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作为科举制的附庸和阶梯的教育

　　隋朝废除魏晋以来的九品中正制，创立了科举制。开皇十八年（598），隋文帝命五品以上的京官和地方总管、州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志行修谨"就道德修养而言，"清平干济"就行政才干而言，这便开了德、才二科，分科取士。隋炀帝时期设立进士科，考试策问，选拔官吏，标志着科举制的正式出现。但由于隋祚短促，科举制的完善和程式化便不得不在唐代完成。从此，科举制成为国家级正规选拔官吏制度。唐朝科举考生来源有两条途径，"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新唐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上》）生徒是由中央的学校培养输送的考生，乡贡除了自学者，多数由地方学校培养输送，各级学校的办学目的都是为了给国家输送科举考生，学校因而成了科举制的附庸和阶梯。从此，读书、应试、当官，三者融为一体，长期影响中国社会。

　　隋唐五代时期的学校教育，绝大多数属于官办教育，在中央和地方，设立了不同级别、不同专业的学校，设置教官，招收学生，以国家认可的统一书籍从事教学，遵照国家的管理制度办学。唐代洛阳的中央学校教育，下面即将介绍。河南的地方学校，有府学、州（郡）学、县学、乡学。按照唐朝的规定，京都学的在校生80人；上等州的州学60人，中等州50人，下等州40人；京县（东京洛阳地面所设的县）的县学50人，上等县40人，中等和中下等县均为30人，下等县20人。这些学校都学习儒家经典，学生由州县长官挑补，每年十一月，把优秀学生贡送到中央应试。"乡学"在两《唐书》的"志"中未见记载，不知道在校生人数如何规定。

　　隋炀帝大业初年，冀州衡水（今河北衡水县）人孔颖达举明经高第，被授予河内郡（治今河南沁阳市）博士的职务，即州郡学校的教授。隋炀帝把全国各郡的儒官召集到东都洛阳来，令国子学、秘书省的学士们同他们讲论学问，故意质疑、刁难他们。孔颖达年纪最轻，却是学问最优秀的，他随问应答，驳倒学士。这些学士都是先辈宿儒，感到很没面子，竟然派刺客暗杀孔颖达。礼部尚书杨玄感把他藏在自己家中，他才免遭一难。因此，他被提拔到中央学校太学中担任助教，类似于副教授。滑州白马（今河南滑县）人王恭，"每于乡闾教授，弟子自远方至数百人"。唐太宗贞观初年，征拜他来长安担任太学博士。（《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附王恭传》）唐代国子监助教张简是河南缑氏（今河南偃师市）人，"曾为乡学讲《文选》"。（《太平广记》卷四百四十七《张简》）濮州濮阳（河南濮阳市）人王栖曜"初游乡学"。（《旧唐书》卷一百五十二《王栖曜传》）至于隋唐五代时期的私人教育，分布零散，进度自由，且显不出教育的层次。隋炀帝时期，反叛分子李密逃亡过程中，一度"诣淮阳（治今河南淮阳县），隐姓名，自称刘智远，聚徒教授"。（《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到了唐代，岑参在《感旧赋》中说："志学集其荼蓼，弱冠干于王侯。荷仁兄之教导，方励己以增修。无负郭之数亩，有嵩阳之一丘。"（《全唐文》卷三百五十八）这是说自己到了十有五而志于学的年龄，父母双亡，隐居于今河南登封市嵩山山脉的少室山，由哥哥教自己学习。他还隐居缑山（在今河南偃师市）、王屋山（在今河南济源市）、陆浑（今河南嵩县），都是自学读书，为应科举考试做准备的。元结年少时，其堂兄元德秀曾任鲁山（今河南鲁山县）县令，后定居陆浑，元结曾跟随他读书习文，这为元结后来进士及第和创作诗文奠定下基础。张镐"涉猎经史，好谈王霸大略。少时师事吴兢，兢甚重之。后游京师"。（《旧唐书》卷一百一十一《张镐传》）张镐是博州（治今山东聊城市）人，吴兢是汴州浚仪（今开封市）人，他们从政前都在家乡生活。张镐能远道而来，拜师求学，可见吴兢的学问和从事私家教育的成就，享誉于方圆数百里之间。这都是唐前期的事。安史之乱以后，河北地区藩镇割据，这里没有内地那样的文化氛围和人生追求。生养在成德镇（驻今河北正定县）的青年卢霈，其曾祖和祖父曾在幽州镇（驻今北京市）当州刺史，父亲在成德镇当县令。然而这位文职官员的子孙"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后来，有人开导他，动员他赴内地学习先王儒学之道，应进士举，跻身仕途，他才知道外面还有一个精彩的世界。他悄悄离家，入王屋山道观，才开始学习发蒙读物《孝经》、《论语》。通过十年苦读，他与以前相比判若二人，"有文有学，日闲习人事，诚敬通达"。（杜牧：《樊川文集》卷九《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这属于基础教育，成年后才从头学起。还有一种情况，兄弟们聚集在自家别墅中读书学习，唐后期的裴休昆仲就是这样。裴休"志操坚正，童龀（七八岁）时，兄弟同学于济源别墅。休经年不出墅门，昼讲经籍，夜课诗赋"。唐穆宗时期，他"从乡赋登第，又应贤良方正，升甲科"。（《旧唐书》卷一百七十七《裴休传》）私人教育相对集中的地方，时间长了，就演变成书院。五代后期，少室山下就出现了太乙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