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林甫是盛唐时期任职19年的宰相，在唐玄宗懒于过问政事的情况下，全权处理国家大事。他的名声一直极其恶劣，这使人陷入了一个逻辑的怪圈，即封建盛世竟然由一个大坏蛋充当政治责任人。为解读盛唐，须区分开他的小节和大节。实际上，他施政一直在遵循国家的宪章法度，即便是倾轧官员，相当一部分情况是对其贪赃枉法行为作斗争。他应该算作与时代相称的好宰相。

　　唐玄宗在位的开元、天宝年间，号称盛唐。唐代史官礼部员外郎沈既济描述盛唐的文治武功，认为："至于开元天宝之中，上承高祖、太宗之遗烈，下继四圣（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治平之化，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家给户足，人无苦窳，四夷来同，海内晏然。"（《通典》卷15）这里提到"贤人在朝，良将在边"，应该既是盛唐局面的内容，又是盛唐局面赖以出现的部分原因。贤人良将到底指哪些人，沈既济没有明说，可能也说不清，只是逻辑地陈述这一情况。我认为"良将在边"当然指边地藩镇节度使，即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关于安禄山，我发表于《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4期的《安禄山与唐玄宗时期的政治》一文认为：安禄山发动叛乱，成为千古罪人，但其叛乱是在宰相杨国忠陷害他而玄宗袒护杨氏时的贸然行动，他不是蓄意谋反长达十年的阴谋家、野心家；此前他受重于玄宗，是由于他不像文臣儒将那样抵制朝廷的安边政策，而是积极执行；他作为唐朝节度使，安辑东北各族，解决了长期使朝廷头疼的边防问题。至于"贤人在朝"是否应该包含李林甫，则由本文予以分析，庶几从文武两条战线全方位地解读盛唐。

　　据黄永年师发表于《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的《唐玄宗朝姚宋李杨诸宰相的真实面貌》一文的统计，"为玄宗所用的宰相有二十六人"，"一般只干了三年多，少的甚至一年多或几个月"。"姚崇是三年两个月，宋璟接上同样是三年两个月，加起来核算是六年三个月，还不到开元二十九个年头的四分之一，认为开元之治全靠这两位好宰相显然不尽符事实"。"开元后期的情况有些变动，其时拜相干到天宝后期的李林甫为时长达十八年七个月"。李林甫是该时期任职最长的宰相，起于开元二十二年（734）五月，截至天宝十一载（752）十一月逝世，正处于盛唐的顶峰。这时玄宗懒于过问政事，完全由李林甫处理操办，可以说李林甫是盛唐政治的责任人。李林甫无论生前抑或身后，名声一直极其恶劣。《资治通鉴》卷215说他在世时，人们便评论他"口有蜜，腹有剑"；卷216又说："上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宫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养成天下之乱。"《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把开元、天宝时期的治乱变化归罪于他，说："开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国忠而乱。"《新唐书》便直接把他列入卷223上《奸臣传》。甚至北宋人苏轼的《荔枝叹》诗咬牙切齿地说："至今欲食林甫肉。"（《东坡全集》卷23，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于是李林甫是一个奸臣、坏蛋、千古罪人的说法成了定论，一直沿袭至今，以至于人们从来没有感到这个结论使人陷入了一个逻辑的怪圈，即为人们津津乐道、无限欣羡的封建盛世，竟然由一个大坏蛋充当责任人，充当政治名片。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认识上的混乱，原因在于没有区分李林甫的小节和大节；而评价对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不能着重个人品德，应主要看待大节和社会后果。

　　旧史所记载李林甫以阴谋诡计和卑劣手段来陷害倾轧文武官员及太子，大部分肯定是事实。问题是官僚们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何朝何代没有？那些贤良宰辅有几个不是窝里斗的行家里手？不这样做又怎能应对宦海风波？我认为看待这种行为，应看是否给社会带来动荡，是否制约政治形势的正常发展；如果不是，或者影响甚微，可以忽略不计。而且旧史给李林甫下的罪名，有的未必就是那么回事。例如关于安禄山如何有机会被朝廷重用并发动叛乱，旧史归咎于李林甫。《旧唐书·李林甫传》指出：唐代边将功名卓著者往往提拔到朝中当宰相，李林甫为了巩固自己的宰相地位，便极力堵塞这条路。他对玄宗说："文人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玄宗"以为然，乃用[蕃人安]思顺代林甫领[朔方]节度使。自是[蕃人]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然而禄山竟为乱阶，由专得大将之任故也"。《资治通鉴》卷216吸收这一说法，并进而得出结论："诸道节度尽用胡人，精兵咸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卒使禄山倾覆天下，皆出于林甫专宠固位之谋也。"李林甫说这话的绝对年代，史书未交代。《旧唐书》本传是放在天宝十一载他举荐安思顺替代自己领使之后以"尝奏曰"的方式加以追述的。但他当宰相到这时已近19年，显然不是这时说的。《资治通鉴》系于天宝六载，也只是在前文记载一批寒族、蕃人充任节度使后，以类相从，将李林甫的话附在这里作总结，并非确定是这年说的话。李林甫说这话既然目的在于巩固相位，当然只能当宰相后才说。然而在他当宰相之前，玄宗任用的都护、大总管、节度使等高级军官，绝大多数已是寒族，如薛讷、郭虔瓘、郭知运、郭元振、杜暹、田杨名、张嵩、牛仙客、张守珪等。至于寒族无党援，蕃人不识文字，功劳卓著也无由入相，更与史实不符。薛讷、郭元振、杜暹等，在李林甫当相之前皆已拜相。李林甫当宰相后，玄宗征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入朝当尚书，宰相张九龄坚决反对。玄宗发怒说："事总由卿？""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张九龄说："仙客本河潢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李林甫却说："但有材识，何必辞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终于拜牛仙客为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察御史周子谅认为牛仙客不是宰相材料，玄宗竟"怒而杀之"。（《旧唐书》卷106《李林甫传》）李林甫为牛仙客帮腔，实际上自己就起到了党援的作用，又怎么杜绝别人党援呢？寒族出身的边镇节帅可以入相，这是李林甫多次见到的事，怎么能说"无入相由"呢？玄宗斥责张九龄"事总由卿"，李林甫也承认是"天子用人"，可见李林甫会意识到自己受着种种制约，不能为所欲为。此外，玄宗褒美幽州节度使张守珪的战功，"欲以为相"（《资治通鉴》卷214）；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晚年入京，加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安禄山未叛乱时，玄宗也曾考虑"以宰相处之"（《安禄山事迹》卷中），并责成一位翰林学士起草了任命宰相的诏书。不过，对后二人属于羁縻性质，和用牛仙客以才不同。可见，把安禄山受重用和发动叛乱，归咎于李林甫专宠固位、一言丧邦，是不符合史实的。另外，李林甫能摸透安禄山的心事，安禄山敬畏有加，每次见李林甫，都紧张得浑身冒汗。安禄山听说李林甫说他好话，就非常高兴；若说要他"须好检校"，就感叹："阿与，我死也！"（《旧唐书》卷200上《安禄山传》）可见李林甫能抑制安禄山，协调边疆武装力量同内地的平衡关系，对于稳定局势是有积极作用的。

　　再如所谓李林甫排挤张九龄导致其罢相的问题，《新唐书》卷126《张九龄传》说："李林甫无学术，见九龄文雅，为帝知，内忌之。"张九龄坚决反对任用牛仙客为尚书，玄宗不高兴。李林甫说："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九龄既戾帝旨，故内惧，恐遂为林甫所危，因帝赐白羽扇，乃献赋自况，其末曰：'苟效用之得所，虽杀身而何忌。'又曰：'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帝虽优答，然卒以尚书右丞相罢政事，而用仙客。"同书卷223上《李林甫传》又说："帝滋欲赏仙客，九龄持不可，林甫为人言：'天子用人，何不可者？'帝闻，善林甫不专也。由是益疏薄九龄，俄与[宰相裴]耀卿俱罢政事，专任林甫，相仙客矣。初，三宰相就位，二人磬折趋，而林甫在中，轩骜无少让，喜津津出眉宇间。观者窃言：'一雕挟两兔。'少选，诏书出，耀卿、九龄以左右丞相罢，林甫嘻笑曰：'尚左右丞相邪！'目恚而送乃止，公卿为战栗。"而《旧唐书》卷99《张九龄传》只说："李林甫自无学术，以九龄文行为上所知，心颇忌之，乃引牛仙客知政事。九龄屡言不可，帝不悦，[开元]二十四年，迁尚书右丞相，罢知政事。"《旧唐书·李林甫传》也只说张九龄与中书侍郎严挺之关系亲密，严的前妻曾改嫁蔚州刺史王元琰。王元琰犯贪赃罪受审，严挺之加以营救。玄宗对张九龄说："王元琰不无赃罪，严挺之嘱托所由辈有颜面。"张九龄说："此挺之前妻，今已婚崔氏，不合有情。"玄宗说："卿不知，虽离之，亦却有私。""玄宗藉前事（反对重用牛仙客事），以九龄有党，与裴耀卿俱罢知政事，拜左右丞相。"都没有上引《新唐书》的那些情节。《新唐书》的情节采自唐人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的一则小说，说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阴欲中之"。"于时方秋，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九龄洎裴耀卿罢免之日，自中书至月华门，将就班列，二人鞠躬卑逊，林甫处其中，抑扬自得。观者窃谓一雕挟两兔。俄而诏张、裴为左右仆射，罢知政事。林甫视其诏，大怒曰：'犹为左右丞相邪？'二人趋就本班，林甫目送之。公卿以下视之，不觉股栗。"这些情节与实际情况不符。李林甫既然口蜜腹剑，城府一定很深，岂肯在大庭广众之前轻易流露自己对别人的猜忌憎恶和幸灾乐祸？宋人葉梦得说："九龄惶恐，作赋以献，意若言明皇以忤旨将废黜，故方秋赐扇以见意。《新书》取载之本传。据《曲江集·赋序》云：'开元二十四年盛夏，奉敕大将军高力士赐宰相白羽扇，九龄与焉。'则非秋赐（原作'阳'，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明皇杂录》改），且通言宰相，则林甫亦在，非独为曲江（张九龄）而设也。"（《避暑录话》卷上，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再如李林甫陷害太子的事例，《新唐书》卷77《章敬吴皇后传》即唐肃宗的皇后、唐代宗的生母的传记说："后幼入掖廷。肃宗在东宫，宰相李林甫阴构不测，太子内忧，鬓发班秃。后入谒，玄宗见，不悦，因幸其宫，顾庭宇不汛扫，乐器尘蠧，左右无嫔侍。帝愀然谓髙力士曰：'儿居处乃尔，将军叵使我知乎？'诏选京兆良家子五人虞侍太子。力士曰：'京兆料择，人得以藉口，不如取掖廷衣冠子，可乎？'诏可。得三人，而后在中，因蒙幸。忽寝厌不寤，太子问之，辞曰：'梦神降我，介而剑，决我胁以入，殆不能堪。'烛至，其文尚隐然。生代宗，为嫡皇孙。生之三日，帝临澡之。孙体挛弱，负姆嫌陋，更取他宫儿以进，帝视之不乐，姆叩头言非是。帝曰：'非尔所知，趣取儿来。'于是见嫡孙，帝大喜，向日视之，曰：'福过其父。'帝还，尽留内乐宴具，顾力士曰：'可与太子饮，一日见三天子，乐哉！'"北宋人吴缜指出这则说法是"以无为有"，"今案《本纪》，代宗以大历十四年崩，时年五十三。是岁己未，推其生年，实开元十五年丁卯岁，而李林甫以开元二十年（按：应为二十二年）方为宰相。且案林甫本传，其未为相之前，亦无谋不测以倾东宫之事，此其证一也。又案：开元十五年，太子瑛尚居东宫，至二十五年瑛始废。二十六年六月，肃宗方为太子，是岁戊寅，则代宗已年十二矣，此其证二也。……则《吴后传》中所言虚谬可见，盖出于传闻小说增饰之言，不足取信于后世也"。（《新唐书纠谬》卷1《代宗母吴皇后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再如所谓李林甫"迎合上意"的问题，《旧唐书·李林甫传》说得斩钉截铁："林甫……能伺候人主意，故骤历清列，为时委任。而中官妃家，皆厚结托，伺上动静，皆预知之，故出言进奏动必称旨。……每有奏请，必先赂遗左右，伺察上旨，以固恩宠。"然而我们却看到这样一件事：天宝九载，一位以伎术供奉玄宗而受到恩宠的官员，在自己被玄宗提拔之际，恳求道："臣女婿王如泚见应进士举，伏望圣恩回换，乞一及第。"玄宗"许之，宣付礼部宜与及第"。主持科举考试的礼部侍郎将情况汇报给李林甫，李林甫问道："如泚文章堪及第否？"侍郎回答"与亦得"。李林甫立即指示："若尔，未可与之。明经、进士，国家取材之地，若圣恩优异，差可与官，今以及第与之，将何以观材？"王家以为皇上恩准，万无一失，便举办盛大宴会招待前来祝贺的宾朋，忽然传来消息，说宰相机构下达文件给礼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试。"王家不禁"罔然自失"。（《唐语林》卷1）在处理这件无可无不可的事情时，李林甫明明知道玄宗的意思，却不顺从迎合，岂不是在拿自己的政治前途作赌注。通过这件事可以得知，把李林甫行事看作必以与玄宗暗合作为最高原则，显然不尽符合事实。

　　对这次选拔人才的事，李林甫没有做错，是不是其余选拔人才的事以及其他的事就做错了呢？《旧唐书·李林甫传》尽管对他充满敌意，罗列了很多劣迹，却不得不这样说："林甫……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除，皆有恒度。……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看样子他没有胡来，而是一直在遵循国家的宪章法度，在一个人治的社会里能长期坚持法治，是多么难得，多么可贵。他的这种施政风格还可以通过另外几件事来印证。其一，开元十六年，他任御史中丞，奏称用统一的标准处理全国各地的贪赃罪，以避免或轻或重，说："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唐会要》卷40）玄宗批示执行。其二，民间以铅铁私铸恶钱，扰乱经济生活，屡禁不止。开元二十二年，宰相张九龄建议："官铸[铜钱]所入无几，而工费多，宜纵民铸。"黄门侍郎李林甫偕同宰相裴耀卿等官员坚决反对，以为"严断恶钱则人知禁，税铜折役则官冶可成。……若许私铸，则下皆弃农而竞利矣"。玄宗采纳，"下诏禁恶钱"。（《新唐书》卷54《食货志四》）其三，边将张审素的贪赃罪被告发，监察御史杨汪受朝廷指派前往调查处理，路上被张审素党羽劫持。这批党羽当着杨汪的面杀掉告发人，并胁迫杨汪"奏雪审素之罪"。当地人杀死张审素党羽，杨汪才获释返回。他奏称张审素谋反，致使张审素被执行死刑。开元二十三年，张审素的两个儿子暗杀了杨汪，在逃奔途中被捕。当时社会舆论认为这两兄弟"幼稚孝烈，能复父仇，多言其合矜恕者。中书令张九龄又欲活之"。李林甫坚持认为"国法不可纵报仇"。玄宗同意处死两兄弟，于是拒绝了张九龄的建议，说："孝子之情，义不顾命，国家设法，焉得容此？……赦之亏律格之条。"（《旧唐书》卷188《张琇传》）

　　当我们转换成这样的视角，重新审视李林甫那些倾轧事迹时，就会超越体现在个人身上的一般意义的小节私德，而把事情放在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评估分析，以确定是非。请看以下一些事例。其一，李林甫任御史中丞时，曾伙同御史中丞兼户部侍郎宇文融、御史大夫崔隐甫，上奏弹劾炙手可热的右丞相兼中书令张说"引术士夜解及受赃等状"。玄宗敕令审讯，查出这样的事实："中书主事张观、左卫长史范尧臣并依倚说势，诈假纳赂，又私度僧王庆则往来与说占卜吉凶"。张说被拘禁，自知理亏，"坐于草上，于瓦器中食，蓬首垢面，自罚忧惧之甚"。宦官高力士为他说情，说他"曾为侍读，又于国有功"。玄宗动了恻隐之心，只罢免张说的兼中书令职，"观及庆则决杖而死，连坐迁贬者十馀人"。后来，张说的儿子张均"自以才名当为宰辅，常为李林甫所抑"。李林甫死后，张均依附权臣陈希烈，谋当宰相，依然未能如愿，竟然于"禄山之乱，受伪命为中书令，掌贼枢衡"。（《旧唐书》卷97《张说传》）其二，当过宰相的萧嵩被拜为太子太师，曾贿赂宦官牛仙童，"李林甫发之，贬青州刺史"。（《旧唐书》卷99《萧嵩传》）其三，宰相宋璟的次子宋浑"与右相李林甫善，引为谏议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东京采访使"。宋浑到平原郡，"重征一年庸调"。在东京洛阳，"使河南尉杨朝宗影娶妻郑氏。郑氏即薛稷外孙，姊为宗妇，孀居有色。浑有妻，使朝宗聘而浑纳之，奏朝宗为赤尉"。同时，宋浑还贪赃数万贯。这些情况被告发后，李林甫不徇私情，奏称宋浑由东京御史台就地调查法办，"浑流岭南高要郡"。（《旧唐书》卷96《宋璟传》）其四，王琚是政治投机分子，"谲诡纵横"，参与政变，翊戴玄宗夺权登基。"右相李林甫恨琚恃功使气，欲除之，使人劾发琚宿赃，削封阶，贬江华员外司马。"（《新唐书》卷121《王琚传》）由于李林甫有诸如此类的一些事，当时人对他有所议论，"谓林甫精神刚戾，常如索斗鸡"。（《开元天宝遗事》卷下）所谓"索斗"，当然是频频主动出击。问题不在于好斗，而在于是否有理。无理而好斗，固然不是善类；有理而不斗，也只能划归乡愿之列。然而上述几件事都是李林甫在同官员们的贪赃枉法行为作斗争，在识别官员品质的优劣，体现了他经邦济世、矫正世风的历史主动性，同坏人坏事作斗争的勇气和魄力，以及对官员贤能不肖的鉴别力。如果不体察事情的实质，只着眼于表面现象，一概斥为他的倾轧行为，便丢弃了评判事情的原则。

　　其实，李林甫在世时，也没有流落到"世人皆欲杀"的地步。唐人封演《封氏闻见记》卷5《颂德》的一则记载，反映了时人颂扬李林甫整顿教育而他拒绝居功伐能的情况，说："在官有异政，考秩已终，吏人立碑颂德，……谓之颂德碑，亦曰遗爱碑。……开元中，右相李林甫为国子司业，颇振纲纪。洎登庙堂，见诸生，好说司业时事。诸生希旨，相率署名建碑于国学都堂之前。后因释奠日，百寮毕集，林甫见碑，问之，祭酒班景倩具以事对。林甫戚然曰：'林甫何功而立碑，谁为此举？'意色甚厉。诸生大惧得罪，通夜琢灭，覆之于南廊。天宝末，其石犹在。"高適《留上李右相》诗对李林甫做出极高的评价。这首诗的前半部分这样说："风俗登淳古，君臣挹大庭，深沉谋九德，密勿契千龄。独立调元气，清心豁窅冥，本枝连帝系，长策冠生灵。傅说明殷道，萧何律汉刑，钧衡持国柄，柱石总朝经。隐轸江山藻，氛氲鼎鼐铭，兴中皆《白雪》，身外即丹青。"关于"九德"，刘开扬先生笺注指出《尚书·皋陶谟》说："行有九德，……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孔颖达疏："人性不同，有此九德，人君明其九德所有之常，以次择人而官之，则为政之善哉！"关于"密勿"，笺注指出《汉书·刘向传》所引《诗·小雅·十月之交》"密勿从事"句，颜师古注："犹黾勉从事也。"刘先生串讲大意，认为"风俗"四句"述唐之盛世，风俗淳厚，君圣臣贤，皇运久长"；"独立"四句"颂李之胸怀，与皇室为同宗，其善策为生民之最"；"傅说"四句"颂其能政与执掌大权"；"隐轸"四句"言其能诗赋、铭文，并好音乐、绘画，多才又多艺也"。（刘开扬《高適诗编年笺注》第201-2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我认为"傅说"四句最值得注意，这里把李林甫同历史上"钧衡持国柄"久负盛名的傅说、萧何相提并论，萧何为西汉制定《九章律》，李林甫办事"动循格令"，正是这种风格。高適作诗呈献李林甫，意在希望他提拔自己，对他的评价难免有溢美的成分，但总不至于颠倒黑白。如果颠倒黑白去献媚邀宠，高適只能算作卑鄙龌龊的小人。而杜甫却把高適同自己素所尊敬的李白相提并论，每每作诗回忆旧日的交游，《昔游》说："昔者与高李，晚登单父台"；《遣怀》说："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钱注杜诗》卷7）这反过来证明高適对李林甫的评价不会违离事实太远，李林甫即刘先生串讲所说"君圣臣贤"中的贤人。东津先生的评论说得客观辩证，反映了相当一部分唐人看待李林甫能一分为二，区分他的小节和大节，说："李林甫奸邪阴贼，妒嫉贤能，至于善守章程，深得宰相之体。当时虽正直有名之士多被构害，而守寻常仕进者各获其分。至今人有以右座呼之而不名也，非其在下有感之者乎？"（《因话录》卷5）

　　这便是李林甫的大节，即便他的小节有很多毛病，甚至极端卑鄙恶劣，但有了这种大节，必然给当时的吏治和社会风气带来积极后果。盛唐时代需要这样的宰相，他应该算作一位好宰相。只有这样看待李林甫，才能顺理成章地解释那么一个值得称道的时代，何以由李林甫当政19年，操办着国家大事。否则，"贤人在朝"的说法只能流于抽象肯定、具体否定，剩下一个残缺苍白的空壳。

　　（原载《河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