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派选择士大夫有着各自不同的身份、经历、遭际、生活环境、文化、性格、爱好和机会，因而在宗派的选择上因人而异。有的人和一种宗派关系密切，有的人以一种宗派为主，间或联系其它宗派，有的人只是把僧人当作个人身份来交往，不管他的派别如何。

　　佛教宗派大体分为律、教、禅三类。禅宗慧海在回答三类僧人何者最胜的问题时指出：

　　夫律师者，启毗尼之法藏，传寿命之遗风，洞持犯而达开遮，秉威仪而行轨范，牒三番羯磨，作四果初因。若非宿德白眉，焉敢造次？

　　夫法师者，踞师（狮）子之座，泻悬河之辨，对稠人广众，启凿玄关，开般若妙门，等三轮空施。若非龙象蹴蹋，安敢当斯？

　　夫禅师者，撮其枢要，直了心源，出没卷舒，纵横应物，咸均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深根，获现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须茫然。

　　随机授法，三学虽殊，得意忘言，一乘何异？故经云：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但以假名字，引导于众生。（《大珠禅师语录》卷下）

　　这里指出了律、教、禅三类各自的特点和同一的出发点。

　　律、教、禅三类，佛教徒认为都很重要，缺一不可，但在实际上三类有着不同的盛衰命运。三类中，持戒为佛教最基本的要求，因而律宗绵延不绝；而禅宗蔚为大国，几乎独步天下，它们成为士大夫最为瞩目的两个宗派。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都属于教派，或乍起乍落，或势单力薄，根本无法和律宗、禅宗比肩。因而我这里着重分析士大夫和律宗、禅宗的关系。

　　和律宗关系最深的士大夫，多是朝廷要员。唐初，道宣以《四分律》为依据，创立律宗。他后来居住在终南山丰德寺，故他创立的律宗又称南山宗。同时传弘《四分律》的，还有相州日光寺僧法砺和长安西太原寺东塔僧怀素（俗姓范，和前文所说中唐时期俗姓钱的书法家怀素不是一人）。他们对于《四分律》的解释，互有歧异而各具影响，故分别称为相部宗和东塔宗，但都不及南山宗兴盛。法砺和别人合撰《四分律疏》和《羯磨疏》，怀素不同意其见解，撰新疏加以阐发。律宗三家遂有新旧疏之争。争论的焦点是戒体。戒体旧译无作，新译无表。道宣曾随玄奘译经，受唯识学说的影响，认为《四分律》通于大乘，以心识所藏的种子为戒体，提出唯识圆教戒体说。法砺依据《成实论》，以为无作非色非心，提出非色非心戒体说。怀素依据《俱舍论》，以为无表业为色法，提出色法戒体说。彼此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唐代宗时，宰相元载"笃重素公（怀素），崇其律教"（《宋高僧传》卷15《唐京师安国寺如净传》），影响到唐代宗。元载死后，唐代宗于大历十三年（778）敕令律宗三家代表聚会讨论新旧二疏，由律僧如净负责主持。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如净奏二疏并行，还受命为怀素作传。这是士大夫企图配合朝廷调解律宗内部分歧的一个例子。律宗僧人玄俨、法慎、昙一、朗然、辩秀、灵澈、道标、上恒、慧琳等等，所与交接的士大夫，据《宋高僧传》卷14、15、16各传所记，全是"朝廷之士"、"朝宰"、"公卿"、"名公"、"簪组上流"、"辞学高度"。律宗之见重于衮衮诸公，我以为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其一，律宗是依据戒律而立宗的。戒律是佛教的繁文缛节，是佛教徒的行为规范。士大夫把佛教的律比作儒家的礼。许棠《送省玄上人归江东》诗说："释律周儒礼，严持用戒身。"（《全唐诗》卷604）柳宗元《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一文说："儒以礼立仁义，无之则坏；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则丧。是故离礼于仁义者，不可与言儒；异律于定慧者，不可与言佛。"（《柳宗元集》卷7）可见，戒律在巩固封建秩序方面，具有和世俗的礼和法律同等的功能，甚至能起到世俗法律所不能起的作用，即打着宗教的幌子，更能麻痹、束缚人民。白居易指出：抚州景云寺律僧上弘，"提振禁戒，故讲《四分律》，而从善远罪者无央数"。（《白居易集》卷41，《唐故抚州景云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刘禹锡分析南方律宗昌盛的原因是："南方之人剽而轻，制轻莫若威仪，故言律藏者宗衡山。"（《刘禹锡集》卷4，《唐故衡岳大师湘潭唐兴寺俨公碑》）他们指出了律宗的社会效果，并隐隐透露出国家重视律宗的奥秘。可见，律宗和朝廷，一为神权，一为政权，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朝廷要员是封建国家机器的人格化体现。他们行使国家权力，需要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来配合和辅助。律宗最适合扮演这个角色。

　　其二，律宗虽有关于戒法、戒体、戒行、戒相等问题的理论探讨，但比起天台宗、法相宗、华严宗等教派来说，理论要薄弱、简单得多，几乎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这便于公务繁忙、不遑读书的士大夫接近。

　　其三，律宗上层僧人，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宣传儒家的伦理道德，成为不享受国家俸禄的编外政治工作干部，虽然和封建官员在服装上有区别，但从实际作用来看，却构成了互为表里的关系。法慎"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上言依于仁，与人下言依于礼。佛教儒行，合二为一"。（《宋高僧传》卷14《唐杨（扬）州龙兴寺法慎传》）昙一认真学习儒家著作和各种外学，在"儒家调御人天，皆因佛事"（《宋高僧传》卷14《唐会稽开元寺昙一传》）的宗旨下，为公卿向慕而发挥作用。

　　其四，律宗高僧对于戒律身体力行，常常表现出多方面的美德。鉴真为了追求真理、普渡众生，应邀渡海赴日本传弘佛教，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忠诚无私，精进勇健。南岳衡山大明寺律僧惠开，两度被朝廷列为上首僧人和讲律僧，"凡其衣服器用，动有师法，言语行止，皆为物轨。执巾匜奉杖屦为侍者数百，剪发髦被教戒为学者数万。得众若独，居尊若卑，晦而光，介而大，灏灏焉无以加也"。（《柳宗元集》卷7，《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这种僧人，正是封建秩序所要求的那种循规蹈矩的人，自然能成为人伦的楷模。士大夫乐于和他们交往。

　　禅宗在武则天时期创立，创宗僧人慧能原是一位目不识丁的体力劳动者。禅宗初创时，企图恢复前代佛教僻居山林、抗迹尘外的宗尚，所以慧能创宗不在首都，而在南荒韶州曹溪宝林寺；而且不主动交接朝廷，即使武则天、唐中宗邀请入朝，也不应命。王维为慧能撰写碑文，以东晋僧人"远公（慧远）之足不过虎溪"（《王右丞集笺注》卷25，《能禅师碑》）的典故来盛赞他的行迹。禅宗很快就发展成为最大的宗派。禅僧成分相当复杂，一部分能恪守门风，一部分喜欢交接朝廷。于是如章孝标《送无相禅师入关》诗所说"暂舍中峰雪，应看内殿春。……圣主方崇教，深宜谒紫宸"（《全唐诗》卷506）那样，出现了一批像神会那样的贵族僧侣和像僧鸾那样"歌诗精外学，天子是知音"（《全唐诗》卷638，张乔《送僧鸾归蜀宁亲》）的内供奉僧人。因而和禅宗关系最深的士大夫，也相应地包括了最广泛的类型。禅宗为士大夫所重，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禅宗虽是慧能创立的，在渊源上却可以上溯到北魏时期来华的南天竺僧菩提达摩。菩提达摩称为禅宗东土初祖，慧能称为六祖。再往上推，禅宗人把本宗宗风的滥觞上溯到佛的大弟子迦葉。据说灵山会上，如来拈花，迦葉不正面用语言来加以阐释，只是会意地微微一笑，表示已经领悟了佛的旨意，开了教外别传的风气之先。菩提达摩来华，在中岳嵩山少林寺修持佛教，一方面提倡《楞伽经》，一方面从事禅观实践，长期静坐，积累渐悟，致有面壁九年的佳话。到慧能时，这种宗教实践的风格为之一变。慧能认为，众生心中有同样的真如佛性，是成佛的依据，悟即为佛，不悟即为众生，所以众生不必外求，只要直指心性，去掉遮盖在其上的妄情浮云，一悟即至佛地。这种顿悟主张，不讲究文字的研习记诵，没有钻研艰深理论的辛劳，不必常年乃至万世累劫的修持，便于雅俗共赏，提高自信心。这种主张导致了修行方法的变化，在家出家法完全成为可能。慧能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寺不修，如西方心恶之人。在家若修行，如东方人修善。但愿自家修清净，即是西方。"（敦煌本《坛经》）这正是士大夫所能接受的调和佛教崇奉和世俗利益的折衷方法。许浑《晨起二首》诗说："心闲即无事，何异住山僧。"（《全唐诗》卷528）刘商《题道济上人房》诗说："何处营求出世间，心中无事即身闲。"（《全唐诗》卷304）都反映了这一情况。

　　其二，这种简便的修行方式，保证了大量时间可用于非宗教性的世俗活动和文化活动。张祜《题重居寺》诗说："浮图经近郭，长日羡僧闲"；《题苏州思益寺》诗说："会当来结社，长日为僧吟"（《全唐诗》卷510），可见一斑。这为士大夫与僧人联系提供了方便。

　　其三，禅宗是中国化程度最高的佛教派别，它不但拥有儒家的伦理道德，也拥有大量的儒僧。这和士大夫的思想很合拍。慧能教人，被柳宗元总结为"始以性善，终以性善"。（《柳宗元集》卷6，《曹溪大鉴禅师碑》）禅宗还宣扬："恩则孝养父母，义则上下相怜，让则尊卑和睦，忍则众恶无喧。……改过必生智慧，护短心内非贤。"（元释宗宝本《坛经》。《坛经》传世者有四个本子，敦煌写本最原始，其次为唐释惠昕本《六祖坛经》，复次为北宋释契嵩本《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曹溪古本》，最后为元释宗宝本。诸本文字有出入，字数愈晚愈多。拙著主要引用敦煌本。此处所引宗宝本文字，虽不能完全据以研究慧能本人的思想，但它反映了唐代禅宗和唐代佛教思想则属无疑。通观拙著全部，并考察所引宗宝本资料，即可得到印证。因而对于宗宝本中敦煌本所无者，拙著也作为唐代禅宗和唐代佛教思想的资料酌予引用。）一些禅僧对这些主张身体力行。刘得仁《和范校书赠造微上人》诗说："得性见微公，何曾执著空！修心将佛并，吐论与儒通。"（《全唐诗》卷544）姚合《送僧默然》诗说："出家侍母前，至孝自通禅。"（《全唐诗》卷496）面临着这种情况，儒家"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篇》）的古训便失去了防范的意义。

　　其四，禅宗不向外求，发展的结果，走到了极端的地步。禅宗一方面取消了一些约束，"心平何劳持戒"（宗宝本《坛经·疑问品第三》）；一方面又建立了简易的清规戒律。禅僧本来住在律寺中，随着禅宗的发展，需要另立禅居。禅僧怀海适应这种形势，创建禅门规式，由于他住在江西洪州新吴界的百丈山，故又称为百丈清规。其主要内容是：禅僧中得道眼者号为长老，也就是化导之主，按维摩诘居士住方丈之室的例子，长老居于方丈之中。禅僧一律住僧堂。僧堂中设置通铺大床，僧众以斜枕床唇的姿势睡觉，叫做带刀睡。堂中配备衣架几案挂放道具。僧众朝参夕聚，长老上堂，升座主事，僧众排列两行，在下聆听。斋饭随宜，务求节俭。禅僧不分地位高低，平时一律参加集体劳动。寺院内不设佛殿，不供佛像，只设讲法厅堂，表示佛祖亲自嘱授方丈为讲法的尊者。（《宋高僧传》卷10《唐新吴百丈山怀海传》、《景德传灯录》卷6载北宋杨亿《禅门规式序》）后来，禅宗干脆发展到呵佛骂祖、蔑视宗教权威的地步。"你欲得如法见解，但莫受人惑，向里向外，逢着便杀，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逢父母杀父母，逢亲眷杀亲眷，始得解脱，不与物拘，透脱自在。"（《古尊宿语录》卷4，《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我们假若撇开宗教含义，就会发现这种不受任何拘束的彻底解放态度，在实际生活中，必然产生痛快淋漓的效果，能够吸引英雄失路、托足无门的士大夫，借以宣泄心中的抑郁愤懑。邓州丹霞山天然禅师，本来是走科举道路的士大夫，在进京应考途中，住在一所旅店里。一位禅师问他干什么去，他回答"选官去"。禅师说："选官何如选佛！"他便去当了禅僧。一次天寒，他将木雕佛像拿来烧火取暖。院主呵斥他道："何得烧我木佛！"他用禅杖拨了拨火灰，说："吾烧取舍利。"院主说："木佛何有舍利？"他说："既无舍利，更取两尊烧。"他后来还说："岂有佛可成！佛之一字，永不喜闻！"（《五灯会元》卷5《丹霞天然禅师》）即是一例。这种"不与物拘、透脱自在"的态度，体现在任随自然上："随缘消旧业，任运著（着）衣裳，要行即行，要坐即坐"（《古尊宿语录》卷4，《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饥来吃饭，困来即眠"（《大珠禅师语录》卷下），便是用功修道。禅宗的宗教行为完全等同于世俗生活了，佛教的世俗化结局终于出现。如此无拘无束，如此随随便便，很能适应士大夫的潇洒性格。

　　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等教派，是带有很浓的学术味的佛教团体。它们拥有丰富缜密的哲学思想、神学理论，有的甚至还拥有详细的心理学分析。这些宗派，有的中衰而稍兴，有的风行三四十年即归消歇，有的逐渐与禅宗融合。士大夫中除一部分人参与译经外，尚有少数人具有思维兴趣，选择了某些教派。比如梁肃就是直接跟从天台宗湛然学道的数十名士大夫之一。他的佛学修养被认为超过了佛教徒。柳宗元也是天台宗的信仰者，他认为："佛道逾远，异端竞起，唯天台大师为得其说。"（《柳宗元集》卷6，《岳州圣安寺无姓和尚碑》）他们都曾站在教、律的立场上，批评禅宗的勃兴使得佛教徒"小律而去经"，这是"浮图之道衰"（《柳宗元集》卷7，《南岳大明寺律和尚碑》），甚至"大法将灭"（《全唐文》卷480，崔恭《唐右补阙梁肃文集序》）的体现（参看本书第五章第二节）。顾况《独游青龙寺》诗说："乘兹第八识，出彼超二见。摆落区中缘，无边广弘愿。"（《全唐诗》卷264）法相宗主唯识说，第八识是阿赖耶识，是宇宙万有的本体。可见，顾况选择的宗派是法相宗。

　　然而士大夫对于教派，远没有像选择律宗、禅宗那样热衷。这固然由于教派本身衰落迅速，势单力薄，也由于士大夫缺乏理论兴趣。截至唐代，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缓慢的发展，再没有出现战国那样急剧突变的阶段，以及百家争鸣的活跃气象。儒家学说定于一尊之后，适应了这种渐变状况，历史没有将总结和建立新的理论体系的任务提到日程上来。作为这种状况的产物，是唐代社会对于科举活动重进士而轻明经；同时，这又成为这种状况的促成力量。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冲击。然而，它又不得不顺应中国的国情和时代的潮流，逐渐与儒家学说融合，作为中国固有文化的补充和附庸而并行于世。这种历史条件，酿成了唐代士大夫缺乏理论兴趣的品格。他们通过阅读佛教基本读物、接触僧人、谈论佛理，了解到一些佛教知识；但浅尝辄止，不予深究。因而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具有重大影响的理论家，无论是唯物主义的，还是唯心主义的。士大夫的崇佛倾向是求得思想解脱，这是以粗知一些佛教知识为基础的，并不一定需要和教派发生最为密切的联系。

　　此外，佛教派别中尚有净土宗和密宗。净土宗没有什么理论，专以唱佛名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手段，主要在社会下层流行。高级士大夫也有羼和其它宗派而期待往生西方净土的。白居易晚年施舍俸料钱三万铜钱，让工人杜宗敬按照《阿弥陀经》和《无量寿经》的故事，画成高九尺宽一丈三尺的巨幅图画，阿弥陀佛坐在中央，两旁为观世音和大势至两位胁侍，"天人瞻仰，眷属围绕，楼台妓乐，水树花鸟，七宝严饰，五彩彰施，烂烂煌煌"。画成之后，白居易"焚香稽首，跪于佛前"，发愿说："西方世界清净土，无诸恶道及众苦。愿如老身病苦者，同生无量寿佛所。"（《白居易集》卷71，《画西方帧记》）此外，还可以从白居易的兜率净土信仰来参照考察。他的朋友李浙东说：世间传闻白居易将归海上仙山。白居易写诗作答："吾学空门非学仙，恐君此说是虚传。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即应归兜率天。"他自注说："予晚年结弥勒上生业，故云。"（《全唐诗》卷459，《答客说》）南宋葛立方评论说：世传白居易学佛，深得佛光寺禅僧如满的旨趣，但是看他"吾学空门非学仙"、"归即应归兜率天"的诗句，"则岂解脱语耶！"葛立方引元稹《遣病》诗句："况我早师佛，屋宅此身形。舍彼复就此，去留何所萦。前身为过迹，来世即前程。""蜕骨龙不死，蜕皮蝉自鸣。"然后就他们学佛一事加以比较："元微之（元稹）诗虽不及乐天（白居易）远甚，然其得处，岂乐天所能及哉？"（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12）这是批评白居易不懂禅宗，没学到佛教的精髓。白居易读佛书不少，却没有融会贯通，佛学修养不高，即从作功德期待往生净土来说，确实够庸俗的了。这也可见，净土宗是民间愚夫愚妇普遍接受的宗派，高雅一点的士大夫应该不屑一顾。

　　密宗是以咒语为佛教修习手段而立宗的。密宗的神秘主义色彩最浓，最善于捣鬼，一部分庸俗鄙陋的士大夫也和密宗联系。唐玄宗时期，密宗领袖梵僧不空到了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另一领袖梵僧金刚智去世，"灌顶弟子中书侍郎杜鸿渐，素所归奉，述碑纪德焉"。（《宋高僧传》卷1《唐洛阳广福寺金刚智传》）杜鸿渐在唐代宗时当上宰相，西蜀为争夺节度使权力而发生内乱，他受命前往平定。他"心无远图，志气怯懦，又酷好浮图道，不喜军戎"（《旧唐书》卷108《杜鸿渐传》），因而对西蜀内乱不复问罪，务为姑息。他回京后，甚至"饭千僧，以使蜀无恙故也"。（《资治通鉴》卷224，唐代宗大历二年条）他和王缙，都"舍财造寺无限极"。（《旧唐书》卷118《王缙传》）他临终时，让僧人为自己剃发，还嘱咐其子"以胡法塔葬，不为封树，冀类缁流"。由于他奉佛过于庸鄙，在当时已经是"物议哂之"（《旧唐书》卷108《杜鸿渐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