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侣地主阶级有自己的经济实力。这种经济实力的形成，除了同世俗地主阶级一样采取赤裸裸的剥削方式以外，还广泛接受世俗各阶层人士的施舍。施舍单从形式上来看，似乎是各阶层人士对佛教的自愿馈赠，然而拨开涂于其上的神秘朦胧的宗教油彩，就会清楚地看到，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剥削。广大劳动人民对佛教的施舍，是佛教对他们的直接剥削。剥削阶级对佛教的施舍，来源是他们剥削来的民脂民膏，因而是佛教经过剥削阶级对劳动人民的间接剥削。僧侣地主阶级和世俗地主阶级二者，在经济利益的分割方面，难免存在矛盾。从实质上看，这不过是把剥削来的财富，从这一个口袋转移到那一个口袋的问题。因此，就士大夫的多数来说，在围绕着佛教的问题上，存在着经济上的利害关系。

　　唐代宗时的宰相王缙，晚年奉佛尤甚。他和杜鸿渐都"舍财造寺无限极"。他的妻子死后，就舍道政里宅院造寺，度僧三十人住持。在地方官员入朝时，王缙请他们到寺中，"讽令施财，助己修缮"，"又令弟妹女尼等广纳财贿，贪猥之迹如市贾焉"。（《旧唐书》卷118《王缙传》）这是唐代士大夫中奉佛最为贪婪卑鄙的典型。不难看出，以舍财为出发点，以敛财为终极目的，这是一个完整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总精神是欲取故弃。在这里，佛教仅仅是打出来的一块堂而皇之的招牌。因此，与其说这是崇奉佛教，毋宁说是亵渎和玩弄佛教。那种"里陌动有经坊，阛阓亦立精舍"（《旧唐书》卷89《狄仁傑传》）的情况，不能说就不是出于这种目的才形成的。
另外有一种人，敲佛教的竹杠，从中获利。会昌毁佛时，朝廷责成监察御史在全国各地检查废寺情况，并收集金银佛像。一个姓苏的监察在巡检长安东西两街各寺的时候，见到便于携带的小型银佛像，就顺手牵羊，装进袖袋，拿回自己家中，被人们讥讽地叫做"苏扛佛"。（《太平广记》卷174，《温庭筠》条引《尚书故实》）洛阳一个僧人有几粒所谓舍利，贮放在玻璃瓶中，供人参观。于是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瞻仰、施钱，僧人因而获得大利。一个士子，饥寒交迫，就打佛教的主意，请求僧人允许他把舍利拿在手中仔细观看。僧人同意后，这个穷措大急忙将舍利吞咽入肚。僧人"惶骇如狂"，担心情况张扬出去。士子趁机讲条件，说："与吾几钱，当服药出之。"僧人给了他二百缗钱，他只花了极少数量的钱买了泻药巴豆，剩下的钱都落入自己的腰包。舍利泻出后，僧人用水洗净，又虔诚地贮放起来。（《太平广记》卷263,《士子吞舍利》条引《尚书故实》）双方的丑态，都是基于经济利益而表现出来的。

　　士大夫有时也把自己的一部分财富（其中相当成分是剥削来的）奉献给佛教，其目的是通过做功德而得到佛教的保佑。杨慎矜兄弟既富且贵，心里很不踏实，每天清晨"礼佛像，默祈冥卫"（《酉阳杂俎》前集卷4），就反映了这种心理。唐玄宗时，宰相李林甫每次庆生辰，总要请僧人就宅设斋。一次，一个僧人赞佛，李林甫施给他一具马鞍，他拿去卖掉，得钱七万。另一个僧人赞佛时，为了获得大利，就极口称颂李林甫的功德。李林甫给了他一节数寸长如同朽钉一样的东西。这个僧人极为失望。后来他拿到西市上出售，被胡商鉴定为宝骨，竟以一千万钱买走。（《酉阳杂俎》续集卷5）士大夫这样做，主要的不是炫耀自己的富有，而是用一定数量的钱财，买下一种神秘的力量，作为自己财富的监护者。本章第三节说到杨慎矜被告发为私藏谶书，妄说国家休咎，和还俗僧来往，因而被唐玄宗下令逮捕审讯，结果杨氏兄弟并赐自尽，庄宅没收归官，男女流配岭南。可见，祈求冥卫、监护，完全是徒劳无益的。然而当时的人们对此缺乏觉悟，这类活动照样层出不穷，一些高级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

　　王维的母亲奉佛甚深，"乐住山林，志求寂静"，王维就在京师南面的蓝田县特地为她营造山居一所。母亲去世后，王维"当即发愿心，愿为伽蓝，永劫追福"。这成了王维多年的一桩心事。他后来专门上表朝廷，说："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王右丞集笺注》卷17，《请施庄为寺表》）王维比起其弟王缙，要清白多了。

　　最清白的，要算是白居易。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上时，庐山东林寺僧道深等人，拿着十万钱作为酬金，请他为已故律僧上弘撰写碑铭。白居易完稿后，不要报酬，"钱反寺府"。（《白居易集》卷41，《唐故抚州景云寺律大德上弘和尚石塔碑铭（并序）》）白居易的挚友元稹去世前，曾以墓志文相托，并以"价当六七十万"的财物作为酬金。白居易《修香山寺记》一文说："予念平生分，文不当辞，贽不当纳。自秦抵洛，往返再三，讫不得已，乃回施兹寺。"这笔钱作为佛教建设的社会资助，使香山寺增加了房舍亭桥。白居易把这看作是元稹所做的功德。（《白居易集》卷68）白居易还舍俸钱三万，命工人杜宗敬按照《阿弥陀经》、《无量寿经》故事，画出高九尺、广一丈三尺的西方极乐世界图一幅。画成后，白居易"焚香稽首，跪于佛前，起慈悲心，发弘誓愿：愿此功德，回施一切众生"。（《白居易集》卷71，《画西方帧记》）虽然非常庸俗，但还想到一切众生都得到好报，那用意无疑是善良的。不过，白居易有时候破费钱财反倒招致不愉快的后果。安史叛乱时，洛阳圣善寺的银佛像被叛将截走一只耳朵。后来，白居易用自己的白银三铤进行添补，但佛像太大，新补的银耳比原件少数十两。会昌毁佛时，宦官奉命毁佛像，将金银送交内库。宦官看到圣善寺银佛的耳朵不是原件，打听到是白居易添铸的，以为是他捣鬼，从中渔利，就找他追索馀银。（《唐语林》卷7）

　　士大夫有时也被迫破费一些钱财。宦官高力士在京师来庭坊造宝寿佛寺，钟铸成后，高力士设斋庆贺，满朝的衮衮诸公都去捧场。凡击钟者，击一下施钱十万。"有规其意者，击至二十杵，少尚十杵。"（《旧唐书》卷184《高力士传》）士大夫破费钱财，虽然是迫于高力士的权势或碍于情面，而高力士所打的佛教招牌，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

　　从宦官找白居易追索馀银一事可以看出，一旦朝廷怀疑士大夫关于佛教的经济利害关系影响到国家的利益，就要加以干涉。这种种样式的财产分割，有一个浮动的度作为界限，超过了这个度，士大夫无论奉佛抑或反佛，都会向朝廷上疏，陈述自己的忧虑，朝廷也会下达一些限制佛教聚敛钱财的诏令，甚至采取自上而下的打击行动，来重新调整这个度。但在中央和地方财政困难时，佛教也会被用来作为手段（设坛度僧收取度牒钱），大肆敛财。这时，佛教的工具性质就显露无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