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英峰

　　（713300，陕西乾县，乾陵博物馆）

　　石刻线画是唐代绘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指在平石面上以线刻的形式创作的画幅。唐代帝陵中存在着大量的石刻线画，乾陵的线刻画尤为突出，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乾陵陪葬墓的线刻画进行系统探索，希望有助于大家对唐代绘画的认识。

　　一

　　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石材是建筑雕刻艺术的主要原料。平雕、浮雕各显风采，绘画、图案尽现姿容。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昌盛的时代，以石为材的艺术也空前发展。其中，石刻线画就取得了突出成就。乾陵陪葬墓的石刻线画面积大，内容丰富。尤以章怀太子李贤墓、永泰公主李仙蕙墓、懿德太子李重润墓线刻画较为典型。

　　乾陵石刻线画主要集中在墓葬甬道石门及石椁内外壁。石椁是地府中最壮观的石刻，其造型为庑殿式，顶、檐、门、窗、柱及台基齐备，平面线刻装饰满布四壁。从内容来看，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各石块的装饰花纹，一类是石面上阴刻的人物、动物、花鸟、草虫等。

　　边饰花纹在石块上广为分布，其作用非常明显，即装饰美化。纹饰采用的都是唐代流行的卷叶、卷叶海石榴、缠枝海石榴、缠枝石榴、舞凤等。如在章怀太子墓椁内倚柱上刻的纹饰就有缠枝卷叶、缠枝海石榴、卷叶裹荷、卷叶海石榴、大叶海石榴等，且以缠枝海石榴居多。除此之外，墓室庑殿门南窗棂上部刻有一对相向奔驰的翼马，以二株卷叶纹相间，中部直棱窗四周以草叶纹为饰，下部二猛虎相对而立，中间仍以草叶纹间隔，下部边缘则为卷叶纹。椁外象征性的殿门门楣上刻卷叶海石榴纹，一对舞凤尾部转化为海石榴叶，四周以海石榴纹装饰。永泰公主墓石门和石椁上这种线刻纹饰也广为分布，每一幅线刻画周边都有纹饰镶边，使画幅相对独立，如石椁外壁东面的"直棱窗图"，上部以卷云纹为饰，接着是相向而舞的两凤，其尾部似也刻画为海石榴叶，中部窗棂四周以卷叶海石榴纹装饰，下部两雄狮相向而立，并以抱合式卷草图案相隔，底部饰卷叶纹。

　　人物、动物、花鸟等是乾陵线刻画的重要内容。章怀太子墓石刻线画人物画有14幅，人物21个，全部为立像，神情姿态各异。椁内南面一幅两侍女图，左边一位螺髻、簪钗，右边一位头簪凤钗，二人姿态一致，皆抄手伫立。另一幅中二侍女侧立且方向一致，一位螺髻，一位双螺髻，二人服饰相同。而在另外的一幅线刻画中，一侍女梳蝶形高髻，身着披巾，长裙曳地，左手扶杆，右手折花枝，侧身俯视凝目观花，体态绰约；另一侍女女扮男装，着翻领绣袍，手执一花侧身作嗅花状，仪态悠闲。椁内西边一幅中，一螺髻侍女头簪珠花、步摇，脚着云头鞋，面部雍容妍丽，若有所思；另一侍女双髻，着圆领花袍，系腰带荷包，手捧包袱侍之，为女扮男装之态。

　　永泰公主墓石刻线画中人物画共计15幅，所刻人物共31位。其中10幅为单人画，画面中只有一位宫女，皆体态丰盈，面貌端庄。尤其是石椁内壁北边一幅"披巾侍女图"，是15幅人物画中最为精彩的一幅。画中侍女梳螺髻，簪步摇，上短襦，外半臂，两襟结于胸前，下着曳地长裙，且柳眉凤眼樱桃小口，一副亭亭少女形象。她双手托起披巾，似要婆娑而舞，又似翩翩起步，静止的画面却有着动感，一派生机盎然。她们有的梳单螺髻，有的梳双螺髻，还有梳单刀髻，戴幞头的，都是当时宫中最流行的发式。服饰有的上短襦，外披巾，下着曳地长裙，脚着云头高履；有的穿翻领长袍，条纹裤，脚穿线鞋，腰系革带，并缀有饰品。她们神态各异，有的弄花戏鸟，有的沉思聆听……

　　懿德太子墓石椁外东壁石门上的一幅线刻画中，两侍女盛装打扮，她们头戴凤冠，身着宫衣，相向抄手而立，似在为墓主人值夜。侍女周围亦有植物花卉点缀，门框四周饰以卷叶纹，门楣上是相向而舞的双凤，整个画面看起来富丽繁华。

　　以章怀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和懿德太子墓石人物画为代表的乾陵线刻画显示了墓主人煊赫的身份和生前宫闱的华丽，展现了当时宫廷的生活场景，反映了当时宫廷上层社会的生活时尚和审美情趣。从其石椁的造型及外部装饰也可以看出，它们都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产物，又因其地位身份的尊贵，这些石刻线画作品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最高艺术水平。

　　此外，线刻画中还出现了许多鸟类，有山雀、杜鹃、山鹬、燕珩、白头翁、锦雀、黄雀、鸳鸯、黄鹂、画眉等，它们有的对鸣，有的相戏，有的齐飞，有的对立，美观自然。昆虫有蜻蜓、蝴蝶、蜜蜂。另外，翼马相对奔驰、双凤相向而舞、猛虎相对而立，都给静态的画面增添了情趣，使主体画面显得更为生动自然。

　　线刻画中植物花卉也种类繁多。植物有木槿、冬青、栀子之类，花卉有郁金、芙蓉、锦葵、山茶、杜若、金盏、草菊等。其花叶枝梗，多随意勾勒，扶苏有致，形势自然。她们在人物画中虽然仅仅是一种装饰衬托，但和画中姿态各异的宫女却又和谐统一，成为整个画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管是以石代纸、以刀代笔，但仍不减其艺术魅力。

　　二

　　乾陵线刻画造型生动逼真，线纹流畅柔和，且有较高的艺术水平，似为高手起样，然后由熟练的老匠工精心刻制。刀法简洁有力，锐利均匀。其镌刻的办法，有两种形式。对于边饰，有些是用的剔底线刻，即沿花纹外廓将石面剔去石层，使花纹部分凸起，然后再于轮廓内以线条阴刻。对人物花鸟部分，则直接以刀阴刻出线纹。

　　更重要的是，石刻线画的一些刻画过程，在章怀太子墓石椁西壁被发现。石槨西壁一般地紧贴于后室西墙，因此石槨西壁外的线刻比较潦草、粗糙，有的因紧贴于西墙，因此根本就无法弄清它是否有线刻画。如永泰公主墓石槨西壁即紧贴于后室西墙，二者之间的距离仅15至20厘米左右。因此积土无法清除，也就无从知晓槨外西壁是否有石刻线画。但是章怀墓石槨西壁与后室西墙之间尚有50厘米左右的距离，可容一人往来。但是从总的来说，槨外西壁本不拟给人观看，因此，刻的粗犷、潦草、简单，甚至连当时用白垩土涂底的白粉也保留未动，尚有几处留下了当初加工的痕迹，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些原来的起样。就墓中线刻与同时期的一些墓中的线刻比较，我们可以得知，当时这些精心的雕饰，是先将青石或汉白玉石表面打磨光洁，然后以轻胶拌白垩土用毛笔醮着在石面上起样，用刻刀刻出极轻细的线条作为稿子。稿子确定后，即一次镌刻而成。从刀痕与笔迹判断，有些地方是出自一人手笔，也有的是一个画稿，另一个镌刻。

　　石面上的线刻，与一般器物上的镂刻不同，它不受工艺过程的限制，因而走刀的痕迹非常接近笔墨描画之迹。其中有些线刻，是往往不依赖底稿而直接刻出的。这样就更能反映当时的线刻风格面貌，使我们能得到相似于原作的拓片，更便于直接对这些艺术品进行研究。

　　这种刻画技法塑造人物，没有强烈的视觉冲击，而以其流畅的线条传导出特有的安详，观赏者在欣赏时随着那些优美的线条感受画面人物的亲和力和动感的生命，品味其艺术魅力。工匠在刻画时运笔稳健，压力均匀，使线条粗细变化很小，显得含蓄秀劲，流畅自如，优雅而不失骨力，灵动而不流于虚幻，达到以线造型、形随线生、神随线出、线中显情的艺术效果。刻画衣裙，或长而挺直，一气呵成，或弧线弯转，摇曳生姿。面部线条圆润，眉线弯而粗，眼线柔而细，鬓发如丝，樱桃小口巧然若语。根据画面的内容，所描绘的任务的性格，用线或转折顿挫，或刚劲如铁，或流利顺畅。

　　构图上，按照主次分明、协调对称和整齐划一的原则安排内容，作为画面主要内容的人物比例适中，草木、鸟虫的点缀与主要内容协调一致，既突出了完整的画面，也显示了工整的图案，其效果别具一格，使整个画面清晰严整富有生活气息而又不显得复杂累赘。

　　同时，其装饰图案的运用已经摆脱六朝以前那种菱纹或其它几何图案基础，从而将自然曲线的诱导法则与适合纹样的设计结合起来，边饰图案大部分以花头为中心，左右对称延续，形成格局，完全符合建筑图案装饰。例如，比较常见的海石榴纹、卷草纹、缠枝纹等。许多装饰纹样也成为北宋以后图案形式的来源，如各种带饰上的方连续模样。分析起来，在这些图案中均可找到其演进的迹象。从装饰效果来看，它们精制而匀称，石门、石椁都显得富丽华美，突出显示了墓主人的地位和身份。

　　石椁台座周围的方相与碑座上的方相风格相仿，以夸张的笔法更突出了辟邪神兽的动势。唐代类似内容的形象已发展形成为一定的模式，但其造型却可以随想象夸张而千变万化，不受限制。所以线条更加流畅，是石刻线画中的一枝奇葩。

　　唐代绘画艺术名家辈出，成果辉煌。石刻艺术更是丰富多彩、精妙绝伦。石刻线画作为绘画艺术当中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在承袭了秦汉，特别是南北朝时期的历史文化积淀后，得到了显著的发展，线刻画创造出了将刻与画有效结合的艺术，是绘画与雕刻的混合统一，它和传统中国画的白描手法极为相似，以素净的线条架构画面，用线条造型描绘雕刻作品。这种独立的绘画形式在唐代取得了辉煌的艺术成就，它因附着于石椁上长期保存在地下，得以清晰完整的保持其原貌，在展示唐代宫廷风尚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巨大的艺术宝藏和不尽的艺术享受。

　　三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最为璀璨的时期，乾陵这座举世无双的帝陵更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宝库，从三座地位等级较高的陪葬墓便可窥见其一隅。线刻画作为唐代石刻艺术的瑰宝，在展现其艺术魅力的同时，也铺开了一页页唐代社会生活画卷，尤其是宫廷生活。这是研究唐代历史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线刻画中侍女画居多，其服饰多种多样，短襦、披帛、长裙、云头履、线鞋、窄袖圆领长袍、大翻领长袍、条纹裤；发式有单螺髻、双螺髻、单刀髻、蝶形髻；头饰有各种钗、步摇、珠花，这些都是研究唐代文化最真实、最直接的资料，不仅使文献资料的记载更具体直观，也弥补了文献资记载的缺漏和不足。同时对研究唐代服饰、妆束的发展演变都有着积极意义。线刻画作为石椁的装饰，代表一种身份，体现一种荣耀，也更多地展示了宫廷生活，同时也反映了当时的丧葬制度，这些都为唐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石刻线画的起源很早，商周时代，甲骨、青铜器上的刻纹是其渊源，多属于器饰或规仪范畴。随着石材的广泛应用，汉魏时代的画像砖、画像石风行一时。绘画笔法的发展，也使得以刀代笔的石刻线画的出现有了可能。隋唐时期，线刻画已经开始由"纹饰"向"绘画"转变，并日臻完备，大体保持着与同时代石窟壁画或墓室壁画相同的式样与绘画水平，其中尤以人物、花草见称。乾陵线刻画作为唐代线刻艺术的典型在石刻线画史上书写了重要的一页，对石刻线画的研究有着积极意义。

　　石刻线画作为一种装饰，与现实生活也是密切相关的。装饰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而变化的。最初在陶器上面的纹饰，如仰韶文化中的彩陶纹饰大都是植物或动物纹饰，这与当时种植谷物、采集野生果实与狩猎有关。殷周时期的青铜器上的花纹，则往往是神秘诡怪，表现为奴隶主贵族阶级权力的象征，如那些由动物形象抽象演变出来的夔龙、蟠螭、饕餮纹饰。到了唐代，在装饰方面以植物纹饰最多，特别是海石榴花纹的出现，则意味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与中亚等国交往的频繁。有些抽象形花纹，又很巧妙的与自然生态相结合，这与写实技法的发展有关。例如凤纹，在战国时期保留着鸡的原始形式，秦汉时期，尾羽逐渐繁缛，形象更为抽象。唐代的凤纹，则在上述纹样的基础上，取象于马鸡、山鸡，使得这种形象更含有写实成分。因而唐代的鸣凤、舞凤，看起来更显得自然优美。此类形象，在墓内石刻均有实例可考。图案中的结构线，也多从圆弧、方科纹演变为鸿线、双曲线、反面接弧等更为柔和飘动的线条。

　　石刻线画作石刻艺术的一种，它与石刻一样在民族文化的长河中举足轻重，在世界艺术史上独树一帜。它的风格与成就，有着时代特征的印记，直观的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文化生活，它的成长与历史潮流同起同落，与时代的步伐协调一致。乾陵线刻画内涵深远而广泛的刀笔遗痕，突出展示了唐代的生活习俗和社会发展轨迹，不仅在中国美术史上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对唐代历史文化的研究也有着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