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很多僧人，具有诗歌创作、评论、书法、美术、音乐、棋弈、天文、历法、医学、园艺等等多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唐代的文化生活，主要是作诗。在这种社会风气下，诗僧辈出，群星灿烂。诗僧中，灵一、灵澈、皎然、清塞、无可、虚中、齐己、贯休八人，被元人辛文房评价为"乔松于灌莽，野鹤于鸡群者"。其中皎然存诗约四百六十首，无可约一百首，齐己八百多首，贯休七百多首，亡逸的自然不少。辛文房在评论"其或虽以多而寡称，或著少而增价"时，一下子列举了惟审、护国、文益、可止、清江、法照、廣宣、无本等等四十多位僧人（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3《灵一传》），从中可以检阅当时的盛况。

　　这些僧人在和士大夫的交往中，成为媒介，加深了士大夫对佛教的理解和崇奉。诗僧皎然受到士大夫的广泛尊敬，"凡所游历，京师则公相敦重，诸郡则邦伯所钦。莫非始以诗句牵劝，令入佛智"。所谓"行化之意，本在乎兹"。（《宋高僧传》卷29《唐湖州杼山皎然传》）僧道宗也是"旁延邦国秀，上达王公贵，先以诗句牵，后令入佛智"。因此，白居易说他"以诗为佛事"。（《全唐诗》卷444，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僧尚颜《读齐己上人集》诗认为："诗为儒者禅。"（《全唐诗》卷848）在佛教和诗歌双峰并峙的唐代，僧人的诗歌活动居然成为沟通士大夫和佛教关系的桥梁。

　　现在，我们可以具体地考察一下这种媒介作用。孟浩然认识一位"墨妙称古绝，词华惊世人"的僧人，就主动地亲近他，"朝来问疑义，夕话得清真"。（《全唐诗》卷156，孟浩然《还山贻湛法师》）岑参称颂一位僧人"诵戒龙每听，赋诗人则称"，自己"久欲谢微禄，誓将归大乘，愿闻开士说，庶以心相应"。（《全唐诗》卷198，岑参《寄青城龙溪奂道人》）本书第四章第三节在研究佛教对士大夫诗歌活动的影响时指出：诗歌活动毕竟是世俗活动，而不是宗教活动。佛教界为了传教，也有写作诗歌、偈、变文的实践，但佛典中却没有关于作诗的专门探讨。佛教认为妄语、绮语属于恶口业，《大集经》甚至把恶口业分为六十四种之多，都斥为阻碍成佛的因素。白居易认为自己写了很多作品，"寓兴放言、缘情绮语者，亦往往有之"（《白居易集》卷70，《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一再表示："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白居易集》卷71，《香山寺白氏洛中集记》）他还认为：僧人的诗，只有极少数是"为义（第一义谛，即佛教义理）作，为法（佛法）作，为方便智（普渡众生的种种灵活方法）作，为解脱性作，不为诗而作也"。（《全唐诗》卷444，白居易《题道宗上人十韵》诗序）可见，绝大多数诗与佛教毫不相干。因此，这种桥梁作用，只能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才能体现出来，而且相当有限，有时候能成为士大夫奉佛的助因，有时候仅能建立僧俗友谊。一旦佛教的社会需要趋于削弱，就是再高明的传教士，也无力挽回颓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