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史带前往纽约寻求更多代理权的同一年，也就是1921年，他创建了友邦人寿保险公司，这样他就可以跟其他外国保险公司区别开来，开始向中国人出售人寿保险。为什么史带如此聪明，做出这个后来让公司大获成功，并且最终成为亚洲最大的人寿保险公司的决定的呢？难道就是因为他是美国人，而不是一家在中国市场上处于主导地位的英国保险公司吗？还是因为他看到了这种业务的成长性？显然，答案更可能是后者。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史带贯穿一生的一个性格特点：他总是会在其他人看不到的地方看到新的东西，发现新的机遇。
史带观察到，很多中国人都非常长寿，所以他推测，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的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投保人的寿命越长，保险公司赚的钱也就越多。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史带感觉到未来的市场规模将不可限量。想象一下，他可以为成百上千万人提供保险服务，而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却只是把目光局限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身上。所以史带相信，为中国人提供人寿保险将会成为一个既没有竞争，又不可限量的市场空间，这种商业模式很可能会成为AIG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创建亚洲人寿的过程中，史带使用了一种后来成为AIG在全球拓展业务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标准做法：请当地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史带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中国公民加入了他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在上海面向中国人销售人寿保险，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受欢迎的产品就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许多英国保险公司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保险服务。
这也正是为什么史带后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问题上似乎颇有天赋。是的，他的目的的确是要建立一家公司，但他同时也对自己的中国同事，以及中国人民，抱有一份尊重和关爱。
1924年，他遇到了一位维系终生的朋友和伙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并成功地说服弗里曼加入自己的公司。弗里曼的父亲是一位在上海任职的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弗里曼当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英文和哲学。史带请他担任自己在北京的分公司的主管，但弗里曼表示拒绝。后来史带公司的一位经理请他为公司给一些中国学生提供人寿保险销售培训。按照规定，学员们当中将会有一场团队竞争。正像他在很多年之后，在佛蒙特他的母校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所谈到的那样：
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在公告牌上张贴了一张公告，结果只吸引了三四名学生。我对保险一无所知，但我买了一本关于保险知识的书，并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不错的讲座。
当夏天到来的时候，我让他们去向自己的朋友们兜售保险。大约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回来了，开始向我抱怨，“太难了，根本没有人买，可能你教的方法是错误的。”
“根本不是，”我反驳道，“这是你们所能听到的最好的培训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决定跟你们一起去见客户，看看你们是怎么销售的。”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从来没有销售过这类东西，但当他们带我出去见了客户之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成了我的客户。
那个夏天，弗里曼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当时的销售记录。AIG公司的主管对他们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裁史带亲自为这个团队颁发奖品。团队成员说自己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们的老师——曼斯菲尔德·弗里曼，于是史带亲自拜访了弗里曼，并说服他加入了自己的公司。“我是走后门进入保险行业的，但我之所以一直留在这个行业，主要原因还是史带先生。随着时间的增加，我最初对他的信任逐渐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史带和弗里曼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弗里曼发挥了自己的教学特长，帮助史带在当地招聘和培训保险代理。到了1924年，弗里曼已经开始管理亚洲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了。在将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弗里曼在公司迁到纽约城之前走遍了整个中国，到1960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是C.V.史带公司的副主席了。据说在比尔·扬曼到达公司并成为公司的准继承人之前，弗里曼一度是史带团队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于1992年去世，享年97岁。
弗里曼的儿子，巴克·弗里曼，跟邱考斯基的儿子一样，也加入了AIG公司，并在这家公司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最终做到了仅次于汉克·格林伯格的位置。巴克·弗里曼在中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和日文。他退休后移居佛蒙特，并在那里创建了该州最大的基金会——弗里曼基金会。
亚洲人寿和美亚保险都开创了许多先例。虽然跟今天的保险公司相比，当时的公司所能获取的信息很少，但史带的保险公司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0年之内，史带便将自己的公司开遍了整个中国，香港、印度支那、加尔各答、吉隆坡，以及菲律宾群岛。史带相信，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放手招聘当地的员工，愿意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会把他们提拔到管理层的位置，甚至会请当地人加入公司董事会。直到今天，史带的这些做法仍然是AIG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史带的这个信念又再次成为了AIG传奇的一部分，在公司85年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不断延续。如今AIG仍然在公司的各个阶层，从各级经理直到董事会成员奉行着这些理念。当然，的确有一些国家，尤其是在非洲，AIG会考虑派外国人担任管理职位，但这种情况十分少见。
在公司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招聘过黑人加入管理层。一位已经退休的高级人事执行官告诉我，根据他的经验，保险从来都不是一个适合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业。而且在AIG，管理者们显然也不大会考虑聘请他们加入公司。
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AIG是这个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公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黑人加入公司。直到格林伯格离开之后，许多新董事相继加入董事会，才有一名黑人，乔治·迈尔斯(George L. Miles)，WQED多媒体公司CEO，进入公司董事会，从而创下了公司的一项新记录。2006年4月30日，在AIG赞助的《纽约时报》商业版一张传单当中，AIG CEO 马丁·萨利文(Martin Sullivan)和执行官领导力委员会(Executive Leadership Council)CEO 卡尔·布鲁克斯(Carl Brooks)出现在了同一张照片上。这标志着这家组织已经开始接受多样化的国际趋势。AIG正在迎头赶上。
史带观察到，很多中国人都非常长寿，所以他推测，随着中国人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人的死亡率会进一步下降。从保险公司的角度来看，投保人的寿命越长，保险公司赚的钱也就越多。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史带感觉到未来的市场规模将不可限量。想象一下，他可以为成百上千万人提供保险服务，而许多外国保险公司却只是把目光局限在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外国人身上。所以史带相信，为中国人提供人寿保险将会成为一个既没有竞争，又不可限量的市场空间，这种商业模式很可能会成为AIG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在创建亚洲人寿的过程中，史带使用了一种后来成为AIG在全球拓展业务过程中经常使用的标准做法：请当地人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史带邀请了几位颇有名望的中国公民加入了他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在上海面向中国人销售人寿保险，在这个过程中，他最受欢迎的产品就是一种20年的储蓄保单，许多英国保险公司甚至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为中国人提供这样的保险服务。
这也正是为什么史带后来会在中国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重要原因之一，他在与中国人打交道的问题上似乎颇有天赋。是的，他的目的的确是要建立一家公司，但他同时也对自己的中国同事，以及中国人民，抱有一份尊重和关爱。
1924年，他遇到了一位维系终生的朋友和伙伴——曼斯菲尔德·弗里曼(Mansfield Freeman)，并成功地说服弗里曼加入自己的公司。弗里曼的父亲是一位在上海任职的卫理公会教派的牧师，弗里曼当时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教授英文和哲学。史带请他担任自己在北京的分公司的主管，但弗里曼表示拒绝。后来史带公司的一位经理请他为公司给一些中国学生提供人寿保险销售培训。按照规定，学员们当中将会有一场团队竞争。正像他在很多年之后，在佛蒙特他的母校卫斯理安女子学院(Wesleyan)举行的一次论坛上所谈到的那样：
这可真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我在公告牌上张贴了一张公告，结果只吸引了三四名学生。我对保险一无所知，但我买了一本关于保险知识的书，并就此举行了一系列不错的讲座。
当夏天到来的时候，我让他们去向自己的朋友们兜售保险。大约一个星期过后，他们回来了，开始向我抱怨，“太难了，根本没有人买，可能你教的方法是错误的。”
“根本不是，”我反驳道，“这是你们所能听到的最好的培训了。为了证明这一点，我决定跟你们一起去见客户，看看你们是怎么销售的。”结果我大获全胜，我从来没有销售过这类东西，但当他们带我出去见了客户之后，我见到的第一个人就成了我的客户。
那个夏天，弗里曼和他的团队创造了当时的销售记录。AIG公司的主管对他们的成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总裁史带亲自为这个团队颁发奖品。团队成员说自己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他们的老师——曼斯菲尔德·弗里曼，于是史带亲自拜访了弗里曼，并说服他加入了自己的公司。“我是走后门进入保险行业的，但我之所以一直留在这个行业，主要原因还是史带先生。随着时间的增加，我最初对他的信任逐渐变成了一种发自内心的尊敬和爱戴。”
史带和弗里曼很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弗里曼发挥了自己的教学特长，帮助史带在当地招聘和培训保险代理。到了1924年，弗里曼已经开始管理亚洲人寿保险北京分公司了。在将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弗里曼在公司迁到纽约城之前走遍了整个中国，到1960年退休的时候，他已经是C.V.史带公司的副主席了。据说在比尔·扬曼到达公司并成为公司的准继承人之前，弗里曼一度是史带团队当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于1992年去世，享年97岁。
弗里曼的儿子，巴克·弗里曼，跟邱考斯基的儿子一样，也加入了AIG公司，并在这家公司度过了自己的大半生，最终做到了仅次于汉克·格林伯格的位置。巴克·弗里曼在中国出生，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和日文。他退休后移居佛蒙特，并在那里创建了该州最大的基金会——弗里曼基金会。
亚洲人寿和美亚保险都开创了许多先例。虽然跟今天的保险公司相比，当时的公司所能获取的信息很少，但史带的保险公司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10年之内，史带便将自己的公司开遍了整个中国，香港、印度支那、加尔各答、吉隆坡，以及菲律宾群岛。史带相信，公司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迅速的发展，部分原因就在于他放手招聘当地的员工，愿意对他们进行培训，并且会把他们提拔到管理层的位置，甚至会请当地人加入公司董事会。直到今天，史带的这些做法仍然是AIG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史带的这个信念又再次成为了AIG传奇的一部分，在公司85年的发展历史上一直不断延续。如今AIG仍然在公司的各个阶层，从各级经理直到董事会成员奉行着这些理念。当然，的确有一些国家，尤其是在非洲，AIG会考虑派外国人担任管理职位，但这种情况十分少见。
在公司的历史上，从来没有招聘过黑人加入管理层。一位已经退休的高级人事执行官告诉我，根据他的经验，保险从来都不是一个适合非洲裔美国人的行业。而且在AIG，管理者们显然也不大会考虑聘请他们加入公司。
在我的印象当中，虽然AIG是这个世界上最国际化的公司，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国的人才，但我好像从来没有见到过黑人加入公司。直到格林伯格离开之后，许多新董事相继加入董事会，才有一名黑人，乔治·迈尔斯(George L. Miles)，WQED多媒体公司CEO，进入公司董事会，从而创下了公司的一项新记录。2006年4月30日，在AIG赞助的《纽约时报》商业版一张传单当中，AIG CEO 马丁·萨利文(Martin Sullivan)和执行官领导力委员会(Executive Leadership Council)CEO 卡尔·布鲁克斯(Carl Brooks)出现在了同一张照片上。这标志着这家组织已经开始接受多样化的国际趋势。AIG正在迎头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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