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冲

　　（710062，陕西西安市，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唐高宗调露元年（679），北疆发生了以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为滥觞的突厥叛乱事件。由于中央政府处理突厥叛乱的方针与政策之失误，使之持续蔓延达66年（调露元年至天宝四载，679-745）之久，严重影响着北部边疆的政治稳定与各族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并深刻地影响着唐代地方行政体制的稳定与走向。

　　评价历史人物，尤其是评价古代帝王的功过是非，应着重分析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对政治文明、经济发展、秩序稳定和百姓生活做出贡献与否。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功过，也是如此。唐高宗永徽六年后，身为皇后的武则天开始干预朝政，为篡夺帝位而积蓄力量；高宗逝世后，武则天廹不急待地罢黜两个儿皇帝，亲登皇帝宝座。当她全力维护、巩固个人的统治地位时期，也正是唐朝北疆漠南地区突厥叛乱武装发难、发展之际。这两者绝非偶然的巧合，而是与高宗、则天两朝应对突厥叛乱势力的方針政策紧密关联。透过应对突厥叛乱的基本方针差异之分析，可以看出武则天在政治上有无作为。本文欲就这一重大事变的起因、过程、活动范围、唐廷应对方针与成效，及其影响因素，试作初步探讨，谨请学界同行指正。

　　一、单于府管内突厥诸部叛乱的起始时间、背景与演变过程

　　依据唐史文献的记载，唐高宗时期突厥诸部叛乱前后有三次。

　　突厥诸部自贞观四年（630）归降唐朝，过着安定的游牧生活。可是至调露元年（679），爆发了首次叛乱。《旧唐书》载：调露元年冬十月（此年六月前为仪凤四年，六月后改为调露元年），"单于大都护府突厥阿史德温傅及奉职二部相率反叛，立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首领并叛。遣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将军花大智、李景略等讨之。与突厥战，为贼所败。嗣业配流桂州。壬子，令将军曹怀舜率兵往恒州守井陉，崔献往绛州守龙门，以备突厥"。（《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5页）显然，温傅、奉职二部酋长发动的首次反叛，拥立原东突厥汗国的王族后裔之一--阿史那泥熟匐为可汗，在漠南突厥诸部引起了连锁反应，致使漠南地区陷入混乱状态。在地方军队弹压失利的形势下，唐高宗委任"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与营州都督周道务等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暕等，总三十万以讨突厥。"（《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5页）调露二年（680）春正月，政府军大破突厥叛乱武装于黑山（今大青山），生擒其首领奉职，伪可汗阿史那泥熟匐被部下所杀，传首来降。至此，唐朝政府军用了五个月平息了突厥奉职等部的反叛，取得初步的胜利。

　　但是此后（是年夏季），阿史德温傅发动第二次叛乱，又拥立阿史那伏念为可汗，以号召诸部落。温傅部叛乱武装曾于七月围攻云州城（治今山西大同市），被中郎将程务挺击溃。（《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6页）又进犯原、庆等州之境（今宁夏南部、甘肃陇东）。永隆二年（681）正月，裴行俭再度出任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师征讨突厥阿史德温傅等部叛众。（《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7页）经过多次激战，政府军于七月大破阿史那伏念之众，召降其余部。阿史那伏念被程务挺急追而无路可逃，遂执温傅来降。裴行俭于是平定突厥叛众，携伏念、温傅二叛酋而振旅凯旋。（《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8页）同年十月，唐廷在京师长安城西市（今西安市高新区）处决了叛乱首领阿史那伏念、阿史德温傅等五十四人。与此同时，曲赦定襄军及缘征突厥官吏兵募等。（《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08页）至此，唐朝勘定了北疆突厥诸部的第二次叛乱。

　　永淳元年（682）十二月，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等招合残众，据黑沙城，入寇并州北境"，发动了第三次叛乱。叛乱武装多次从阴山地带进犯河北地域的蔚州、定州、妫州，及河东地域的并州、岚州等地，屠戮居民，抢掠财物。甚至围攻单于府城（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北部土城子古城）。（《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10页）二年（683）五月，丰州都督府都督崔智辨领兵出朝那山（今乌拉山），掩击叛乱武装，反为其所败而阵亡。（《旧唐书》卷五《高宗本纪下》，第111页）同年十一月戊戌，唐高宗"命将军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以招讨总管讨山贼元珍、骨笃禄、贺鲁等"。但因同年十二月丁巳日晚，唐高宗李治病逝，此重大变故使平叛行动难于顺利实施。雪上加霜的是，自嗣圣元年（684）春正月始，进入武则天当政时期。武则天为稳定个人的统治地位，极力打击异己力量，漠视北疆突厥之乱，致使平叛行动受挫。突厥叛乱势力因而趁机坐大，严重地影响着此后的历史进程。首当其冲者是唐高宗委任的平叛总指挥--程务挺。文明元年（684）秋七月，突厥叛乱势力进犯朔州（治今山西朔州市），九月，武则天"命左武卫大将军程务挺"率军阻御叛军。然而同年十二月，武则天因疑心而处决程务挺，遂挫折了此次平叛行动。（《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则天后光宅元年[684]，第6421页、第6432页）从此，武则天秉持的消极应对突厥叛乱、得过且过的方针及政策占据主导地位。于是乎，突厥叛乱势力日炽一日，东击契丹、奚诸部，北控铁勒九姓，西攻突骑施诸部，南犯唐朝内地，控制了大漠南北广大地区。这场叛乱延续至唐玄宗天宝四载（745）秋八月，"铁勒九姓拔悉密叶护率众攻杀突厥乌苏米施可汗，传首京师"为止，总算落下数十年北疆动乱的帷幕。（《旧唐书》卷9《玄宗本纪下》，第218页）

　　北疆突厥叛乱发生的背景及缘起是什么呢？史学界对此似乎研究不够。笔者在此略谈一下个人浅显的看法。大致可缕列如下几则：其一，贞观四年以降，东突厥王族被安置在夏州德静县，唐高宗时期对之笼络不力，使突厥族个别分裂分子能挟之以号召部民。其二，东突厥牧民在漠南度过数十年的安定生活，但少数部落首领却因此渐露离心倾向。其三，唐廷对东突厥军事征调较频繁，引起普通突厥牧民的抵触情绪。其四，唐朝单于都护府个别官员管理方法简单粗陋，直接造成诸部首领的不满。其五，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叛乱的直接诱因，应该是唐廷将俘获的西突厥阿史那都支、李遮匐处决的举措。（《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0-6292页）尤其是李遮匐，乃唐贞观四年后东突厥诸部的首领--阿史那思摩之子，东突厥王族成员之一。（张沛：《昭陵碑石·李思摩墓志铭》。三秦出版社，1993年，第112-113页）他的被擒及处决，无疑引起了漠南突厥诸部贵族的心理恐慌，唐廷又未能及时抚慰其心。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温傅、奉职二个部落率先发难，引发北部边疆持续数十年（679-745）的战乱。

　　二、唐高宗、则天两朝应对北疆突厥叛乱的方针及变化

　　唐高宗、武周时期，应对、解决突厥叛乱问题的基本方针，前后发生一定的变化。

　　1.唐高宗在位期间，对于漠南地区突厥叛乱事件采取坚决镇压的基本方针，并作为朝廷优先解决的重点政务。获悉阿史那温傅、奉职二部反叛之消息，唐高宗即命单于大都护府长史萧嗣业等将率军平叛。萧嗣业因数次击败叛军而放松警惕性，遭受叛乱武装的雪夜偷袭而惨败。（《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2页）此后，唐高宗一面遣将控扼井陉、龙门等交通冲要，同时委派裴行俭为行军大总管，统率三十万大军征伐突厥叛乱势力。（《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3页）永隆元年（680）三月，政府军大破叛乱武装于黑山（今包头市北偏东、大青山区的昆都仑河谷，即唐代呼延谷，南距中受降城80里。）生擒奉职而斩杀泥热匐，平定突厥第一次反叛事件。"奉职既就擒，余党走保狼山"。（《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调露元年[679]，第6394页）同样在坚决打击的方针指引下，裴行俭等将领于开耀元年（681）九月平定突厥阿史那伏念的第二次叛乱。（《资治通鉴》卷202《唐纪十八》高宗开耀元年[681]，第6404-6405页）不幸的是，裴行俭于永淳元年（682）四月去世，唐高宗于弘道元年（683）十二月病逝。坚决镇压突厥叛乱之方针遂之失去其决策者和执行者，很快就被急于篡夺皇权的武则天改变而未能继续贯彻。

　　总的来说，唐高宗在位期间极为重视北部边疆出现的突厥叛乱事件，视为治国的首要任务。《旧唐书》称："时（按永淳二年），天后自封岱之后，劝上封中岳。每下诏草仪注，即岁饥、边事警急而止。"（《旧唐书》卷5《高宗本纪下》，第111页）这就反映出唐高宗十分重视北疆稳定与否。因此，唐高宗制定坚决镇压突厥叛乱的基本方针，对于稳定北疆政局起到决定性作用。当然，唐廷处决降者而未行怀柔之策，也是有欠稳妥的。

　　2.武则天统治期间，对于漠南地区突厥叛乱采取退让放任、希图苟安的基本方针，也缺乏正确的策略。武则天在唐高宗去世后不满足皇太后的身份，逐步废黜李显、李旦两个儿皇帝，登上皇帝宝座。在这个过程中，为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武则天致力于排除唐廷内部公开的或隐蔽的异己政治势力，对于北疆日趋严峻的突厥第三次叛乱采取视而不见的态度，奉行消极放任的应对方针。其后果就是：骨笃禄、默啜为首的突厥叛乱势力日以坐大，煽诱或胁迫契丹、奚、霫等族部落反叛，造成北疆数十年动荡的局面。不仅如此，他们还不断地在东（河北、河东）、中（关内）、西（陇右）三个地带南犯，烧杀掳掠，给这些地区居民带来深重的灾难（经济、人口、秩序蒙受巨大的破坏），留下深深的伤痛。

　　还在唐高宗逝世前一年（永淳元年，682），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据黑沙城（故址在今内蒙古大青山北侧）发动第三次叛乱，大举进犯河东地域，围攻单于府城。唐高宗于次年（683）十一月委任程务挺为单于道安抚大使，讨伐叛乱武装。光宅元年（684）十二月，武则天出于猜忌而将能征善战的左威卫大将军程务挺处决于军营，从而使平叛作战部署夭折。史称："突厥闻务挺死，所在宴饮相庆；又为务挺立祠，每出师，必祷之"。（《资治通鉴》卷203，第6432-6433页）此后历垂拱、永昌、天授、延载、证圣、万岁登封诸十余年间，武则天忙于平息徐敬业（扬州，嗣圣元年九月）、琅邪王冲（博州，垂拱四年八月）、越王贞（豫州，垂拱四年八月）的武力反抗，完全忽略北疆突厥叛乱势力的扩展。从而失去了平定叛乱的最佳时机，遗祸于其子孙。

　　只有当突厥诸部大举南犯、可能威胁其统治地位之际，武则天才不得已派将抵御。而所派将领大多是无军事指挥才能的平庸之辈，拥兵自保，但求无事，皆未对突厥叛匪予以有效打击。出任军事统帅者，或是不懂兵事的诸武子弟，如武重规、武攸宜、武三思、武懿宗等；或是其嬖臣，如薛怀义（冯小宝）等；或是被认为可靠的文臣，如魏元忠、狄仁杰、韦待价等；即便是真正的武职将官，临阵怯懦者如淳于处平等，大多数却因武周恐怖政治而拥兵观望、敷衍塞责而已，但也难逃被诬陷致死的结局，如黑齿常之、王方翼等。（《资治通鉴》卷205，第6507页；卷203，第6435页；卷205，第6506页；卷205，第6492-6493页、第6494-6495页；卷203，第6433页；卷203，第6434页；卷205，第6501页；卷204，第6461页）垂拱元年（685）春，突厥叛乱武装进犯河东地域的朔、代、忻诸州。延载元年（694）正月，突厥叛首阿史那骨笃禄死，其弟默啜继任伪可汗位，进寇灵、胜诸州。武则天先后以薛怀义、王孝杰出任行军大总管（代北道，朔方道），皆无所作为。天册万岁元年（695）冬十月（岁末），突厥叛首默啜佯作请降，武则天喜出望外，不辨真假地给以册授官爵。怂恿默啜东攻契丹，扩展其势力范围（是时，契丹叛众攻陷冀、瀛诸州，逼近魏州）。但与此同时，默啜仍然攻掠凉州（万岁通天元年九月，696）、灵州（神功元年正月，697）、胜州（同前，二月）。（《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第6502页-6503页，第6507页，第6509页，第6510页）神功元年（697）三月，默啜扣留武周使者阎知微、田归道，向武则天索要丰、胜、灵、夏、朔、代六州的突厥降户，以及单于都护府之地，还有大量的谷种、缯帛、农器和铁。武则天慑于突厥叛首的威嚇讹诈，"乃悉驱六州降户数千帐予突厥默啜，并给谷种四万斛，杂彩五万段，农器三千事，铁四万斤，并许其婚。"（《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第6516页）但是，武则天企图以物资、金帛、和亲换取苟安的臆想被默啜狡诈的南掠行动击得粉碎。在此，其希图侥幸的心态暴露无遗，既无正确的战略方针，更缺少灵活的具体措施。显然，武则天在应对北疆突厥叛乱势力问题上相当幼稚，缺乏政治洞察力，以至上当受骗。

　　直至圣历元年（698），突厥叛首默啜提出联姻和亲的要求，武则天才开始注意北疆事态。但她并未认清默啜的狡诈意图与两重伎俩，一味求和，屡屡被欺。当其侄淮阳王武延秀受命到达突厥驻地迎娶默啜之女时，默啜借口武延秀并非李唐皇族子弟而拒婚。此后，默啜囚武延秀，胁迫和亲使者阎知微随之大举进犯静难、平狄、清夷等军，河北地域的妫、檀、定、赵诸州。并致书武周朝廷，诬称神功元年赐赠其诸物资皆质量伪劣，声言攻取河北地域。（《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则天后圣历元年[698]，第6530-6531页）史载："九月癸未，默啜尽杀所掠赵、定州男女万余人，从五回岭道而去。所至残害，不可胜纪。"（《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21页）武则天此次大被羞辱，且使河北地域居民惨遭屠戮之灾。这当然是忽视武力弹压叛乱、一味放任发展的后果。长安二年（702）正月，突厥叛众又抢掠关内地域的盐、夏、银诸州，杀掠吏民。（《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30页）

　　武周时期，未能有效地打击北疆的突厥叛乱武装，酿成其蔓延坐大之势，遂称霸漠北数十年之久。这是武则天在唐高宗身后篡权称帝期间对突厥叛乱势力实施姑息迁就、消极对待之基本方针的严重后果。神功元年（697）四月，武则天接见候任滑州刺史王及善时说："外州末事，此为根本，卿不可出"。（《资治通鉴》卷206《唐纪二十二》则天后神功元年[697]，第6517页）长安四年（704）四月，"太后复税天下僧尼，作大象于白司马坂，令春官尚书武攸宁检校，糜费巨亿"。监察御史张廷珪上疏谏曰："臣以时政论之，则宜先边境，蓄府库，养人力；以释教论之，则救苦厄，灭诸相，崇无为。"（《资治通鉴》卷207《唐纪二十三》则天后长安四年[704]，第6571页）这就从反面证实：武周时期忽视北疆突厥叛乱问题的处理。我们在评价武则天的历史地位及作用时须清醒地认识这一点。正是武则天在位期间始终消极应对、处理北疆突厥叛乱势力的问题，才遗留给唐中宗、睿宗、玄宗诸朝以心腹之疾。

　　令人可笑的是，面对北疆突厥叛乱势力的威胁，武则天既无强将雄兵可用，转而采用精神胜利之法，聊以自慰。举措之一，就是赐叛乱首领以蔑称，这也是武则天的"发明"，当然是于事无补的愚蠢手法。例一：垂拱三年（687），武则天制改骨笃禄为"不卒禄"。（《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则天后垂拱三年[687]，第6506页）例二：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营州城傍契丹诸部叛乱，攻陷营州，击杀营府都督赵文翙。武则天于是"制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以求心理安慰。（《旧唐书》卷6《则天皇后本纪》，第125页。《资治通鉴》卷205，第6506页）例三：圣历元年（698），突厥拒和亲、挟阎知微，大举寇赵、定诸州，"焚烧百姓庐舍，掳掠男女，无少长皆杀之"，则天怒而改默啜为"斩啜"。（《旧唐书》卷194《突厥列传上》，第5169页）

　　三、武则天统治期间处理突厥问题的效果及原因

　　武周朝对突厥叛乱势力采取消极的应对方针，不仅收效甚微，反而任其呈现发展坐大之态势。因此，这是一个失败的应对方针。武周朝为什么会奉行如此消极退让的应对方针呢？其原因是深层的多方面的。兹简单罗列如下：

　　首先，武周施政重心在于打击朝廷内部异己力量，从思想上忽视国家边疆的安定。武则天深知自己由皇太后转变为皇帝的做法是不符合是时政治规则的，缺乏合法性，也无合理性，无论在法理上抑或道义上皆说不过去。但膨胀的政治野心使之为保障个人的统治地位而大开杀戒。她首先迫害李唐皇室成员，将藩王及其子女囚禁、流放，乃至杀害。例如在篡夺最高统治权的光宅元年（684），于东都洛阳率先废囚唐中宗皇帝，后流放之于房州、均州，废皇太孙李重照，杀故太子李贤于巴州。与此同时，公然追封武氏列祖为王爵，重用武氏诸子侄。继尔向李唐宗室成员举起屠刀。史称："时诸武用事，唐宗室人人自危，众心愤惋。"而此时，正是唐高宗灵柩待归西京、突厥叛众进犯河东地域之时。（《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第6417-6420页、第6434页）此外，她推行连坐法，大开告密之途，摧毁臣民中的抵触分子，制造一系列冤假错案。先是诬陷裴炎、程务挺、王方翼等重要大臣，或处决或流放。（《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第6432-6433页）此后，告密、连坐、诬陷之事大行其道，致使冤狱迭发，草菅人命，杀人如麻，流犯遍地。正如史载："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郞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资治通鉴》卷205《唐纪二十一》，第6485页）大臣朝不保夕，人心离散。

　　其次，既无良将可资任用，更缺乏长远的战略部署。唐高宗朝一些久历战阵的高级军事将领，先后遭到武则天的迫害、流放及处决。遭此厄运的将领诸如程务挺、王方翼、黑齿常之、李孝逸、张虔勖、泉献诚等，甚至连其亲信丘神勣也被因事处决。（《资治通鉴》卷203《唐纪十九》，第6432-6433页、第6446页；卷204《唐纪二十》，第6461页、第6472页、第6473页、第6481页）大批高级将领被冤杀，自毁长城，致使军队无良将统领，委用非人，作战能力大为降低，未能有效抵御突厥叛乱势力的南犯，遂使内地居民屡罹兵燹。假定由作战经验丰富的将领挥师北征，辅以严明的奖惩制度，北疆就会呈现另外一种局面。武周朝恰恰缺少具有真实指挥才能的军事将领。更为遗憾的是在她执政20年间，并无有效的长远的战略构想和军事部署。

　　再次，武周朝残酷地镇压地方武装反抗势力。徐敬业扬州之乱、琅邪王李冲博州之乱、越王李贞豫州之乱，相继被镇压下去。与此相对的是，北疆突厥叛乱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迄未勘定。这就表明武则天对地方叛乱的判断评估标准是：优先镇压那些最可能危及其统治地位者，并成为其一贯的施政理念。（《资治通鉴》卷204《唐纪二十》，第6449-6454页）

　　第四，武则天个人因素所致。武则天在唐高宗后期权力欲恶性膨胀，觊觎皇帝宝座。在她掌权后，非但未能稳定朝廷内部，反而刚愎自用，专擅权柄，施威嗜杀，上至王公贵族，下及军卒百姓。信任与猜忌并存，委用酷吏，制造冤假错案，滥杀无辜。虽然酷吏最终被惩处，那也是为保障武周的权势与地位之行为。另一方面，武则天过高估计个人的政治影响力，一厢情愿地希图招抚突厥叛乱首领，却因其皇帝身份的非法性，具体措施失当，结果适得其反，自取其辱。

　　四、结语

　　综上所述，突厥叛乱持续蔓延达66年（调露元年至天宝四载，679-745）之久，严重影响着北部边疆的政治稳定与各族人民的正常生产。武则天对北疆突厥叛乱问题奉行退让放任、希图苟安的应对方针，收效甚微，遗留后患，实无可取之处。究其原因，不外乎武周朝在政治上关注重点始终放在打击内部异己势力，以维护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的帝位；在军事上缺乏长远的战略部署，且无具真实指挥才干的军事将领；残酷镇压地方反对势力，却忽视边疆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武则天的施威嗜杀、委用酷吏、自估过高等个人因素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对女皇武则天的研究与评价，应当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置之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中，判断其对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治统一有无正面的积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