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间分布

　　士大夫和佛教的关系，在空间的分布上很不平衡。佛教的空间分布，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刘禹锡指出："佛法在九州间，随其方而化。中夏之人汩于荣，破荣莫若妙觉，故言禅寂者皆宗嵩山。北方之人锐以武，摄武莫若示现，故言神通者宗清凉山。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是三名山为庄严国，必有达者与山比崇。"（《刘禹锡集》卷4，《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这是一段很重要的话，是士大夫从教化的角度来看待佛教的地区分布的，因而也是以佛教为标准而描绘的人文地理。中原人士生活在政治中心地带，耳濡目染，习惯于追逐世俗名利，会产生"求不得"的烦恼。要破除这一点，需要佛教的"妙觉"。禅定可以观悟人生，产生佛教智慧，达到解脱。河南嵩山自南北朝时期菩提达摩在此从事禅观以来，便是禅观的中心，能起到破除世人争名逐利的作用，因而为中原民众所尊奉。北方边地民众剽悍尚武，只慑服于佛教诸神的"示现"，山西五台山是佛教显灵的圣地，因而为北方民众所尊奉。南方民众蛮勇轻捷，不知规矩，只有佛教戒律能够约束他们，湖南衡山是律宗的重镇，因而为南方民众所尊奉。从刘禹锡这段话可以看出，尽管各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不平衡，但佛教都能适应需要，在当地发展。

　　佛教的发展，虽然和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是正比关系，但和政治、经济状况却紧密相关。在政治中心和经济发达地区，佛教发展顺利，士大夫密度大，其联系就频繁广泛。两京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州治之所，就是这样的地区。长安、洛阳是全国佛寺最集中的地区，直到现在，还有不少塔寺碑碣和造型艺术的遗存。多数宗派都在两京创立和发展。士大夫在这样的方便条件下，沟通政教，游览佛寺，结交僧人，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这样的事例已屡如前述，本书后面还将不断提供同类事例。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的地方，是东南重镇，出现了像法慎、鉴真那样的高僧，士大夫也不放弃路过的机会，参谒问道。而本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提到的牂牁和岭南那样的不发达地区，从人文地理的角度看，和内地有天壤之别，佛教发展稀疏、滞缓，士大夫稀少，交往就受到阻碍。在这样的地区，不是佛教开导士大夫，而是士大夫传播、提倡、推广和利用佛教。这从政治方面着眼，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个积极意义，当然不是体现在士大夫以先觉觉后觉方面，而是体现在士大夫的历史主动性方面。士大夫注意用内地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去影响落后地区，或者像牛腾那样大力传播佛教，或者像柳韬等人那样，宣布朝廷敕令时，依然按照内地的形式和程序进行，指派土著充当僧、道，临时陪位。这样做，有利于缩小落后地区和内地文化的差距，用文化的纽带来维系内地和边远地区、中央和地方的联系，从而巩固中华民族的大统一。安史之乱平定后，唐朝的经济中心转移到江淮地区，与之相适应，当地政治、文化都发达起来。发源于南方的禅宗所以能够迅猛发展，风靡全国，和这个大背景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其它宗派虽已销歇，也还能馀嗣不绝。南方，特别是东南地区，就有可能出现大批才华出众的高僧。元人辛文房一口气列举了五十多位诗僧，特别指出灵一、灵澈、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八人，是诗僧中"乔松于灌莽，野鹤于鸡群者"，"皆东南产秀，共出一时"。（《唐才子传》卷3《道人灵一传》）士大夫和佛教的联系，也就成为日常化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