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政治层面

    有些人也许会认为，随着货币购买力和货币需求的变化，即使是一种完美的货币制度也包含着价值的变动。于是，富国会变得越富，它们可以悠然自得地操纵商品成本，而穷国就只能自叹命苦了。尽管《布雷顿森林协议》为此作出了迄今为止最富成效的尝试，但最终的事实却依然证明，任由货币自己去寻找其内在价值是不可能的。在货币问题上，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因此，适用于股票和不动产的自由市场制度，对于货币来说是根本行不通的。此外，在目前的后布雷顿森林货币制度中，还没有发现一种能预防或减轻贸易失衡的方法。因此，无论是贸易顺差还是逆差，都将继续以无法控制的方式发展下去。仅仅是在1980年到2000年的20年间，美国就已经积累了3万多亿美元的经常性账户赤字，这种不正常的变化趋势对全球经济产生了怪异的影响：

    尽管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些逆差已经形成了一种经济沉淀，但是，伴随着已经取代黄金而成为国际储备资产的美元，这些赤字也开始泛滥于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实际上，这些赤字已经变成全球货币供给的新源泉。[30]

    当国际货币供给变得无法无天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命运。要遏制这种无休无止的造币大潮，就必须建立一个严加控制的世界银行体系。如果美国的贸易赤字继续为其他国家造就经济沉淀，就必然会招致我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历过的全球性经济大崩盘。

    要创造一种可控的国际货币单位，首先要通过更为严格的管制，消除各种资源和储备在不同国家之间的不平等分布，从而确保这种货币制度的有效性。20世纪的著名就经济学家路德维希·冯·米塞斯（LudwigvonMises）指出：

    要保证一种货币的交换价值不受货币供求关系的影响……就需要管制机构参与货币价值的确定；而且这种干预必须是持续不断的。[31]

    米塞斯认为，政府干预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在没有任何监督的情况下，我们根本就不能保证一个政府会以坦诚的态度把本国资产公布在世人面前，从而赋予本国货币以公正的价值；相反，他们更有可能会陷入屡试不爽的法定货币陷阱之中。如果不对货币发行数量加以限制的话，人类以及政府的贪婪本性便会一览无遗。米塞斯认为，法定货币制度更有利于创造以片面实现政治目标为己任的货币政策。谈到这个方面，米塞斯说：

    国家至少不应该通过任何方式来干预货币的价值。而一种依赖人为干预、增减贵金属含量的金属货币，却正在成为当代货币制度的理想境界。[32]

    在某种程度上，法定货币制度的建立，不过是出于政府的政治动机，继而成为政府手中的政治工具。因此，我们还要看政府如何利用美联储政策，达到影响和调节经济的目的，比如说：提高利率，减低利率，为某些群体提供税收优惠政策，通过立法减免税款或是提高税负，加紧还是放松贸易限制，增加还是减少关税。但是，这些举措在本质上都是无一例外的政治手段，而根本不是真正的经济策略。当今美国政治的分歧在于，共和党主张以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民主党则以减税有利于高收入纳税人为由而反对减税。无论他们的论点有多么复杂深奥，多么花样百出，它们绝不仅仅是政治工具，它们构成了货币政策和经济政策的一部分。

    这些所谓的政治主张也是我们探究货币历史的切入口。对于政府而言，他们的观点常常植根于这样的思维——权利可以让他去影响商品、服务的价值，乃至货币的交换价值，而这样的思维又必然会造就对历史毫无意义的货币政策。当一个政府把货币政策完全建立在法定货币基础之上的时候，它就已经选择了抛弃历史以及最终决定一切商品价值的市场力量，而事实上，市场的力量是不以政府的意志为转移的。这是历史带给我们的真理，正如杰弗里M赫伯纳尔（JeffreyMHerbener）所说的那样：

    贵金属的使用从来就是市场的选择。即使没有政府的干预，商人也会以金银本位作为货币。[33]

    如果放任货币政策，任其在自由市场上发挥作用，将会发生什么呢？或许政府最终会服从市场的选择，采用黄金本位制，我们已经在历史中不止一次地看到这样的反复：实行金本位，转而实行法定货币，法定货币贬值，然后又回到原来的金本位。赫伯纳尔指出：

    古典黄金本位制的美中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既然政府可以创造和维持这种制度，就同样可以抛弃和毁灭它。随着自由资本主义被国家干预经济的论点所取代，政府为了扩大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控制，消除金本位已经成了必然选择。[34]

    今天，我们的生活依旧依赖于祖先留下的遗产。一方面，历史学家颂扬着“历史的终结”和自由市场的胜利；而另一方面，对于自由市场经济最本质的表现形式——美元，联邦政府却依然顽固地维护着他的“价格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