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有多少29岁的年轻人,能够在入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穿越大半个地球,前往纽约说服保险商们相信自己,让一个在保险业寂寂无名的新手担任自己在中国的总代理呢?能做到这一点的恐怕不多,可史带完成了这个奇迹。
C.J.史密斯是史带1920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长达50年的同事生涯,史密斯后来是这样回忆他们最初在上海开展业务的情形:
史带先生和我经常四处旅行,我们住在当地又脏又破的旅馆里,画这座城市的地图来熟悉地形。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苏州时的情形。到达苏州之后,我给史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开展业务。他告诉我,稍等一下,说不定你可以做到的。于是我在那里坚持了两个星期,最终真的开始承保一些东西了,并且也开始赚钱了。
每次外出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一把手枪,但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到它。
的确,当时经常有外国人遭到绑架,但我们很幸运。我们相互约定,即便被绑架,我们也绝对不会答应绑匪的任何条件。
我们的第一家分公司设在汉口,沿长江逆流而上,大约有600英里……汉口当时被称作“东方芝加哥”。从上海到汉口需要三天半航程,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时既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
史带先生总是在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规划、旅行,不停地开设新的分公司。几年之内,我们在中国一共开设了14家分公司,随后我们又把业务拓展到了香港,后来又到了菲律宾南部,曼谷和西贡。
后来中国人也成立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开始跟我们竞争中国的保险业务。英国保险公司并没有过形成太强的竞争力,因为他们感觉承保中国人的业务风险太大,比如说如果一位商人生意破产,他很可能会在新年之前放火烧掉自己的公司,然后再用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金来清偿债务。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对方是自己纵火,那就不用支付赔偿金。我想我们是第一家开始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奋起捍卫自己利益的保险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以极为难缠闻名,那些骗子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许多年以后,格林伯格在AIG成立了专门调查事故原因的索赔部门。
史带很快跟借钱给自己的中国银行家徐新六成为了好朋友。当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时候,徐新六乘坐的一家商业航班从重庆飞往香港的时候被日本人击落。随后日本人将所有乘客全部用机关枪射杀,只留下了驾驶员一个人。史带显然承诺过徐要照顾好他的孩子,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徐的儿子徐大春,但史带还是送徐大春去哈佛福特(Haverford)大学读书,并在后者到达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前去看望了他。随后史带一直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工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徐大春一直都是史带基金会的主席,直到2000年才退居二线当起了顾问。
此外,在公司成立早期,史带还结识了大批因国内革命而逃离俄罗斯的俄罗斯白人要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可是一个被难民视为天堂的地方。这些俄罗斯人向东逃到海参崴和哈尔滨,随后又逃往北京和上海。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世经验丰富,而且都十分勤奋,进取心强,并且非常需要工作。
在这些难民当中,有一位名叫阿泰米斯·邱考斯基(Artemis Joukowsky)的前任俄罗斯外交家。至于邱考斯基是如何跟史带先生搭上线的,曾经流传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就在1973年我加入AIG之后不久,就听说了一个关于邱考斯基的故事,当时我相信那是绝对正确的版本。据说列宁掌权的时候,邱考斯基还在俄罗斯的外交部门工作。当时的俄罗斯外交官们每个星期只能吃一磅牛肉,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邱考斯基决定离开俄罗斯。他横贯俄国,逃到了上海。多亏遇见了史带先生,他才没有像很多俄罗斯人那样沦落为私家车司机,而是成为一个日后遍布全球的商业帝国的早期合伙人之一。他的妻子也没有像很多俄罗斯女人那样成为中国大亨的情妇(当时很多中国富豪似乎特别喜欢俄罗斯白人女性,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情况非常普遍)。
C.J.史密斯是史带1920年在上海认识的,他们从那时起,就开始了长达50年的同事生涯,史密斯后来是这样回忆他们最初在上海开展业务的情形:
史带先生和我经常四处旅行,我们住在当地又脏又破的旅馆里,画这座城市的地图来熟悉地形。我至今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苏州时的情形。到达苏州之后,我给史带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们不可能在这里开展业务。他告诉我,稍等一下,说不定你可以做到的。于是我在那里坚持了两个星期,最终真的开始承保一些东西了,并且也开始赚钱了。
每次外出的时候,我总会随身携带一把手枪,但却从来没有机会用到它。
的确,当时经常有外国人遭到绑架,但我们很幸运。我们相互约定,即便被绑架,我们也绝对不会答应绑匪的任何条件。
我们的第一家分公司设在汉口,沿长江逆流而上,大约有600英里……汉口当时被称作“东方芝加哥”。从上海到汉口需要三天半航程,船是唯一的交通工具。当时既没有公路,更没有铁路……
史带先生总是在不停地工作,不停地规划、旅行,不停地开设新的分公司。几年之内,我们在中国一共开设了14家分公司,随后我们又把业务拓展到了香港,后来又到了菲律宾南部,曼谷和西贡。
后来中国人也成立了自己的保险公司,开始跟我们竞争中国的保险业务。英国保险公司并没有过形成太强的竞争力,因为他们感觉承保中国人的业务风险太大,比如说如果一位商人生意破产,他很可能会在新年之前放火烧掉自己的公司,然后再用从保险公司获得的赔偿金来清偿债务。但如果我们能够证明对方是自己纵火,那就不用支付赔偿金。我想我们是第一家开始尝试通过这种方式奋起捍卫自己利益的保险公司……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以极为难缠闻名,那些骗子也不敢再来找我们的麻烦了。
许多年以后,格林伯格在AIG成立了专门调查事故原因的索赔部门。
史带很快跟借钱给自己的中国银行家徐新六成为了好朋友。当日本人开始在中国大肆扩张的时候,徐新六乘坐的一家商业航班从重庆飞往香港的时候被日本人击落。随后日本人将所有乘客全部用机关枪射杀,只留下了驾驶员一个人。史带显然承诺过徐要照顾好他的孩子,事实上,他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虽然他从来没有见过徐的儿子徐大春,但史带还是送徐大春去哈佛福特(Haverford)大学读书,并在后者到达美国之后的第一个感恩节前去看望了他。随后史带一直让他在自己的公司里工作,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徐大春一直都是史带基金会的主席,直到2000年才退居二线当起了顾问。
此外,在公司成立早期,史带还结识了大批因国内革命而逃离俄罗斯的俄罗斯白人要知道,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可是一个被难民视为天堂的地方。这些俄罗斯人向东逃到海参崴和哈尔滨,随后又逃往北京和上海。除此之外,他们还有几个共同点: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处世经验丰富,而且都十分勤奋,进取心强,并且非常需要工作。
在这些难民当中,有一位名叫阿泰米斯·邱考斯基(Artemis Joukowsky)的前任俄罗斯外交家。至于邱考斯基是如何跟史带先生搭上线的,曾经流传过几个不同的版本。就在1973年我加入AIG之后不久,就听说了一个关于邱考斯基的故事,当时我相信那是绝对正确的版本。据说列宁掌权的时候,邱考斯基还在俄罗斯的外交部门工作。当时的俄罗斯外交官们每个星期只能吃一磅牛肉,这样的日子过了没多久,邱考斯基决定离开俄罗斯。他横贯俄国,逃到了上海。多亏遇见了史带先生,他才没有像很多俄罗斯人那样沦落为私家车司机,而是成为一个日后遍布全球的商业帝国的早期合伙人之一。他的妻子也没有像很多俄罗斯女人那样成为中国大亨的情妇(当时很多中国富豪似乎特别喜欢俄罗斯白人女性,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情况非常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