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艺术

　　音乐、舞蹈在唐代统称为"乐"。用于朝廷祭祀典礼的叫"雅乐"，非常沉闷呆板，往往在太常寺组织的演奏尚未结束时，在场的官僚便厌倦得提不起精神。武则天迎佛舍利于明堂，中宗在龙门山目送神秀灵柩南去，都以雅乐伴奏。用于宴飨盛会的叫"燕乐"，比雅乐丰富活泼，共有十部：燕乐、清商两部属于华夏正声；其余八部来自外族或混合了外族的成分，有高丽、天竺、龟兹、安国、疏勒、康国、高昌、西凉等。帝王们幸洛时经常举办宴会，这些燕乐免不了被演奏。舞蹈分为武舞、文舞两类。初唐宫廷三大舞，太宗时的武舞《秦王破阵乐》，高宗时改称为《七德舞》；新增文舞《功成庆善乐》，改称为《九功舞》，《上元乐》改称为《上元舞》。这些舞蹈在帝王们幸洛期间当亦在宫廷中演出。此外，高宗曾在洛城门宴请群臣及外族代表，观看新排练的武舞《一戎大定乐》，象征以武力安定天下。

　　玄宗在位期间，一片歌舞升平气象。为了表示普天同庆，与民同乐，他把乐舞从宫廷移向民间。开元二十三年（735），他命周围三百里内的州刺史、县令，亲自带领本地乐舞演员，来东都五凤楼下表演较量，百姓随意观看，连续热闹了三天。怀州（治今河南省沁阳市）刺史大肆铺张，以华美的车队载送数百名衣着锦绣的乐工和服装道具，连运箱子的牛都化妆成虎豹犀象的样子。相比之下，鲁山县（今河南省鲁山县）县令元德秀则显得十分寒酸，仅仅带来了几名乐工，甩着袖子唱他所作的歌曲。玄宗为他反对奢靡的精神所感，当即解除了怀州刺史的职务，改为散官。

　　民间的乐舞活动相当普及。白居易那样的官僚士大夫们，有时在自己的宅院中抚琴放歌，有时观听家中所养歌儿舞女们的吹拉弹唱、翩翩起舞，有时则彼此串门，如白居易《雪后早过天津桥偶呈诸客》诗所说那样："犹赖洛中饶醉客，时时昵我唤笙歌。"因此，玉笛飞声《折杨柳》，游伎行歌《梅花落》，便成了闾阎景象。由于当时中外文化交流非常频繁，丝绸之路上的胡族乐舞在洛阳广为传播，时人对此有所披露。王建《凉州行》一诗云："洛阳家家学胡乐。"元稹《法曲》一诗云："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游牧族的装束、气味）满咸洛（咸京长安和东都洛阳两京地区）。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这些说法企图以胡族乐舞在政治中心地区的传播，来揭示胡族出身的将领安禄山发动叛乱所带来的影响，提醒人们严格区分夷夏文化，杜绝以夷变夏现象。这里所说的胡乐，有上述十部乐中的安国、康国、龟兹、疏勒、高昌、天竺乐等等；还有来自中央亚细亚石国（今吉尔吉斯斯坦塔什干一带）的胡腾舞、柘枝舞，以及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一带）的胡旋舞、泼寒胡戏等等。

　　泼寒胡戏又名乞寒胡戏，唐代同称为百戏的杂技一并列为"散乐"，北周末年已传入中国，武则天末年再度在洛阳流行。其具体做法是：在阴历十一月份，裸身赤足的表演者成群结队地出现在街头，互相泼洒冷水，投掷土块，以乞求寒冷。神龙元年（705）十一月，官方举办这项活动时，中宗曾亲临洛城南门观看。次年，山西一位县尉上疏批评中宗这样做，是抛弃了汉官威仪，效法夷狄习俗，达不到移风易俗、布德施化的积极目的。中宗无动于衷。后来睿宗、玄宗又在长安举办，不断受到批评，终于下令禁绝。

　　美术门类繁多，奇彩纷呈。龙门石窟的佛教雕像形象生动，刀法纯熟，卢舍那、观音造像可为代表，上文已作介绍。著名画家吴道子、泥塑家杨惠之，都在洛阳留下作品。大福先寺有吴道子所画的大型壁画《地狱变》，病龙最受人称道。玄元皇帝庙有他所绘制的唐代帝王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等《五圣图》，被同时代人杜甫《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诗推崇为："画手看前辈，吴生远擅场。"庙中还有杨惠之泥塑神仙像，被唐人康骈《剧谈录》推许为："奇巧精严，见者增敬。"书法作品保存下来的有龙门宾阳南洞前依据唐初书法家褚遂良的墨迹刊刻的《伊阙佛龛之碑》，偃师缑氏山王子晋庙遗址依据武则天的墨迹刊刻的《升仙太子碑》。

　　二、 科学技术

　　高宗、武则天驻洛期间，医学成就最大。弘道元年（683），高宗头重，目不能视。御医秦鸣鹤认为刺头出血，可以奏效。武则天说："这人该杀，竟要在天子头上放血。"高宗制止武则天，让秦鸣鹤大胆治疗。秦鸣鹤于是针刺百会、脑户两个穴位。这是头部两个重要的穴位，针刺不当，会出问题，不是气泄，就是喑哑。秦鸣鹤刚刚刺放出一点血，高宗头疼立即解除，眼也看得清了。武则天举手加额，庆贺为"天赐"，重赏秦鸣鹤。

　　长寿二年（693），有人诬告皇嗣李旦（睿宗）阴谋造反，武则天命酷吏来俊臣审讯皇嗣的近侍人员。这些人禁不住严刑拷打，纷纷自诬，只有太常寺工人安金藏大声对来俊臣说："皇嗣根本没有谋反，这是我说的真心话。你要是不相信，我就剖开胸膛，让你看看我的心。"他立即用佩刀剖开自己的胸腹，心肝脾肺肾一齐流出，满地都是血，气息奄奄，倒在地上。武则天听说后，命抬入宫中，让医生把五脏复位，用桑白皮为线，缝住伤口，敷上药粉。过了一宿，安金藏醒了过来。武则天亲自来看望他，向他道歉，皇嗣因而得免。安金藏后来又活了十八年，像正常人一样奉职、生活。

　　这时最著名的医生是张文仲、李虔纵、韦慈藏三人，前二人都是洛阳人。天授元年（690）三月，宰相苏良嗣在殿庭跪拜谢恩时，跌倒在地，再也起不来，武则天命张文仲、韦慈藏为他治病。张文仲加以诊断，认为无救，不复下药。张文仲最善于治疗风疾，武则天命他会集当时名医，一同撰著药方。他上奏道："风疾有124种，气疾有80种，病情各不一样，需要具体对待，辩正治疗。庸医不懂药理，不知道在不同的季节应该不同对待，往往把病人治死。只有脚气、头风、上气等病，需要时常服药，其余风病不用治疗，病情自会减轻。风病患者在春末夏初和秋末，只要通泄畅快，就不至于病情加重。"他于是撰四季常服及轻重大小诸药方共十八则献上。他的著作《随身备急方》三卷，当时流行于社会。

　　此外，龙门石窟药方洞中，刻有唐初140多个药方。

　　玄宗时，天文学成就极高，这与嵩山僧一行的造诣和努力密不可分。一行俗名张遂，博览群书，尤其精通天文、历法、阴阳五行学说。武则天时期，武三思很佩服他，想同他结交，他躲藏逃避，去嵩山出家为僧，拜北宗著名禅僧普寂为师。睿宗即位后，命东都留守韦安石以礼征聘，一行辞不应命，后来去了湖北当阳山学习梵律。玄宗命一行的族叔礼部郎中张洽奉敕书前往强行征聘，一行才出山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

　　开元十一年（723），一行和率府兵曹参军梁令瓒奉命，在改进唐初李淳风所造浑天黄道铜仪的基础上，制造黄道游仪，使它能表示月亮轨道的变化和岁差的变化，用以观测日月运行，测量二十八宿的距度和去极度。开元十二年（724）十一月，玄宗从长安来到洛阳。次年十月，玄宗带领百官等人由洛阳出发，东赴泰山封禅。玄宗临行前，一行、梁令瓒在洛阳丽正书院制成水运浑天仪。玄宗把这个仪器安置在宫城广（景）运门内，让百官们参观。这个仪器的主体表面标出星宿位置，注水激轮转动，昼夜一周，另设二轮，以转动与仪器主体配套的日月，合成天象运行图。另置两个木人，一个每刻自动击鼓，一个每辰自动击钟。这不仅是表示天象的仪器，也是计时的仪器，是世界上最早的机械天文钟。一行通过观测，发现太阳在黄道上的视运动速度冬至最快，以后逐渐减慢，春分均平，夏至最慢，其后逐渐加快，直到冬至为止。这一结论纠正了前代太阳全年匀速运行的说法，比较切合天文实际。一行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现恒星位置移动的人，而在西方国家，直到十八世纪初，英国人哈雷才提出恒星自行的观点，比一行晚了一千年。

　　就在这次玄宗由长安来洛阳的年份，一行组织一支考察队，在今河南省境内，对日影长度和北极高度进行实测，得出这样的结论：每隔唐制三百五十一里八十步，北极高度相差一度，即子午线一度为351.27里，合今制123.7 (一说129.22，一说166.14)公里。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测量地球子午线的长度，虽与近代科学数据111.2公里相比有一定误差，但在当时已包含有关地球大小的含义。西方国家最早测量子午线，是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阿尔·马蒙（Al-Mamūn）于公元814年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行的，比一行晚了九十年。

　　开元十五年（727），一行编定成《大衍历》，次年由国家颁行天下。《大衍历》的准确程度超过了前代诸家历书。其突出成就在于记述了关于中朔（节气、朔望）、发敛（七十二物候）、日躔（太阳视运动）、月离（月亮运动）、晷漏（星象和昼夜时刻）、交食（日食、月食）和五星（金木水火土五星运行）等的推算方法，成为后世历法必备的内容。

　　《大衍历》刚刚修成，这位杰出的天文学家便积劳成疾，于当年九月病倒在洛阳华严寺中。玄宗请东都大德设道场为他祈福。他病情有所好转，随玄宗由洛阳返回长安，十月初八，在新丰县（今西安市临潼区）途中去世，年仅45岁。玄宗出内库钱把他安葬在铜人原，赐谥号大慧禅师，并为他撰拟书写了碑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