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既以出世、超脱为宗旨，佛教势力也就被认为是世俗生活的异化。凡是由于各种原因遁入空门的，也就被认为找到了避风港。因而避难避祸者把佛教势力看作自己最合适的归宿。

　　唐代重门阀，士族谱牒相当流行。唐太宗时编纂《氏族志》，曾引起中枢政权内部一场轩然大波。尽管这场轩然大波对人们有所影响，但社会上重门阀的传统观念一直很浓厚。后来，民间流传一种署名相州僧昙刚撰集的《山东士大夫类例》，严格辨别真伪，非士族和冒牌士族概不收录。唐中宗时，谱学专家柳冲来相州当刺史，询访当地父老，都说自隋以来，没听说有叫昙刚的僧人。"盖惧见嫉于时，隐其名氏云。"（《唐语林》卷2）《山东士大夫类例》的编者，不敢担当风险，便托名昙刚，正反映了佛教对于世俗的避难作用。这种避难作用为士大夫所深知。唐玄宗先天元年（712），一个相面的人对宰相窦怀贞说："公有刑厄。"窦怀贞很恐惧，"请解官为安国寺奴"。（《资治通鉴》卷210，唐玄宗先天元年条）这两件事还只是托名僧人或舍身为寺奴，尚未直接削发为僧。

　　武则天废黜儿子唐中宗的皇帝身份，自己执掌国家政柄。徐敬业以匡复帝室为号召，在扬州举兵，骆宾王参加了这个行动，并写了一篇讨伐武则天的檄文。扬州起兵被武则天派兵镇压下去，骆宾王被杀害。唐人张鷟《朝野佥载》卷1说骆宾王"投江而死"。而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第五》却说：宋之问游杭州灵隐寺，夜月皎洁，作出两句诗后，思路枯竭，无法继续作下去。一位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称宋之问为 "少年"，提示他何不说"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宋之问为这两句诗的遒劲秀丽而惊讶不已，一时豁然开悟，终于作完了这首诗。宋之问"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中一位僧人对宋之问说："此骆宾王也。"还告诉他：骆宾王事败后落发为僧，"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人多护脱之"。这是说宋之问所见的老僧，即骆宾王死后在灵隐寺显灵。元人辛文房《唐才子传》卷1《骆宾王》则说成不是骆宾王死后显灵，而是骆宾王在世时的真事。宋之问"迟明访之，已不见。老僧即骆宾王也，传闻桴海而去矣"。两种说法虽有差异，但都认为骆宾王事败未死，当了僧人，躲过了杀身之祸。

　　这种说法其实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不过由于骆宾王的行为符合封建正统观念，又不幸凶死，才为好事者杜撰出来的。骆宾王传世的诗中，有《在江南赠宋五之问》、《在兖州饯宋五之问》、《送宋五之问得凉字》三首，记录了他们之间的亲密交情，完全不是《本事诗》、《唐才子传》所说素昧平生。"别后相思曲，凄断入琴风"（《全唐诗》卷78，骆宾王《在兖州饯宋五之问》），就是最好的证明。况且武则天时期法网森严，告密者蜂起，无辜遇害者尚多有所见，像骆宾王那样的罪犯哪能逃脱？谁又敢"护脱"他呢？到了明代，博学多识的胡应麟也做不出果决的判断，说："骆果为僧，未可知也。"（《诗薮》内编卷4）但是《本事诗》的这一说法，至少反映出唐人认为遁入空门可以幸免杀身之祸这样的愿望和观念。这种观念带有普遍性，不仅仅认为士大夫可以这样，关于庞勋、黄巢起义失败后祝发为僧的传说，即可略见一时风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唐文宗时，李训、郑注谋诛宦官。大和九年（835）仲冬，李训假称左金吾听事后石榴树夜有甘露，企图在宦官头子仇士良、鱼弘志率领宦官前往察看时，伏兵突起，将宦官一举剪除。然而事情败露，宦官大肆诛杀朝官。李训在刀光剑影下，独自骑马逃往终南山草堂寺，投奔僧人宗密。宗密和李训一向亲密，准备剃掉李训的头发，掩护下来，但为其从者制止。李训于是逃往凤翔，打算依恃郑注。他刚出山，即被擒获，械送京师，为兵士所杀。仇士良派人捆缚宗密，押在神策军内，准备杀掉。宗密怡然说道："本师教法，遇苦即救，不爱身命，死固甘心。"鱼弘志于是"奏释其罪"。（《旧唐书》卷169《李训传》。按：《宋高僧传》卷6《宗密传》说："时王涯、贾餗、舒元舆方在中书会食，闻难作，奔入终南投密。唯李训欲求剪发匿之，从者止之。"这个说法是错误的。据《旧唐书》王涯、贾餗、舒元舆等人的传记，他们事先并不知道李训谋诛宦官。甘露之变爆发，他们正在中书会食。听到宦官诛杀朝官的消息，王涯仓皇步出，到永昌里茶肆时被禁兵擒获；贾餗潜身民间，次日自投神策军；舒元舆化装后只身骑马出安化门，被追骑擒获。神策军押着他们，"先赴郊庙，徇两市，乃腰斩于子城西南隅独柳树下"。他们根本未出京城，更谈不上奔入终南山投靠宗密了。）

　　僧人宗密差一点丧生，佛教对于士大夫的避难到底能有多大作用，也就可想而知了。唐代受到法律制裁的僧人不乏其人，可见，只要从根本上触犯了掌实权的人们的利益，遁入空门并不能逃之夭夭。只有遇到一些不甚关键的利害关系，或者事态还未发展到严重地步，才能以出家的方式避难。在隋唐两朝嬗替之际，上官仪还是一个小孩。他的父亲上官弘被将军陈棱杀害，他"藏匿获免"，就私度为沙门。尔后，他"游情释典，尤精《三论》，兼涉猎经史"。（《旧唐书》卷80《上官仪传》）在政府中任职的士大夫，必须经朝廷批准才能出家。武则天时，监察御史王守慎目睹武则天放手让酷吏罗织罪名、陷害无辜的现实，自己不愿染指其间，"乃避法官，乞出家为僧"，获准出家后，法名法成。（《宋高僧传》卷26《周京师法成传》）唐玄宗时，权相李林甫所派罗希奭杀李適之以后，故意绕道裴宽贬所，想吓死他。裴宽"叩头祈请，希奭不宿而过。宽又惧死，上表请为僧，诏不许"。（《旧唐书》卷100《裴宽传》）元稹《卢头陀》诗的序文说：卢士衍"少力学，善记忆，戡解职仕，不三十年，历八诸侯府，皆掌剧事。性强迈，不录幽琐，为吏所构，谪官建州"。后来就在衡山出家为僧。（《全唐诗》卷413）

　　以上事实说明，佛教的所谓出世、超脱，仅仅是一种宗教宣传。佛教毕竟是社会生活中的势力，它不能不接受统治阶级的管束。它的活动也不能轶出封建秩序之外。同时，佛教作为官方意识形态之一，必须履行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职责。因此，佛教也就不能在事实上成为统治阶级的异己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