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汗牛充栋的英国匪警类题材电视剧中，《雷子》(The Bill)有段对话。一个警察站在警署外，琢磨着自己可能的未来。我忘了他为什么这样做，或许是因为他是个调皮的孩子吧。

　　有人彬彬有礼地问他，下一步他打算怎么办。他沉思片刻方做回答，规划了一个他能想象出来的最为荒诞不经的场景。很显然，编剧想来点绝不可能的事情，好让观众明白，这人除了当警察，看不到任何未来。于是，他一脸麻木地说："不知道，或许去上大学，读个文化研究的学位。"顿时哄堂大笑。

　　文化研究已经达到了法定年龄。它获得了足够广泛的大众的认可，终于可以成为媒介的笑柄和每日新闻攻击的靶子了。但是，把它妖魔化，使它成为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和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最新的继承者，这表明，它已经触及国民脆弱的神经。作为学术性的、知识性的和激进性的研究、分析和批评，文化研究并非你在看《雷子》时通常期待突然出现的东西。

　　什么才算文化研究？它是批评实践还是制度机器(institutional apparatus)？即使在知识分子共同体和学术机构内，也鲜有共识。相反，这个领域已被下列根本性的意见不一所撕裂：文化研究何用之有？谁人从中渔利？哪些理论、方法和对象为它专有？如何设置它的边界？

　　有人抨击文化研究，是因为据他们说，文化研究已经不再相信现实，也放弃了对真理的担当。但也有人担忧，文化研究与当代现实的联系太直接了。他们认为，作为为通俗品味大唱赞歌的领域，它与公司资本主义的扩张主义(corporate capitalist expansionism)过于亲密，无法与之保持批判性的距离。其实文化研究在众多问题上受到多方责难：

　　 有人认为它政治化过度，但也有人认为它政治化不足。

　　 有人认为，它没有方法，没有研究对象，没有学科。但也有人认为，它在学术上过于制度化了。

　　 有人认为，它应归入声望很低的教学性学院(teaching colleges)，不能归入高端研究性大学(research universities)。但也有人认为，只有那些对既定学科内的知识政治(politics of knowledge)了如指掌的研究者，才能从事文化研究。

　　 有人认为，它旨在强化在校大学生的意识。也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名称，用来指称身处半打不同领域中的资深作者们最近焕发出来的狂热激情。

　　 有人认为，它过度英国化了。也有人认为，它过度美国化了。

　　 有人认为，它是学术有余，行动不足。也有人认为，它是行动有余，学术不足。

　　  有人认为，它在应该吹毛求疵时，却大加赞誉。也有人认为，它在应该为外部客户进行政策研究时，却到处吹毛求疵。

　　在诸如此类的论争中，至为关键的问题是：在社会上，以及在确立公共政策时，智力劳动的力量何在？也就是说，思想材料、分析材料和批评材料能够改变世界吗？如果不能改变世界，何以有人(比如那个退休侦探)要为此忧心忡忡？知识力量是否应该应用于庸常的行动、闲暇的寻求、娱乐和游戏、日常生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深一层次的问题随之而来：以某个无甚价值、本身也需要探究的研究对象，来建立一个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领域，这样的政治(politics)是相当可疑的。此外还有关于现实的本质的问题，它继续困扰哲学家和科学家，甚至在日常生活的基础上，非常明显地走到了那个直率的英国伙计、严肃的伦敦侦探面前。这个问题是如此的明显，我们要记住，在这里，不现实的正是那个侦探。

　　文化研究给当今的知识问题、文化问题和哲学问题提供确切的答案。但事实证明，它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论争和对话领域。来自不同学术背景、政治派系和哲学言说立场(philosophical speaking positions)的人们，一直致力于以下列方式面对这些问题：以这种方式，世界上的实用策略和行动方式，无论是学术界的还是现实世界的，都可以临时提供和实施，都可以彻底地理论化和彻底地思考。

　　因为身处十字路口，或者说，因为本是一家杂货铺子，来自四面八方的诸种观念在此进行交易，所以，一直以来，文化研究既是对差异进行的五颜六色的融合，又是雄心勃勃的知识企业，致力于彻底地重新思考被奉为圭臬的真理，重整世世代代沿袭下来的解释框架。立足于差异、论争和异议，要确立一种新意识。

　　文化研究本身是下列事实的征兆，当然它也有此野心，去成为下列事实的征兆：以一脉相承的真理强制大家达成共识，这种在此之前经久不衰的能力，已经引起广泛的怀疑和幻灭。在二战之后的岁月里，现时代之为现时代的出色承诺--进步、科学、真理、理性、充裕、舒适、安全--似乎确已遍体鳞伤，甚至支离破碎。大屠杀、冷战、相互确保摧毁(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警察国家、斯大林主义、越南……没有一项是纯洁的，没有什么是平淡朴实的，恐惧和欲望侵蚀着理性与真理，进步派生出自己的恐怖分子。文化研究成了下列迫切而强烈的需求的征兆：严肃、持久地思考这些问题，思考这些问题与空前的个人自由、富足(至少发达国家如此)、新的教育机会和文化表述的关系，思考如何扩展青年人、女性、同性恋、有色人种以及其他社会团体、社会身份的经验领域。

　　如何指导新一代学生在伦理上介入他们自己的文化，同时又不依赖于民族主义、种族至上、父权制或帝国主义之类的臭名昭著的主宰叙事(master narratives)？学生本身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新生现象，这个事实使上述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接受高等教育一直是极少数人的追求。那时的学生准备在法律、军事、教会、医院之类专门职业中寻求晋身之阶，或者在应用科学、商务、管理和政府行政之类的工业背景上寻求立命之所。知识的增长应该惠及穷人、女性，惠及每个人，这种观念当时颇为新颖和吓人。

　　教育、知识、观念、批评均被视为稀缺性的，你无法与多人共享，因为"多意味着糟"。这就是所谓的"如果人人都是硕士，等于谁都不是"学派。这个学派要对教育、文化和权力进行定量分配。文化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下列行为的征兆：反对"如果人人都是硕士，等于谁都不是"的看法，使高等教育以及文化领域民主化。

　　文化研究自诞生之日起就对知识、观念和文化兴趣盎然。知识、观念和文化即福科后来所谓的"丰富的可能域"(plenitude of the possible)的一部分(Foucault, 1984：267)。文化、知识、理论、观念以及福科后来提出的权力，绝对不是稀缺的，而是丰裕的(plentiful)。文化研究这一工程的一部分，就是不仅要研究、实施传统的美学，不仅要追逐官位，还要研究、实施尽可能多的文化方面的事务，研究、实施所有方面的事务，即雷蒙德·威廉斯所谓的"完整的生活方式"。文化研究是丰裕哲学、包容哲学的创新哲学。

　　20世纪60年代前后就这样，有点"鲜花力量"式的自欺。它觉得自己释放了善意，意在使他人获得自由；它觉得自我的心智扩张和强烈体验，属于政治解放；它觉得音乐、性、生活方式、欲望和消费比政治、战争、职业和国内生产总值(GDP)更重要。

　　这种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然也扩展到了文化那里。丰裕哲学拒绝下列观念：文化应该局限于自稀缺哲学那里代代沿袭的范围。稀缺哲学把文化简化为零和游戏。根据零和游戏的规则，某些人有所得，必使某些人有所失。现代主义就是这样的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关注权力和历史的现代主义哲学家影响甚巨，他们二位宣称，富人花天酒地、纸醉金迷，必定导致穷人出卖肉体和一贫如洗。但是，如果情形并非如此呢？如果文化绝非什么稀缺资源，而是充裕和丰富的，遍布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又该怎么说呢？有鉴于此，文化研究开始在一直无人问津之处寻找文化。在这种时间的语境内，这意味要在所有人那里而非只在富人那里寻找文化的踪迹。如此一来，工人阶级文化、女性文化、青年文化、同性恋文化、后殖民文化、第三世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文化，全被迅速地发现和描述。

　　但没有既定的方法或学科，没有汗牛充栋的著作，没有先例或产地，可用于稀缺哲学只会弃之如敝屣的文化的研究。产业工人、女性、青年人、第三世界和殖民地人民被弃之如敝屣，似乎必然会导致下列结论：这些人毫无文化可言，因为他们无权无势。这显然是胡说八道。文化是无所不在的，从萨摩亚群岛〔1〕到圣费尔南多谷地〔2〕，甚至直至《雷子》虚构出来的伦敦南部的太阳山(Sun Hill)，都有文化存在。

　　作为丰裕哲学，文化研究同样努力面对自己的拥趸。它可不想使自己只处理观念和现象。它还要严肃对待它一直讲授和谈论的那些文化，在谈论它们时，把它们视为包容和更新工程的一部分。从左至右跨越整个差异谱系的人们，越来越多地进入教室，修读"文化研究101"这门课程。同时他们也纳闷(他们纳闷也是某些人的期盼)，接下来怎么办？过去如此，现在又如何了呢？

　　手头仅有的工具，均属于人类学、文学批评、政治经济学等其他现有学科。这些学科均立足于稀缺哲学。它们竭尽全力地研究其他人、杰出文学、强势经济学。它们并不倾心于包容性，也不关心研究这些学科之人的解放或授权问题，还不把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当成自己的研究方法的一部分。但是文化研究却承载着这样的欲念，它要成为社会变革和政治变革的能动者，要使自己的学生-读者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使他们以对下列问题的反思式理解武装自己：他们的文化是如何与别人，与现存的权力、特权的配置密切相连的？作为丰裕哲学，文化研究给学院带来了新观念：你不必在高级文化与低级文化之间徘徊，甚至不必在富人与穷人之间踌躇，一定要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相反，你要仔细研究，是什么连接、驱动、制造这些差异的？"多"意味着不"糟"。正如那条标语所言，"多"意味着存在某种既简单又难以分析的东西。多意味着……多。

　　一旦采取了这样的研究路线，主要作为教师与学生、作者与读者的对话，它似乎开始同时具备了内含(implications)与外用(applications)两项内容。

　　对于文学想象和艺术想象而言，内含在于，丰裕哲学瞬间淹没了文学、歌剧、音乐、艺术等伟大的经典之作。丰裕哲学揭开了这个政权的老底，它告诉我们，它是一种限制性的实践，旨在保持其稀缺性，进而保持它们在市场上的价值(价格)。市场上出售的不止是绘画之类的作品，而且还有名誉、符号权力与表征性(文化资本)。当然，这种内含在文化研究的集体无意识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一位资深从业者怒不可遏地表示抗议：

　　正如我的一位加勒比黑人学生在谈及现代艺术席卷大地时所言，"学校里没人教我们这个。为什么把我们排除在外"……一味地强调大众文化是与大众有关的唯一形式，意味着……广大受众无力理解高级艺术。(Wilson, 2001：11)

　　伊丽莎白·威尔逊(Elizabeth Wilson)如此责骂文化研究，当然是对的。把大众限制在大众文化之内，并非慷慨的包容行为，反而往往使得"要以善意姿态根除的种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万古长青。文化研究需要始终信奉丰裕哲学。百姓既要在知识中确证自己的身份、主体性和文化，也需要学习他们不知道的东西。因而，对于文学艺术的想象而言，内含在于，关注差异是如何扩大的，而不是关注如何征服过时的文化形态。

　　对于政治经济学这个领域而言，文化研究的外用在于，它要求在关注生产、利润和权力的同时，关注消费和用途。把消费者引入对话，包括把以学生与读者为形式的消费者引入对话，这本身就是既定实践的最新扩展。但是，严肃地对待消费者这种能动力量和这种文化，最终会对生产方式产生深刻的影响。在稀缺经济学中，消费者与生产者的关系是对抗性关系，消费者就是有些非人化的大众市场，他们的行为必将受到攻势凌厉、好勇斗狠的公司的操控和修正，并最终被它们剥夺权力。但在充裕经济学中，消费者是伙伴和用户，有时还是供应者和竞争者。他们对新产品和新趋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他们是生产发展的动力与能量，而不是生产发展的被动牺牲品。他们的文化与趣味将决定新产品的优劣成败。

　　这种哲学试图探索"丰富的可能域"，它在实践中的境遇如何，是本书关注的主题。某些人的著作、想法和观点拟在此讨论，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会被自动当成文化研究的倡导者或拥护者，他们有可能是反对者。在这个充满活力又聚讼纷纭的、带有后学科的〔3〕扩展、交叉趋势的领域，诸多声音对这项事业做出了贡献，而且某些声音显然是从相邻领域中窃取而来的。