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五代十国治安的严重败坏

　　唐朝灭亡后，进入五代十国时期。五代王朝以正统的中原政权自居，力图对各个割据政权发号施令，行使管辖权。十国对于五代王朝，或公开对抗，自立为帝，或名义上称臣，实际上独立。各政权内部，都有数量不等的节度使。这些军阀倚仗自己的军事实力，掌握着割据地盘的全部权利，并且总是力图扩大势力，甚至夺取帝位、王位。强权和暴力成了支配社会生活的轴心，战火连绵不绝，法制荡然无存，再加上契丹的侵扰，治安败坏到了极点。

　　其一，军阀厮杀争斗，盗贼充斥。

　　唐朝末年，朱全忠任宣武镇（驻今河南省开封市）节度使，为了保持一定数量的兵士，下令在兵士脸上刺字，作为记号，防止逃跑。"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泽为盗，大为州县之患。"后来朱全忠称帝建后梁，才"诏赦其罪，自今虽文面亦听还乡里。盗减十七八"。（《资治通鉴》卷266）幽州（驻今北京市）节度使刘仁恭，把辖区内的男子，不分贵贱，一律刺字。一般人黥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臂，文曰"一心事主"。燕蓟一带的男子，人心惶惶，到处逃窜，未能逃脱者"例多黥涅"。为了和朱全忠打仗，刘仁恭尽括境内15岁至70岁的男子共20万人，"自备兵粮以从军，闾里为之一空"。朱全忠军队来攻沧州城（今河北省沧州市东），刘仁恭住在瓦桥（今河北省雄县西南），不能并力应战。沧州城内大饥，"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而食，转死骨立者十之六七"。（《旧五代史》卷135《僭伪列传二》）这种状况直接延续至五代，而且随后军阀混战更为残酷，动辄斩首数万计，民众也不能幸免于难。开平二年（908），后梁出兵争夺河东军阀晋王李存勖掌握的地盘，围困潞州城（今山西省长治市）一年，"城中士民饿死大半，廛里萧条"。（《旧五代史》卷52《李嗣昭传》）乾化元年（911），双方在柏乡（在今河北省高邑县境内）交战，梁军大败，主力被歼，"自野河至柏乡，僵尸蔽地"，"凡斩首二万级"。梁将杜廷隐在深州（治今河北省深县）、冀州（治今河北省冀县）一带得知败讯，弃地逃走，"悉驱二州丁壮为奴婢，老弱者坑之，城中存者坏垣而已"。（《资治通鉴》卷267）次年，梁军攻枣强（今河北省枣强县），遇到抵抗，死伤万数，攻下城后施以报复，"无问老幼皆杀之，流血盈城"。（《资治通鉴》卷268）

　　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最高权力，往往伴随着武力相见，烧杀抢掠。同光四年（926），后唐李嗣源争夺帝位，放纵兵士在京师洛阳抢掠，"京城大乱，燔剽不息"，百官来朝见，竟因遭抢闹到"弊衣旅见"的地步。（《旧五代史》卷35《唐明宗纪一》）清泰元年（934），后唐王从珂为了争夺帝位，对兵士们许愿："候入洛，人赏百千。"他入洛阳称帝后，为了兑现所许愿，"诏河南府率京城居民之财以助赏军"，"又诏预借居民五个月房课，不问士庶，一概施行"，闹得"京城庶士自绝者相继"。（《旧五代史》卷46《唐末帝纪上》）乾祐三年（950），郭威为推翻后汉政权，夺取帝位，预先告知兵士，"俟平定京城，许尔等旬日剽掠"，于是"诸军大掠，烟火四发"，京师开封几乎"化为空城"。（《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

　　其二，契丹侵扰。

　　后晋石敬瑭为了得到契丹的支持，以夺取帝位，于天福元年（936）将今河北、山西两省北部的幽云十六州割给契丹。从此，北边的要塞失去国防作用，契丹到处杀掠，甚至深入到黄河流域。开运二年（945），"契丹南掠邢、洺、磁，至于安阳河，千里之内，焚剽殆尽"。（《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两年以后，契丹攻下开封，灭掉后晋。契丹兵马，例不由官方提供粮草，任凭自己抢掠，称为"打草谷"。契丹占领开封后，肆意剽掠，给中原民众带来极大灾难。于是，"丁壮毙于锋刃，老弱委于沟壑，自东西两畿（开封、洛阳两京属县地区）及郑、滑、曹、濮，数百里间，财畜殆尽"。（《资治通鉴》卷286）在中原人民的抵抗下，契丹北撤，在相州（治今河南省安阳市）杀十多万人，将妇女全部掳走。经契丹杀掠，洺州（治今河北省邯郸市东北）"井邑荒残"（《新五代史》卷72《四夷附录一》），定州（治今河北省定州市）"为之一空"。（《旧五代史》卷125《孙方谏传》）

　　契丹在占领区内，平时还草菅人命，滥施酷刑。军事贵族麻答贪婪残忍，民间有珍货、美女，定要强取豪夺，捕得村民，就诬以为盗，"披面、抉目、断腕、焚炙而杀之"。他经常随身携带行施这些酷刑的器具，周围悬挂着被害者的肝、胆、手、足，自己"饮食起居于其间，语笑自若"。（《资治通鉴》卷287）

　　中原汉族中的一些人，借契丹肆虐之机，趁火打劫。后晋曾设置乡兵，号称"天威军"，因训练无效而撤销。然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业，山林之盗，自是而繁"。契丹兵士打草谷时，任命本族贵族、亲信为节度使、刺史。"华人之狡狯者多往依其麾下，教之妄作威福，掊敛货财，民不堪命。于是所在相聚为盗，多者数万人，少者不减千百，攻陷州县，杀掠吏民。"（《资治通鉴》卷286）

　　其三，滥刑酷法。

　　五代十国刑法极为残酷，达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在五代王朝统治区内，许多前代已经废除的苛刑又加以恢复，甚至军阀、官吏还以杀人来取乐。开平元年（907），梁太祖朱晃（朱温、朱全忠）对已在自己朝廷中任金吾上将军的王师範秋后算账，遣使到洛阳加以族诛。王师範连同其弟兄儿侄二百多口，皆被杀害。同光元年（923），后唐庄宗李存勖灭后梁，将梁臣赵岩等人并其妻子同戮于市。三年后，又族诛朱友谦，共杀二百多口。此类事情，当时几乎成为家常便饭。

　　后唐在清泰二年（935）规定："窃盗不计赃多少，并纵火强盗，并行极法。"（《资治通鉴》卷279）对窃盗的处理，比唐代严酷得多。后晋用刑最为残酷，"有灌鼻、割舌、支（肢）解、刳剔、炮炙、烹蒸之法，或聚毒蛇水中，以罪人投之，谓之水狱"。（《资治通鉴》卷283）处分也极为苛刻，例如："奸有夫妇人，无问强和，男女并死。"（《资治通鉴》卷290）后汉宰相苏逢吉，自草"诏书"颁发州县，写道："凡盗所居本家及邻保皆族诛。"有人反对，说："为盗族诛，已非王法，况邻保乎？"他一再坚持，不得已，才取消"族诛"。但地方上并不恪守规定，郓州（治今山东省东平县西北）捕贼使者张令柔，竟在所谓捕捉盗贼的行动中，"尽杀平阴县十七村民数百人"。卫州（治今河南省卫辉市）刺史葉仁鲁率兵捕盗，将十多个自动进山协助捕盗的村民诬为盗贼，全部逮捕，"断其脚筋，暴之山麓，宛转号呼，累日而死"。苏逢吉反倒以为葉仁鲁能干，"由是天下因盗杀人滋滥"。苏逢吉残暴成性，由来已久，早在当河东（驻今山西省太原市）节度使判官时，节度使刘知远为过生日做功德，派他疏理在押囚徒，将冤枉和罪轻者放免，称为"静狱"，而他对于狱中囚徒，"无轻重曲直悉杀之"，然后汇报道："狱静矣。"（《新五代史》卷30《苏逢吉传》）后汉宰相、侍卫亲军都指挥使史宏肇，在京师"出兵警察，务行杀戮，罪无大小皆死"。（《新五代史》卷30《史宏肇传》）乾祐二年（949）四月壬午，太白星白昼出现在天空，百姓抬头观看，被巡警兵士抓住，史宏肇命立即腰斩于市。一人醉酒，冒犯一兵士，被诬为口出讹言，杀掉弃市。凡有百姓被指控为犯法，汇报给史宏肇，他立即伸出中指（文献称"三指"）示意中斩，百姓便被处以腰斩。"其他断舌、决口、斫筋、折足者，仅无虚日。""枉滥之家，莫敢上诉。巡司军吏，因缘为奸，嫁祸胁人，不可胜计。"（《旧五代史》卷107《史宏肇传》）甚至本来较轻的杖刑，在后汉也变得荒唐残酷。刘铢在地方上任节度使，用法深峻，百姓犯下过失，先问多大年龄，就按这个数目加以杖打，叫做"随年杖"；持杖者站在受刑人两侧，两杖俱下，叫做"合欢杖"。（《新五代史》卷30《刘铢传》）

　　很多官吏、军阀，触犯刑律，草菅人命，却不受任何公正的制裁。后梁左金吾大将军寇彦卿，在京师洛阳入朝，路经天津桥，百姓梁现未避道，寇彦卿的前驱人员遂殴打梁现，投至桥上石栏而死。梁太祖包庇寇彦卿，让他给死者家庭一些钱财以便了事，官员劾奏不休，但最终也只是对他略予降职而已。后晋顺国节度使杜威久镇恒州（今河内省正定县），以防备契丹为名，聚敛民间钱财，尽入私囊。"富室有珍货，或名姝、骏马，皆虏取之，或诬以罪杀之，籍没其家。"（《资治通鉴》卷284）后汉军阀赵思绾喜欢吃人肝，"尝面剖而脍之，脍尽，人犹未死"。他还喜欢"以酒吞人胆"，扬言："吞此千枚，则胆无敌矣。"他盘踞长安，对抗后汉，"城中食尽，取妇女、幼稚为军粮，日计数而给之，每犒军，辄屠数百人，如羊豕法"。（《资治通鉴》卷288）这些官吏、军阀恶贯满盈，却未受到任何处分。

　　在十国割据地区，状况并不比五代王朝直接统治区好多少，湖州（治今浙江省湖州市）刺史高澧，扬言要"尽杀百姓"，有州吏说："如此，租赋何从出？"高澧抓兵，百姓不满，他就以犒享为名，把百姓骗到开元寺，入则杀之。未入者觉察有变，在外进行反抗，他就"闭城大索，凡杀三千人"。（《资治通鉴》卷267）楚因用度不足，"民有罪，则富者输财，强者为兵，惟贫弱受刑。又置函，使人投匿名书相告讦，至有灭族者"。（《资治通鉴》卷283）南汉的酷刑有镬汤、铁床、刳剔等等，被称为"生地狱"。一次，南汉主刘晟醉酒，"戏以瓜置乐工之颈试剑，遂断其头"。（《资治通鉴》卷287）后蜀宰相张业，强行霸占别人的田宅，在家中私设牢狱，关押欠债者，"或历年至有瘐死者"。（《资治通鉴》卷288）

　　总之，五代乱世，治安败坏，全中国成了一座人间地狱。

　　二、 后周王朝对治安的整顿

　　广顺元年（951），后周王朝建立，针对治安败坏的状况，两代皇帝周太祖、周世宗，在辖区内着手进行整顿。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整顿法制。

　　尽管在实际上治安状况极其败坏，但在名义上，后周之前的几个王朝依然制定规章制度，只不过酷刑付诸实践，承袭唐代的某些较为宽松近理的制度徒具其文而已。

　　开平三年（909），梁太祖诏令删定律令格式。次年，中书门下奏称："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梁太祖批准实施，称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后唐推翻后梁，以唐朝的继承者自居，把唐代的典章制度看作是"本朝之旧章"（《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而后梁不过是"朱温僭逆"，《大梁新定格式律令》因而只是"伪廷删改"的刑书。（《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同光元年（923）十二月，御史台奏称定州（治今河北省定州市）敕库保存有唐朝法书，请命定州节度使抄成副本进上，唐庄宗批准。不久，定州奏上唐朝格式律令共286卷。天成元年（926），唐明宗敕令："废伪梁格，施行本朝格令。"御史台、刑部、大理寺上奏，指出这道敕令只涉及"格"，而未涉及"律令"。唐代的律令格式，这时有《开元格》一卷，《开成格》11卷，《大和格》53卷，《刑法要录》十卷，《格式律令事类》40卷，《大中刑法格后敕》60卷，等等，条文精神存在着重叠矛盾等情况。经过讨论，"《开元格》多定条流公事，《开成格》关于刑狱，今欲且使《开成格》"。唐明宗同意。（《五代会要》卷9《定格令》）长兴四年（933），唐明宗敕令御史大夫龙敏等人详定《大中统类》。清泰二年（935），后唐挑选政权建立以来11年间所发布的制敕中可久远施行者共394道，勒为30卷，付御史台颁行。后唐以因袭唐制为主，间有自己的措施、规定，其倾向是趋于严酷；到了后晋、后汉，便发展到制度败坏、苛酷枉滥的地步。

　　后周建立后，两代皇帝对法制着手进行整顿。广顺元年（951），周太祖建周伊始，立即解决刑罚的严酷问题，宣布："今后应犯窃盗贼赃及和奸者，并依晋天福元年（936）以前条例施行。应诸犯罪人等，除反逆罪外，其罪并不得籍没家产，诛及骨肉，一依格令处分。"（《旧五代史》卷110《周太祖纪一》）广顺二年（952），周太祖下敕健全完善诉讼程序，说："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诉于台省。或自不能书牒，倩人书者，必书所倩姓名、居处。若无可倩，听执素纸。所诉必须己事，毋得挟私客诉。"（《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三年（953），中书门下建议严格死刑判决手续，以防滥杀，说："起今后应天下诸州府断遣死罪者，候断遣讫，录元案闻奏，仍分明录司官典及详断检法官姓名。其检用法条朱书，不得漏落。"（《五代会要》卷10《刑法杂录》）显德五年（958），周世宗下敕："州县自官已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十五杖。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五代会要》卷10《刑法杂录》）这对于拷打逼供多少有些限制作用。

　　显德四年（957），中书门下上奏，说："刑法者御人之衔勒，救弊之斧斤，故鞭扑不可一日弛之于家，刑法不可一日废之于国。"而朝廷所行用的律令格式不少于146卷，"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检阅者或有疑误"。为使"民不陷刑，吏知所守"，建议加以训释、删除，并改正其中矛盾相违的内容，编成简明扼要的本子，以供施行。周世宗批准。次年，几位官员以律为主，编成《大周刑统》21卷。（《旧五代史》卷147《刑法志》）至此，五代才有了全国共同遵循的统一法典。《大周刑统》为宋朝所沿用，是继《唐律疏议》之后又一部重要法律著作。

　　其二，加强中央禁军。

　　显德元年（954），北汉与契丹举兵南犯，周世宗决定北上亲征。他认为矫捷勇猛的将士，"多出于群盗中"，就诏令"诸道募山林亡命之徒有勇力者，送于阙下"，"有应命者，即贷其罪，以禁卫处之"。（《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一》）政府把地方上的"群盗"收编成禁军后，减少了社会治安方面的不利因素，加强了国家的军事力量，对付北汉和契丹的骚扰，就多了一些把握。后来，周世宗总结了高平（在今山西省）战役的教训，决定整顿军队。"以骁勇之士，多为外诸侯所占，于是召募天下豪杰，不以草泽为阻，进于阙下，躬亲试阅，选武艺超绝及有身首者，分署为殿前诸班。"（《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这就把藩镇所占有的精锐兵士吸收到中央来，中央和地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藩镇尾大不掉、威胁中央、滋扰民间的势头得以控制，再也没有出现藩镇军阀武力夺取帝位的现象。

　　其三，改善边防。

　　自后晋、后汉以来，契丹经常侵入河北，当地百姓屡遭杀掠。显德二年（955），有人说深州、冀州之间有一条横贯百里的胡卢河，若加以疏浚，即可阻遏契丹奔突之势。周世宗于是"诏忠武节度使王彦超、彰信节度使韩通，将兵夫浚胡卢河，筑城于李晏口，留兵戍之"。他又向德州（治今山东省陵县）刺史张藏英问起备边方略，张藏英"具陈地形要害，请列置戍兵，募边人骁勇者，厚其禀给，自请将之，随便宜讨击"。张藏英于是被任命为沿边巡检招收都指挥使，募得千余名兵士，从事防守、战斗。从此，契丹不敢渡过胡卢河，河以南的百姓"始得休息"。（《资治通鉴》卷292）

　　其四，惩治盗贼。

　　"盗贼"成分复杂，既有起而反抗剥削压迫的贫苦农民，也有占据山泽、杀人越货、流窜行凶、打家劫舍的强盗土匪，因而不能笼统地称为起义农民。这样，后周惩治盗贼，既有阶级压迫的一面，也有维护社会治安的一面，呈现出双重性质。

　　王晏年青时曾当过盗贼，后来从军立下战功，被朝廷派回原籍今江苏省徐州市当武宁军节度使。他到任后，召见故人，赠以金帛、鞍马，并说："吾乡素名多盗，昔吾与诸君皆尝为之，想后来者无能居诸君之右。诸君幸为我语之，使勿复为，为者吾必族之。"经过这一整饬，"于是一境清肃"。显德元年（954）九月，徐州百姓奏请获准，为他立了"衣锦碑"。（《资治通鉴》卷292）

　　同年，周世宗分析了捕盗效果不佳的原因，区别不同类型官吏的捕盗职责，加强了地方军政长官的事权。他指示道："诸道盗贼颇多，讨捕终不能绝，盖由累朝分命使臣巡检，致藩侯、守令皆不致力。宜悉召还，专委节镇、州县，责其清肃。"（《资治通鉴》卷292）

　　显德四年（957），中书舍人窦俨上疏，提出除盗三策。一是分化盗贼，奖励告发。他建议对盗贼自相纠告不虚者，以所告盗贼财产的一半作为赏物。"如是则同恶自相疑阻，争先于陈告。""此息盗之上策也。"二是组织民兵，缉捕盗贼。他建议推广新郑县（今河南省新郑市）的经验。该县"团结乡社之人，名为义营，分立将佐。一户为贼，则累其一村；一户被劫，则罪其一将。大举鼓声之所，壮丁云集，贼徒至多，不过一二十数，义营所聚，动及百人，贼人奔逃，无有免者"。在当时各地盗贼充斥的情况下，只有新郑免遭劫夺。一次，尉氏县（今河南省尉氏县）盗贼流窜行劫，到了新郑境内，被义营杀获净尽。这样，"岂止自部之中不留凶慝，兼令涉境之寇难出网罗。此息盗之中策也"。三是兵民配合，失职受罚。"有贼之后，村人报镇，镇将诣村验踪，团保限外不能获贼，众罚镇戍。此息贼之下策也。"（《全唐文》卷863《上治道事宜疏》）周世宗采纳，颁行全国。

　　经过后周的这些整顿，在五代后期，治安状况得以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