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姐妹情谊强有力"这个口号刚被运用的时候，真棒极了。我在大学二年级开始全面参与女权主义运动。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时的游行队伍。转入斯坦福大学之前，我在一个女子学院上了一年。我对全是女生的课堂和男生在场的男女混合的课堂内的女性自我价值和自我肯定有亲身经验。在斯坦福大学，男生在所有的课堂内耀武扬威。女生很少说话，很少主动，就是她们说话时，你也常常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她们的声音缺乏力量和信心。更糟的是，某些男性教授时时提醒我们，我们没有男性那么聪明，我们不能成为"伟大的"思想家、作家等等。我对这种态度很震惊，因为我来自一个全是女性的环境，在那里我们的聪明才智不断地被学校的高标准所肯定。这些标准大部分都是由女性教授为我们也为她们自己制定的。

　　的确，我感谢我最喜爱的女性白人英语教授，她认为在一个全是女性的学院，我没有得到我需要的学习指导，因为那里没有强化的写作项目。她鼓励我上斯坦福大学。她相信我有一天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思想者和作家。在斯坦福大学，我的能力常常被质疑。可是突然，女权主义震撼了整个校园。女学生和女教授们要求结束教室内外的性别歧视。天!那真是一个激烈而又非凡的时期！在那里，我上了我的第一堂妇女研究课，由作家蒂丽·奥尔森（Tillie Olsen）教授课程。在课上，她要求她的学生首先考虑劳工阶级背景的妇女的命运。然后是学者和未来的安妮·塞克斯顿的传记作者戴安·米德布鲁克（Diane Middlebrook）在当代诗歌课上，把我的诗歌印发给每一个学生，上面没有名字，请学生辨别作者是男是女。这个经验让我们批判性地思考根据性别判断作品价值的偏见。就在那里，19岁，我开始写作我的第一本书《我不是一个女人吗：黑人女性与女权主义》。没有女权主义运动给女性创造一个团结的环境，所有这些不可思议的转变都不可能发生。

　　这个环境的基础就是我们对我们称之为"内部敌人"的批判。这个内部敌人是我们内在化的性别主义。作为女性，我们都有亲身经历，体验过父权制思想教育：那就是把自己看得不如男人；为获得父权制的认可，把自己看成与其他女性竞争的永恒与唯一；怀着嫉妒的、恐惧的、仇恨的眼光看其他女性。性别主义的思想使我们毫不仁慈地批评彼此，毫无怜悯地惩罚彼此。女权主义思想帮助我们意识到女性的自我仇恨，帮助我们从作用于我们意识的父权制思想中解脱出来。

　　男人之间的友谊被父权制文化接受和鼓励。通常认为男人在一块儿可以团结在一起，互相支持，是整个队伍的一员，把群体的利益放在个人所得和名誉之上。父权制内女性之间的友谊是不可能的，是某种背叛行为。女权主义运动创造了女性友谊的环境。我们并不是团结在一起反对男性，我们团结在一起保护我们自己的利益。当我们向那些在课上从不教女性撰写著作的教授发起挑战时，并不是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些教授（我们常常喜欢他们），确切地说，我们只是想结束课堂内外和课程设置的性别歧视。

　　20世纪70年代初期发生在我们男女混合校园里的女权主义转变也同时发生在家中和工作中。最重要的是，女权主义督促女性不再把自己和我们的身体看成是男人的附属品。为了获得我们自己控制自己的性欲、计划生育和生孩子的权利，铲除强奸和性骚扰，我们需要站在一起。为了改变对女性的工作歧视，我们需要组成群体来改变公共政策。向女性本身的性别主义思想挑战，改变思想，是创造最终震撼了整个国家的、强有力的姐妹情谊的第一步。

　　随着民权运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改变了我们国家的面貌。那些造成这些改变的女权主义活动家们关心所有女性的生活。我们懂得，姐妹情谊表达的女性之间的政治团结不仅正面肯定女性经验，而且分享对共同苦难的同情。女权主义的姐妹情谊根植于共同的承诺：为反对父权制的非正义而斗争，不管这种非正义采取什么形式。女性之间的政治团结瓦解性别主义，为推翻父权制奠定了舞台。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女性愿意放弃自己统治、剥削下层群体的权力，跨越种族和阶级界限的姐妹情谊是不可能的。只要有女性运用阶级和种族的权力统治其他女性，女权主义的姐妹情谊就不可能真正实现。

　　20世纪80年代，很多女性趁机会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她们并没有经过提高女权主义觉悟的过程，因而在与其他女性的关系中，她们并没有把自己的性别主义抛开，并没有把自己与父权制相信的有权力的人应该统治弱者的思想分开。因为那些女性，特别是那些从前特权被剥夺的白人女性，一旦开始获得阶级权力，而她们对自己内心的性别主义没有认识，女性之间的分裂便开始扩大。当有色人种女性批评社会整体内的种族主义，指出女权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种族主义成分时，许多白人女性就把背转朝姐妹情谊，关上了她们的心灵。这种情况在讨论女性中的阶级问题时，也是如此。

　　我记得女权主义者们，大部分是有阶级特权的白人女性，探讨是否应该雇佣家务工人。她们试图分析对没有特权的妇女的压迫和非人化的方式。有些女性成功地创造了她们与雇佣的女性之间的良好关系，所以她们在更大的社会不平等的环境里可以互相帮助。由于不可能获得乌托邦式的姐妹情谊，她们并没有抛弃这种理想，而是创造了一种真正的姐妹情谊。这种姐妹情谊考虑到所介入的每个人的利益。这是女性之间女权主义团结的艰苦努力的结果。可惜的是，随着女权主义内的机会主义的深入，随着女权主义成为日常，成为理所当然，许多女性不再愿意努力创造和维护这种团结。

　　很大一部分女性根本抛弃了姐妹情谊这个思想。那些曾经批判和挑战父权制的女性又与性别主义的男性合辙了。感到被女性之间的日益加重的负面竞争所背叛，激进的女性退却了。这个时刻，积极地转变所有女性的生活的女权主义运动被削弱了。曾经是运动的呼喊口号的姐妹情谊的理想，现在对许多女性不再具有号召力；曾经是各种积极改变的力量的女性之间的政治团结，现在不停地被威胁和瓦解了。结果我们现在需要重新在女性之间承诺政治上的团结，就如同女权主义运动开始时那样。

　　当代女权主义运动开始的时候，我们有姐妹情谊的理想，却没有对实现女性之间政治团结我们需要做的实际工作的具体的理解。通过经验和努力工作，是的，通过从我们的失败和错误中学习，我们现在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践经验，这些理论和经验可以教导新的女权主义者该怎样做才能创造、维护和保持女性之间的团结。由于大量的年轻的女性对女权主义一无所知，很多人错误地以为性别主义已经不再是个问题，女权主义批判意识，觉悟教育一定要继续。经验丰富的女权主义者不能假设年轻的女性在成长过程中就会懂得女权主义，她们需要指导引领。总的来说，我们社会的女性已经忘掉了姐妹情谊的价值和力量。重新开始的女权主义运动一定要高高举起大旗，重新宣布"姐妹情谊强有力"这个口号。

　　激进女性小组继续我们建设姐妹情谊的努力，致力于女性之间的女权主义政治团结的现实。我们继续搞好不同种族和阶级之间的关系，我们继续推进反对性别主义的思想和实践，继续肯定女性可以不用统治彼此而实行自我实现、自我成功。我们幸运地知道在每天的生活中，姐妹情谊具体而可能。姐妹情谊仍然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