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唐代的体育活动贯穿着一条突出政治的原则。足球、马球、拔河、田猎、竞舟、弈棋等项目，或被认为具有国防和治安意义，或被寄寓时康年丰、国泰民安的意义，涉外比赛还关系着国家的荣辱。持不同见解者将体育活动同德育、智育和政治、生产对立起来，加以批评、反对。外来体育活动泼寒胡戏不符合中国的政治观念、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不断受到抨击而最终取缔。体育活动还用以判断和黜陟相关人员。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不重视体育，表明唐代重文轻武、重智育轻体育。体育活动既要从属于政治，又要服务于政治，当它处在从属和服务无法调和的状态中，它就会受到冷落和批评。

　　我国自政治伦理形成后，社会生活中便有意无意地贯穿着一条突出政治的原则。本文对唐代的体育活动同政治的关系进行考察，以揭示当时体育活动的政治倾向，以及人们对待体育活动所持的政治标准和引申出的政治意义。

　　一

　　对于一些体育项目，唐人肯定了它们的政治意义。

　　唐代的球类活动有足球和马球两种，足球称为蹴鞠，马球称为打球或击球。玄宗时，蔡孚作《打球篇》一诗，序言说："打球者，往之蹴鞠古戏也，黄帝所作兵势以练武士，知有材也。"这是西汉学者刘向《别录》中的说法，为唐人所接受。因此，球类活动在唐代是军事体育，宫廷和军队都经常举行，带有相当浓厚的政治色彩。玄宗即有马球嗜好，经常参加或观看。《打球篇》说：在"德阳宫北苑东头"，皇亲国戚举行马球运动，"共道用兵如断蔗，俱能走马入长楸"。马为精选的"騄骥"、"紫骝"，球似"奔星乱下"，杖如"初月飞来"。玄宗亲临现场，"薄暮汉宫愉乐罢，还归尧室晓垂旒"。蔡孚认为这有重要的政治意义，"窃美其事，谨奏《打球篇》一章"。阎宽《温汤御球赋》进一步指出：玄宗下诏说："武由是存，义不可舍，顷徒习于禁中，今将示于天下"，因而利用冬闲时节，在临潼组织军士进行马球表演。阎宽认为此举具有国防和治安双重意义，"可以震叠戎狄，康宁宇县"；并以"汉祖（刘邦）未悟，果有白登之围；唐尧阙修，载劳丹浦之战"的历史教训，来加以说明。军中更是日常性的活动。韩愈《汴泗交流赠张仆射》一诗说：武宁节度使张建封驻守徐州，黎明时分，组织好兵士和百来匹军马，在方圆千步、平坦如砥的球场上进行马球比赛。场面惊心动魄，欢声四起。尽管韩愈承认"此诚习战非为剧"，即这是练武而不是游戏，但仍然不赞成这样做（详下）。张建封《酬韩校书愈打球歌》做了辩解，说自己是书生出身，负有武职重任，举行马球活动，旨在练兵习武。"人不约，心自一；马不鞭，蹄自疾。凡情莫辨捷中能，拙目翻惊巧时失。"而"韩生讶我为斯艺，劝我徐驱作安计"，那么请问："不知戎事竟何成！"杨巨源《观打球有作》一诗对军中马球活动做了肯定，说："亲扫球场如砥平"，"动地三军唱好声"，所以这样，是因为"欲令四海氛烟静，杖底纤尘不敢生"。

　　拔河古称牵钩，相传春秋时期楚将伐吴，以为教战，后来相沿不改，成为襄汉地区的体育活动项目，又由军事体育演变为祈祝丰收的活动。唐代的拔河运动和现在大致相同，不同之处是在大绳子上系着数百个小绳套，参赛者挂在胸前，以决胜负。唐代已经突破了前代只在正月十五举行的惯例。《唐语林》卷5记载，中宗曾在清明日"御梨园球场，命侍臣为拔河之戏"；而玄宗"数御楼设此戏，挽者至千馀人，喧呼动地，蕃客庶士，观者莫不震骇"。玄宗写有《观拔河俗戏》一诗，说："俗传此戏必致年丰，故命北军以求岁稔"；"欲练英雄志，须明胜负多"。这体现了政治目的。薛胜《拔河赋》指出：玄宗举办大型拔河活动，"耀武于外"。获胜的军士表示："予，王之爪牙，承王之宠光。""拔百城以贾勇，岂乃牵一队而为刚！"这使得蕃客受惊失措，再拜称觞，说："君雄若此，臣国其亡！"这又体现了拔河运动的壮国威、震外邦的意义。

　　田猎在唐代农耕生活中已不再为着社会生活的目的，而是由古代的狩猎遗风演变而来的体育活动。唐代朝野都喜爱田猎，作为培养胆力的手段。关于它的政治意义，刘商在《观猎三首》中用这样的诗句做出解释："梦非熊虎数年间，驱尽豺狼宇宙闲。传道单于闻校猎，相期不敢过阴山。"这便使其意义超越了自身的性质，而得到升华。

　　竞渡又称竞舟，即划船比赛。战国末期，楚国政治家屈原被再度放逐后，看到国家衰败，即将亡于秦国，绝望之极，于五月五日投汨罗江自杀。群众怕鱼龙之类吞食他的尸体，就制造龙舟，加以打捞，并击鼓鸣锣，恐吓驱逐鱼龙，遂成为端午节南方江河湖泊上举行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关于唐代的这项活动，范慥《竞渡赋》说："因汨罗拯溺之事，为江汉载浮之嬉，以娱黎蒸，以穆风俗，故岁习而无亏。"由于时值播种秋庄稼，人们对竞渡有着美好的寄托。储光羲《观竞渡》诗说："能令秋大有。"这便对竞渡活动赋予了时康年丰、国泰民安的政治意义。

　　至于涉及同外国交往的体育活动，还被唐人看作是关系国家荣辱的大事。《北梦琐言》卷1记载：一位善围棋的日本王子来华，宣宗命待诏顾师言和他对奕。"王子至三十三下，师言惧辱君命，汗手死心，始敢落指。王子亦凝目缩臂数四，竟伏不胜。"唐官员诈称顾师言是第三手，王子请求同第一手较量。官员说："胜第三，可见第二；胜第二，可见第一。"王子感叹道："小国之一，不及大国之三。"为了维护国家尊严，唐官员竟不惜弄虚作假，可见体育事小，政治事大。类似的情况还见于皇帝方面。《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记载：杨贵妃见玄宗同亲王下棋不利，就放出一只小狗，"令于局上乱其输赢"，给玄宗解了围，挽回了面子，玄宗非常高兴。所以能无视运动规则而乱来，当然是由于尊卑原则凌驾于体育运动之上所致。有趣的是，柳宗元在《序棋》一文中就尊卑关系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置棋二十四子，朱墨两色，各占一半。朱为贵为上，墨为贱为下，墨者二子敌朱者一子。这种贵贱取决于颜色涂抹，"适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择其善而朱之，否而墨之也"。因此，就棋子与涂色者的位置关系来说，是"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贵焉而贵，贱焉而贱"。他认为这和"世之所以贵贱人者"一样，"无亦近而先之耳"。他称自己为"墨者徒也"，不过是就下棋一事借题发挥，宣泄胸中的块垒，同玄宗下棋中的尊卑原则不是一回事。

　　二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总会有不同意见，因而唐代社会对待体育活动，也出现了一种不同于上述见解的认识走向。

　　对于马球运动，韩愈一直持否定态度。他在《上张仆射第二书》中说："以击球事谏执事者多矣"，原来他代表着一部分人。别人只是指出有"危堕之忧"和"激射之虞"，"小者伤面目，大者残形躯"。那么，张建封会说："进若习熟，则无危堕之忧；避能便捷，则免激射之虞。小何伤于面目，大何累于形躯！"韩愈却认为一则害马，削弱军力；二则伤人，损坏内脏。因为马，"以之驰球于场，荡摇其心腑，振挠其骨筋，气不及出入，走不及回旋，远者三四年，近者一二年，无全马矣"。至于人，"凡五脏之系络甚微，立坐必悬垂于胸臆之间，而以之颠顿驰骋，呜呼，其危哉！"当然算不上是"养寿命之一端"。上文提到的韩愈诗又说："岂若安坐行良图"，"公马莫走须杀贼"。诗又进了一步，完全从政治出发，说军中举行马球活动，根本比不上稳坐帷幄思考妙策，应爱惜马力，用到平定叛乱藩镇的斗争中去。其实，朝廷并没有调张建封去平叛，即使去，也需要平素加强军士训练。韩愈因噎废食，胶柱鼓瑟，显然是书生不达军务，失之于过分严肃。

　　关于田猎活动，一般认为会妨碍青少年成长进步。《太平广记》卷197说：段成式"多禽荒"，其父甚为忧虑，因已年长，不想"面斥其过"，就请幕僚劝他改正，转而努力读书。《唐语林》卷2说：姚崇"少为猎师"，"以呼鹰逐兔为乐"，有人劝他不要自弃，这才"折节读书"。所谓"折节"，即改变平素的志节行为。可见，当时是把体育同德育、智育对立起来的，要肯定后者，就须否定前者。唐代帝王都喜爱打猎，臣子们几乎无一例外地认为这是危害政治的行径。吴兢《谏畋猎表》说：睿宗去世刚一年多，玄宗作为其子，孝服虽除，三年之丧未满，却下诏来年五月东幸洛阳，据传途中将有田猎活动。这样做，"伤人子之道，亏天地之经"。希望玄宗"举无失礼，动则有章"，因为沿途百姓期待玄宗巡幸，所思念的仅仅是"德"。如果玄宗"盘于游畋，以徇从禽之乐"，那便不是"明王之孝理天下"，"而望德教加于百姓，必不可得也"。这里把体育活动不仅同皇帝料理国事的行政职责对立起来，还同特殊情况下的孝道、教化等问题对立起来，而加以反对。崔向《谏玄宗畋猎疏》说：玄宗田猎之时，"六飞驰骋，万骑腾跃。冲翳荟，蹴蒙茏，越崭险，靡榛丛。红尘坐昏，白日将暗。毛群扰攘，羽族缤纷。左右戎夷，竞申骁勇，攒镝乱下，交刃霜飞，而降尊乱卑，争捷于其间，岂不殆哉！……如有坠驾之虞，流矢之变，兽穷则搏，鸟穷则攫，陛下复何以当之哉？"这涉及安全和尊卑秩序，因而建议玄宗"宜保万寿之体，副三灵（天地人）之望，安可轻出入重盘游乎！"即应杜绝和取缔田猎活动。

　　对于竞渡的批评，见于张建封和元稹的诗歌。张建封《竞渡歌》描绘了竞渡盛况："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霓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疮眉血首争不定，输岸一朋心似烧。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五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竞脱文身请书上。"然而张建封却把这种场面同官场的争权夺利、钩心斗角联系起来，批评当事者不能知足礼让，激流勇退，以至于最终樯倾楫摧，头破血流。他说："吾今细观竞渡儿，何殊当路权相持，不思得岸各休去，会到摧车折楫时。"这说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缺乏竞争机制，影响到人们对社会生活的思索，因而张建封居然体会不到人民群众通过竞渡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勇气、信心、生机和进取精神。元稹《竞渡》一诗抨击得更为严厉，说："楚俗不爱力，费力为竞舟。买舟俟一竞，竞敛贫者赇。……祭船如祭祖，习竞如习雠。连延数十日，作业不复忧。……一时欢呼罢，三月农事休。"他歌颂岳州刺史为整治"俗疣"，将参赛船统统烧光。而他自己也拒不观看，还主张惩办参赛的"堕游"之民，节制"淫竞俗"，并希望岳州的作法能推广到各地。关于竞渡持续三月废弃农事的说法是否属实，很值得怀疑。《金华子》卷上记杭州事，称"其俗端午习竞渡于钱塘湖"。张建封那首诗，也只说"五月五日"。张说《岳州观竞渡》诗和储光羲《观竞渡》诗，虽未指出具体时间，但前者称"土尚三闾俗"，后者称"大夫沉楚水"，可见都是端午节纪念三闾大夫屈原的活动。据柳宗元《捕蛇者说》披露，楚地农民贫苦之极，无力完纳赋税，竟然冒着生命危险去捕捉毒蛇，以充王税。可以想见，这样的百姓哪肯数月废弃农事，哪有兴致长时间赏玩，哪有力量提供竞渡经费？元稹很可能为了美化岳州刺史之"贤"，夸大了竞渡的规模（他和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都有为着功利主义的政治目的，好说假话和危言耸听的毛病）；或者是出于士大夫的陈腐观念，认为农民只能无休止地从事农业生产，不应该染指体育活动。

　　批评最多的是斗鸡。这种活动，人不直接参与，只加以训练、组织和指挥，公鸡足着称为金距或铁距的金属爪子，相互拼斗，以决胜负。《太平广记》卷485《东城父老传》是一篇传奇故事，亦可见一时风尚。该传描写贾昌为玄宗组织斗鸡，他身穿斗鸡服，手持铃铎和拂尘，导引群鸡有秩序地入场。群鸡"树毛振翼，砺吻磨距，抑怒待胜，进退有期，随鞭指低昂,不失昌度。胜负既决,强者前，弱者后，随昌雁行，归于鸡坊"。贾昌因驯鸡有方，得到玄宗的赏识和恩遇，被民谣讽刺为："生儿不用识文字，斗鸡走马胜读书。"安史之乱导致了玄宗政权的垮台，人们认为与玄宗嗜好斗鸡有关，因为他生于"乙酉鸡辰，使人朝服斗鸡，兆乱于太平矣"。这把斗鸡看作政治动乱的初阶和先兆，未免求之过深。斗鸡在唐代十分流行，不仅皇帝置鸡坊，选良种，委派专人驯养操纵，而且达官贵人倾家破产而买鸡，甚至贫民也摆弄木制假鸡以效尤。李白《古风》第24首写京师所见情况是："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韩偓《观斗鸡偶作》一诗说："何曾解报稻粱恩，金距花冠气遏云。白日枭鸣无意问，唯将芥羽害同群。"这一活动无助于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只能败坏风俗，受到人们的批评，是理所当然的。

　　批评最力、收效最好的是外来体育活动泼寒胡戏。泼寒胡戏又称乞寒胡戏，是中亚康国流行的带有舞蹈色彩的体育活动。这项活动在夏历十一月份举行，参加者裸身赤足，在街道上狂跳乱舞，互相挥洒冷水，投掷土块，以乞求寒冷。武则天晚年传入中国后，改在十二月举行。这项活动不符合中国人的政治观念、民族心理和审美情趣，因而受到人们的批评。据《唐会要》卷34记载，并州清源县尉吕元泰针对中宗御洛城南门楼观看泼寒胡戏上疏说："君能谋事，则燠寒顺之，何必裸露形体，浇灌衢路，鼓舞跳跃，而索寒也。……夫阴阳不调，政令之失也，……可不戒哉！"睿宗时，谏官韩朝宗重申严夷夏之辨，认为乞寒是"中国之人习戎狄之事"，若不禁止，日后会被戎狄同化，导致亡国。玄宗执政之初，因外族入朝，想举办泼寒胡戏，中书令张说上疏请予取缔，因为"裸体跳足，盛德何观？挥水投泥，失容斯甚。……恐非干羽柔远之义，樽俎折冲之道"。玄宗于是下令："自今已后，无问蕃汉，即宜禁断。"这样，在中国流行了十来年的泼寒胡戏再也没出现过。这表明，尽管中国朝廷出于尊重外族侨民的生活方式，或者出于外交礼仪的需要，对于外来的体育活动加以提倡，但它能否在中国扎根，要由中国的政治原则来加以裁夺，换言之，要看它对中国政治环境的适应程度如何。

　　三

　　体育活动既然与政治有瓜葛，也就作为依据，用以判断和黜陟相关的人员。

　　判断方面可举出如下一些事例：《开元天宝遗事》卷下说：宰相李林甫狡猾狠毒，遇事往往不合众议，面无和气，国人将他比作"索斗鸡"，即主动挑衅、发动攻击的公鸡。张祜《观宋州田大夫打球》诗说："自言无战伐，髀肉已曾生。"这里用了刘备的典故。《三国志》卷32《先主传》注引《九州春秋》说：东汉末年，刘备势力微弱，依附荆州刘表多年，一次入厕，见大腿长肉发胖，不禁慨然流泪。刘表问何故，刘备答道："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张诗借以说明宋州节度使打球，目的在于居闲不闲，磨砺志气，勤惰也就昭然若揭了。因此，皇帝常把球类运动作为参考条件，来衡量军将的优劣。《唐国史补》卷中记载：宪宗问赵宗儒："人言卿在荆州，球场草生，何也？"赵宗儒答道："虽然草生，不妨球子往来。"宪宗这才放心。另外，人的道德品质也会在体育活动中表现出来，被人见微而知著，以决定弃取。《玉泉子》说：东都留守吕元膺同一位处士下棋，发现他趁自己批阅文簿之机，"私易一子以自胜"，次日即赠以绢帛，借口它事，打发他走。十多年后，吕元膺病危，告诫儿辈交友要认真选择，才讲出这事，说："当日一棋子，亦未足介意，但心迹可畏。"黜陟方面的事例可分为抑退和奖拔两类加以论述。抑退的典型当属王勃。《旧唐书》卷190上《文苑上》记载：王勃才华出众，被高宗子沛王李贤召入王府任修撰。诸王斗鸡，王勃戏作《檄英王鸡文》。高宗读后大怒，认为是在挑拨诸王关系，会因而酿成仇隙祸乱，于是"即日斥勃，不令入府"。李远也差一点影响仕途。《唐诗纪事》卷56记载：他被人推荐到杭州任职，宣宗说："我闻远有诗云：'长日唯消一局棋。'岂可以临郡哉？"推荐者解释道："诗人之言，非有实也。"宣宗才同意。

　　奖拔的事例有以下几种情况：太宗次第当上太子和皇帝，是通过发动杀兄弟、逼父皇的玄武门之变而实现的。这场争斗事前需要酝酿、策划，事后需要辩护、歌颂。杜淹上《咏寒食斗鸡应秦王教》一诗以致意，有句云："顾敌知心勇，先鸣觉气雄。长翘频扫阵，利爪屡通中。飞毛遍绿野，洒血渍芳丛。虽然百战胜，会自不论功。"这不过是借体育活动对政治事件表态，果然效果不错。《唐语林》卷2说：太宗读后，"嘉叹数四，遽擢用之"。《新唐书》卷186《周宝传》记载：武宗时，周宝因为"善击球"，被提拔为军将，后来久不迁调，又"自请以球见，武宗称其能，擢金吾将军"。这是利用共同的体育爱好，迎合皇帝以取怜。此外，还有借题发挥中了皇帝的意而被提拔者。玄宗庆诞辰，举行绳伎表演。绳伎又称走索，即走软绳，是杂技，与艺术体操类似，属于艺术体育。据《唐语林》卷5记载：进行表演的掖庭美女，从长达百尺、高悬数丈的绳子两端，"蹑足而上，往来倏忽，望若飞仙。有中路相遇，侧身而过者；有著履而行，从容俯仰者；或以画竿接胫，高六尺；或蹋肩蹋顶，至三四重，既而翻身直倒至绳，还往曾无蹉跌，皆应严鼓之节"。胡嘉隐作《绳伎赋》献上，说玄宗举办绳伎活动，不是"玩人丧德"，也不是"悦彼姝者子"，而是"犹君之从谏则圣，伎之从绳则正。惟伎可以为制节，绳可以为龟镜"。"奇伎兮忽还天上而不可见，绳绳兮道之远兮不可明"。这样巧妙地利用"绳"字作文章，就把玄宗的耳目之娱粉饰成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活动。玄宗大为欣赏，立即把他从一个普通卫士提拔为金吾卫仓曹参军。

　　最荒唐的是打球争三川事。《资治通鉴》卷253说：唐末，关东农民起义日益强盛，京师长安岌岌可危，大宦官田令孜想让僖宗转移到四川成都去，就奏请由自己的一位时任左神策大将军的哥哥和另外三个心腹去镇守三川。三川即剑南西道、剑南东道和山南西道。剑南西道又称西川，驻所在成都，因此这时由谁出任节度使，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僖宗喜爱打球，就令四人击球，以三川为赌注，谁获第一谁就到西川任职。结果，田令孜的哥哥获得第一筹，"即以为西川节度使"。这样用人，就把体育活动变成了赌博，朝政日非，于此可以想见。

　　四

　　皇帝实行继承制，当然不存在把体育活动作为参考条件来进行选拔的问题。唐代皇帝差不多都热衷于体育活动，少数影响到朝政，大多数都属于正常情况，可以锻炼身体，调剂生活。但臣子们却认为这不是皇帝的本色，几乎无一例外地加以批评和反对。

　　太宗为唐政权的建立和巩固南征北战，功勋卓著，登极后旧习犹存，喜爱打猎。《旧唐书》卷58《唐俭传》记载：一次，太宗在洛阳苑射猛兽，四箭射死四只野猪。突然，一只雄猪逼近太宗所乘马匹。民部尚书唐俭惊慌失措，紧靠着马进行搏击。太宗拔剑斩猪，嘲笑道："天策长史（唐俭前职）不见上将（太宗曾任天策上将）击贼耶，何惧之甚？"唐俭答道："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岂复逞雄心于一兽！"太宗无言以对，立即罢猎。这里用了西汉的典故。《史记》卷97《陆贾传》说：西汉初建，社会安定，陆贾一直在高祖刘邦面前谈论儒家经典。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诘道："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这才开始重视儒学和士人。唐俭正是将打猎同治国对立起来，问题才变得严肃起来，收到满意的效果。也正因为事关重大，有时臣子居然敢对皇帝的体育活动进行讽刺挖苦。《大唐新语》卷1说：高宗出猎遇雨，问道："油衣若为得不漏？"谷那律答道："能以瓦为之，不漏也。"瓦不可能用来制作雨衣，当然也就是不赞成游猎。僖宗爱好击球、斗鸡、骑射、舞剑等活动。《北梦琐言》卷1记载：僖宗自吹道："朕若作步打进士，亦合得一状元。"这时是由礼部侍郎主持科举取士，于是一位宫廷优人戏谑道："或遇尧、舜、禹、汤作礼部侍郎，陛下不免且落第。"该书评论道："原其所好优劣，即圣政可知也。"这里把皇帝对于体育活动的参与程度看作是政治好坏的晴雨表。

　　实际上，僖宗不可能成为击球进士，且不说别的原因，唐代科举制中根本就没这一科。这样，就涉及当时国家对体育的重视程度如何，或者说体育的社会地位如何。这可从学校教育和科举取士两方面加以考察。

　　从学校教育来说，西周时期的课程设置有所谓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其中射、御（驭）是体育活动。这种课程安排在西周之后还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春秋时期，孔子依然以六艺教育学生。而唐代的各级学校所开设和考试的科目，仅限于经学、史籍、礼律、文字学、数学、道家典籍等书本知识，体育被摈弃在外，得不到应有的重视。

　　从科举取士来说，当时基本上和学校教育配套，常举中设置了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科，制举根据实际需要临时设置一些科目，与体育相关的武足安边、武艺殊伦等，旋设旋撤，比重甚小。长安二年（702），武则天首创武举，下令各州练习武艺者，每年按明经、进士例举送，常举中才有了与体育沾点边的科目。武举是从军事角度考虑的，因而不能涵盖体育活动的全部，只有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马枪、翘关、负重等内容。尽管如此，还是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通典》卷18载有德宗时礼部员外郎沈既济废除武举的建议，说："今内外邦畿，皆有师旅，偏裨将校，所在至多，诚宜设法减除，岂复张门诱入？况若此辈，又非骁雄，徒称武官，不足守御，虽习弓矢，不堪战斗，而坐享禄俸，规逃征徭。今请悉停，以绝奸利。"这个说法显得偏激，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即出身武举高等，可见武举还是有积极作用的。《登科记考》卷14贞元十四年（798）条说：谏议大夫田敦奏称："兵部武举等，每年尝数百千人，持挟弓矢，出入皇城间，恐非所宜。"德宗大吃一惊，下诏说："乡贡武举，并应百只箭及三十只箭人等，今年宜权停。"人们对田敦的反应并不好："其实武举者，每岁不过数十人。时议恶敦贵，欲非短其事，奏议不实。"但此后十年间，迄未再置武举。这些反对武举的意见，表面上似乎是出于社会治安方面的考虑，实际上不过是士大夫重文轻武、重劳心轻劳力、重智育轻体育的认识倾斜。沈既济上引那段话中还有"武官武选，本末可征"的说法，泄露了个中消息，原来"武"仅仅是"末"。在官本位的社会里，当不上官就谈不上社会地位，于是从事体育活动的人，不是被称为倡优，就是被看作堕游之民。

　　这便是唐代的体育，它与政治（原理、形势、势力等等）有着若即若离的关系，既要从属于政治，又要服务于政治。一旦它被认为不能负荷政治责任，它就会受到冷落和批评。在以突出政治为社会生活准则的社会里，这是多种社会活动遇到的共同命运。

　　（原载河南大学《史学月刊》199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