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里面的暴力场面，是否会诱发社会上的暴力犯罪，一度颇有争论。正在双方各执一词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电视剧演出两个男童研究怎样不打破扑满而能把里面的硬币取出来。那个年龄较大的男童到洗澡间去找父亲刮脸用的刀片，他把薄薄的刀片插进扑满的投币孔，把扑满侧过来轻轻摇动，使扑满中的硬币落在刀片上，再把刀片轻轻拉出来。这确是一个有效的方法，五天以后，台北市的外科医生突然忙碌起来，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求诊，症状一律是刀片割破了孩子的手。

　　经常参加开会的人可能有如下的经验。会场摆着长桌，大家面对面坐着，你对面的人忽然要作笔记，然而发现自己没有带笔，就伸手向你借，你把你的钢笔借给他，散会时，他忘了这是你的笔，你也忘了有笔出借，第二天，你忽然发觉钢笔不见了，丢到那儿去了?再也想不起来。他也忽然发觉衣袋上插着一枝钢笔，这是谁家之物?也毫无线索。失笔的人和得笔的人都觉得惘然怅然。怎么办呢?有人想出法子来，他说，当有人向你借笔的时候，你把笔帽取下来握在手里，只把笔身借给他，这样显得分外周到，等他写完了，会散了，他想把笔插进自己的衣袋上，他会找不到笔帽。笔帽在那里?在你手中，他会想起这是你的笔。我怎么知道这个办法?因为我读到一篇文章，自从那篇文章发表以后，我在会席上留心观察有笔出借的人，他们大都把笔帽和笔身分开了。

　　有一位朋友慷慨好客，入不敷出，欠了不少债。他知道借钱给他的人都缺钱用，周转困难。他为如何还债发愁，中宵失眠，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排遣，看见一个小故事：

　　某甲知道自己在明天上午必须把一笔款送到银行里，存进某乙的帐户，否则某乙势将信用破产，后果严重。可是某甲没有钱，他欠某乙的钱还不出来，左想右想了一夜，他忽然想通了："我何必睡不着觉?我干脆上床睡觉，明夜让某乙去失眠好了!"于是他上床呼呼大睡。

　　我的朋友看到这里恍然大悟，如释重负，也立即倒头便睡。

　　以上每一个例子都包含一个问题和一个解决的方法，而背后又有作者对人生的态度。首先，我们可以问，为什么要用预置草帽的办法占领座位?在车上站着或坐着究竟有何区别?为什么要为了自己的一点儿方便破坏依次就座的公平原则?作家应该给他的人物一个理由。也许，"老老实实排队的人都是傻瓜，我才不干哪!"事实证明他有理，从这里面可以看出作者对社会秩序的失望。

　　也许你可以写，那人用草帽占座位是为了他怀孕的太太。我们也许要问：满车乘客难道没有一个人肯把座位让给孕妇?很不幸，那丈夫的经验正是如此。有些东西本来应该属于你，但是往往要你自己设计巧取才可以得到，不能依赖别人的风度。倘若如此写，可以看出作者对人际关系的失望。

　　但是有人会识破预占座位的狡计，把帽子掷出窗外，使那人既失去座位也损失帽子。我们可以问，为何不把帽子拿在手中，等帽子的主人走进车厢，对之好言相劝?我们知道这种解决有失精彩，也知道作者要无言地表示：不合理的行为往往引发不合理的行为，对付"不合理"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报之同样的不合理。这又涉及对人生的态度。

　　也许以上两个情节可以合并。一个人为了妻子怀孕，预占座位；另一人不问分说把座位据为已有；等到发现最后上来的孕妇再起身让座，结果，预占座位是多余的，惩罚预占座位的人也是多余的。人生远比某些人想像的要复杂得多，所以人与人之间常有误会，这又是一种态度。

　　由此可见态度和方法（原则和技术）的关系并不单纯。很可能：一、态度是对的，方法是错的；二、态度是错的，方法是对的；三、态度和方法都对；四、态度和方法都错。其中"态度和方法都对"一类作品常被人誉为纯正。但读者会问：纯正作品里的好方法是不是实际有效的方法？如果作者的想法是希望我照着做，它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如果"好方法"不切实际，经不起实践，则读者宁愿接受一个坏方法。纯正作品的影响力往往难以令人如意，原因在此。

　　在理论上，作品最好含有"又好又有效"的方法。这话大概没有问题。但是不如意事常居八九，倘若不能两全其美，作家怎么办?作家通常并不是读者的智囊，当人生当中缺少一个好方法时，通常不是由他发明。他该把那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搁置呢，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计任何方法?读者是应该忍受问题存在，还是宁可在问题解决以后忍受其后遗症与副作用?何去何从?常常引起有关人士的辩论。

　　作家们对此颇有不同的意见。有些人指出，作品对问题的解决乃是艺术上的解决，并非事实上的解决，文学艺术是"非功利的"、"非实用的"。如果一篇小说的结局是主角杀人，并非意味着事实上有此需要，而是如此安排有更好的艺术效果。《老虎与美人》里面，国王为了惩戒正在恋爱中的一个青年，迫使他在虎柙之前冒险，那不过是要在悚栗震撼中显示命运的诡秘莫测，而非表示国王所用的办法可以推广。另外有些人认为把人类的错误、愚蠢揭露出来，使世人知所警诫，也是文学的一种功能。如果一篇小说的结局是杀人，其效果也许是使读者心中消弭杀机。

　　这些话当然很对，不过容我指出，作家的用意本来可能是警世，但有时亦往往适得其反，刘伶"醉死"，何足为训?但世上岂乏追慕"大人先生之风"的酒徒?多年前有一"神偷"，不知作了多少案子，后来忽然悔改信教，到处演讲教人如何防贼。他的演讲很有独家之秘，但据说，有许多小偷追随听讲，从中吸取经验，改进自己的技术。坏人的进步总是比较快些。有人告诉我，他已搜集了二十种考试作弊的方法，皆有奇效而鲜为人知，他要用每一种作弊的方法作题材写一个短篇，然后结集成书。他辩称这是把弊端公开，使监考工作严密公正。我问，这如何能使学生不买这本书，只有监考的先生买这本书?我追问：你写这本书时心目中潜在的顾客究竟是学生还是教师?他不能答复。

　　保存人生经验是文化大事，有些经验尤其是情感方面的经验，要靠文学作品保持传递。历来有一种主张，如果某些经验足以助人为恶，作家就应该把那经验隐瞒起来。但是，站在作家这一方面看，隐瞒、粉饰、涂改人生经验，可能要伪造人生，结果不免贬低文学的地位，使作品的素质下降，作家总是持文学本位的。再者，每一作家都会设想：我个人牺牲文学上的目标，别人是否也一样?如果只有我一人牺牲让步，徒然逊人一筹，与社会人心何补?作家总是持个人本位的。

　　我想，作家必须守住他的岗位，即使受人误解，受人恶意批评，也在所不辞。但是，倘若作家从人生中汲取的是浊水，倒入人生之中仍是浊水，终非伟大的作家。我们希望他能以艺术造诣、人格修养、思想境界蒸馏那水，过滤那水，变浊为清，再还给湖海江河，他提高了人生，也提高了文学。作家表现人生，并不是像从山上搬一块石头那样展示给读者，而是像蚕吐丝那样出自胸中，人生先进入作家的心灵，再化为物质媒介，然后这媒介再进入读者的心灵，即使人生龌龊，只要作家的心胸不是龌龊的，作品就不会龌龊，只要作品不龌龊，读者的心灵就不会龌龊，至少不会增加龌龊，其间绝未伪造，只是升华，绝非隐瞒，只是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