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军事文书有多种，各有各的服务对象和布局措辞。

　　其一，表。

　　表是臣下上奏朝廷的带感情色彩的文书。开皇七年（587），光州（治今河南省光山县）刺史高劢给隋文帝奏上取陈五策和请伐陈表。这份表先讲了一番大道理，有"夷凶翦暴，王者之懋（盛大）功；取乱侮亡，往贤之雅诰"等套话，并举出历史上的这类事例加以印证，接着列举陈后主的种种罪恶，以说明对陈用兵的正义性和必要性，请求朝廷出兵平陈。关于陈后主的罪恶，表中揭露他"肆其昏虐，毒被金陵（首都建康的别称）。……牝鸡司旦（母鸡报晓，比喻妇女操纵国政），昵近奸回（亲近坏人）。尚方（主管宫廷器物生产的机构）役徒，积骸千数。疆埸（yì，国界）防守，长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沉湎王侯之宅；或奔驰骏骑，颠坠康衢之首（践踏路上行人）。有功不赏，无辜获戮。烽燧日警，未以为虞。耽淫靡嫚（màn，贪恋女色），不知纪极"。（《隋书》卷55《高劢传》）隋朝平定江南，是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正义行为，一定要给对方找一些罪恶，也未尝不可。但这份表所列陈叔宝的罪恶，实在勉强，"牝鸡司旦"不知从何说起，其它如徭役、兵役繁重，赏罚不公，隋政权也没有做出表率。疆埸未虞云云，恰好在提醒对方加强边备。战争文书中这种强词夺理的现象一直很普遍，人们习惯于以成败论事，对于失败者一方被指责的罪恶，往往以为就是那么一回事。

　　其二，诏书。

　　开皇八年（588），隋文帝颁布了伐陈诏书。由于是以普天下父母的身份拯救江南民众于水深火热的口气措辞的，诏书摆出一副悲天悯人、居高临下的架势。这份诏书抄写成三十万纸散发江南，以造成对江南朝野的心理冲击。关于陈后主的罪恶，诏书比高劢的表所揭露的内容更加广泛，有云："威侮五行（仁义礼智信五种常规道德），怠弃三正（关于天地人三者的道理）。诛翦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民间），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嫔妃），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使得）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阃。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跸，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仗，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力量耗尽于土木建筑），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人们敢怒而不敢言）。"陈朝境内"为鬼为蜮"，"市井不立，农事废寝"。这些指责照样有夸大不实的成分。特别是把陈朝统治区说成是"手掌之地"，隋朝平定兼并，岂不埋没了自己的功绩。诏书为了说明隋朝对陈用兵是顺乎当地民意，还提到陈人"倾心翘足，誓告于我，日月以冀（希望），文奏相寻"。为了鼓舞士气，加大自己成功的筹码，诏书说战船由四川沿长江而下，"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表明这是"上天之灵，助戡定之力"。（《隋书》卷2《高祖纪下》）当然，这是吊民伐罪，不担心人们会把这个说法等同于陈后主的"祭鬼求恩"。

　　其三，檄文。

　　李密领导瓦岗军起义，被推举为魏公，以推翻隋政权、建立新朝代为斗争目标。隋炀帝大业十三年（617）二月，记室祖君彦作书以檄郡县。檄文列举隋炀帝十大罪状：一是阴谋夺取兄长太子地位，杀害父皇；二是乱伦邪淫，道德败坏；三是沉湎酒色，荒怠朝政；四是广造宫观池台，劳民伤财；五是赋税苛重，民不聊生；六是巡游无度，民众疲于供应，修造长城，积尸蔽野；七是收复辽东，穷兵黩武，民众白白送命；八是拒谏饰非，杀害贤能；九是亲近小人，疏远君子，败坏世风，贿赂公行；十是自食其言，赏功不果。檄文认为"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而这十条远不是隋炀帝罪恶的全部，总之，"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檄文由此对李密举兵讨伐隋炀帝涂上了一层正义的光彩，既然是顺天应人，当然必定成功。于是檄文张大自己的声势，说：魏公"六合（东南西北上下）所以归心，三灵（天地人）所以改卜"。其余将领，皆是一代骁雄。百万义师，气势豪迈，"呼吸则河（黄河）、渭（渭河）绝流，叱咤则嵩（嵩山）、华（华山）自拔。以此攻城，何城不陷；以此击阵，何阵不摧。譬犹泻沧海而灌残荧，举昆仑而压小卵"。檄文号召各地豪杰加入自己的队伍，共同奋斗，在新朝代建立后，"岂止金章紫绶（怀揣黄金官印，腰系紫色丝带，指做大官），华盖朱轮（享受乘坐华美车子的待遇），富贵以重当年，忠贞以传奕叶（世世代代）"。檄文对敌人进行分化瓦解，表彰隋将裴仁基"识机知变"，投降瓦岗军；指出一些隋将与瓦岗军作对，或被俘或丧生；敦促其余隋朝官民将吏速快投降，否则绝不会有好下场，到那时候，"尔等噬脐（咬自己的肚脐眼，够不着，比喻后悔也来不及），悔将何及"！（《旧唐书》卷53《李密传》）

　　这篇檄文大气磅礴，震撼力极强。但全文过长，总共2936字，不便成诵；采用的是流行的骈文体裁，运用了很多生僻的典故和术语，古奥难懂，难免影响读者的接受和传播。其中几次把李密比作东汉光武帝刘秀，十分不类。李密并非出身前代帝室，经历也和刘秀不同，他想建立新朝代，同隋朝所替代的北周、陈朝没有任何关联，不像刘秀推翻王莽的新朝而承续西汉政权那样。"罄竹难书"的成语虽由本文"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简化而来，但并非新创，而是模仿《后汉书》卷13《隗（wěi）嚣传》的说法："楚越之竹，不足以书其恶。"到唐睿宗光宅元年（684），骆宾王为徐敬业起兵讨伐武则天起草了檄文。这篇檄文只有449字，不足祖君彦檄文的六分之一；虽也用骈体，但典故终究少得多；且有一些通俗优美的警句，诸如："蛾眉不肯让人（武则天贪图唐高宗的专房之宠而排斥其余嫔妃）"，"狐媚偏能惑主"，"一抔（póu，捧）之土未干（唐高宗刚刚安葬于乾陵，墓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唐高宗的儿子唐中宗被母后武则天废黜，软禁于湖北房州）"，"试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骆临海集》卷10）因此，这篇檄文不仅在当时传播很广，而且后代编辑古文选本往往入选。

　　在祖君彦为李密起草檄文四个月后，隋朝军事官僚唐国公李渊发动太原起兵，称大将军，由大将军府记室参军温大雅作檄文传谕郡县，并作为起兵的誓师词。李渊采取的策略和李密不同，打着"废昏（隋炀帝）立明（拥戴作为长安留守的隋炀帝的孙子代王杨侑为国君）"以维持隋朝体制的幌子，来减少政治风险，因而他的军队便自认为不是李密那样的"盗贼"和叛军，而是"勤王"的"义师"。这篇檄文首先揭出太原起兵的宗旨："废放而安宗社。"檄文指出隋文帝时期国家形势大好，然后历数隋炀帝的种种罪恶，指出因此出现亡国危机，表白自己承蒙隋朝的厚恩，应当负起挽救国家的责任，"义无坐观缀旒之绝，不举勤王之师，苟利社稷，专之可也"。檄文确定的起兵目标仅仅是"放后主（隋炀帝）于江都（今江苏省扬州市，隋炀帝时驻跸此地），复先帝之鸿绩"。因为檄文用于誓师，所以后面几句是："从我同盟，无为贰志，有渝此盟，神其殛之！"（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对照这两篇檄文，由于李密、李渊身份不同，策略不同，因而措辞不同，但都同样充满着火药味。

　　檄文措辞应当注意先声夺人，隐秘机密，绝不能授敌以计，置自己于被动局面。唐高宗乾封二年（667），辽东道总管记室元万顷在前线作讨伐高丽的檄文，其中有讥笑高丽"不知守鸭绿之险"的句子。高丽方面作书奉答："谨闻命矣"，于是派兵固守鸭绿江，使得唐军不得进入其境内。元万顷当然要受到处分，"坐是流于岭外"。（《旧唐书》卷190中《元万顷传》）

　　其四，书信。

　　书信内容很广，这里略举数端。

　　有联络或利用同盟军的。李密雄踞河洛地区，自以为姓名和流行的谶谣相符，当新朝代的皇帝非我莫属。李渊起兵后，李密想自为盟主，就写信给这位比自己大十多岁的同姓氏逐鹿人，以兄相称，"请合从（纵）以灭隋"，"殪（yì，杀死）商辛于牧野，执子婴于咸阳"。（《旧唐书》卷53《李密传》）这里用了两个典故。周武王会师盟津（今河南省孟津县），率军北上，在牧野（今河南省卫辉市北）与商军展开决战。商军"前徒倒戈"，配合周军作战。商纣王走投无路，自焚身亡，商朝灭亡。秦二世死后，其侄儿（一说秦始皇弟）子婴称秦王。刘邦进军灞上（今陕西省西安市东南），子婴颈系绳索，手捧玉玺、符节，向刘邦投降，秦朝灭亡。李渊正好想利用李密牵制东都隋势力，并扼守成皋（在今河南省荥阳市）险要地势而阻绝江都信使，以便自己进入关中改朝换代，于是授意温大雅代写复李密函，其宗旨是"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使其不虞于我"。李渊这封信仍然打着废昏立明的幌子，以隐瞒自己当皇帝的政治意图，来麻痹李密，说："殪商辛于牧野（指杀隋炀帝），所不忍言；执子婴于咸阳（指逮捕长安留守代王），非敢闻命。"关于李渊和李密的未来地位，信中说："天生蒸民（百姓），必有司牧，当今为牧，非子而谁？老夫年逾知命（年过半百），愿不及此。欣戴大弟，攀鳞附翼。惟弟早膺图籙，以宁兆庶（万民）。宗盟之长，属籍见容（以同姓身份编入李密新朝代的宗室户籍中），复封于唐，斯荣足矣。"李密上当，把信拿给部下传阅，高兴地说："唐公见推，天下不足定也。"（《大唐创业起居注》卷2）李渊利用李密解除自己的东顾之忧，得以顺利地建唐代隋。

　　有双方临战交涉战和的。唐高祖武德四年（621），河北夏政权窦建德率军南下河南，解救被秦王李世民攻打的洛阳王世充郑政权。窦建德政权的中书侍郎孔德绍起草《为窦建德遗（wèi，给）秦王书》，说唐据关中，郑据河洛，夏据河朔，应各守其地，保持鼎足三分之势，要求唐方"反（返）郑国之侵地，守秦川之旧邦"。（《全唐文》卷134）李世民方面写了《报窦建德书》，说：河朔素为国家所有，窦建德企图割据分裂，令人遗憾。王世充"衅毒三川（洛阳周围有黄河、洛河、伊河），腥闻四国"，若不被国家消灭，他当"并吞东夏"，窦建德也保不住河朔地盘，岂不要对他"屈膝稽首"。"世充与足下旧称和好，中途翻覆"，甚至勾引突厥侵占河朔，充分暴露了他的"外欺内忌，唯利是图"的真面目。王世充眼下受着唐军的包围和打击，"粮储罄竭"，"命悬晷刻（即将完蛋）"，窦建德反倒前来援救，"以三军之众，仰哺他人，千金之资，坐求外费，理如画饼，未见其宜"。"国家夷凶拨乱，唯以匡时济俗，不欲穷民极武，专任甲兵。故蓄锐停师，冀闻择善，可否之事，幸速图之。若不获命，终为怨府，雄夫奋其智勇，猛士发其馀怒，诸军雾合，指日风驱，……燎原覆醢，虽悔难追！"（《全唐文》卷10）窦建德置若罔闻，李世民率领唐军在荥阳大败其军，将其俘虏。

　　有分析利害、敦促敌人投降的。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山南东道（驻襄州，今湖北省襄樊市）节度使严绶兼充申光蔡等州招抚使，负责讨伐淮西镇吴元济叛乱。元稹撰写了《代谕淮西书》，以严绶的名义和口气致吴元济及淮西镇将士官吏、申光蔡三州百姓。首先，警告吴元济"众不可凭，位不可取"。吴元济企图凭借所谓众人的劝请而袭继节度使职位，违抗朝旨，必然要遭受惩处。当年剑南西川（驻今四川省成都市）和浙西（驻今江苏省镇江市）的叛乱元凶不识时务，自以为"朝廷未即诛擒"，然而一月光景即被镇压，"皆头悬藁街，腰斩都市"。那么，吴元济"希求非望之志，安得复行于今日哉？"其次，指出吴元济缺乏足够的财力和兵力同朝廷抗衡。国家一方，"命全军之将，用不竭之资"，"以攻则彼有压卵之危，以守则我无出疆之费"。而淮西一方，"百姓日蹙，赋敛日加"，"壮者劫而为兵，老弱妻孥吞声于道路"。"用三州之赋敌天下四海之饶，以一旅之师抗天下无穷之众"，其下场如何，连小孩子和蠢人都能看出来。再次，提醒淮西"势不可久"。国家若"图不战之功"，实行包围封锁方略，淮西即"男不得耕，女不得织，盐茗之路绝，仓廪之积空，不三数月，求诸公于枯鱼之肆矣"。国家若实行征讨方略，淮西"聚而待之则自穷，分而应之则不足"，会很快失败，遭受灭族的惩处。第四，鼓动淮西将士倒戈讨叛，警告吴元济"将不可恃"，"兵不可保"。剑南西川、浙西等藩镇的将士，同其叛乱元凶并非铁板一块。一些所谓的"腹心不贰之将"、"骨肉不欺之亲"，被元凶授以"锐健先锋之兵"、"敢死酬恩之卒"；然而在官军压境之际，他们一旦明白"逆顺之理殊"，"子孙之祸大"，便与元凶划清界限，"倒戈以攻于外"，"纵火以应于内"，立功受赏，荣华富贵。淮西难道没有这种将士？吴元济付出"碎六尺之躯"和"绝公侯之嗣"的代价，不过是作为这种将士的"求福之费"和"受赏之资"而已。"其为人谋也则厚矣，自谋何薄哉！"第五，敦促吴元济选择"自新之路"。"今天子垂恻隐之诏，建招抚之名"，吴元济应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束身归朝"，这样便能补救前咎，重新做人，还能保住一官半职，不至于族灭而使吴氏先祖绝奉祀。第六，指出吴元济若不悬崖勒马，平叛战争必不可免，其下场可悲。"如或违天失时"，"则王师进击于外，义士潜谋于中，身首之戮指期，肘腋之危坐见"，"岂不大哀哉？"（《元稹集》卷31）

　　有时为防止书信被敌人识破，须运用暗语。乾封二年（667）辽东战役中，唐军别帅冯师本负责水运粮食军资援救裨将郭待封，但船破误期。郭待封军中供应紧缺，作书汇报给主帅李勣（绩的异体字）。他担心书信落入高丽手中，高丽"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就把书信写成"离合诗"。所谓离合诗，是作者把反映信息的关键汉字拆分成多个个体，并把相关汉字作为拼合新字的因素，一并写入诗中；读诗者再将拆分的汉字合而为一，并把其余单个汉字组合成新字，以体会诗的含义。因此，郭待封的离合诗是字谜诗，可以算作当时的密码。但李勣不解诗意，大怒，说："军机急切，何用诗为？必斩之！"（《旧唐书》卷190中《元万顷传》）元万顷破译诗意，为李勣解读，才沟通了上下级之间的联系。
其五，牒令。

　　牒令是军队下发命令的文书，为防止伪造，须加盖公章，并由军官签字。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东北契丹发动叛乱，攻破营州（治今辽宁省朝阳市），打败前来平叛的官军。契丹缴获官军印鉴，伪造牒令，逼迫所俘获的武周将领张玄遇署名下发几位总管，上面说："官军已破贼，若至营州，军将皆斩，兵不叙勋。"（《资治通鉴》卷205）几位总管接到牒令，不敢怠慢，昼夜兼行，不遑寝食，弄得士马疲惫不堪。契丹在半路埋伏阻击，官军全军覆没。

　　其六，祭文。

　　古人迷信，作战前要观察天象，占卜祭祀。唐人李筌《太白阴经》提到的军队祭文，有《禡（mà，军中祭祀）牙文》、《禡马文》、《祭蚩尤文》、《祭名山、大川文》、《祭风伯、雨师文》、《祭毗沙门天王文》等等。这里以早于《太白阴经》的陈子昂《禡牙文》为例，以见其格式、内容。禡牙，是祭祀军旗。祭文开头先交代年月日，某将帅"敢以牲牢告军牙之神"，再说一番例行的大道理，然后交代具体的军事任务："契丹凶羯，敢乱天常，乃蜂聚丸山，豕食辽塞"，"天厌其凶，国用致讨"。后面对军牙之神提出要求："惟尔有神，尚歼乃丑，召太一，会雷公，翼白虎，乘青龙，星流彗扫，永清朔裔。使兵不血刃，戎夏来同，以昭我天子之德，允乃神之功，岂非正直聪明哉！无纵大雠，以作神羞。急急如律令！"（《全唐文》卷216）这里表面上是在祭祀神灵，实际上把神灵看作部下，由将帅给他们布置任务，并昭示士兵，有神灵的协助，必定取胜。此外，军中也为就地埋葬的阵亡将士作祭文。

　　其七，露布。

　　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4说："露布，捷书之别名也。诸军破贼，则以帛书建诸竿上，兵部谓之露布。……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露布的颁布仪式自隋朝平陈时确定为新礼，沿用至唐代。其做法是："集百官及四方客使于朝堂，内史令（中书令）称有诏，在位者皆拜，宣露布讫，舞蹈者三，又并郡县皆同。"他批评"近代诸露布，大抵皆张皇国威，广谈帝德，动逾数千字，其能体要不烦者鲜云"。也有措辞得体者。兴元元年（784），李晟从叛军手里收复京师，由掌书记于公异作露布上呈逃亡在外的唐德宗，说："臣已肃清宫禁，祗（zhī，恭敬）谒寝园，钟虡（jù，悬挂钟磬的木架）不移，庙貌如故。"（《资治通鉴》卷231）露布没有夸耀自己的战功，而是说皇家宫殿太庙安然无恙，唐德宗可以回銮京师，把唐德宗感动得流泪不止。

　　露布是常见的军事文书，人们受其影响，遇到非军事行动的大快人心事件，也戏作露布以表达感情。唐高宗龙朔三年（663），劣迹多端的右相（中书令）李义府被告发下狱，由刘祥道负责审讯，除名流放。有人作《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张榜公布于街道。刘祥道是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不是元帅，案子是在长安处理的，当然不用去河间（今河北省河间县），所以这样戏称，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是河间郡公。古代使用铜钱，铜山大贼云云，是讽刺李义府聚敛无度。李义府霸占很多人家的奴婢，他受制裁后，奴婢们乘机奔散，各回其家，因而露布说："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入。"（《旧唐书》卷82《李义府传》）

　　其八，赠答诗序。

　　军队出征前，同事、朋友、亲戚一般要举行饯别宴会，作诗赠送出征人，诗前有序，以交代原委或寄托希望，序文往往比试歌篇幅长得多；出征人若是文人，会作诗酬答。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春官（礼部）尚书、梁王武三思，在神都洛阳被任命为榆关（今山海关）道安抚大使，领兵赴东北抵抗契丹内犯，陈子昂作《送著作佐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的诗和序。序文说："林胡（代指契丹）遗孽，渎乱边氓"。"皇帝哀北鄙之人罹（lí，遭受）其辛螫（shì，蜇，有毒腺的虫子刺人畜）"，派梁王率军东征。比部郎中唐奉一、考功员外郎李迥秀、著作佐郎崔融等，一并随同出征，"参帷幕之宾，掌书记之任"。房思玄在洛阳地面任永昌县丞，设宴相送。被送行者"酒中乐酣，拔剑起舞，则已气横辽碣（辽河、碣石山），志扫獯戎（代指契丹）"。两个月后，陈子昂作为参谋随同建安王武攸宜北上讨伐契丹，被饯行时作《东征答朝臣相送》诗，表示"挼（ruó，搓揉）绳当系虏"。他在今北京市，作《登蓟城西北楼送崔著作融入都（洛阳）》诗并序，说："愤胡孽之侵边，从王师之出征"，"以身许国，我则当仁"。（《全唐诗》卷84）

　　其九，碑文。

　　有的是纪功碑。平定淮西叛乱，由宰相裴度力排众议并临场指挥，请韩愈任行军司马，大将李愬（诉的异体字）负责具体军事行动。事后韩愈奉诏撰写《平淮西碑》。《旧唐书》卷160《韩愈传》说："其辞多叙裴度事。时先入蔡州擒吴元济，李愬功第一，愬不平之。愬妻出入禁中，因诉碑辞不实，诏令磨愈文。宪宗命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文勒石。"其实碑文并没有突出裴度，对于参与军事行动的其余将领，仅仅提到被朝廷部署在什么地方，但对李愬却有特别的着墨，说他"得贼将则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用所得贼将，自文城因天大雪疾驰百二十里，用夜半到蔡，破其门，取元济以献，尽得其属人"。（《全唐文》卷561）李愬居然不满意。段文昌的碑文把李愬的军事活动说得具体一些，并附加了一些浮辞冗句，说："李愬温敏能断，静深有谋。昔赵孟慕成季之勋，复能霸晋（赵孟即春秋晋国执政大臣赵盾，谥为宣孟。其父赵衰，谥为成季。赵衰从晋公子重耳外逃十九年，重耳归国夺权执政，是为晋文公。赵衰辅佐朝政，使晋国称霸诸侯。其嫡嗣赵盾保持晋国称霸势头）；亚夫绍绛侯之武，亦克擒吴（西汉周亚夫是著名武将绛侯周勃之子。周勃翦灭诸吕，安定汉室。周亚夫平定吴王发动的七国叛乱，功类其父）。想其英徽，必有以似（李愬是著名将领李晟之子，故云同赵盾、周亚夫相似）。"（《全唐文》卷617）因此，段碑篇幅不得不拉长，长达2158字，比韩碑多出693字。有的是超度碑。由于平定淮西叛乱的战争杀伤甚多，裴度就把朝廷赏赐的物品用来重修洛阳福先寺，以这种做功德的方式超度亡灵，避免灾殃。撰写碑文有极高的稿酬，叫做润笔。他准备请白居易撰写福先寺碑文，皇甫湜（shí）吹嘘自己的文章远胜白居易，为什么要舍近求远。碑文写成之后，裴度酬以"宝车名马缯彩器玩，约千馀缗"。但皇甫湜嫌少，大发脾气，说："其辞约三千馀字，每字三匹绢，更减五分钱不得。"（高彦休《唐阙史》卷上）裴度只好依数付给他，让这位不曾执干戈冒锋镝的赖皮发了战争的财。超度碑除了提及相关战争，还要讲一些因果报应、六道轮回之类的佛教说法，以一种含带希望的方式给一次战争划上个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