 谢林在书中多次提到以合约或立法形式确立可信承诺的意义。

　　谢林的思想启发了德国经济学家雷恩哈德·舍尔顿(Ileinhard Selten)，后者于1965年提出了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是对纳什均衡的一种修正和精练，旨在剔除纳什均衡中含有不可信承诺的均衡。舍尔顿正式提出子博弈精练均衡概念之后，可信承诺这一重要思想才真正在经济学模型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有趣的是，当我们站在博弈论已经高度成熟和发达的今天，再来重读这本《冲突的战略》，就会发现书中大量关于可信威胁对谈判地位的影响以及如何确立可信的威胁的精辟见解，竟与经济学家二三十年后用严格的博弈论模型所论证的如出一辙，好像谢林当时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精确的数学模型!这种思想的准确性和预见性不得不让人们惊叹。谢林的贡献显然是思想先于模型的典型例证，在这一点上，他和科斯、哈耶克是相似的。舍尔顿的工作也说明了数学模型的力量，思想一旦借助了数学模型就会插上翅膀，展翅高飞。

　　这里我想举两个例子说明可信承诺在当代经济学中的一些经典运用。诺斯和温加斯特(North & Weingast)的一项著名研究发现：在17世纪英国光荣革命之前，英国王室财政困难，但又无法在民间金融市场上借到钱。富人不敢把钱借给王室，原因很简单，当时的君王拥有无限的权力，不管他如何做出口头承诺，他想赖账谁拿他也没办法。后来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富裕地主通过议会限制王权，尤其是限制随意征税的权力。在君主立宪之后，王室借钱就容易多了。君主立宪限制了君王的权力，是一种“自残”行为，但只有这样，君王借钱还钱的承诺才是可信的。所以说，一个强大的专制政府是无法做出可信承诺的，专制政府也因其强大和权力无边而受到损害。另外一个例子是科尔奈提出的软预算约束。根据德沃特里彭和马斯金(Dewatripont & Maskin)的新诠释，国有企业的软预算约束问题的根源在于政府无法在企业亏损之后做出不予救助的可信承诺，因为政府控制了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只有当政府手中的财力有限，银行的贷款也无法支配或影响的时候，政府对企业不予救助的承诺才可信，企业也就不敢再寄希望于政府了。后来有学者，如安德鲁·沃德(Andrew Walder)、钱颖一和车嘉华教授，在解释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时认为，乡镇企业的预算约束比国有企业相对硬一些，因为乡镇政府控制财政资金和银行贷款的能力要相对弱一些。 除了可信承诺之外，《冲突的战略》还包含许多非常精辟和深刻的见解与思想。比如在第3章中，谢林把纳什均衡的结果理解为博弈参与人相互预期对方最可能采取什么策略的“聚焦点”(focal point)，一种双方基于共享经验、文化或认知的默契，为人们理解纳什均衡的选择问题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视角。事实上，“聚焦点”理论已成为博弈论讨论参与人如何达成一致或理性预期的一种经典解释。谢林利用“聚焦点”理论解释为什么交战双方有时会自愿达成某种“有限战争”的默契，如不使用毒气和原子弹等。再比如谢林提出，在动态博弈中，拥有更多信息也许是一件坏事，不知道反而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