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无疑是西方的文化企业，形成于也致力于明确地把大西洋的紧张状态改造成不断适应美国霸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经验，在全球范围内承载着军事与经济实力，又承载着通俗文化，即好莱坞、摇滚乐、电视，总之除了体育无所不包(体育的全球化形态，即足球和奥林匹克比赛，都起源于欧洲)。

　　有趣的是，文化研究走向辉煌并没有形成于美国霸权得以确立的20世纪30-50年代，反而形成于美国霸权在越南遭遇严重挑战之时。在整个20世纪6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初，欧洲通俗文化把自己的音乐重新输出美国，因而美国在符号超级强权(semiotic superpower)方面开始扭转乾坤。在这个过程中，它把自己的独创由黑色蓝调(black blues)变为白色波普(white pop)，从真诚表现被压迫者的身份变为全球每周最畅销的娱乐，尽管这些都是以工人阶级创造性的疑惧和渴望为中介的，体现在披头士合唱队的约翰·列农之类的明星身上，后来还体现在与"性手枪"有关的朋克运动〔1〕身上。

　　更不寻常的是，乐手开始扮演新一代的知识领袖。"反文化"政治是通过商业音乐和波普文化，而不是通过传统的民主技术(technologies of democracy)和政党机器(party machines)得以传播的，尽管两者以嘈杂的方式发生了碰撞，特别是在标志性的1968年(Gitlin，1993)。就在那一年，随着民权运动日益壮大，马丁·路德·金〔2〕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五月事件"令巴黎烈火熊熊；因为反战激进分子受到警察的攻击，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代表大会转化成了暴力；学生们在墨西哥城被枪杀；大规模反对越战的游行示威使"风骚"的伦敦变得激进(Halloran et al,1970)；在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来了又走了……青年文化从舞蹈转向了示威。

　　"和平与爱"〔3〕的"音乐与毒品"文化，"鲜花力量"〔4〕的嬉皮伦理，以及源于女权主义和民权的"个人政治"(politics of the personal)，全都融入了"新社会运动"之中。"新社会运动"献身于头脑的扩张，献身于女性、有色人种、性取向、第三世界、环境甚至儿童的解放［《红宝教科书》(The Little Red Schoolbook)，Hansen & Jensen, 1971］。一言以蔽之，"新社会运动"献身于文化与身份的解放。这些运动并没有心甘情愿地委身于既定的劳工运动或代议政治，尽管它们也曾与核裁军、反战激进主义有染。相反，它们开始在文化阵地上创办属于自己的媒介和组织形态。这些媒介和组织形态通常也是一些商业企业，包括唱片商标(如披头士的苹果商标)、音乐节(如伍德斯托克音乐节〔5〕)、"地下"新闻社、艺术"事件"，这些都是在节日(文化)而不是在工厂(经济)或论坛(政治)中形成的参与性的民主形态和政治感性。

　　所有这些都是西方的发展，尽管与诸如来自第三世界的弗朗兹·法农和朱利叶斯·尼雷尔〔6〕之类的倡导解放论的思想家一道，自切·格瓦拉至毛泽东的丰富多彩的革命，对西方反文化的激进主义者极具吸引力，但现在的问题是，"婴儿潮"［7］一代的满腔激情是否创造出了比西方环境更持久的知识体系？那些本质上属于西方的运动，那些反抗西方自身社会构成的统治趋势的运动，是否能给这个语境之外的人们提供任何教益？说得更直接些，文化研究这项事业何以应该引起今日中国或年轻人的注意，又如何引起今日中国或年轻人的注意？

　　如果历史还有什么指导意义的话，那么，致力于直接应用西方观念，是不会有多少收获的，即使那些西方观念被视为正面性的观念：

　　声称西方文明是自由主义、立宪主义、人权、平等、自由、法治、民主、自由市场以及其他同样诱人理想的遗产的载体……对于任何熟悉西方在所谓"单一民族国家"时代的亚洲留下的记录的人而言，听起来都是空泛的。在这一长串的目标清单中，你很难发现，有哪个理想没有被那个时代的主要西方强权国家，或部分或全部地拒绝过。它们是在与直接屈从于殖民地统治(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人民，或在与它们千方百计地获取宗主权的政府(中国)打交道时，或部分或全部地拒绝这些理想的。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你还是很难发现，没有哪个理想不是旨在反抗西方强权的民族解放运动所不支持的。不过，在这些领域，在支持这些理想同时，非西方的人民和政府总是把这些理想与来自自身文明的理想结合起来。在自身的文明之内，他们不需要从西方那里学习什么。(Arrighi et al，1996)换言之，如果把源于西方的知识运动视作征服当地土著的手段，令其输入全球南方〔8〕或东方，那么，即使那些知识运动被视为解放主义的，它们也只是进行殖民的权力诡计。只有在被当成双方均有发言权的对话的手段来宣传时，它们才有价值可言。因此，把源于西方的文化研究直接"应用"于中国不会产生什么效果，还可能损害双方的交流。相反，现在要做的是理解：就这个争端而言，与从自身语境的内部，竭尽全力地研究新形势具有的特性结合起来看，什么才是迫在眉睫的？这的确也是《文化研究简史》试图回答的问题。

　　就中国这一个案而论，这意味着既要避免走上"超英赶美"(盲目借用)的极端，又要避免走上"鸵鸟政策"的极端，即避免例外主义的托辞，如同在"于是乎……具有中国特色"这个常用短语中展示出来的那样(此举把命名事物的秩序颠倒了)。与其他西方观念一样，与文化研究相关的那些观念，还有对它致力于分析的问题而言非常重要的那些观念，近年来已经具备了全球性的蕴含。不过，中国复杂的历史、文化和特定环境，必定会重置这个"问题情境"。简言之，文化研究并非狗皮膏药，无法放诸四海而皆准。

　　那么，文化研究迫在眉睫的问题是什么？中国人及其他读者、研究者将如何把文化研究的洞视应用于自身的前瞻战略？是否可以把文化研究的洞视从它原初语境中"抽离"出来，并依旧行之有效？或者说，它是否不再流行，不再是解释框架，而是需要解释的时代征兆？其实，如此事关文化研究自身解释力的反思性问题，是文化研究更加持久的特征之一，是它最为重要的动作之一。这里出现了一个知识探求模式，它主张进行所谓的"危急性"(依赖于特定语境)的分析，而不是"科学"的普遍主义；在这里，"问题情境"或"棘手问题"需要它自身的"概念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