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

　　（524048，广东湛江市，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

　　唐代马政的发展有两个高峰期：一在太宗贞观至高宗麟德年间，一在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在这两个高峰期之间，则出现过一段为时约30年的低谷。这从唐人留下的第一手文献中看得很清楚。张说《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鸠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之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始闻也。张氏中废，马官乱职，或夷狄外攻，或师圉内寇，垂拱之后，二十馀年，潜耗大半，所存盖寡。……[开元]元年牧马二十四万匹，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匹。"（[清]徐松等：《全唐文》卷二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82-2383页。按：张说该文所说"河曲"，《新唐书o兵志》作"河西"，实误；南宋王应麟《玉海》复袭其误。今人有释"河曲"为"'河西九曲'，即今甘肃夏河县南及青海省东北部"者<《天津师大学报》1983年4期《论唐代马政与边防的关系》文>，亦误。此处之河曲，当指今陕西北部、宁夏黄河以东、内蒙古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因地处黄河之南，史书中有时亦称"河南"、"河南地"。又因河曲是唐初安置突厥降部的地方，突厥降部后来又在该地区发动叛乱，故《通鉴》、两《唐书》言及河曲处甚多。别详《旧书o王晙传》、《通鉴》开元四年条等。又，高宗调露、永隆年间，突厥降部叛乱后，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言管区内一年多损失官牧马18万余匹，见《唐会要》卷七二，以及《唐六典》卷五"兵部o驾部郎中"条注云"盐州使"统领八牧监事，均可佐证张说颂文"河曲丰旷之野"的所在。其实，在张说颂文里面，还有"左骁卫中郎将兼盐州刺史、盐州监牧使张景遵"这样的内证性文字。）

　　开元二十五年郄昂撰写的《岐邠泾宁四州八马坊颂碑》亦云："我有唐之新造国也，于赤岸泽仅得牝牡三千匹，命太仆张万岁傍陇右训字之。四十年间，孽息成七十万六千匹。属张氏替职，圉师败官，马之教駣，日失其序。逮开元初，唯得二十四万匹，至十九年，复成四十四万匹。今之盈缩，亦不甚过。"（《全唐文》卷三六一。第3670页）

　　何以高宗后期以至整个武周时期，甚至包括皇祚短促的中宗、睿宗时期在内，唐代马政的发展会出现这样的逆转？《新唐书o兵志》因袭郄昂颂文之说，亦以"万岁失职，马政颇废"（[北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五○《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8页），即典掌非人为主因。今人唐长孺虽在《唐书兵志笺正》里指出过《兵志》之谬，认为张万岁之后，夏州牧马的大量死失，盖"由于突厥之叛"，"此本意外之事，于张氏失职，统御非人无涉"。（唐长孺《唐书兵志笺正》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页）但受笺正这种特定体裁的限制，作者不可能在笺注中就此问题展开专题探讨。这也就是说，尽管张说颂文对此时期马政衰落原因有较多涉及，唐长孺先生的意见也有坚实的史实依据，但张说《颂文》和唐长孺《笺正》毕竟不是研究唐代马政问题的专著专论，都只不过是点到为止而已。因此，对此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仍有做进一步具体分析深入探讨的必要。

　　一

　　研读史籍，知此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实非缘于内附突厥部落叛乱一端，而整个河陇、河曲马牧之地及其周边战争状态的长期存在，似应居其首位。众所周知，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古代中原王朝的盛衰兴亡和周边游牧民族力量的盛衰消长总是息息相关，二者之间的连环性影响，陈寅恪早已指出过。探寻此时期马政衰落的原因，二者之间的连环性影响也不能不注意。因为分布在农牧分界线边缘地带的河陇、河曲李唐皇家牧场，就处在唐王朝两大劲敌即北边的突厥和西南的吐蕃钳形攻势的夹击包围之中。欲说明其中的因果关系，就不能不从唐初马牧的地域分布与突厥、吐蕃犬牙交错的地理区位说起。

　　唐初皇家马牧之地的分布，一如前揭张说颂文。其地理区位恰与古代最优良的传统畜牧基地大体重合，昔秦非子为周孝王牧马的"千渭之间"，汉代牧师诸苑也多设在这里。惟《通典》卷二四"太仆卿"条注、《元和郡县志》卷三"原州"条，谓贞观中移马牧于兰、渭、原、秦四州，似与张说颂文州郡名称不合，实则一也。考《旧唐书o地理志》，隋时的金城郡，即开元时的兰州，管金城、狄道、广武诸县；隋时的陇西郡，即开元时的渭州，管襄武、陇西、鄣县、渭源诸县；隋时的平凉郡，即开元时的原州，管平高、平凉、百泉、萧关诸县；隋时的天水郡，即开元时的秦州，管上邽、成纪、清水、伏羌、陇城诸县。张说颂文作为文人作品，习用州郡旧称自无可非议。另据《元和志》卷三"原州"条记载，唐初监牧地在"秦、渭二州之北，会州之南，兰州狄道县之西"，"东西约六百里，南北约四百里"。并"以原州刺史为都监牧使，以管四使。南使在原州西南一百八十里，西使在临洮军西二百二十里"。北使、东宫使则寄理原州城内。（[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9页）这个范围看来还不包括位于河曲地区的盐、夏监牧地。（另据《唐会要》卷七二、《册府元龟》卷六二一永隆二年七月夏州群牧使安元寿奏言："从调露元年九月后至二月五日前，死失马一十八万四千九百匹"这条史料，张说所云析置八监于河曲者，似又在夏州，不在盐州。考诸《旧唐书o地理志》，知夏州与盐州，唐初皆为割据势力梁师都的地盘，贞观初平定梁师都，"复于盐州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隶夏州都督府"。说明夏州与盐州在历史上有过隶属关系；再者，《会要》、《元龟》所记为高宗永隆二年事，张说颂文所记为开元十三年事，前后相距四十五年，此期间河曲监牧的隶属关系抑或负责官员的称谓当有变化，也可能河曲监牧地先设于较边远的夏州，后又内移至盐州。）其实，张说之文虽名为《陇右监牧颂德碑》，但循名责实，则似稍有名实不副之嫌。因为其时监牧的地域分布，早已超出了陇右道或陇山之西的范围，不仅最初设立监牧的州郡之一原州属关内道而不属陇右道，而且后来从原监牧地析出的河曲八监（在盐、夏诸州，亦属朔方地区），也不属于陇右道而隶属关内道，当然更不在陇山之西，而是远在陇山的偏东北方。还有个别本属关内道的州郡到开天时期又成了河西节度使管辖的地方，如会州。

　　横跨河陇、朔方地区的有唐皇家马牧之地及其与突厥、吐蕃占领区犬牙相临的情势，从玄宗朝为解决自高武以来的严重边患问题而广设边镇节度使的意图即可看出。如《通鉴》卷二一五天宝元年正月条："河西节度，断隔吐蕃、突厥，统赤水、大斗……八军，……屯凉、肃、瓜、沙、会五州之境，治凉州，兵七万三千人。""朔方节度，捍御突厥，统经略、丰安、定远三军，……屯灵、夏、丰三州之境，治灵州，兵六万四千七百人。""陇右节度，备御吐蕃，统临洮、河源……十军，……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万五千人。"至于部分监牧所在的"河曲丰旷之野"，则更是唐初集中安置突厥降附部落的地方。贞观初年，东突厥败亡后，安置突厥降部"于朔方之地，自幽州至灵州"，置四州都督府（[后晋]刘昫等：《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163页），这其中就包括河曲在内。高宗"咸亨中，突厥有降者，皆处之丰、胜、灵、夏、朔、代六州"。（[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6516页）此六州中除代州外，余皆在河曲。再如调露元年在灵夏南境、夏州德静县以北设置的六胡州（鲁、丽、塞、含、依、契六州），即后来的兰池州督护府辖地，也是内附突厥的聚居之所。（《资治通鉴》卷二一二，开元九年四月条胡三省注。第6745页）人所共知，河曲之外，即今内、外蒙古地区，原本就是突厥的故土。历史经验一再证明，如若突厥败亡，"降者无异心，故得久安"；如其漠北残部死灰复燃，形成气候，日月滋久，必成大患，"虏牧南来"，内附降部"必为内应"，"必复叛去"，"实难制御"。（《资治通鉴》卷二一一。第6720-6721页）永隆元年，突厥"迎颉利从兄之子阿史那伏念于夏州，将渡河立为可汗，诸部落复响应从之"（《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第5166页），就是例证。可知突厥降户居地河曲，其实是个具有潜在爆炸性危机的多事之区，此地的监牧安全难有长久的保证。

　　其实，唐初突厥、吐蕃两大劲敌的势力也很强大，都有凭陵中原之志。尤其是突厥，"控弦百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故其"高视阴山"（《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第5163页），深入内地，为患最烈。贞观四年，唐王朝趁突厥内讧，众叛亲离，又"频年大雪，六畜多死，国中大馁"之际（《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第5163页），命著名军事家李靖统领大军，犁庭扫穴，一举荡平。此后直至高宗调露元年突厥降部叛乱五十年间，塞北边境晏然无事，烽烟不兴。但自调露以后，其势复炽，外攻内应，频频南犯，且愈演愈烈，监牧马匹也自然成为突厥抢掠的重要对象。高宗调露中突厥降部叛乱后，夏州一年多损失官牧马18万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说明。（[北宋]王溥：《唐会要》卷七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302页）这表明，高宗后期以降，河陇、朔方监牧地的安全环境已不复存在。仅据《通鉴》、《旧书o突厥传》统计，高宗调露以后迄玄宗开元以前，唐与突厥发生在河陇、朔方地区的战事及突厥寇掠监牧地及其周边地区的事件约有：

　　再看吐蕃。初唐时节，吐蕃和唐王朝在西川地区也有过激烈的武装冲突，但从贞观唐蕃和亲以后，双方关系大体维持了四十年左右的和平。然自高宗咸亨元年薛仁贵征讨吐蕃，兵败大非川（青海湖之南）起，"吐蕃连岁寇边"，"杀掠人吏"（《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第5225页），未有宁息。且彼时吐蕃地盘势力比之唐初愈益扩张，"南临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诸胡之盛，莫与为比"（《资治通鉴》卷二○二。北京：中华书局，1956，第6396页），不仅成为唐王朝最强劲的对手，而且与其接壤的河陇监牧地实已成为双方对垒的前沿阵地。连有大军屯驻的临洮军及其周边地区，吐蕃铁骑也敢频频进犯，而远在临洮军西二百余里的皇家监牧自当难逃厄运。彼时吐蕃对唐监牧马匹的觊觎，读盛唐时期流传于河陇边塞地区、赞颂边将哥舒翰英勇善战，威震吐蕃的《哥舒歌》"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的诗句，亦不难知晓（有人释"至今两句，意谓胡骑所窥，不逾临洮"；"牧马，古也指胡骑的侵边"[《唐诗三百首新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20页]，完全是因袭旧说，罔顾历史事实的臆解。其实，只要读读两《唐书》，读读《哥舒翰传》，史诗互证，自不难求得正解）。仅据《通鉴》、《旧书o吐蕃传》统计，高宗咸亨以后迄玄宗开元之前，发生在河陇地区的唐蕃大战和吐蕃寇掠河陇监牧地及其周边地区的事件约有：

　　以上大量事实表明，自高宗后期迄玄宗开元之前，干戈扰攘，边患日深，河陇、朔方监牧地受到了来自吐蕃、突厥南北两大劲敌的巨大冲击和破坏，安全环境和正常生产秩序不复再有，仅见之于记载的监牧马死失数即达20多万匹，事态之严重可想而知。后来河陇、朔方监牧地收缩内移，开元中在岐邠泾宁四州设立八马坊，并将其中六坊设在天子脚下的京畿之地岐、邠二州，自应是鉴于河陇、朔方监牧地严重外患长期不得消解而做出的迫不得已的选择。

　　二

　　古代王朝大兴马政，当然首先都是为了满足军用征战之需。唐王朝也不例外。因为自战国骑战取代车战成为古代战争的主要形式以来，"出师之要，全资马力"（《资治通鉴》卷二○二，第6388页），早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尤其是追讨游牧民族的铁骑，更是这样。因此，大凡出师征战，都要征调监牧马匹充军。《新唐书o兵志》："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精壮，不足则取其次"（《新唐书》卷五○，第1338页）；《唐会要》卷72"诸监马印"条也有诸监马充"诸军及充传送驿者以'出'字印，并印右颊"（《唐会要》卷七二，第1305页）的记载。《唐六典》卷17"太仆寺"条也有类似的说法。但是，如果过度地征战，过度地消耗战马，必然会打破正常的供求关系，引起监牧马匹存栏数的大幅度锐减。虽然史书里缺乏这方面的数据记载，但根据此时期发生的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记录，尤其是多次大战惨败或全军覆没的记录，似仍可推知其大略。

　　前面虽用表格形式列举了此时期唐与突厥、吐蕃在河陇、朔方监牧地及其周边地区发生的一系列战事及成败结果，但实际上，高武时期的边患和战争远不止此，还有在西域地区和西突厥的冲突和战争，在今华北地区和突厥的多次冲突和战争，以及兴兵攻打高丽、新罗的战争。更为严重的是武则天时期，位于东北方的奚、契丹强大起来，成为唐王朝的大患，发生过多次战争，且常常把数万、数十万唐军打得落花流水，甚至全军覆没。最著者如万岁通天元年，诏遣鹰扬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大将军张玄遇、右武威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二十八将平定契丹叛乱，结果"官军败绩，玄遇、仁节并为贼所掳"。（《旧唐书》卷八《则天本纪》，第125页）次年三月，又命名将王孝杰和苏宏晖等将兵18万再征契丹，结果"王师败绩，孝杰没于阵，宏晖弃甲而遁"（《旧唐书》卷八《则天本纪》，第126页），全军覆没。后来蕃将李楷固奉武则天之命讨其余部，也是"王师大败"，楷固仅"脱身而还"。（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第153页）据《旧唐书》和《通鉴》等相关记载统计，自高宗调露元年到玄宗开元元年，除地方性的战事之外，由朝廷直接组织派遣的大规模的出兵征战就多达28次，大败或全军覆没的战役至少有11次之多，可谓损失惨重。如此频繁的征战，如此多的"败绩"，而又屡败屡战，必然会过度消耗各种资源，引发种种问题。这种状况，在狄仁杰当年写给武则天的奏疏中反映得很清楚："近者国家频岁出师，所费滋广，西戍四镇，东戍安东，调发日加，百姓虚弊。今关东饥谨，蜀汉逃亡，江淮已南，征求不息，人不复业，相率为盗。"（《资治通鉴》卷二○六，第6524页）监牧马匹作为唐王朝最重要的军用战略资源，连年征战，且屡败屡战，必然会过度"征求"、"调发"，而导致大幅度锐减。

　　三

　　如果从马匹来源的角度，对唐初直至麟德年间和高武时期的情况做一对比分析，我们还可以发现此时期马政衰落的另一个原因。

　　唐初国力强盛，万邦朝宗，四海宾服，马匹的来源十分广泛。张说《颂德碑》谓唐马政初兴时"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云云，实指唐王朝从杨隋皇家监牧继承过来的马匹数。此仅为唐初监牧马匹来源之一。《新唐书o兵志》撮取上引张说颂文文字，是正确的。惟中间又据《旧唐书o高祖本纪》等文献增入所谓"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徙之陇右"云者，则完全错误。因为李渊太原起兵之时，派遣刘文静北结突厥，除了要分化刘武周和突厥的关系以外，就是要获得征战急需的"胡马"。其时成败尚难逆料，那里还顾及得到日后创办牧监繁息战马的事情呢！其中缘由，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通鉴》卷184义宁元年条讲得一清二楚。再说，从李渊太原起兵打天下到贞观时期，十余年间历经一系列大战，当年从突厥得到的二千战马还能剩下几匹？即使还残存一些，恐怕不是继续服役，就是因老病伤残而报废了。《兵志》在这里增入"得突厥马二千匹"，作为贞观年间唐王朝发展马政的家底，实在是不察之至。今人有论唐代马政者，仍承用《兵志》误说，故很有必要指出。据现有史料看，唐初马匹的来源的确非常广泛：

　　1．统一战争时期，从盘踞蓄马地区的割据势力手中取得马匹。武德七年，平定了割据渔阳（今北京）"有马数千匹"的高开道部（《资治通鉴》卷一八六，第5833页）；在这前后，唐还削平了割据陇右的薛举、薛仁杲部，割据河西（今甘肃武威、张掖地区）的李轨部，割据晋北的刘武周、苑君璋部，割据河曲朔方的梁师都部。这些地方均有良好的水草牧地，自古以来就以畜牧业发达著称。从这些战败者手中缴获马匹应是情理中的事。后来唐王朝在这些地方设置监牧，就地利用马匹资源，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2．从与游牧民族的战争中缴获马匹。贞观四年，李靖平东突厥，"获杂畜数十万"。（《资治通鉴》卷一九三，第6073页）贞观九年，李靖等平吐谷浑，"获杂畜二十馀万"。（《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第6113页）贞观十五年，李勣大破薛延陀于诺真水，"获马万五千"，旋破突厥于五台县，"获羊马称是"。（《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第53-54页）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击帝伏那帝国，获"牛马二万馀"。（《旧唐书》卷三《太宗本纪》，第61页）永徽三年，梁建方等大破西突厥于牢山，"获牛马杂畜七万"。（《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0页）显庆元年，程知节破西突厥贺鲁部于榆幕谷，"获驼马牛羊万计"。（《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6页）显庆三年，苏定方平定西突厥沙钵罗可汉贺鲁，"收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旧唐书》卷四《高宗本纪》，第78页）

　　3．游牧民族贡献唐王朝的马匹。贞观元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遣使请婚，献"马五千匹"。（《资治通鉴》卷一九二，第6046页）贞观十六年，薛延陀来请婚，"献马三千"。（《资治通鉴》卷一九六，第6177页）贞观十七年，薛延陀遣使来纳币，"献马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一九七，第6199页）

　　4．从与游牧民族的互市中得到马匹。武德八年正月，"突厥、吐谷浑各请互市，诏皆许之"。（《资治通鉴》卷一九一，第5994页）从历史上看，中原王朝与游牧民族的互市贸易，素来以绢马、茶马贸易为主要内容。因此，唐王朝从互市贸易中获得马匹应无疑问。

　　以上诸项相加，唐初从各种渠道获得的马匹数量当是非常可观的。这也应该是为什么有唐贞观麟德时期马政之盛创历代之最的重要原因。反观高武时期，情况就大为不同了，由于边患严重，"互市"基本停止了；游牧民族贡献马匹的事大为减少了，仅有长安三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旧唐书》卷一九六《吐蕃传上》，第5226页）、突厥默啜遣使"献马千匹"（《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第5170页）等极少的记载；从与游牧民族战争中缴获马匹的事情几乎也没有了。这和唐初多渠道、大批量获得马匹的情况相比，高武时期从外部世界获得的马匹极为有限，数量很少。这恐怕也是因边患而导致此时期马政衰败，与麟德全盛辉煌不可比拟的原因之一。

　　结语

　　马政的发展当然离不开水草丰美的牧场和有效的管理，但也很需要长期稳定安宁的和平环境来保障，这对于处在与游牧民族接壤的唐代河陇朔方皇家监牧来说，后者显得尤为重要。可以这样说，唐代马政在贞观麟德年间之所以达到鼎盛，实在是各种有利因素际会遇合的结果：一是占有了古代最适宜畜牧的地区，并保持了牧地和牧地周边长达四五十年的安宁局面，这就为皇家监牧马匹的繁衍生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是唐初国力强盛，在国内统一战争和对外民族战争中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缴获了很多马匹；三是其它渠道马匹的来源也很广泛，如周边游牧民族的贡献及互市等；四是朝廷的重视，典选得人等因素。但至高武时期，这些有利因素大多不复存在，牧地西南的吐蕃强大起来，频频进犯河陇牧地；北边的突厥，死灰复燃，屡屡南犯，不时杀掠监牧卒吏马匹，加上河曲降户叛乱响应，监牧地及其周边安全环境的完全破坏，唐王朝军队又不能有效守土御边，监牧地正常的生产秩序长期不能恢复；其次，因与周边诸游牧民族矛盾全面爆发不得不频繁征战，且又屡败屡战，这又导致了马匹的过度消耗。这种被动局面的出现，当然又与此时期吐蕃、突厥、奚、契丹势力的高涨强大，唐府兵制度的衰败、军队战斗力的削弱有关；再加上此时期马政典掌非人，外部马匹输入的基本终止等因素的共同作用，遂造成高武时期监牧马匹大幅锐减而呈衰落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