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关于洛阳牡丹的来历，许多人在同文同书中既主隋炀帝西苑牡丹说，又主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所依据的是古代小说中的情节。两则说法不仅在时间上自相矛盾，而且考察小说的资料来源，古代牡丹的发展状况，以及古人对牡丹的记述，可知荒诞不经，不能成立。

　　自1982年牡丹定为洛阳市市花以来，当地论者蜂起，对于洛阳牡丹的来历，皆不避荒诞不经和自相矛盾之嫌，在同一篇文章或同一本书中，既主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又主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本文一一辨其虚妄。

　　一、关于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

　　关于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论者所依据的是这样一则资料："炀帝辟地二百里为西苑，诏天下进花卉。易州进二十箱牡丹，有赭红、鞓红、飞来红、袁家红、醉颜红、云红、天外红、一拂黄、软条黄、延安黄、先春红、颤风娇等名。"论者对这则资料的交待，或为"宋人王应麟有记载云"，或为"宋代《玉海》云"，或为"王应麟《海记》所载"。

　　笔者查核了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所收南宋王应麟《玉海》，未见到这则资料。河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牛建强博士又覆检一过，同样未见这则资料。建强君抄寄该书卷197《祥符泰山花卉图》条，有云北宋祥符四年（1011）三月辛巳，京师开封"后苑牡丹双花并蒂"，天圣四年（1026）季春（三月）丙午，开封"景灵宫牡丹双跗共干"；以及《天圣牡丹图》条有云："天圣四年四月乙卯，内出《双头牡丹芍药花图》示辅臣，令三馆进诗赋。"承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博士生萧锦华君以台湾华联出版社1964年影印元刊《玉海》同卷复印件惠寄，文字完全一样。可见论者宋人王应麟《玉海》云云，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建强君说论者利用的这则资料有可能出自《海山记》，因为他从清代康熙五十年（1711）成书的《佩文韵府》卷14的"十四寒"部"丹"字条查到注明出自《海山记》的一句话："炀帝辟西苑，易州进牡丹二十种。"《海山记》是小说，作者姓名、事迹已不可考知，古人认为是唐代的作品。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影印出版桃源居士所编《唐人小说》，收有这篇小说，其中有这样一段话："乃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役民力常百万，内为十六院，聚巧石为山，凿地为五湖四海。诏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天下共进花木鸟兽鱼虫，莫知其数，此不具载。"这里根本没有易州（上谷郡，治今河北省易县）进献牡丹的情节。由于上海这个本子没有交待所依据的版本，我担心不可靠，得知台湾商务印书馆1969年影印明刊本《历代小史》收有《炀帝海山记》，就请锦华君协助查核。他从香港寄来了复印件，除台湾这个本子外，尚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明人陶宗仪辑《说郛》的涵芬楼百卷本和明刻120卷本该篇小说。这三种版本和上引桃源居士本的文字绝大部分相同，只有几处不关紧要的异同，即："凿地"作"凿池"，"常百万"作"常万数"，"十六院"作"十六苑"，"巧石"作"土石"，"花木"作"花木草卉"等。

　　今本《事物纪原》卷10说："隋炀帝世始传牡丹。……《青琐集》有《隋朝海山记》，中载牡丹品甚多。"笔者身处蕞尔小校，孤陋寡闻，仅知《青琐集》的正式书名是《青琐高议》，为北宋刘斧编辑，惜未见其书。《事物纪原》本是活动于北宋中期以来的高承所写的笔记，原书记载仅217事，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编辑《四库全书》时，馆臣所见明刊本已增至1765事，系后人增补，非复宋本之旧。那么，这里所说《隋朝海山记》载牡丹品事，是否出自高承手笔，很值得怀疑。参以《佩文韵府》所引《海山记》也与上述几个本子文字不同，可见清人见到者已有异本。论者所利用资料的出处，大概与《青琐集》有关。

　　隋炀帝建西苑事，史籍有记载。西苑始建于大业元年（605），在洛阳，而不是如《海山记》所说在京师长安。关于各地物品，《隋书·炀帝纪上》说："采海内奇禽异兽草木之类，以实园苑。"《资治通鉴》卷180说："求海内嘉木异草珍禽奇兽，以实园苑。"两则记载都未提及牡丹，不是因为疏忽或不屑一提，而是因为牡丹这时尚未作为观赏花卉为人们所接受。

　　牡丹以其根皮作为药物，很早就被古代医家利用过，在秦汉时伪托神农所作的药书《神农本草经》和东汉早期的甘肃武威医简中都曾提到。但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认识，古人大抵都认为这是唐代的事，只有两种说法例外。

　　一种是唐人段成式《酉阳杂俎》前集卷19所说东晋谢灵运的文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段成式所见到的谢灵运的文集是原本，还是有后人作品窜入者，需要进一步思索和考察。但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演其说，云："谢灵运言永嘉竹间水际多牡丹。"清人余鹏年《曹州牡丹谱》殿其后，也说："昔谢康乐谓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这两位后人比始作俑者多交待出"永嘉"地名。东晋永嘉郡，治所在今浙江省温州市。其实，浙江牡丹出现很晚，在唐代长安牡丹开放了差不多一个半世纪之后，才由长安传了过去。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中说：长庆二年（822），白居易到杭州任刺史，寻访牡丹，"独开元寺僧惠澄近于京师得此花栽，始植于庭，……他处未之有也。……牡丹自此东越分而种之"。这是由于牡丹对南方的水土气候不能很快适应所致。徐凝观赏了惠澄所移植的牡丹后，作《题开元寺牡丹》诗云："此花南地知难种，惭愧僧闲用意栽。"白居易《看浑家牡丹花戏赠李二十》诗，劝说身在长安的李绅道："人人散后君须看，归到江南无此花。"李咸用《同友人题僧院牡丹花》诗也说："牡丹为性疏南国。"唐人的这些说法，都可证南方牡丹晚出、稀少。而始作俑者段成式，也只是以存疑的方式记载了这个说法，自己并不相信，因而在这个说法的前后文中又交待道："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成式检隋朝《种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记说牡丹，则知隋朝花药中所无也。"到了北宋，牡丹分布渐广，但浙江牡丹地位极低。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牡丹出丹州（治今陕西省宜川县）、延州（治今陕西省延安市），东出青州（治今山东省益都县），南亦出越州（治今浙江省绍兴市），而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洛阳所谓丹州花、延州红、青州红者，皆彼土之尤者，然来洛阳，才得备众花之一种，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独立与洛花敌。而越之花以远罕识不见齿，然虽越人亦不敢自誉以与洛阳争高下。"那么，谢灵运永嘉云云，至少应该打个问号。

　　另一种说法被论者经常引用，交待出自唐人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说："世谓牡丹花近有，盖以前朝文士集中无牡丹歌诗。公尝言杨子华有画牡丹处，极分明。子华，北齐人，则知牡丹花亦久矣。"近人唐兰先生考证这则说法是混入《刘宾客嘉话录》的伪作，出自唐人李绰《尚书故实》。《尚书故实》这则说法，"前朝"作"国朝"，"公"作"张公"。这个张公是谁，由于李绰在序言中说"宾护尚书河东张公，三相盛门，四朝雅望"，曾被人们推测为张延赏、张嘉贞、张弘靖，莫衷一是，但绝不是刘禹锡。北宋宋祁《上苑牡丹赋》认为杨子华画牡丹事未必可信，说："子华绘素之笔，仿佛而传疑。" 多数古人则认为唐代牡丹才作为观赏花卉为社会所认识，有关说法依时间顺序可爬梳到以下一些：唐人舒元舆《牡丹赋·序》说："古人言花者，牡丹未尝与焉，盖遁于深山，自幽而芳，不为贵者所知，花则何遇焉？天后（武则天）之乡，西河也（西河是县名，河东道汾州治所，即今山西省汾阳县），有众香精舍（佛寺），下有牡丹，其花特异。天后感上苑之有阙，因命移植焉。由此京国牡丹，日月寝（寖）盛。"至于段成式"前史中无说处"的详细说法，已见上述。

　　北宋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牡丹初不载文字，唯以药载《本草》。然于花中不为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与荆棘无异，土人皆取以为薪。自唐则天以后，洛阳牡丹始盛。"同时代人宋祁《上苑牡丹赋》说："历上古而隐景，逮中世而扬蕤。……有隋种艺之书，疏略而未载。……昔也始来，由皇唐之缀赏。"南宋郑樵《通志》卷75说："牡丹……其花可爱如芍药，宿枝如木，故得木芍药之名。……牡丹初无名，故依芍药以为名。牡丹晚出，唐始有闻。"明人徐渭《牡丹赋》说："兹上代之无闻，始绝盛乎皇唐。"同上述状况相应，并反过来作为旁证的是，唐初由欧阳询主编的大型类书《艺文类聚》卷81《药香草部》和卷88、卷89《木部上下》，都没有关于牡丹的记载；北宋由李昉主编的大型类书《太平御览》将牡丹收入卷992《药部》，未收入《百卉部》。

　　唐代尚未出现牡丹品种名称，只是总称为牡丹或木芍药。欧阳修《洛阳牡丹记》指出这一点，说唐代"未闻有以名著者"，沈佺期、宋之问、元稹、白居易等唐代诗人，"皆善咏花草，计有若今之异者，彼必形于篇咏，而寂无传焉"。到了北宋，才培植出众多品种，涌现出众多品名。从天圣九年（1031）起，欧阳修到洛阳任了三年西京留守推官，见西京留守钱惟演记录90多种牡丹品名，自己见到为时人多称者才30多种。然而论者所用那则资料却称隋代即有品名，一口气竟列举出12种之多，这是从何而来的，不妨揣测一下其中的蹊跷。

　　欧阳修《洛阳牡丹记》说到本来叫青州红的牡丹，故仆射张齐贤由青州以骆驼运至西京贤相坊宅第中，"遂传洛中，其色类腰带鞓，谓之鞓红"。论者所用资料也提到鞓红，无疑从这里化来，但把欧阳修所说的北宋张齐贤和山东青州，张冠李戴为隋代和河北易州。欧阳修又说："献来红者，……张仆射罢相居洛阳，人有献此花者，因曰献来红。添色红者，……花始开而白，经日渐红，至其落乃类深红。"这可能成为论者所用资料改造为"飞来红"、"天（与添谐音）外红"的依据。欧阳修还提到"牛家黄"、"延州红"；北宋周师厚《洛阳牡丹记》提到"一捻红"、"瑞云红"、"彤云红"、"洗妆红"；南宋陆游《天彭牡丹谱》提到"洛阳春"、"袁家紫"等等，都可能是论者所用资料改造为"袁家红"、"延安黄"、"一拂黄"、"云红"、"先春红"等等的依据。

　　综合以上考察，可断言隋炀帝洛阳西苑牡丹说不能成立。

　　二、关于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

　　关于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论者所依据的竟然是明代的一篇小说，见于明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卷4《灌园叟晚逢仙女》，云："这牡丹乃花中之王，惟洛阳为天下第一，有姚黄、魏紫名色，一本价值五千。你道因何独盛于洛阳，只为昔日唐朝有个武则天皇后，淫乱无道，宠幸两个官儿，名唤张易之、张昌宗，于冬月之间要游后苑，写出四句诏来，道：'来朝游上苑，火速报春知，百花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不想武则天原是应运之主，百花不敢违旨，一夜发蕊开花。次日驾幸后苑，只见千红万紫，芳菲满目。单有牡丹花有些志气，不肯奉承女主、幸臣，要一根叶儿也没有，则天大怒，遂贬于洛阳。故此洛阳牡丹冠于天下。"考其原委，该情节主要糅合两则说法而成。一是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卷3《武后》条的说法，云："天授二年腊，卿相欲诈称花发，请幸上苑，有所谋也。许之，寻疑有异图，乃遣使宣诏曰：'明朝游上苑，火急报春知，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于是凌晨名花布苑，群臣咸服其异。后托术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大凡后之诗文，皆元万顷、崔融辈为之。"另一则是今本《事物纪原》卷10的说法："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开而牡丹独迟，遂贬于洛阳，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为冠首。"《唐诗纪事》已断言此事妖妄不足信，但为了辨明真相，不妨做些考察。天授二年（691）腊，武则天本来就住在洛阳，"上苑"应是洛阳西苑，因为曾有过"上林苑"的称谓。腊即阴历十二月，根本不是牡丹开放的季节，所说"花发"并未交待就是牡丹。一年零三个月以前，武则天已革唐命建周朝，当上了女皇帝，何须再"托术以移唐祚"？冯梦龙利用这则资料编造小说情节，把武则天的行踪说成在长安，已属杜撰；把学士代作的诗说成武则天自己写的"诏"，且不说这时为避武则天的名讳，已改诏书为制书，当时诏敕文体是骈体文，哪有以诗作诏的？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是万岁通天二年（697）在洛阳被推荐给武则天后彼此才认识的，晚于天授二年共计六个年头，怎么能有冯梦龙小说所述的经历？武则天改洛阳为神都，是大周政权的政治中心，她不肯回长安，长安已被冷落、抛弃。若说牡丹由长安移至洛阳，只能看作是承恩提拔，怎么能是失宠贬黜？至于今本《事物纪原》所说，可一例看待，不必再费笔墨。

　　综合以上考察，可断言武则天贬长安牡丹于洛阳说，同样不能成立。

　　（原载《洛阳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