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代，外国佛教徒旅居或游学中国者为数不少。他们来自新罗、日本、天竺和西域国家。其中开元三大士梵僧金刚智、善无畏、不空和下文即将提到的一位天竺僧，还当上了帝王的御用僧人。因为新罗和日本僧徒人数较多，而且有的长期侨居中国，唐朝政府曾经制定过"新罗、日本僧人入朝学问，九年不还者，编诸籍"（《唐会要》卷49《僧籍》）的政策。在唐代，佛教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中国是这个世界性文化的中心，其发达程度远远超过了佛教的发源地印度（天竺）。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来华的蕃僧中，一般地说，天竺和西域的僧人仍然是佛教的输出者，而新罗、日本的僧人则是佛教的输入者。

　　士大夫和蕃僧的关系，其内容仍然分为宗教活动和世俗生活两类。

　　宗教活动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天竺或西域僧人来中土译经时，士大夫奉敕在译场做润色、缮写、审订工作方面。北天竺僧宝思惟、南天竺僧菩提流志、罽宾僧般若译经时，就有张齐贤、薛稷、徐彦伯、卢粲、徐坚、苏晋、崔璩、陆象先、郭元振、张说、魏知古、归登、孟简、刘伯刍、萧俛等人做上述工作。（《宋高僧传》卷3，宝思惟、菩提流志、般若等传）此外，天竺僧不空打算回国，于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到达南海郡，"采访使刘巨邻恳请灌顶，乃于法性寺相次度人百千万众"。（《宋高僧传》卷1《唐京兆大兴善寺不空传》）士大夫中能参与这种宗教活动的，只有显贵大僚和大手笔。

　　世俗生活的内容，主要体现在士大夫和蕃僧的交游方面。他们平时往来，叙谈友谊。在蕃僧归国时，士大夫总是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祝愿他们一路平安，前程远大。

　　《法华经》卷6《隋喜功德品》说："尔时佛告常精进菩萨摩诃萨：若善男子、善女人受持是《法华经》，若诵若读若解说若书写，是人当得八百眼功德，……父母所生肉眼，见于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按照佛教的说法，同一日月所照的空间分为四大洲（四天下），东面为胜身洲（弗婆提），南面为赡部洲（阎浮提），西面为牛货洲（瞿耶尼），北面为俱卢洲（郁单越）。四大洲以须弥山（妙高山）为中心，以铁围山为外部。须弥山高八万四千由旬（一由旬为三十里，为古圣王一日运行的路程），日月旋转仅在须弥山的中腰。山顶是帝释天的处所。山上分为四方，每方八所，中间一所，总共三十三所，叫做三十三天，梵语称为忉利天。四大洲仅仅是一个小世界的范围。一千个小世界组成一个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组成一个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组成一个大千世界。由于一个大千世界包含着小千、中千、大千三个"千"，所以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一个三千大千世界包含着十万万个小世界，还仅仅是一个佛土的范围。佛教的宏观世界观有着惊人的气魄和想象力。既然"三千大千世界内外所有山林河海"都处于佛的支配之下，偌大空间中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和外国，难道还有什么不同？姚合《寄紫阁无名头陀（自新罗来）》诗指出："山海禅皆遍，华夷佛岂殊？"（《全唐诗》卷497）可见士大夫和蕃僧的交游，是国内儒释交游的继续和扩展，佛教崇奉是他们思想的共鸣点。

　　在中国镀过金的新罗、日本上层僧人，在中国和回国后，都会受到尊敬，得到优惠。孙逖《送新罗法师还国》诗说："持钵何年至，传灯是日归。上卿挥别藻，中禁下禅衣。"（《全唐诗》卷118）僧贯休《送僧归日本》诗指出："想到夷王礼，还为上寺迎。"自注说："有僧游日本，云：彼祗有三寺。上寺名兜率，国王供养；中寺名浮上，极品官人供养；下寺名祗上寺，风俗供养。有德行即渐迁上也。"（《全唐诗》卷831）又《送新罗僧归本国》诗说："忘身求至教，求得却东归。……想得还乡后，多应著紫衣。"（《全唐诗》卷832）那炙手可热的架势，并不稍逊于达官贵人。这也说明了士大夫与蕃僧交往的基础是什么。

　　《全唐诗》收录的士大夫和蕃僧交往的诗，作者有沈佺期、孙逖、钱起、耿湋、张籍、刘言史、刘禹锡、姚合、顾非熊、姚鹄、项斯、皮日休、陆龟蒙、张乔、方干、吴融、李洞、司空图、韦庄诸人，从初唐到唐末，组成了一个系列。刘禹锡《赠日本僧智藏》诗，对智藏在华的生活有零星的介绍："浮杯万里过沧溟，遍礼名山适性灵。深夜降龙潭水黑，新秋放鹤野田青。身无彼我那怀土，心会真如不读经。为问中华学道者，几人雄猛得宁馨（这样）？"（《全唐诗》卷359）皮日休《庚寅岁十一月，新罗弘愿上人与本国同书请日休为灵鹫周禅师碑，将还，以诗送之》诗，表明士大夫与蕃僧之间还有文字交往活动。陆龟蒙《闻圆载上人挟儒书洎释典归日本国，更作一绝相送》诗写道："九流三藏一时倾，万轴光凌渤澥声。从此遗编东去后，却应荒外有书生。"（《全唐诗》卷629）可见一些蕃僧归国时，不惮辛劳，携带大量儒书和汉文佛典，对增进两国之间的了解，提高自己民族的文明程度，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昌毁佛给了佛教以极大的打击。但是，这样的行政手段既不能消除人们的佛教信仰，也不能杜绝儒释交往。当时，佛教徒的处境极为困难，蕃僧也不例外。笃信佛教的士大夫对僧人有一种很自然的好感和同情心理，就自愿地承担起保护蕃僧的责任。日本僧人圆仁在毁佛高潮中由长安回国，"大理卿中散大夫赐紫金鱼袋杨敬之，曾任御史中丞，兼令专使来问何日出城，取何路去，兼赐团茶一串"。又"差人送书来云：'弟子书状五通兼手书，付送前路州县旧识官人处，但将此书通入，的有所益者'"。依靠这些书状、书信，圆仁一路上受到照顾和保护。职方郎中赐绯鱼袋杨鲁士，也送圆仁一些衣服和绢帛，供他化装俗人和蒙头之需，还送"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东都崔太傅和郑州长史、殿中监察侍御史赐紫金鱼袋辛文昱，都殷勤接待，赠送绢帛。辛文昱甚至对圆仁说："此国佛法即无也！佛法东流，自古所言，愿和尚努力，早建（达）本国，弘传佛法。弟子多幸，顶谒多时，今日已（一）别，今生中应难得相见。和尚成佛之时，愿不舍弟子！"（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4）

　　蕃僧中也有个别不法分子。唐末，一位通晓五天竺语言、精通大小乘的天竺三藏僧取道四川、云南回国，官府觉察到他形迹异常，把他拘囚在成都府，"具得所记朝廷次第文字，盖曾入内道场也。是知外国来廷者，安知非奸细乎？"（《北梦琐言》逸文卷2，载《太平广记》卷349）虽然没有专门记载士大夫的所作所为，但是，不难设想，在负责审查、鉴定、处理这一间谍僧人的案件中，士大夫是做了具体工作的。不过，这种维持封建秩序的活动，有时竟闹到神经过敏的地步。唐玄宗时，日本僧人荣叡、普照、玄朗、玄法邀请扬州大明寺律僧鉴真到日本弘扬佛教，在办好干粮准备前往天台山国清寺的时候，因内部矛盾被诬告为"造舟入海，与海贼连"。那时，台州、温州、明州一带，所谓"海贼大动繁多"。淮南道采访使班景倩立即派人收捉，荣叡四人被捕达四月之久，经审查属于诬告才放出。（《唐大和上东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