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脱胎于理解社会变革的一种努力。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知识上的努力，旨在表明，如何激发某些领域的社会变革，同时抑制某些领域的社会变革。

　　在我长大成人的时期和国家，即20世纪50年代的英国，在某些左翼人士看来，情形似乎是这样的：在那个开启了工业革命的地方，在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中盛行几十年的激进主义(在经济领域中是工会和劳工运动，在政治领域中是工党)，并未能够推动支持工人阶级或进步利益的决定性的社会变革("革命")。

　　而且，左翼还为1956年在苏伊士和匈牙利发生的事件所伤害。那时候，国际主义幌子下的西方社会民主政治和苏联社会主义，都被剥去了伪装，对当地人显现为军国主义暴力，而毫无解放主义的希望。马克思主义这个用来解释社会变革的备受宠爱的"概念框架"，也做了让步。其间，继二战的后方平等主义(homefront egalitarianism)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statesocialistic nationalisation)的短暂时期(即1945-1951年间)之后，英国工人阶级连续几届投票赞成保守党政府。这些政府推动了消费繁荣，改善了住房与就业状况，还开始了去殖民化运动。某些左翼人士不免要问，如果普通人的利益与工人运动的利益"在客观上"是一致的，那么，为什么普通人会觉得，聆听流行音乐(次文化)比投票给工党更为重要？

　　国内"冷漠"，国外"残暴"。既然如此，到处寻找进步性社会变革的新资源，就不足为奇了。文化研究一直是对这一僵局的扩展性回应。这种回应既是消极的，也是积极的。从消极的层面上看，那些转向文化的人想知道，文化因素是否要为阻止早被预言为不可避免的历史变革承担罪责？那些历史变革是受经济决定物和政治决定物驱使的。是否需要更好地理解有关文化的某些事物，特别是有关意识形态运作的某些事物？从积极的层面上讲，显而易见，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音乐、表演、电影、写作和其他艺术中，处于萌芽状态的青年文化、次文化、另类文化和反文化开始通过文化刺激社会变革。在使信息通俗化或动员行动社群(community of action)方面，这似乎比传统政党和车间鼓动家(两项累加)的所作所为，还要卓有成效得多。许多左翼人士深受由这些发展提供的可能性所吸引，尽管通俗文化是在商业环境中羽翼丰满的。在这里，商业企业似乎更具扩张性和交流性，能把"我们"这个社群连接起来。它并不符合剥削性和操纵性的"他们"(exploitative and manipulative "they")这一陈词滥调，而左翼思想在传统上总是把公司的价值系于这一陈词滥调。

　　时至今日，这些东西都在文化研究上留下了烙印。这个危局(conjuncture)遗留的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化、个人身份和价值探寻(这里的价值与消费、闲暇和娱乐密切相关)与社会变革有何关系？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文化(还有经济和政治)涉及社会变革，是否可以把它解释为既是退步的(由媒介和公司利益玩弄的意识形态操纵)，又是进步的(自我实现；普通人的解放)？第三个问题是：如何才能把这种必然用于解释既定情境的知识工具理解为研究对象的一部分？或者换言之，如何才能根据社会变革自身的能动者来理解社会变革？这些问题都能完好地植入中国和当代语境之中。

　　此外，有人曾经预言，中国将成为"中心"，围绕该"中心"，下一个"漫长的世纪"将迈入最终确立的新秩序。如果这个预言真能变为现实，那么，文化研究的分析方案会给社会变革的当代研究提供某种新东西。文化研究对经济增长/优势、政治领导/民主化和文化经验/身份之间的"战略"关系的长期关注，还是颇有价值的。因为文化研究是思考下列问题的好地方：人们是如何体验对权力转移的回应的？全球体系(global system)是如何强化或妨碍个人动能(individual agency)的？创造性价值(creative values)是如何形成并与经济价值发生冲突的？自我表演(performance of the self)如何可能推进或抑制政治变革？随着自己的经济体系走向成熟，在(以供应为导向的)低成本制造业基地的基础上，中国正在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消费和服务市场，而(以供应为导向的)低成本制造业基地是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十年确立的。

　　为了维持经济增长，对于成熟老练、精力旺盛、颇具创造性的能动者(agents)--包括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需求，正在日益增长。这不可避免地冲击政治格局。增长和发展需要个人动能(individual agency)；与此同时，这套体系的动力机制需要自发的秩序(市场)，而不是中央控制(政令)；无数个人能够在包括市场、娱乐、社会网络以及更加传统的政治形态在内的环境中实现自我。文化研究是在这个领域中出现的新思想的帮手。理解社会变革，这一迫切需求首先激活了文化研究的生命，因为此时，现存的知识范式，包括科学的知识范式和政治的知识范式，均处于危机之中，而且变革的驱动器似乎已经由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理解文化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的作用，这一需求依然处于全球化的世界之中，而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经济力量和政治力量正在从西方转向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